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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07年，鲁迅以《摩罗诗力说》在中国文坛树起“摩罗诗人”的大旗，希望青年们以摩罗诗人为精神参照，从其诗歌创作中攫取“摩罗诗力”以捣平和之假象，撄华夏之民心，从而挽救传统文化之衰落，疗救国民精神之卑劣。除了以理论的形式宣扬“摩罗诗魂”，鲁迅在小说创作上还渗透进了摩罗诗魂，使其作品饱含诗性的情感内核。
[关键词]摩罗；诗力；诗魂；反抗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4）06-0117-03
1906年，通过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深刻洞察与分析，留学东京的鲁迅选择弃医从文，企图通过文艺改造国民思想，使其国民精神不再受奴役。1907年，鲁迅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情怀和革命豪情发出其“雄杰伟美”之声——作《摩罗诗力说》这一揭露批判封建意识形态的战斗檄文，同时这也是我国近代最早的比较文学论文之一。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极力推崇“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1]（P159）的摩罗诗力，认为他们的诗歌充满了“抗伪俗弊习”、兴家国民族的力量，鲁迅不单向国内输入浪漫主义以期在中国唤起一批具有反抗性和战斗力的“摩罗诗人”，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地将摩罗诗魂融入其小说的创作当中。
一、摩罗诗人
“摩罗”是梵文Mara的英译，通作“魔罗”，是佛教传说中的“魔鬼”，“欧人谓之撒旦”。1821年，消极浪漫派“桂冠”诗人罗伯特·骚赛在其长诗《审判的幻景》的序言将拜伦视为“诗歌中的恶魔派”，攻击拜伦败坏国家的政治与道德两方面的基础，“摩罗诗派”或称“恶魔诗派”由此得名。就“摩罗诗派”的宗主拜伦而言，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用了两节的篇幅对其进行专门介绍，在论述其他诗人时，也会穿插拜伦对他们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拜伦是海盗家族的后裔，或许是从祖先那里承袭了较多的反叛因子，拜伦笔下的人物总是特立独行、极具反抗性的：“被人天之楚毒，至于刻骨，乃咸希破坏，以复仇雠”的康拉德，“褒贬赏罚，亦悉在己，神天魔龙，无以相凌”的曼弗雷特[1]（P69-72）……这些从文本中站立起来的英雄正是现实世界中的拜伦在精神领域分身化的延展，他们的内心都掩埋着一股撒旦的力量，“上则以力抗天帝，下则以力制众生”[1]（P71）。
拜伦崇自尊、尚自由、高傲卓绝的性情使其创作“不为妇孺庸俗”，而且“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1]（P66）一字一词皆现拜伦精魂，“其力如巨涛，直薄旧社会之柱石。余波流衍，入俄则起诗人普士庚，至波兰则作报复诗人密克威支，入匈加利则觉爱国诗人裴彖飞；其他宗徒，不胜具道”，至于意大利、希腊二国，“西班牙德意志诸邦，亦悉蒙其影响。次复于斯拉夫族而新其精神，流泽之长，莫可阐述”[1]（P76）。
二、摩罗诗力
“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1]（P64），就功用而言，它无法给人带来实际利益，但鲁迅在《摩罗诗力说》开篇却描述：“递文事式微，则种人之运命亦尽，群生辍响，荣华收光；读史者蕭条之感，即以怒起，而此文明史记，亦渐临末页矣。”[1]（P56）由此可见文化的衰微足以牵动民族命运的神经，文学艺术虽未产生实效，但却能“涵养人之神思”、“启人生之閟机”[1]（P65），诗歌作为文学的分支，除了具备上述功用之外，还因其特殊性而更蕴藏动人心魄的力量，所以鲁迅将诗人视为“撄人心者”。极力推崇反抗性、战斗性最强的摩罗诗人，使之成为中国新文艺的精神参照，试图在中国唤起一批拜伦式的摩罗诗人，以诗力揭平和之假象，撄华夏之民心。
（一）揭平和之假象
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沉积了腐朽的精神弊端，譬如中庸平和讲求和谐均一，这在强化集体意识的同时截断了个性的生长经络。随着国民在“文明和谐”的圈牢中被风俗教化蚕食了斗争与反抗的个性，“平和”就在无形中站立在国民的精神高地，正如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所概括出的中国历史循环即“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1]（P207）相交替，国民的思想被传统驯化成一沟绝望的死水，没入奴性的沼泽，所以尼采才说他不厌恶野蛮人，认为他们中间蕴藏着新的力量。
为了攻破国民思想中假平和之壁垒，驯服顺从之牢笼，鲁迅特意“求新声于异邦”，从摩罗诗人的创作中凝聚诗力以助攻城：拜伦之“张撒旦而抗天帝，言人所不能言”；雪莱之“抗伪俗弊习以成诗”；裴多菲“所作率众言自由，诞放激烈”；还有莱蒙托夫，“凡所作诗，无不有强烈弗和与踔厉不平之响者”[1]（P70-91）……摩罗诗人对自由精神、独立意识、个体观念的追求使其创作均充满了振聋发聩的反抗声响。随着这股摩罗诗力的滚烫热流经鲁迅引入黑暗的铁屋，那平和假象的一角将被慢慢翻揭开来。
（二）撄华夏之民心
平和既不存在，战争的狼烟就随时都可能升起，但哲学家们仍然翘首期盼着平和之境的到来。不同的是，西方先哲们在柏拉图之后纷纷以想象构筑起各自的理想国，企图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将其从想象的云端移往现实的地面；而中国哲学家“心神所注，辽远在于唐虞，或径入古初，游于人兽杂居之世；谓其时万祸不作，人安其天，不如斯世之恶浊阽危，无以生活”。对此，鲁迅批判道：“作此念者，为无希望，为无上征，为无努力，较以西方思理，犹水火然。”[1]（P60）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于他们长期浸泡在儒家思想的腌菜坛子里，头脑中除主流意识形态外的物质都已被抽离，所以他们只能蜷缩在古旧中画地为牢，逐步演化为循旧保守和自我封闭的陈列品。有思想的哲学家尚且如此，况乎平民？
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对国民精神的渗透性控制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国民亦在此种控制中默认了奴隶意识的合理性，自觉做起封建专制统治的顺民。因此，诗人之“撄人心”断不为“中国之治”所容，故“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中国文学是在“言志”的自由与“无邪”的束缚双重作用下的畸形产物，如“颂祝主人，悦媚豪右之作”，甚至有感于自然、天地美妙食物的诗篇，“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1]（P61-62）。为了驱散长久笼罩在文学艺术上空的阴霾，鲁迅以《摩罗诗力说》为媒介，在中国文坛树起“摩罗”的鲜明旗帜，用摩罗诗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诗力给中国现代文学打一剂强心针。但鲁迅并非凭借摩罗诗力实行毁灭性质的反抗，相反，他只是“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掊击扫荡焉”[1]（42）。 三、摩罗诗魂
早在1903年，鲁迅留学东京，剪辫题照时就作《自题小像》：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此诗不仅流露出他沸腾的爱国热情，更是彰显了他浪漫主义的诗人气质。然而，诗歌偏于抒情，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小说则重在刻画人物形象，交代背景故事。鲁迅是怎样将两种不同倾向的体裁熔于一炉的呢？鲁迅在《诗歌之敌》中评述柏拉图的话同样适用于他自己，即“以诗人的感情来叙述”[2]（P101）。鲁迅在呐喊中不断反抗，在彷徨中寻找光亮，并用其“敏锐的感受力、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刻的洞察力”[3]（P7）将他诗性的触角观照到如狂人、夏瑜那样的先觉者，如涓生、魏连殳那样的迷茫者，甚至如閏土、阿Q那样的沉睡者……
（一）揭平和假象之“狂人”：冷静与热情的碰撞
《狂人日记》是杂糅着现实的象征主义作品，鲁迅在文中凝结了他剖解病态社会的冷静同反对封建道德的热情，在冷热收缩的维度中表现他浓缩在作品中的“摩罗诗魂”。
《狂人日记》的故事框架极为简易，除了文言小序，那些没有标注年月的文字记录着狂人的意识流动，作为一个精神病患者，其意识流动始终伴随着妄想、梦幻等病理表现。由此，在病态的想象中，狂人知晓了“吃人”的“真相”，为进一步探究，“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4]（P7-8）鲁迅借狂人之手剥下封建宗法制“仁义道德”的外衣，剖开中国历史血腥的“吃人”本质，并发出了“救救孩子”[4]（P14-15）的呼声，这呼声同之前揭露中华吃人历史、告诫吃人者不能存活于世的声音均为“致吾人于善美刚健”的“至诚之声”。他在虚幻、癫狂中清醒地看到了世界的本原，并试图用先觉者的姿态唤醒周围熟睡的民众，以叛逆者的力量砸碎万难破毁的铁屋。然而狂人是孤独的，他在“正常人”那里被视作异类，更被当作“看”的对象：“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4]（P7）狂人的先觉、反抗同正常人的愚昧、驯服在“看”与“被看”之间形成两个尖锐的对立面，“看客”们企图通过看一个“疯子”的可笑言行来满足自己内心的好奇感和快感，狂人则在“被看”中加速了意识的流动，他极渴望探知自己成为“被看者”的缘由，他从最初的敏感到狐疑，又通过联想到肯定，最后生发为惊异后的恐惧……所有的心理变化都被“看客”们亲手培植、亲手推动。
狂人作为一个病态的精神病患者，他的感觉异常敏锐，感情也异常充沛，当他察觉到周围的异动时，他本能地以饱含热情和反抗性的呐喊回击，而这呐喊显露出的正是作者鲁迅反抗心理的骚动与实践。
（二）撄华夏民心之“孤独者”：用自我毁灭撞击国民灵魂
《孤独者》全篇都弥漫着逼人的寒意，鲁迅如一个调制孤独的药剂师，将“孤独”渐次注入祖母、魏连殳以及叙述者“我”的原始跳动的心房，“孤独者”的“孤独”便如同与生俱来的特质般挥之不去，而在这冰凉阴冷的情感基石上，鲁迅特意在叙事的绳索上系几个停顿的抒情节点，以两次长谈和一封长信的嵌入来增强情感跃动的节奏。
小说“以送殓始，以送殓终”，重复出现的死亡意象如一双残存枯骨的手，捂住人的嘴，给世间留下悲哀而绝望的空响。死生之间的一抔黄土掩着两种相似的命运，也覆着两种不同人生。在与魏连殳长夜漫谈时，“我”将其比作自缚的独头茧，将自己圈禁在密闭的牢笼中品尝无尽的孤独，如此孤寂的人生状态也同样影印在魏连殳祖母干涸的生命长河中。作为女主人，她为家庭费心操持，后来甚至成为全家人生存的依托，然而她却无法以其付出换取尊重，她在续弦身份的包裹下被封建传统文化，尤其是封建旧伦理道德所围困，并将她封锁在“异度空间”。因此，祖母人生的外在形状与处境，内在状态和气韵就能与企图冲破传统文化樊篱而不得的魏连殳的人生境遇形成对接，正如魏连殳所言：“我虽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她的运命。”[4]（P179）
对于一个以当下为出发点，力图打破封建传统囹圄的现代知识分子来说，魏连殳将家国的希望之翼安放在孩子身上，期待在新的生命中孕育出国家的新未来，而“我”此时抛出的否定言论无疑与魏连殳的希望形成对撞。终于，在二人观点的拉锯中，魏连殳心底的希望在一个“还不很能走路”的孩子的杀声中被稀释成无法名状的悲哀，他对人性本质的考量也由此倒向相反的方向，但“我”的一句“这是环境教坏的”又将两人投进观点的错位中，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显露出作者鲁迅对孩子能否肩负起希望的复杂心理，他在《狂人日记》中怀抱希望喊出“救救孩子”，也反复在《孤独者》、《长明灯》中描写手拿芦叶、喊出杀声的孩子，鲁迅复杂矛盾的情绪就在两人的谈话中得以倾泻，并以决堤之势冲溃魏连殳的心理防线，加之由苟安现状的传统文人、摈弃自己精神家园的新型知识分子所构成的封建文化堡垒以匿名发文、传播流言、辞退工作等攻势将魏连殳逼至窘迫的境地，但就算“乞求”、“冻馁”、“寂寞”、“辛苦”……他都不曾放弃精神层面的述求。然而，他心底的最后一个支撑点在他失去最后一个愿他活下去的人时也随之消亡。在“旧”面前，他的“新”毫无存在价值，而在“新”那里，他的“新”又被着上灰色，所以他在信中对“我”的称谓以及“我”对他的看法，他都用“我都可以的”来表明他无意再做辩驳，而自始至终他都在疏离的状态中独自浅饮孤独。
“孤独者”并非个例，这是鲁迅聚焦社会转型时期，对力量尚且弱小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在旧势力围剿下举步维艰的境况的浓缩，其中尤将全文的重心落在魏连殳精神的挣扎上，因此在推进情节发展的同时，鲁迅嵌入主观抒情性较强的长谈和信件，用强烈情感的注入控制叙事节奏，触动华夏民心。
摩罗诗人的反抗是激进猛烈的，摩罗诗人的力量是毁旧出新的，摩罗诗人的精神是亘古绵长的。“恶魔”的呼喊是封建旧秩序灭亡的助推力，是唤醒沉睡国民的警世钟，是注入中国旧文坛的新鲜血液，鲁迅写下《摩罗诗力说》吹响其战斗的号角，他用“恶魔”的精神呼喊着，在呼喊中反叛抗争，在呼喊中改造国民性，在呼喊中坚持精神启蒙……至今我们仍能听见他那带有诗人气质的反抗的回音，时时激励我们向前，向前，向前……
[参 考 文 献]
[1]鲁迅.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鲁迅.集外集拾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3]鲁迅研究：第12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鲁迅.呐喊·彷徨[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薄 刚]
[关键词]摩罗；诗力；诗魂；反抗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4）06-0117-03
1906年，通过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深刻洞察与分析，留学东京的鲁迅选择弃医从文，企图通过文艺改造国民思想，使其国民精神不再受奴役。1907年，鲁迅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情怀和革命豪情发出其“雄杰伟美”之声——作《摩罗诗力说》这一揭露批判封建意识形态的战斗檄文，同时这也是我国近代最早的比较文学论文之一。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极力推崇“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1]（P159）的摩罗诗力，认为他们的诗歌充满了“抗伪俗弊习”、兴家国民族的力量，鲁迅不单向国内输入浪漫主义以期在中国唤起一批具有反抗性和战斗力的“摩罗诗人”，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地将摩罗诗魂融入其小说的创作当中。
一、摩罗诗人
“摩罗”是梵文Mara的英译，通作“魔罗”，是佛教传说中的“魔鬼”，“欧人谓之撒旦”。1821年，消极浪漫派“桂冠”诗人罗伯特·骚赛在其长诗《审判的幻景》的序言将拜伦视为“诗歌中的恶魔派”，攻击拜伦败坏国家的政治与道德两方面的基础，“摩罗诗派”或称“恶魔诗派”由此得名。就“摩罗诗派”的宗主拜伦而言，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用了两节的篇幅对其进行专门介绍，在论述其他诗人时，也会穿插拜伦对他们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拜伦是海盗家族的后裔，或许是从祖先那里承袭了较多的反叛因子，拜伦笔下的人物总是特立独行、极具反抗性的：“被人天之楚毒，至于刻骨，乃咸希破坏，以复仇雠”的康拉德，“褒贬赏罚，亦悉在己，神天魔龙，无以相凌”的曼弗雷特[1]（P69-72）……这些从文本中站立起来的英雄正是现实世界中的拜伦在精神领域分身化的延展，他们的内心都掩埋着一股撒旦的力量，“上则以力抗天帝，下则以力制众生”[1]（P71）。
拜伦崇自尊、尚自由、高傲卓绝的性情使其创作“不为妇孺庸俗”，而且“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1]（P66）一字一词皆现拜伦精魂，“其力如巨涛，直薄旧社会之柱石。余波流衍，入俄则起诗人普士庚，至波兰则作报复诗人密克威支，入匈加利则觉爱国诗人裴彖飞；其他宗徒，不胜具道”，至于意大利、希腊二国，“西班牙德意志诸邦，亦悉蒙其影响。次复于斯拉夫族而新其精神，流泽之长，莫可阐述”[1]（P76）。
二、摩罗诗力
“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1]（P64），就功用而言，它无法给人带来实际利益，但鲁迅在《摩罗诗力说》开篇却描述：“递文事式微，则种人之运命亦尽，群生辍响，荣华收光；读史者蕭条之感，即以怒起，而此文明史记，亦渐临末页矣。”[1]（P56）由此可见文化的衰微足以牵动民族命运的神经，文学艺术虽未产生实效，但却能“涵养人之神思”、“启人生之閟机”[1]（P65），诗歌作为文学的分支，除了具备上述功用之外，还因其特殊性而更蕴藏动人心魄的力量，所以鲁迅将诗人视为“撄人心者”。极力推崇反抗性、战斗性最强的摩罗诗人，使之成为中国新文艺的精神参照，试图在中国唤起一批拜伦式的摩罗诗人，以诗力揭平和之假象，撄华夏之民心。
（一）揭平和之假象
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沉积了腐朽的精神弊端，譬如中庸平和讲求和谐均一，这在强化集体意识的同时截断了个性的生长经络。随着国民在“文明和谐”的圈牢中被风俗教化蚕食了斗争与反抗的个性，“平和”就在无形中站立在国民的精神高地，正如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所概括出的中国历史循环即“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1]（P207）相交替，国民的思想被传统驯化成一沟绝望的死水，没入奴性的沼泽，所以尼采才说他不厌恶野蛮人，认为他们中间蕴藏着新的力量。
为了攻破国民思想中假平和之壁垒，驯服顺从之牢笼，鲁迅特意“求新声于异邦”，从摩罗诗人的创作中凝聚诗力以助攻城：拜伦之“张撒旦而抗天帝，言人所不能言”；雪莱之“抗伪俗弊习以成诗”；裴多菲“所作率众言自由，诞放激烈”；还有莱蒙托夫，“凡所作诗，无不有强烈弗和与踔厉不平之响者”[1]（P70-91）……摩罗诗人对自由精神、独立意识、个体观念的追求使其创作均充满了振聋发聩的反抗声响。随着这股摩罗诗力的滚烫热流经鲁迅引入黑暗的铁屋，那平和假象的一角将被慢慢翻揭开来。
（二）撄华夏之民心
平和既不存在，战争的狼烟就随时都可能升起，但哲学家们仍然翘首期盼着平和之境的到来。不同的是，西方先哲们在柏拉图之后纷纷以想象构筑起各自的理想国，企图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将其从想象的云端移往现实的地面；而中国哲学家“心神所注，辽远在于唐虞，或径入古初，游于人兽杂居之世；谓其时万祸不作，人安其天，不如斯世之恶浊阽危，无以生活”。对此，鲁迅批判道：“作此念者，为无希望，为无上征，为无努力，较以西方思理，犹水火然。”[1]（P60）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于他们长期浸泡在儒家思想的腌菜坛子里，头脑中除主流意识形态外的物质都已被抽离，所以他们只能蜷缩在古旧中画地为牢，逐步演化为循旧保守和自我封闭的陈列品。有思想的哲学家尚且如此，况乎平民？
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对国民精神的渗透性控制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国民亦在此种控制中默认了奴隶意识的合理性，自觉做起封建专制统治的顺民。因此，诗人之“撄人心”断不为“中国之治”所容，故“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中国文学是在“言志”的自由与“无邪”的束缚双重作用下的畸形产物，如“颂祝主人，悦媚豪右之作”，甚至有感于自然、天地美妙食物的诗篇，“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1]（P61-62）。为了驱散长久笼罩在文学艺术上空的阴霾，鲁迅以《摩罗诗力说》为媒介，在中国文坛树起“摩罗”的鲜明旗帜，用摩罗诗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诗力给中国现代文学打一剂强心针。但鲁迅并非凭借摩罗诗力实行毁灭性质的反抗，相反，他只是“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掊击扫荡焉”[1]（42）。 三、摩罗诗魂
早在1903年，鲁迅留学东京，剪辫题照时就作《自题小像》：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此诗不仅流露出他沸腾的爱国热情，更是彰显了他浪漫主义的诗人气质。然而，诗歌偏于抒情，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小说则重在刻画人物形象，交代背景故事。鲁迅是怎样将两种不同倾向的体裁熔于一炉的呢？鲁迅在《诗歌之敌》中评述柏拉图的话同样适用于他自己，即“以诗人的感情来叙述”[2]（P101）。鲁迅在呐喊中不断反抗，在彷徨中寻找光亮，并用其“敏锐的感受力、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刻的洞察力”[3]（P7）将他诗性的触角观照到如狂人、夏瑜那样的先觉者，如涓生、魏连殳那样的迷茫者，甚至如閏土、阿Q那样的沉睡者……
（一）揭平和假象之“狂人”：冷静与热情的碰撞
《狂人日记》是杂糅着现实的象征主义作品，鲁迅在文中凝结了他剖解病态社会的冷静同反对封建道德的热情，在冷热收缩的维度中表现他浓缩在作品中的“摩罗诗魂”。
《狂人日记》的故事框架极为简易，除了文言小序，那些没有标注年月的文字记录着狂人的意识流动，作为一个精神病患者，其意识流动始终伴随着妄想、梦幻等病理表现。由此，在病态的想象中，狂人知晓了“吃人”的“真相”，为进一步探究，“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4]（P7-8）鲁迅借狂人之手剥下封建宗法制“仁义道德”的外衣，剖开中国历史血腥的“吃人”本质，并发出了“救救孩子”[4]（P14-15）的呼声，这呼声同之前揭露中华吃人历史、告诫吃人者不能存活于世的声音均为“致吾人于善美刚健”的“至诚之声”。他在虚幻、癫狂中清醒地看到了世界的本原，并试图用先觉者的姿态唤醒周围熟睡的民众，以叛逆者的力量砸碎万难破毁的铁屋。然而狂人是孤独的，他在“正常人”那里被视作异类，更被当作“看”的对象：“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4]（P7）狂人的先觉、反抗同正常人的愚昧、驯服在“看”与“被看”之间形成两个尖锐的对立面，“看客”们企图通过看一个“疯子”的可笑言行来满足自己内心的好奇感和快感，狂人则在“被看”中加速了意识的流动，他极渴望探知自己成为“被看者”的缘由，他从最初的敏感到狐疑，又通过联想到肯定，最后生发为惊异后的恐惧……所有的心理变化都被“看客”们亲手培植、亲手推动。
狂人作为一个病态的精神病患者，他的感觉异常敏锐，感情也异常充沛，当他察觉到周围的异动时，他本能地以饱含热情和反抗性的呐喊回击，而这呐喊显露出的正是作者鲁迅反抗心理的骚动与实践。
（二）撄华夏民心之“孤独者”：用自我毁灭撞击国民灵魂
《孤独者》全篇都弥漫着逼人的寒意，鲁迅如一个调制孤独的药剂师，将“孤独”渐次注入祖母、魏连殳以及叙述者“我”的原始跳动的心房，“孤独者”的“孤独”便如同与生俱来的特质般挥之不去，而在这冰凉阴冷的情感基石上，鲁迅特意在叙事的绳索上系几个停顿的抒情节点，以两次长谈和一封长信的嵌入来增强情感跃动的节奏。
小说“以送殓始，以送殓终”，重复出现的死亡意象如一双残存枯骨的手，捂住人的嘴，给世间留下悲哀而绝望的空响。死生之间的一抔黄土掩着两种相似的命运，也覆着两种不同人生。在与魏连殳长夜漫谈时，“我”将其比作自缚的独头茧，将自己圈禁在密闭的牢笼中品尝无尽的孤独，如此孤寂的人生状态也同样影印在魏连殳祖母干涸的生命长河中。作为女主人，她为家庭费心操持，后来甚至成为全家人生存的依托，然而她却无法以其付出换取尊重，她在续弦身份的包裹下被封建传统文化，尤其是封建旧伦理道德所围困，并将她封锁在“异度空间”。因此，祖母人生的外在形状与处境，内在状态和气韵就能与企图冲破传统文化樊篱而不得的魏连殳的人生境遇形成对接，正如魏连殳所言：“我虽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她的运命。”[4]（P179）
对于一个以当下为出发点，力图打破封建传统囹圄的现代知识分子来说，魏连殳将家国的希望之翼安放在孩子身上，期待在新的生命中孕育出国家的新未来，而“我”此时抛出的否定言论无疑与魏连殳的希望形成对撞。终于，在二人观点的拉锯中，魏连殳心底的希望在一个“还不很能走路”的孩子的杀声中被稀释成无法名状的悲哀，他对人性本质的考量也由此倒向相反的方向，但“我”的一句“这是环境教坏的”又将两人投进观点的错位中，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显露出作者鲁迅对孩子能否肩负起希望的复杂心理，他在《狂人日记》中怀抱希望喊出“救救孩子”，也反复在《孤独者》、《长明灯》中描写手拿芦叶、喊出杀声的孩子，鲁迅复杂矛盾的情绪就在两人的谈话中得以倾泻，并以决堤之势冲溃魏连殳的心理防线，加之由苟安现状的传统文人、摈弃自己精神家园的新型知识分子所构成的封建文化堡垒以匿名发文、传播流言、辞退工作等攻势将魏连殳逼至窘迫的境地，但就算“乞求”、“冻馁”、“寂寞”、“辛苦”……他都不曾放弃精神层面的述求。然而，他心底的最后一个支撑点在他失去最后一个愿他活下去的人时也随之消亡。在“旧”面前，他的“新”毫无存在价值，而在“新”那里，他的“新”又被着上灰色，所以他在信中对“我”的称谓以及“我”对他的看法，他都用“我都可以的”来表明他无意再做辩驳，而自始至终他都在疏离的状态中独自浅饮孤独。
“孤独者”并非个例，这是鲁迅聚焦社会转型时期，对力量尚且弱小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在旧势力围剿下举步维艰的境况的浓缩，其中尤将全文的重心落在魏连殳精神的挣扎上，因此在推进情节发展的同时，鲁迅嵌入主观抒情性较强的长谈和信件，用强烈情感的注入控制叙事节奏，触动华夏民心。
摩罗诗人的反抗是激进猛烈的，摩罗诗人的力量是毁旧出新的，摩罗诗人的精神是亘古绵长的。“恶魔”的呼喊是封建旧秩序灭亡的助推力，是唤醒沉睡国民的警世钟，是注入中国旧文坛的新鲜血液，鲁迅写下《摩罗诗力说》吹响其战斗的号角，他用“恶魔”的精神呼喊着，在呼喊中反叛抗争，在呼喊中改造国民性，在呼喊中坚持精神启蒙……至今我们仍能听见他那带有诗人气质的反抗的回音，时时激励我们向前，向前，向前……
[参 考 文 献]
[1]鲁迅.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鲁迅.集外集拾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3]鲁迅研究：第12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鲁迅.呐喊·彷徨[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薄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