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成书于东汉末年的辞书《释名》是一部专门解释词义、探寻事物得名由来的词源学专著。关于“海”,《释名》中的释义如下:“海,晦也,主承秽浊,其水黑如晦也。”可见在古代,“海”和“晦”是通假字的关系。“晦”的本义是指农历每月最后一天的夜晚,引伸为昏暗。由于海水深黑昏暗“无所睹”,所以海又可称为“晦”。
其实,早在先秦时就有用月亮亏阙来比喻海的先例,比如《庄子·逍遥游》中就有“南冥”“北冥”和“冥海”等说法。“冥”,指的是月亮开始亏阙,与“晦”一样,也有昏暗的意思。这在《说文解字》中可以得到例证:“冥,幽也。日数十,十六日而月始亏,幽也。”
概言之,从词源上来看,古人是通过月亮亏阙、光华渐失、天色晦暗等自然现象来表达“海之言昏晦无所睹也”的意象,“冥海”“沧溟”等别称均反映出古人对海洋的这种认知特点:茫无际涯,危机四伏。因此,中国人把大苦难、大凶险等负面的情感体验与海联系起来,如“苦海无边”等。
为什么早期中国人看“海”为“晦”、为“冥(溟)”呢?这与中国人面对海的自然地理形态有很大关系。中国的地理结构是“内陆外海”型,大陆呈现出比较规则的椭圆状,海洋未能深入陆地腹里,除纵深程度较浅的渤海外,基本没有内海切割,形成了十分辽阔的远离海洋的腹地区域。
同时,中国的四大海域中,除渤海是内海外,黄海、东海、南海都是与大洋直接相通的波涌天际的边缘海,一旦乘船离开陆地,人们很容易产生那种投身于无边浩海的陌生和恐惧感。
而且,中国内陆有辽阔的平原、发育良好的大河流域、足够的降水量与适宜农作物生长的气温,这样的地理环境拥有发展农业的先天条件。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古代社会,中国先民依赖陆地比依赖海洋容易得多,农业成为最直接创造财富的产业和积累财富的最重要手段。
从史前时代起,陆地与陆地上产生的农业就是中国先民的基本生活基础。因此,从炎、黄、尧、舜经夏、商、周到春秋战国,中华民族陆主海从与重农轻商的观念基本成形,其背后的原因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地缘特征息息相关,正如英国近代科学技术史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指出的那样:“地理因素不仅是背景……它是造成中国和欧洲文化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所涉及的一切事物的重要因素。”
总之,站在陆地上看海,或者说以陆地思维来认识和利用海洋,是古代中国人海洋观念一个最基本的特征。
此外,秦汉以来,生产力不断发展进步,中国人对海洋的了解逐渐加深,造船与航海技术不断进步,包括海洋渔业、滩涂采集、养殖、制盐、海上交通、海上贸易等在内的海洋经济活动持续发展和扩大。
以海上交通和海洋贸易为例。汉代时,随着海洋活动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条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交通要道,航线大致是从今天的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出发,沿着今北部湾、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岸边航行,经孟加拉湾,抵达印度东南海岸和斯里兰卡。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了唐朝,已形成了一条以广州为起点,可达非洲东岸的远洋航线。宋代时,造船和航海技术更是明显提高,指南针也广泛应用,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大加强,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然而,历代王朝主要是把海外贸易当作获得奇珍异宝的途径。在許多人的观念里,海外贸易与国计民生并无重要关系,通过海外贸易来刺激生产发展,进而达到富国强兵的意识,也一直没有形成。
因此,我们说古代中国人的海洋观念体现出农业民族的特点的含义,主要是指秦统一后,秦的政治制度与生活方式推行到全中国的范围,并且在接下来的两千年中延续不变,以农为本、重农抑商成为历代的国策。
在古代君主、官僚阶层和士人的意识里,海洋经济活动基本上是陆上农业生产的补充,对海洋的认知始终未离开“民以食为天”的理念,比如后世把沿海地区民众赖以为生的各种涉海经济比喻为“以海为田”“以海为禾”等,体现的仍然是农业民族特有的海洋观,也是中国千百年来农业文化强势话语权的表现。
其实,早在先秦时就有用月亮亏阙来比喻海的先例,比如《庄子·逍遥游》中就有“南冥”“北冥”和“冥海”等说法。“冥”,指的是月亮开始亏阙,与“晦”一样,也有昏暗的意思。这在《说文解字》中可以得到例证:“冥,幽也。日数十,十六日而月始亏,幽也。”
概言之,从词源上来看,古人是通过月亮亏阙、光华渐失、天色晦暗等自然现象来表达“海之言昏晦无所睹也”的意象,“冥海”“沧溟”等别称均反映出古人对海洋的这种认知特点:茫无际涯,危机四伏。因此,中国人把大苦难、大凶险等负面的情感体验与海联系起来,如“苦海无边”等。
为什么早期中国人看“海”为“晦”、为“冥(溟)”呢?这与中国人面对海的自然地理形态有很大关系。中国的地理结构是“内陆外海”型,大陆呈现出比较规则的椭圆状,海洋未能深入陆地腹里,除纵深程度较浅的渤海外,基本没有内海切割,形成了十分辽阔的远离海洋的腹地区域。
同时,中国的四大海域中,除渤海是内海外,黄海、东海、南海都是与大洋直接相通的波涌天际的边缘海,一旦乘船离开陆地,人们很容易产生那种投身于无边浩海的陌生和恐惧感。
而且,中国内陆有辽阔的平原、发育良好的大河流域、足够的降水量与适宜农作物生长的气温,这样的地理环境拥有发展农业的先天条件。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古代社会,中国先民依赖陆地比依赖海洋容易得多,农业成为最直接创造财富的产业和积累财富的最重要手段。
从史前时代起,陆地与陆地上产生的农业就是中国先民的基本生活基础。因此,从炎、黄、尧、舜经夏、商、周到春秋战国,中华民族陆主海从与重农轻商的观念基本成形,其背后的原因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地缘特征息息相关,正如英国近代科学技术史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指出的那样:“地理因素不仅是背景……它是造成中国和欧洲文化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所涉及的一切事物的重要因素。”
总之,站在陆地上看海,或者说以陆地思维来认识和利用海洋,是古代中国人海洋观念一个最基本的特征。
此外,秦汉以来,生产力不断发展进步,中国人对海洋的了解逐渐加深,造船与航海技术不断进步,包括海洋渔业、滩涂采集、养殖、制盐、海上交通、海上贸易等在内的海洋经济活动持续发展和扩大。
以海上交通和海洋贸易为例。汉代时,随着海洋活动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条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交通要道,航线大致是从今天的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出发,沿着今北部湾、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岸边航行,经孟加拉湾,抵达印度东南海岸和斯里兰卡。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了唐朝,已形成了一条以广州为起点,可达非洲东岸的远洋航线。宋代时,造船和航海技术更是明显提高,指南针也广泛应用,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大加强,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然而,历代王朝主要是把海外贸易当作获得奇珍异宝的途径。在許多人的观念里,海外贸易与国计民生并无重要关系,通过海外贸易来刺激生产发展,进而达到富国强兵的意识,也一直没有形成。
因此,我们说古代中国人的海洋观念体现出农业民族的特点的含义,主要是指秦统一后,秦的政治制度与生活方式推行到全中国的范围,并且在接下来的两千年中延续不变,以农为本、重农抑商成为历代的国策。
在古代君主、官僚阶层和士人的意识里,海洋经济活动基本上是陆上农业生产的补充,对海洋的认知始终未离开“民以食为天”的理念,比如后世把沿海地区民众赖以为生的各种涉海经济比喻为“以海为田”“以海为禾”等,体现的仍然是农业民族特有的海洋观,也是中国千百年来农业文化强势话语权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