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师法于西，西为中用”，最终形成了在治疗中按照中医的思路遣方用药，同时把外科理念引入到耳鼻喉疾病的治疗，用现代化的检查手段来辨别疾病、辨别证候的基本理念，撰就全国第一部《中医耳鼻咽喉科学》。
　　？他对学生言传身教的不仅是对待学术的认真态度，更是对待病人的敬业精神；他一生最幸福的事是说真话，做实事；他是金陵“十大藏书状元”之一，酷爱藏书、看书、写书……
　　干祖望1912年出生于上海金山，4岁入私塾，17岁学医，21岁挂牌行医。早年悬壶于浦南一代，1951年挂出全国第一块“中医耳鼻咽喉科”招牌，1972年，在南京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创办“中医耳鼻咽喉科”，该科室于2006年成为第一个国家中医耳鼻喉科重点专科。
　　从1912到2014，一个多世纪光阴荏苒，成就了一代国医大家的风骨，更见证了祖国医学的壮丽复兴。

国医卫士

　　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那个悬壶沪上的年轻郎中，还是解放后桃李满天下的金陵大家，干祖望有一点从未改变，他始终满怀着对祖国医学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常因中医药屡遭不平而振臂高呼，为争取中医应有地位而摇旗呐喊。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医曾遭遇来自国民政府的一系列压制政策。彼时，文采斐然的干祖望在挂牌出诊之余还在报刊上开设专栏。他奋笔疾书，痛陈时弊，1946年，在《中华医药报》上发表文章《中医师不得打针与用西药之我见》，直言“卫生署”关于中医师不得打针与用西药的条文是在压制中医；1947年，在《中医药周刊》上发表的《如何挽救中医外用药之没落》怒斥部分中医师盲目尾随西医，抛弃中医精华，“能辨出雷佛奴尔代马妥尔的优劣，而竟不知红、黄、升、降药的成分”。他不仅鼓励中医师面对西医时要增强自信，更强调中医自身需要发展，他认为中医师应积极发展自己的丸、散、膏、丹，否则就好比人在“佛门”却诵念西方“圣经”，势必葬送中医。

　　他还曾在《莫把祖国医学遗产言为来之于西医》一文中详细考据，鼻子乃胚胎发育最早的器官，是在《汉书·杨雄传》中第一次道破的；1861年初次被报道的梅尼埃综合征，在1264年《直指方》早已谈及；《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之“耳聋治肺”“鼻塞治心”，揭开了耳咽管阻塞可致暴聋、鼻甲肥大可致鼻塞之谜；用圈套器摘除鼻息肉，为《外科正宗》首创；《儒门事亲》中初次介绍内腔镜钳取异物的方法等等。
　　干祖望深知人才和传承对于中医发展的重要性。他目睹国内中医西医化现象严重，理论临床皆由西医西药代庖，爱之深而责之切，他大声疾呼：“中医学术后继无人”，“中医临床后继无人”，“中医药危机已呈现端倪，切勿高唱后庭花之天真美妙歌曲！”
　　面對当前社会上对于中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质疑，他更是笔耕不辍，连续撰写《鉴别假中医的方法》《扣在中医头上的九盆脏水》《说中医会死我第一个不答应》等文有力回应。

　　干祖望而立之年行医沪上时，便颇有远见地提出中医自身需要发展。至于如何发展，他从未停止过思索。数十年的临床实践经验让他有了更明确的答案：中医要有前途，一定要中西结合。“需要的不是中药加西药，某一个方某一个药治疗某一个病，在西医理论上取得了可行性后才来用中医的某法、某方、某药。”干祖望认为中医学术的生命力，深深扎根于其实效基础上，辨证论治是它的精髓，若走“废医存药”的路搞中医现代化，那已毫无中医意味了。
　　他认为，要让中医这一国宝安存，当效法孙思邈。当时孙氏用极贴合中国文化的方式将印度吠陀医学引入，与中医结合并加以应用。干祖望认为正是这两种医学的交融互哺，给当时的中医带来了新的繁荣。

新科先锋

　　干祖望为中医争地位从来不是固守阵地，而是开疆拓土。他师古而不泥古，创立了中医耳鼻喉科。
　　早在公元624年，唐代太医署就曾设立过“耳目口齿科”，但由于其诊断和治疗方法与内科区别不大，没有专科特色，最终被“咽喉科”“咽喉口齿科”所取代。耳鼻喉科的各个病种则分散在各科之中，如耳鸣、耳聋、眩晕、失音等病，隶属于内科；鼻疖、鼻息肉、化脓性中耳炎等病则属于外科；鹅口疮、乳蛾（扁桃体炎）等病属于儿科；有些鼻衄、梅核气属于妇科。
　　干祖望原来擅长的是传统的中医咽喉外科。然而1934年，也就是干祖望开始独立行医的第二年，一本张崇熙编写的《东亚西医函授学院讲义》令他了解到20世纪西医有“耳鼻咽喉科”，由此萌发了建立中医耳鼻喉科的念头。
　　1951年，在上海松江县城厢第四联合诊所，干祖望毅然挂出全国第一块“中医耳鼻咽喉科”招牌。在这里，他接触了许多耳鼻咽喉科疾病患者。他发现，如果单凭望、闻、问、切，不做专科检查，耳鼻咽喉科仍旧不具备区别于一般内、外科的专科特色。为了学习西医诊疗手段，1952年秋，干祖望前往北京“中央机关直属第二医院”进修耳鼻咽喉科。从带额镜、执音叉，到写病历、做手术，干祖望“师法于西，西为中用”，最终形成了在治疗中按照中医的思路遣方用药，同时把外科理念引入到耳鼻喉疾病的治疗，用现代化的检查手段来辨别疾病、辨别证候的基本理念。

　　1972年，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开始设立“中医耳鼻咽喉科”。为了建设好新专科，干祖望无偿贡献出自己多年研究的验方，制成“鼻渊合剂”“参梅含片”“止眩冲剂”“黄柏滴耳液”等中成药；他亲自主持成立和指导了“嗓音病专科门诊”“变态反应性鼻炎专病门诊”“鼻窦炎专病门诊”“口腔溃疡专科门诊”等小组。中医耳鼻咽喉科由一个小组很快发展成为一个正式的科室，人员从2人发展到20多人，用中医中药诊断、治疗了许多耳鼻咽喉科疑难杂症。12年后，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咽喉科被确立为全国重点专科建设单位，1999年成为第一个国家中医耳鼻喉科医疗中心，2006年成为第一个国家中医耳鼻喉科重点专科。
　　学科的建设和传承离不开知识体系的构建，而中医耳鼻喉科系统论著前无古人。干祖望综合中医古籍有关耳鼻咽喉疾病的分散记录，西医耳鼻咽喉科学的讲义，以及自己的临床医案撰写出《中医耳鼻咽喉科学》。1956年3月，全国第一部《中医耳鼻咽喉科學》问世，在上海《新中医药》杂志连载发表。25年以后，当全国各地中医院普遍建立中医耳鼻咽喉科的时候，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份资料如此弥足珍贵。而此时，干祖望已经将第一版原著的10万字扩充了6倍，成为了内容最为详尽的专科教科书。

名师垂范

　　设立专科，构建知识体系，积累临床实践仅仅是第一步，专科发展更需后继有人，中医耳鼻喉科急需专业人才。1980年，年逾古稀的干祖望接受卫生部委托举办全国中医耳鼻咽喉科进修班。时间紧，任务重，师资少，教材缺，干祖望每天上午上3小时课，下午在门诊带学员临床实习，晚上编写讲义和备课，硬是靠自己一个人带着学生助理，把半年的一期进修班办成了。接着1981、1984、1985、1986，短短6年中，南京中医药大学接连举办了五期全国中医耳鼻咽喉科进修班，为全国各地培养了近100名专科人才。从《总论》《耳科学》《鼻科学》《咽喉科学》到《口腔科学》，专业课每次200多课时，大部分是由干祖望主讲，按照学校计算工作量的方法统计，他每年要超额完成工作量4000小时以上。
　　干祖望早年曾专攻须生，宗高庆奎派，吊过嗓子，他不但能一连站4个小时不喝一口水，而且声音自始至终宏亮。“听干老的课，和听侯宝林的相声一样过瘾。”这是进修班的同学们公认的。“干老知识渊博，上课讲话风趣，”江苏省中医院耳鼻喉科主任陈小宁回忆起跟着老师学习的过程仍然记忆犹新，“干老带学生很认真，对我们要求也很严格”。
　　干祖望自己年少学医时便十分刻苦，他17岁拜浙江名医钟道生为师。钟道生要求拜到他门下的学生必须具备良好的医德，养成良好的医风，同时约法三章：第一，要勤读书：第二，要勤练功；第三，要勤干活。每月一次小考，每年一次大考，考背书、擎拿功和配方磨药。
　　擎拿术是中医急救时的一种传统方法，多用于抢救喉阻塞病人，医生把病人放在膝盖上，用力搬拿。每天早晨，干祖望鸡鸣即起，练习擎拿术的基本功“三指抓陶坛”，练习的时候不能吃饭，甚至一口水也不能喝。陶坛是一尺高的陶瓷坛，左右两手各抓一个。刚开始练习抓空坛，以后在坛中逐渐加入砂子，增加重量，最后，要把装满砂子的坛子从容地抓起来，两手前平举、侧平举。练好了这套功夫，再学习擎拿术就得心应手了，否则，操作擎拿术便没有“底气”。干祖望每次练功都没有丝毫马虎。

　　在钟家4年，干祖望眼勤、手勤、脑子勤。每天老师开诊，他都是一边捧墨侍诊，抄录医案，一边用心观察，仔细揣摩，因而很受钟道生老先生的赏识，几年下来，尽得师传。
　　他也是用同样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的学生。陈小宁坦言，干祖望要求学生熟读中医经典，烂熟于胸才能活用于方，“干老会经常抽查我们背书的成效，我们都不敢偷懒”。干祖望诊病时，常把医案复录下来，几十年共有几大箩筐，堆积如山。他在要求学生抄写医案之余，还常常询问学生是否理解其中深意，为何采用此方，鼓励学生举一反三，思考是否有更好的治疗方式。

名医高德

　　干祖望言传身教的不仅是对待学术的认真态度，更是对待病人的敬业精神。
　　全国中医耳鼻咽喉科进修班的一名学生马东丽跟着他上了半年门诊，便觉得受益匪浅，“干老诊病十分认真，每看一病，必书医案，书写工整，理法方药一应俱全，即便是极简单、极轻微的疾病，也毫不含糊，案例一式二份，留存备览”。干祖望最反感医生写字龙飞凤舞，还曾特别撰文批判：“医生处方上的狂草比判官还可怕，因为判官笔下的死者，总是‘阳寿已终’的该死者；而医生笔下的死者，都将是死得冤哉枉也得屈死。‘桂枝’草得像‘桔梗’，尚不致死人，‘竺黄’草得像‘麻黄’，则乱子大了。”
　　“近些年，不论在医院、商店还是其他公共场合，都喜欢挂一些意见簿之类的东西，可真正听取意见的有几人？”马东丽对干祖望的医德极为敬佩，“在耳鼻喉科诊室外也有一本，其上的每一条意见下，都有干老用毛笔工工整整的答复”。她还记得有病人在1986年2月12日那页上写道：“有些医生看病不认真，草草几句，应付病人。”干祖望答道：“如遇这种情况请随时反映，写信寄江苏省中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干祖望亲拆。”因为干祖望每周只有两个半天的门诊时间，他就常常把患者复诊的时间安排在中午吃饭时。
　　干祖望曾在自己的《干祖望医话》中谈过《名医的晚节》，“你现在对病人的感情怎样？你对首长和五保老人的应对上有没有两样？扪心自问你现在看病是为了金钱还是为拯救病人于水火之中？”言辞不可谓不犀利。他甚至毫不避讳地谈论了如果觉得自己有一天思维不再敏捷，业务水平下降，一定毅然“摘壶”，不再贻误于病家，戏言医生执业便称“悬壶”，休业就叫“摘壶”。 　　百岁之后，干祖望已经甚少出诊，“好多领导，富商一定要求父亲再去给他们看病，价格开得很高，我父亲基本都不答应，没松口”。女儿干千最了解父亲的倔脾气。然而干老也有耳根子软的时候。2013年，一名梦想成为歌手的男生由于长期过度用嗓以及精神压力过大，忽然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唱出动听的声音，各方求医未果，求到干祖望门前。“那个小孩挺倔的，家里条件也不太好，就在这边一边打工一边等待治疗，饭都吃不起，我们后来就让他每天来家里吃饭，我煮面给他吃。”最后，干老松了口，不仅给男孩儿开了方，还耐心地开导劝解了他许久。干老曾说，“学医还有另一种苦，就是放不下病人”。

名士风骨

　　干祖望放不下的还有一样——书。藏书、看书、写书，他是金陵“十大藏书状元”之一，平时生活俭朴，可是一见好书，他便“一掷千金”，曾经因为急于买书，把自己的手表賣了。据说，他有个“怪癖”，伤风感冒时，他就逛书店，出一身汗，病就不治而愈。有一次重感冒发烧，他在头晕眼花的情况下，仍然找到书店，买了50元钱的书回家。解放前，由于文笔犀利畅快，文学底蕴深厚，他曾被松江《茸报》长期聘为特约撰稿人，在此报之副刊“五茸草”上以“冷来阁”等笔名刊登了1000多篇小品文。他曾戏言自己退休后的志向是写小说，“摘壶而执笔”。
　　干祖望4岁前往“南社四子”（柳亚子、邵力子、姚石子、姚蓬子）之一的姚石子家塾就读，13岁那年，就熟读四书、五经、离骚、史记、唐宋八大家以及六朝骈体文。甚至他信手所书医案，也揉医、文、哲于一体，诗、联、骈于一章。

　　有一个得了梅核气的女患者二诊时，喉头堵塞明显缓解，残留不多，但仍然咽干未润。干祖望在医案中这样写道：“锁启重楼，越鞠丸已平澜浪；钥开辽廓，流气饮再扫余波。”梅核气患者多为郁证，肝气不舒和痰凝气滞为主要矛盾。《黄庭经》曰“重楼”即咽喉，《淮南子》言“辽廓”即胸腔。前番“锁启重楼”形容梅核气之咽喉鲠介不舒，“钥开辽廓”比喻治疗已有成效。越鞠丸和流气饮都是方剂名，对仗工整，无斧凿之痕。在另一位航空性耳聋患者的医案中他则这样写道：“九霄奋迅，肾窍乏适应之能；万里扶遥，听宫失聪聆之职。考六腑以通为用，七窍以空是求，故取通气开窍法，方从流气饮一型化裁。”干祖望写医案最大的特点是喜用典故，比拟类推，让人在一笑之中尽悉其理。
　　干老文有六朝遗风，平仄押韵，性如魏晋名士，任侠天真。他把自己的书房取名“茧斋”，自题诗云：“我事涂鸦你吐丝，两般姿态一般痴；年年自缚琅缳里，乐仅庐陵太守知。”一次，干老在杭州灵隐购得瓷质的“福、禄、寿”三星，不料途中“禄星”摔碎。他没有因此忌讳郁结，回家后反而颇为洒脱地在“两星”旁贴上一副对联：“三星唯缺禄，一屋独多书。”干老每天早上5点半准时起床，晚上11点半入寝，中午不休息，需校对的书刊、杂志，要审的论文，要备的课，要编的书，要回复的求治信等等，时间排得满满的，但哪怕最忙碌的时候，他还能抽出时间去听一段京戏，写一篇小杂文去抨击南京街头的小吃。他写过一篇讽刺滥用副方的文章，顺带把咖啡伴侣也批了一通“吃了多年雀巢咖啡，都是咖啡光棍汉，不知怎样现在多了个伴侣——‘咖啡伴侣’，其实这伴侣的口感，实不敢恭维……但最落实惠的是工厂，又可多挣几个大钱。”
　　干祖望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曾说，一生最幸福的事是说真话，做实事，骂坏人、坏事。他觉得自己“从外貌看，七十，行动起来，五十，思想呢，糊里糊涂的，二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百岁干老活得自在坦荡。
　　据干老说，他18岁那年，曾被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代理校长徐朗西免试录取，“但我家旁边有个邻居，年纪比我大一些，他父亲叫他去学中医，他不愿去。我们两人坐在一起聊天，他说他英文蛮好，去搞中医一窍也不通，我说，我假设是去搞中医就很好。他说他假设学美术就好。那么我们两个人调换，结果我就去搞了中医。”
　　干老倘若结缘丹青，或许也能成就一代画坛怪杰，但我们便少了一位国医泰斗，中医耳鼻喉科或许也难有今日的发展。只能说中医幸甚，我等幸甚！
　　内容来源： 中国中医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