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同治年间(1862-1874年)所铸同治钱有两种:一为“通宝”(仅小平),一为“重宝”(见有当四、当五、当十)。在旧泉谱中素有“同治通宝无大钱”之说,这是除了小平大样(直径28毫米,直径30毫米)和小平特大样(直径32毫米)之外而言。后来个别又发现有宝河(南)局五年所铸异范“同治通宝”大钱,直径达36毫米,为当十型大钱,属特例。此后,就再也未见有超过此尺寸的大钱面世。
　　笔者持有一枚宝陕局“同治通宝”大钱,直径为53毫米,廓厚4.3毫米,穿径11毫米,重52克,宽缘,生坑,红铜材质,顺读,钱文接廓,笔划深峻犀利,铸工精整,穿内无流铜,钱体锈迹斑驳,几乎覆盖了钱文表面。为便于鉴识,笔者未对其进行清锈处理,几乎是“原生态”(见图)。纵观之,该品不似由后人仿铸,过去所见其他仿品多为图谱所载之珍品或稀有之品,但此品过去新旧图谱均未见载。钱体表面生坑之锈,过去也见有伪造者用酸浸蚀之后,在钱体表面产生一层浮锈,或在酸性物质中较长时间浸蚀,致使数枚钱币粘连在一起形成坨状,敲开后火性味十足,冒充生坑在市面上兜售。还有的钱体表面锈迹呈胶粒状,难以用食醋浸掉,具有很大的迷惑性。这些伪锈都是造假者的产物,稍有经验的人一看便知,仔细观察都会露出破绽。而此钱锈迹似长期浸在潮湿环境条件下,经年贮埋所致,锈层源于自身,同治至今虽近百年,但锈层浸蚀程度仍未达到透骨程度。
　　以前人们所见“同治通宝”小平钱,如在华光普先生所著的《中国古钱大集》(丁)一书中所载,“通”字多为方头双点“通”,而笔者这里所示大钱为“”字头单点“通”,或有称“三角通”。其钱径也比前述宝河局所铸当十型通宝钱大,看来并非为流通钱币。它与笔者所见另一品宝陕局在咸丰年间所铸“太平重宝·宝陕钱局”大钱几近一致,直径也是53毫米,铜、铁参见。此品图拓在李金先生所著《中国古钱目录》(中国文物出版社出版 2006年)一书第335页有录,并注明为“宝陕局所铸开炉大钱”。因此,笔者认为,这枚宝陕局“同治通宝”直径为53毫米的大钱,也属开炉性质大钱,非为流通币,也不属镇库钱。
　　清同治年间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艰难的一段时期,太平天国运动弄得中国天翻地覆,彻底动摇了大清王朝的统治根基。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侵华鸦片战争,不仅割让了大片中国领土,还担负了大笔战争赔款,就连沙俄也趁火打劫,强占了中国北方大片土地,多达四十四万平方公里。慈禧太后在咸丰帝刚刚驾崩之后尚未殓葬,就迫不及待地依靠洋人势力乘机搞了“祺祥政变”(也称“北京政变”),屠杀了一大批朝廷要臣,篡夺了大清政权。此时的中国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国力空虚,物价腾贵,货币大肆贬值,唯铸制大钱,发行钞票可缓解燃眉之急。但此时铜材昂贵,又很匮乏,铸钱已无利可图,所以,不少钱局处于停铸或半停铸状态,致使同治钱总的说来传世较少。且所铸钱多较粗疏,币材杂呈,形制大小混乱,钱体轻重不一,因币值骤减,民间私铸泛滥成灾。据《古钱钞文存》(赵忠格著,台海出版社1998年出版,一书所载:“同治初,铸钱所资惟商铜、发铜、当十钱减从三钱二分。”所以今日所见同治钱或较粗疏之钱,有的是私铸,有的可能就是官铸。
　　过去不少钱书因作者掌握的实物资料不足,往往误认为有些钱局没有铸钱,如有的就说在同治年间,宝武、宝陕、宝晋、宝济四个钱局“未见铸钱传世”。而实则不然,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现已发现同治年间二十七个钱局(宝泉、源、直苏、淅、南、武、福、昌、川、黔、晋、陕、广、桂、巩、台、济、云、东、州、伊、河、新、阿克苏、叶尔羌、库车)都有“同治通宝”钱传世,有的且有几种版别,还有连钱、含背钱、宫钱、银质钱等等。不过据今发现,宝陕钱局铸钱量确实不多,在华光普先生的《中国古钱大集》中仅见收录有一枚宝陕局“同治通宝”小平钱,这是受铜材限制所致,在清代唐与昆所著《制钱通考》一书第146页有载:“陕西不出铜,而是买云南宝厂低铜,或从江苏官商办运洋铜,宝陕局共设二十炉铸钱,严重开工不足。”所以若今日能发现一枚宝陕钱局小平或大钱是一件难得之事。至于同治年间是否就是这二十七个钱局还可值得探讨,按《钱币漫话》(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一书中泉家赵玲珠在《清代钱币的满文钱局》(第227页)所言,“清二百六十多年间(1645-1911年)所用满文表示的钱局有五十几个。”包括同治年间所发现的铸钱钱局在内,今后还会不会有新的发现,还有待实物证实。但它至今提示了我们,除新旧图谱所载之外,如有新品,在我们还没有弄清之前,且不可轻易否定,要仔细辨认才是。但也要注意提防某些伪品、臆造之品鱼目混珠,因为据笔者所见,伪品充斥于市,在钱币市场大把大把呈现在你面前,他(她)们还往往口中念念有词地说,这些都是老东西,其实,可能一件真品也没有。笔者曾有一枚宝泉局“同治重宝”背“当千”大钱,是绝对的臆造品,以做旧的方法出售,在考验你的眼力。(责编:丁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