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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对中国城市景观遭到五千年未有之破坏和千城一面的困境，俞孔坚教授提出了“新乡土观”。新乡土观立足于解决我国人地关系紧张与民族身份的问题，减轻工业化进程对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负面影响，提倡城市景观设计的生态化、平民化与本土化，主张通过“反规划”的城市景观设计途径，优先保护景观和生态环境，进而形成景观引导城市发展的模式。让城市回归生态，让城市属于市民，让景观承载文化，追求人与土地关系的和谐，这是城市景观设计、建设的本质要求和必然趋势。“新乡土观”的提出，是我国城市景观理论走向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的重要体现，对于建构走向生态文明建设的土地观与城市观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城市景观设计；新乡土观；反规划；文化自觉；理论自觉
[中图分类号]TU983；X32-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5）01-0041-07
[作者简介]王书明（1963—），男，山东蓬莱人，哲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教授、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山东省“海洋与生态文化”重点学科负责人，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与环境政策研究；周 寒（1992—），女，山东枣庄人，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生，主要从事环境政策与管理研究。（山东青岛 26610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环渤海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路径研究”（13YJA840023）和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山东半岛蓝黄经济区生态文明建设研究”（12BSHJ06）的阶段性成果。
Abstract： Based on the judgments that China's urban landscape has suffered from unprecedented destruction in the history and many cities are now becoming the same， the concept of Neo-vernacular， which was proposed by Prof. Yu Kongjian， has come into being. The Neo-vernacular aims to resolve the problems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te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land， and to reduce the negative effects caused by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on citizens' lifestyle and values. It advocates the idea of urban landscape design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ization， civilian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and also advocates the formation of the pattern which makes the landscape guide the city development， with the anti-planning approach to urban landscape design， which gives priority to the protection of landscap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Let the city return to the ecology， let the city belong to the citizens and let the landscape carry the culture. The pursuit of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land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and inevitable trend to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urban landscape. The proposal of the concept of Neo-vernacular is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for the theory of urban landscape heading for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It has significant meaning for constructing land conception and city conception which lea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urban landscape design； the concept of Neo-vernacular； Anti-Planning； cultural consciousness；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俞孔坚是当今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推动当代世界景观设计学科和职业发展的重要领袖人物。他于1995年获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学位，1997年回国主持创办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1998年创办国家甲级规划设计单位——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他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规划、城市和景观设计、生态规划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出版著作20余部，发表论文300余篇，并主持完成大量国内外城市与景观的设计项目；促成了景观设计师成为国家正式认定的职业，推动了景观设计学科在中国的确立并走向世界，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自然的力量”。他提出的“新乡土观”，既有国际视野，又有中国本土文化特色，是中国城市景观理论走向文化与理论自觉的重要成果。 在俞孔坚看来，以花费巨额资金为代价的中国城市景观设计缺乏科学性和现代性。他指出，理想的现代化景观设计，一是要体现民族身份以及当代中国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二是要有利于环境的改善与环境负荷的减轻，解决中国最严酷的人地关系危机。因此，俞孔坚决心寻找解决当代人地关系的新方式，更确切地说，就是我们的建设要为当代人、现代人服务，要建立在现代的技术、现代的生活方式以及对于环境的现代理解上。①他对中国城市景观现状的批判和深刻反思，丰富了中国城市景观设计的理论体系；他所进行的城市景观设计的实践，为未来中国城市景观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向。
一、新乡土观
俞孔坚的新乡土观是指努力建成一种人与土地之间和谐的生态关系。“新”是与中国传统的景观设计相对而言，旨在表明中国当代的城市景观设计不能基于传统的设计理念，不能受到皇家和士大夫上层文化的束缚，而应摆脱工业化进程中追求高效、机械化、标准化的思想对城市景观建设以及民众生活方式的影响。“乡土”则指人与土地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当地的人与当地土地的关系。它强调，中国城市景观设计要利用当代的技术，服务于现代的中国人及其生活方式，关注城市生态环境的保护，注重城市景观设计的本土化、生态化与平民化。新乡土观是基于解决中国城市景观建设中人地关系紧张与民族身份危机而提出的。
（一）人地关系紧张
俞孔坚把景观界定为土地上的空间和事物所构成的综合体，是复杂的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在大地上的烙印。景观作为符号，是人类现实与理想，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相互关系在大地上的烙印。②他强调指出，这里的“人”不是指行政长官，也不是指房地产开发商，更不是指国际一流的建筑设计师，而是指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普通民众；“地”则指普通民众日常生产、生活的土地。城市景观设计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人地生态关系的和谐。
人地关系紧张是目前中国城市景观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目前我国的城市景观建设大多以破坏自然植被、山川、河流等自然景观为前提，消耗着巨额的地方财政，违背了科学性和现代性的原则。以摩天大楼为代表的当代城市景观在展示城市魅力的同时，也为城市创造着GDP，这也是城市行政长官乐此不疲地进行城市建设的主要原因，但是他们却未能充分考虑到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城市景观的展示功能远远超过其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在有限的公共空间内充斥着大量的未能满足民众日常生活需求的城市景观，这无疑是人地关系紧张的集中体现。以河道的开发使用为例。河道作为城市土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保护物种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展现城市文化特色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和完善，河道的经济价值被大大削弱，人们对其的重视程度也随之大大降低，河道的生态环境和使用方式令人堪忧。这是人地关系不和谐的具体表现，但这种表现往往淹没在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大潮中，不为人们所重视。俞孔坚指出，曾几何时，大江南北掀起了城市水系治理和“美化”的高潮。一种落后的、源于小农时代对水的恐怖意识和工业时代初期以工程为美的硬化、渠化理念，正支配着城市水系的“美化”与治理。①在对河道进行治理的过程中，大量工程介入拥有自然生态的河道，不免会造成由于工程建设本身而带来的新问题。自然的河堤筑上水泥堤坝，连续的湿地、河道、沼泽地和水系被人为地分割，这样的城市规划与设计，表面上看是对城市景观的保护与优化，但那只是人类的一厢情愿罢了。城市景观的设计师和建设者们只是以人的意志为着力点，却忽略了河道的整体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反而破坏了河道生态景观。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解决人地关系紧张的问题，不仅要解决好狭义的人与生产、生活用地的关系，更应该解决好当地民众与流淌在他们那片土地上的河流的关系。
城市景观不仅是对人地关系的折射，更是特定时期内社会心态的体现。造成人地关系紧张局面的背后，是中国城市景观设计理念的偏差。俞孔坚认为，暴发户心态和封建帝王意识是造成该问题的现实原因。暴发户的心态就是用金钱衡量一切。②因此，在进行城市景观设计的时候，政府决策者就不会优先考虑公共空间，不会考虑民众需要多少公共卫生间、需要多大区域的休闲场所、这座城市需要的植被覆盖率是多少等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很显然，决策者只是盲目追求展示城市功能的景观设计，这种心态所导致的后果只会使公共资产的配置和使用效率低下。为什么会有暴富的情况存在呢？因为土地流转给政府带来大量财政收入的同时，也使政府部门在资金使用方面失去理性。又由于城市建设科学论证的缺乏，监管体制和听证机制的不完善，使政府的暴发户心态得以充分发挥。他们更倾向将资金投入到地标性建筑的建设中，以此来展现城市发展的成果，这无疑会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和土地规划的不合理。封建帝王意识是指城市景观建设的决策者依然没有摆脱中国古代皇家建筑思想的束缚，一味地追求给人以震撼的气势，让人心生敬畏。在城市建设中，尤其是在政府大楼的设计中，仍要选定中轴线，然后再进行布局，这就是很好的例证。这种心态和意识不仅不利于中国城市景观建设的创新，更使得景观设计脱离了普通民众的生活，割裂了人与土地的联系，破坏了人与土地的生态和谐。
这种暴发户心理和封建帝王意识只是出现在官员身上吗？普通民众是否认可专家眼中具有现代性的建筑？即使民众不为之所动，也不能成为官员大兴土木的理由。当民众没有生态的城市景观意识时，就需要决策者去引导，让普通民众能够从政府建设的城市景观中获益，从而获得民众对于生态城市的景观设计的理解和认可。倘若民众真的对城市景观建设有着自己的想法和建议，那么，他们利益诉求表达的途径是否通畅？又由谁来回应他们的诉求？这都需要城市景观设计者和建设者与当地民众进行双向沟通与交流。
（二）民族身份危机
俞孔坚认为，景观不仅仅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体现和符号，也是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身份证。①他指出，民族的和地域的特色决不应理解成是传统的，它应该是此时此地的，是当代中国的。②城市景观作为一个城市或一定区域文化认同的载体，是民族身份的体现形式之一，在潜移默化中增强着公民的文化认同。气势恢宏的皇宫建筑群和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私家园林至今仍被视为中华文化的象征，以鸟巢和国家大剧院为代表的地标性建筑大气磅礴、震撼人心，但这二者并不符合俞孔坚对于城市景观建设中民族身份的理解。前者是在封建时期形成的，不是当代的；后者虽是当代的，但无法做到“此地”，即体现中国元素。它们只是巨额投资、长官意志与“城市美化运动”的产物。 俞孔坚的批判是具有颠覆性的。他指出，中国的城市景观正面临着千城一面的困境。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种现象将愈加严重。种种迹象表明，当前中国的城市景观建设正重复着美国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所犯的错误。美国的城市设计者借助芝加哥世博会的机会，开始进行城市美化运动。基于向全世界展示美国实力和城市之美的心态，设计师们将欧洲古典主义美学的理念引入美国城市建设中。这种理念曾在美国风靡一时，它推崇对称统一的规则，追求公园式的道路，并提倡打造视觉城市。不难发现，当时美国城市景观设计只是为了满足财富剧增的中产阶级的视觉享受，是缺乏文化根基的，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反观当代中国，城市的决策者们在利用巴洛克式的广场和大而无当的景观大道以展示城市之美的同时，也舍弃了城市的根本——民族身份。自然景观被忽视和破坏，包括日常的文化遗产和旧民居在内的人文景观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而体现其他国家特色的景观却填满了中国的城市。现实的困境和历史的教训，都在提醒着中国的城市景观建设正面临民族身份的危机。
那么，中国的城市景观设计为何缺乏民族身份呢？在俞孔坚看来，原因有三：首先是因为改革开放前中国处于封闭状态，与国际社会缺乏交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官员与专家对于西方城市建设的盲目崇拜、学习与借鉴，使当代中国城市景观设计展现的都是现代西方的理念。其次是缺乏公众参与和专家咨询，长官意志决定城市景观的风格和建设。最后是中国的城市景观设计缺乏本土化的理论体系，未能全面认识西方理论体系的优点和缺陷，学科体系发展极其不完善。
本土化的理论体系不是仿古，但完全抛弃古代文化元素也是不可取的。中国文化是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历史积淀。中国元素不仅指现代元素，更应包括古代元素。在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更能够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进而在民众中形成一种文化的认同。例如，俞孔坚主持设计的中山岐江公园，既借鉴地方古典园林的风格，又融入西方古典几何式园林的元素，利用现代西方环境主义、生态恢复及城市更新的路子，以景观的形式保留了当地特定人群在那片土地上的文化，③这是诠释景观民族身份的经典案例。
二、“反规划”的城市景观设计途径
（一）反规划
俞孔坚在《论反规划与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一文中提出了“反规划”（Anti-Planning）的概念，这是城市规划与设计的一种新方法，即城市规划和建设应从规划和设计非建设用地入手，而非传统的建设用地。④“反规划”的景观设计，致力于解决中国城市化迅速发展过程中人地关系紧张的问题。俞孔坚指出，“反规划”的概念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反思城市状态：对我国城市和城市发展中诸多问题的系统反思；第二，反思传统规划方法论：对我国几十年来实行的传统规划方法的反思；第三，逆向的规划程序：以生命土地的健康和安全及以持久的公共利益为目标，而不是从眼前城市土地开发的需要出发来做规划；第四，负的规划成果：在提供给决策者的规划成果上体现的是一个强制性的不发展区域，以此构成城市发展的“底”，它定义了未来城市的空间形态，并为市场经济下的城市开发松绑。①其中，前两点是基于现实问题对传统规划方法进行反思与分析，对以实现单一目标的城市设计和规划方法提出了质疑；后两点则提出了中国城市设计与规划的新方法论。反规划立足于城市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简称EI）建设，在此基础上对特定的城市区域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的设计与规划。其中，台州市城市物质空间“反规划”途径的案例最具代表性。
台州位于浙江中部沿海，台风和洪涝灾害频发。该市有3个城区，区域内有丰富的山林景观和文化景观，水网密集，湿地广布。但是小企业集群发展给当地带来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也使得当地的城市景观遭到了破坏。在这样的背景下，俞孔坚的团队提出，通过建立一个生态基础设施（EI），来保障当地关键的自然和文化景观的安全和健康，维护大地景观的生态完整性和地域特色，并为城市居民提供持续的生态服务。②他们将城市EI的规划分为三个尺度，即宏观（>100km2）、中观（>10km2）和微观（<10km2）。以宏观尺度为例，根据当地的自然和社会特点，确定了三个景观过程，分别为非生物过程、生物过程和文化过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宏观区域内的景观安全格局，主要包括洪水安全格局、生物多样性安全保护格局、文化遗产景观安全格局和游憩景观安全格局。其中，非生物过程主要是解决台州市的洪涝问题。传统的方法主要是依赖防洪堤坝和防洪工程来解决洪涝问题，现在这种传统方法已经开始受到普遍质疑，取而代之的是开放式的防洪和雨洪管理途径，即在不设防洪堤坝的前提下，通过水文过程的模拟，判别洪水安全格局，它们由关键性的低洼地、湿地、河流网络和湖泊、潜在的湿地和滞洪区构成。基于不同的安全水平，形成三种防洪安全格局：低安全水平洪水SP，10年一遇的洪水淹没区；中安全水平洪水SP，20年一遇的洪水淹没区；高安全水平的洪水SP，50年一遇的洪水淹没区。③这种开放式的途径是基于当地水文的特点，充分发挥当地河流、湖泊、湿地等自然景观的优势，以此来形成防洪网。与传统的方式相比，这种方式减少了对自然调节的人为干预，在保障市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同时，也最大程度地降低了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从整体的设计思路来看，首先着眼于宏观区域的规划，确定其功能；然后将区域范围逐渐缩小，明确各区域的界限与实施规划和设计的方式；最后落实到具体的街区，进行个性化的规划和设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保证了整体城市景观设计理念和建设路径的一致性，避免城市景观碎片化问题的产生和扩大。需要注意的是，合理地协调各个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关键。
反规划的对象是规划城市中不能发展的区域。因此，界定哪些区域可以发展，哪些区域不可以发展，谁来界定以及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科学的论证和决策。更应值得关注的是，生态遭到破坏的区域应该如何进行规划。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某区域在城市建设之初是非建设用地，而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变成了建设用地，这些建设用地是否能通过反规划的途径而重新成为非建设用地？再者，“反规划”的城市景观设计途径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途径呢？在什么情况下，“反规划”的实施效果不如“正规划”的实施效果？在什么情况下，“反规划”的设计途径是值得推而广之的？这些情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验证，进而寻求规律性的结论。只有在这些基本问题得以明确的前提下，反规划的途径才能不偏不倚地实施。 反规划不是不规划，也不是消极规划，而是强调有限制地进行规划，创新城市景观建设的理念，限制人类的过度参与行为。因为过度地参与城市景观的设计与规划，就可能意味着干预和破坏，出现人地关系紧张的问题。城市景观的设计与规划，不应是人类干预行为本位的理念，而应是土地本位的理念。换句话说，就是要充分尊重自然的规律，因地制宜，而不是因人用地，完全按照人的主观意志去肆意地进行城市景观的建设。与此同时，通过“反规划”的途径恢复被破坏的、被人们忽视的城市景观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尝试。
（二）反规划与新乡土观
反规划的理念与新乡土观是相辅相成的。新乡土观为反规划提供理论支撑，反规划为新乡土观提供方法论的指导。新乡土观追求人与土地生态关系的和谐，反规划为实现人地生态和谐提供可选择的路径。
中国的农民自古以来就与土地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农民对土地进行开发、利用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传统的乡土观念和农民的乡土情结。在俞孔坚看来，作为乡土的文化景观——田，承载了特定地域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的历史，同时也为当代人应对生态环境和能源危机带来新希望。①田，不仅是乡土文化的承载体，更是普通民众与土地关系的映照。俞孔坚将田的艺术运用到城市景观的设计和规划中，实现了新乡土观与“反规划”途径的完美结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的景观方案——长林方田，就是体现“田的艺术”的案例之一。为了保障北京奥运会的顺利开展，扩建首都机场被提上日程，这就需要对首都机场的局部区域重新进行规划和设计。长林方田的灵感来自于华北地区防护林的元素，因此多选用北京的乡土果树和单优势乔木群落及花灌木，将场地西边的雨水调节池作为水源，通过水塘和水渠，建立一个雨水收集系统。②整个区域由长方形的田块构成，基于结合位置角度的变化，设计师们设计了许多斜向林带。长林方田的设计，在体现中国元素的基础上，还充分利用了现代科技，实现了科学性、实用性和观赏性三者的统一。
“新乡土”的设计观和“反规划”的方法论，不仅需要城市景观设计师的推崇，更需要得到各级政府决策者的支持和认可。正如俞孔坚所言：“这件事得要由一个开拓型的市长和开拓型的城市来实现。”③这种开拓性的实现主要靠决策者思想观念的改变以及相关政策的支持。台州市已将“反规划”的相关途径纳入法律保护体系范围，这不仅是理念的认可，更拥有法律的保障。由于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以及地区文化的差异，不同的城市政府决策者的观念和能力是存在差异的。当然，从政府决策者的角度来说，接受新乡土观念比接受“反规划”的设计途径更容易些。因为关于“反规划”途径设计的城市景观，其效果能否达到预期，民众是否真正满意，这些问题都是不可预期的，政府决策者要为自己的选择承受很大的风险和责任。从长远来看，政府在城市景观规划和设计方面的短视行为，非常不利于中国城市的健康发展和资源的合理配置。摆脱暴发户心理和封建帝王意识的束缚，从寻常百姓的生产、生活中寻找规划和设计的灵感，重视城市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些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目标实现途径的选择，都在考验着城市政府决策者的智慧和勇气。
三、结论
只有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相结合，才能够全面理解并走出目前我国城市景观发展所面临的困境，进而实现我国城市景观理论的本土化发展和创新。俞孔坚的新乡土观是我国城市景观理论走向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的重要体现。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以及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也不是要“复旧”，更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①文化自觉是主动认识、反思、创新自身所处的文化的过程。这种文化自觉同样适用于我国城市景观理论的发展。新乡土观的形成，是俞孔坚对植根于中国城市景观建设人地关系紧张、民族身份危机问题背后的文化反思的成果。具体来说，人与土地的对立亦即“天人对立”的思想，强调城市景观建设的美化功能，以及暴发户心态和传统的帝王意识等思想观念，都在潜移默化中阻碍着转型时期中国城市景观建设的发展。这些问题折射出一个国家尤其是决策者对于人与土地关系、土地利用的态度以及不同文化对其行为的影响。那么，我国城市景观理论应该走向何方？新乡土观给出了答案。城市景观设计的核心，不在于巨额资金的投入，也不在于其建筑的规模和气势，而在于它能为普通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程度，在于它对于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所能起的作用。城市景观建设不仅是为了给公众以视觉上的享受和震撼，更重要的是通过景观设计，将尊重自然、尊重生命、人与土地和谐的价值观和当地特有的文化精神相结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生活在那片土地的普通民众，从而使他们获得精神上的归属感以及对民族身份的认同。新乡土观的实质，在于强调人与土地的生态和谐，在于城市景观带给民众的文化认同。不难发现，无论是“新乡土”这个概念本身，还是新乡土观的内涵，都是对我国乡土文化特性和“天人合一”思想的传承与延伸。文化自觉的实现为我国城市景观理论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而城市景观理论的具体内涵和实现路径则需要理论自觉来完成。理论自觉是文化自觉宏观视野下的特殊表现形式，是在城市景观建设领域对自身和他人理论进行反思，以此构建符合自身文化传统和国情的城市景观理论。新乡土观摆脱了西方城市景观建设理论对我国城市景观发展的束缚，在坚持“天人合一”、人与土地生态和谐的核心思想的前提下，注重实现手段与方式的创新。一方面，新乡土观认为中国城市景观设计要借助当代的技术来适应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反规划”的城市景观设计途径又为新乡土观的实现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撑。“反规划”的设计理念和实践，是对“天人对立”思想的扭转。它突出土地本位主义的理念，主张有限制地进行土地规划，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土地。这既是对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人口—规模—性质—布局”观念的打破，又是对中国城市规划理念和方法论的创新，也必将影响未来中国城市规划发展的方向。
责任编辑：胡颖峰
[关键词]城市景观设计；新乡土观；反规划；文化自觉；理论自觉
[中图分类号]TU983；X32-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5）01-0041-07
[作者简介]王书明（1963—），男，山东蓬莱人，哲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教授、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山东省“海洋与生态文化”重点学科负责人，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与环境政策研究；周 寒（1992—），女，山东枣庄人，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生，主要从事环境政策与管理研究。（山东青岛 26610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环渤海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路径研究”（13YJA840023）和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山东半岛蓝黄经济区生态文明建设研究”（12BSHJ06）的阶段性成果。
Abstract： Based on the judgments that China's urban landscape has suffered from unprecedented destruction in the history and many cities are now becoming the same， the concept of Neo-vernacular， which was proposed by Prof. Yu Kongjian， has come into being. The Neo-vernacular aims to resolve the problems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te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land， and to reduce the negative effects caused by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on citizens' lifestyle and values. It advocates the idea of urban landscape design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ization， civilian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and also advocates the formation of the pattern which makes the landscape guide the city development， with the anti-planning approach to urban landscape design， which gives priority to the protection of landscap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Let the city return to the ecology， let the city belong to the citizens and let the landscape carry the culture. The pursuit of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land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and inevitable trend to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urban landscape. The proposal of the concept of Neo-vernacular is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for the theory of urban landscape heading for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It has significant meaning for constructing land conception and city conception which lea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urban landscape design； the concept of Neo-vernacular； Anti-Planning； cultural consciousness；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俞孔坚是当今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推动当代世界景观设计学科和职业发展的重要领袖人物。他于1995年获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学位，1997年回国主持创办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1998年创办国家甲级规划设计单位——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他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规划、城市和景观设计、生态规划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出版著作20余部，发表论文300余篇，并主持完成大量国内外城市与景观的设计项目；促成了景观设计师成为国家正式认定的职业，推动了景观设计学科在中国的确立并走向世界，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自然的力量”。他提出的“新乡土观”，既有国际视野，又有中国本土文化特色，是中国城市景观理论走向文化与理论自觉的重要成果。 在俞孔坚看来，以花费巨额资金为代价的中国城市景观设计缺乏科学性和现代性。他指出，理想的现代化景观设计，一是要体现民族身份以及当代中国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二是要有利于环境的改善与环境负荷的减轻，解决中国最严酷的人地关系危机。因此，俞孔坚决心寻找解决当代人地关系的新方式，更确切地说，就是我们的建设要为当代人、现代人服务，要建立在现代的技术、现代的生活方式以及对于环境的现代理解上。①他对中国城市景观现状的批判和深刻反思，丰富了中国城市景观设计的理论体系；他所进行的城市景观设计的实践，为未来中国城市景观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向。
一、新乡土观
俞孔坚的新乡土观是指努力建成一种人与土地之间和谐的生态关系。“新”是与中国传统的景观设计相对而言，旨在表明中国当代的城市景观设计不能基于传统的设计理念，不能受到皇家和士大夫上层文化的束缚，而应摆脱工业化进程中追求高效、机械化、标准化的思想对城市景观建设以及民众生活方式的影响。“乡土”则指人与土地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当地的人与当地土地的关系。它强调，中国城市景观设计要利用当代的技术，服务于现代的中国人及其生活方式，关注城市生态环境的保护，注重城市景观设计的本土化、生态化与平民化。新乡土观是基于解决中国城市景观建设中人地关系紧张与民族身份危机而提出的。
（一）人地关系紧张
俞孔坚把景观界定为土地上的空间和事物所构成的综合体，是复杂的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在大地上的烙印。景观作为符号，是人类现实与理想，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相互关系在大地上的烙印。②他强调指出，这里的“人”不是指行政长官，也不是指房地产开发商，更不是指国际一流的建筑设计师，而是指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普通民众；“地”则指普通民众日常生产、生活的土地。城市景观设计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人地生态关系的和谐。
人地关系紧张是目前中国城市景观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目前我国的城市景观建设大多以破坏自然植被、山川、河流等自然景观为前提，消耗着巨额的地方财政，违背了科学性和现代性的原则。以摩天大楼为代表的当代城市景观在展示城市魅力的同时，也为城市创造着GDP，这也是城市行政长官乐此不疲地进行城市建设的主要原因，但是他们却未能充分考虑到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城市景观的展示功能远远超过其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在有限的公共空间内充斥着大量的未能满足民众日常生活需求的城市景观，这无疑是人地关系紧张的集中体现。以河道的开发使用为例。河道作为城市土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保护物种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展现城市文化特色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和完善，河道的经济价值被大大削弱，人们对其的重视程度也随之大大降低，河道的生态环境和使用方式令人堪忧。这是人地关系不和谐的具体表现，但这种表现往往淹没在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大潮中，不为人们所重视。俞孔坚指出，曾几何时，大江南北掀起了城市水系治理和“美化”的高潮。一种落后的、源于小农时代对水的恐怖意识和工业时代初期以工程为美的硬化、渠化理念，正支配着城市水系的“美化”与治理。①在对河道进行治理的过程中，大量工程介入拥有自然生态的河道，不免会造成由于工程建设本身而带来的新问题。自然的河堤筑上水泥堤坝，连续的湿地、河道、沼泽地和水系被人为地分割，这样的城市规划与设计，表面上看是对城市景观的保护与优化，但那只是人类的一厢情愿罢了。城市景观的设计师和建设者们只是以人的意志为着力点，却忽略了河道的整体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反而破坏了河道生态景观。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解决人地关系紧张的问题，不仅要解决好狭义的人与生产、生活用地的关系，更应该解决好当地民众与流淌在他们那片土地上的河流的关系。
城市景观不仅是对人地关系的折射，更是特定时期内社会心态的体现。造成人地关系紧张局面的背后，是中国城市景观设计理念的偏差。俞孔坚认为，暴发户心态和封建帝王意识是造成该问题的现实原因。暴发户的心态就是用金钱衡量一切。②因此，在进行城市景观设计的时候，政府决策者就不会优先考虑公共空间，不会考虑民众需要多少公共卫生间、需要多大区域的休闲场所、这座城市需要的植被覆盖率是多少等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很显然，决策者只是盲目追求展示城市功能的景观设计，这种心态所导致的后果只会使公共资产的配置和使用效率低下。为什么会有暴富的情况存在呢？因为土地流转给政府带来大量财政收入的同时，也使政府部门在资金使用方面失去理性。又由于城市建设科学论证的缺乏，监管体制和听证机制的不完善，使政府的暴发户心态得以充分发挥。他们更倾向将资金投入到地标性建筑的建设中，以此来展现城市发展的成果，这无疑会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和土地规划的不合理。封建帝王意识是指城市景观建设的决策者依然没有摆脱中国古代皇家建筑思想的束缚，一味地追求给人以震撼的气势，让人心生敬畏。在城市建设中，尤其是在政府大楼的设计中，仍要选定中轴线，然后再进行布局，这就是很好的例证。这种心态和意识不仅不利于中国城市景观建设的创新，更使得景观设计脱离了普通民众的生活，割裂了人与土地的联系，破坏了人与土地的生态和谐。
这种暴发户心理和封建帝王意识只是出现在官员身上吗？普通民众是否认可专家眼中具有现代性的建筑？即使民众不为之所动，也不能成为官员大兴土木的理由。当民众没有生态的城市景观意识时，就需要决策者去引导，让普通民众能够从政府建设的城市景观中获益，从而获得民众对于生态城市的景观设计的理解和认可。倘若民众真的对城市景观建设有着自己的想法和建议，那么，他们利益诉求表达的途径是否通畅？又由谁来回应他们的诉求？这都需要城市景观设计者和建设者与当地民众进行双向沟通与交流。
（二）民族身份危机
俞孔坚认为，景观不仅仅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体现和符号，也是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身份证。①他指出，民族的和地域的特色决不应理解成是传统的，它应该是此时此地的，是当代中国的。②城市景观作为一个城市或一定区域文化认同的载体，是民族身份的体现形式之一，在潜移默化中增强着公民的文化认同。气势恢宏的皇宫建筑群和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私家园林至今仍被视为中华文化的象征，以鸟巢和国家大剧院为代表的地标性建筑大气磅礴、震撼人心，但这二者并不符合俞孔坚对于城市景观建设中民族身份的理解。前者是在封建时期形成的，不是当代的；后者虽是当代的，但无法做到“此地”，即体现中国元素。它们只是巨额投资、长官意志与“城市美化运动”的产物。 俞孔坚的批判是具有颠覆性的。他指出，中国的城市景观正面临着千城一面的困境。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种现象将愈加严重。种种迹象表明，当前中国的城市景观建设正重复着美国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所犯的错误。美国的城市设计者借助芝加哥世博会的机会，开始进行城市美化运动。基于向全世界展示美国实力和城市之美的心态，设计师们将欧洲古典主义美学的理念引入美国城市建设中。这种理念曾在美国风靡一时，它推崇对称统一的规则，追求公园式的道路，并提倡打造视觉城市。不难发现，当时美国城市景观设计只是为了满足财富剧增的中产阶级的视觉享受，是缺乏文化根基的，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反观当代中国，城市的决策者们在利用巴洛克式的广场和大而无当的景观大道以展示城市之美的同时，也舍弃了城市的根本——民族身份。自然景观被忽视和破坏，包括日常的文化遗产和旧民居在内的人文景观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而体现其他国家特色的景观却填满了中国的城市。现实的困境和历史的教训，都在提醒着中国的城市景观建设正面临民族身份的危机。
那么，中国的城市景观设计为何缺乏民族身份呢？在俞孔坚看来，原因有三：首先是因为改革开放前中国处于封闭状态，与国际社会缺乏交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官员与专家对于西方城市建设的盲目崇拜、学习与借鉴，使当代中国城市景观设计展现的都是现代西方的理念。其次是缺乏公众参与和专家咨询，长官意志决定城市景观的风格和建设。最后是中国的城市景观设计缺乏本土化的理论体系，未能全面认识西方理论体系的优点和缺陷，学科体系发展极其不完善。
本土化的理论体系不是仿古，但完全抛弃古代文化元素也是不可取的。中国文化是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历史积淀。中国元素不仅指现代元素，更应包括古代元素。在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更能够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进而在民众中形成一种文化的认同。例如，俞孔坚主持设计的中山岐江公园，既借鉴地方古典园林的风格，又融入西方古典几何式园林的元素，利用现代西方环境主义、生态恢复及城市更新的路子，以景观的形式保留了当地特定人群在那片土地上的文化，③这是诠释景观民族身份的经典案例。
二、“反规划”的城市景观设计途径
（一）反规划
俞孔坚在《论反规划与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一文中提出了“反规划”（Anti-Planning）的概念，这是城市规划与设计的一种新方法，即城市规划和建设应从规划和设计非建设用地入手，而非传统的建设用地。④“反规划”的景观设计，致力于解决中国城市化迅速发展过程中人地关系紧张的问题。俞孔坚指出，“反规划”的概念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反思城市状态：对我国城市和城市发展中诸多问题的系统反思；第二，反思传统规划方法论：对我国几十年来实行的传统规划方法的反思；第三，逆向的规划程序：以生命土地的健康和安全及以持久的公共利益为目标，而不是从眼前城市土地开发的需要出发来做规划；第四，负的规划成果：在提供给决策者的规划成果上体现的是一个强制性的不发展区域，以此构成城市发展的“底”，它定义了未来城市的空间形态，并为市场经济下的城市开发松绑。①其中，前两点是基于现实问题对传统规划方法进行反思与分析，对以实现单一目标的城市设计和规划方法提出了质疑；后两点则提出了中国城市设计与规划的新方法论。反规划立足于城市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简称EI）建设，在此基础上对特定的城市区域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的设计与规划。其中，台州市城市物质空间“反规划”途径的案例最具代表性。
台州位于浙江中部沿海，台风和洪涝灾害频发。该市有3个城区，区域内有丰富的山林景观和文化景观，水网密集，湿地广布。但是小企业集群发展给当地带来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也使得当地的城市景观遭到了破坏。在这样的背景下，俞孔坚的团队提出，通过建立一个生态基础设施（EI），来保障当地关键的自然和文化景观的安全和健康，维护大地景观的生态完整性和地域特色，并为城市居民提供持续的生态服务。②他们将城市EI的规划分为三个尺度，即宏观（>100km2）、中观（>10km2）和微观（<10km2）。以宏观尺度为例，根据当地的自然和社会特点，确定了三个景观过程，分别为非生物过程、生物过程和文化过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宏观区域内的景观安全格局，主要包括洪水安全格局、生物多样性安全保护格局、文化遗产景观安全格局和游憩景观安全格局。其中，非生物过程主要是解决台州市的洪涝问题。传统的方法主要是依赖防洪堤坝和防洪工程来解决洪涝问题，现在这种传统方法已经开始受到普遍质疑，取而代之的是开放式的防洪和雨洪管理途径，即在不设防洪堤坝的前提下，通过水文过程的模拟，判别洪水安全格局，它们由关键性的低洼地、湿地、河流网络和湖泊、潜在的湿地和滞洪区构成。基于不同的安全水平，形成三种防洪安全格局：低安全水平洪水SP，10年一遇的洪水淹没区；中安全水平洪水SP，20年一遇的洪水淹没区；高安全水平的洪水SP，50年一遇的洪水淹没区。③这种开放式的途径是基于当地水文的特点，充分发挥当地河流、湖泊、湿地等自然景观的优势，以此来形成防洪网。与传统的方式相比，这种方式减少了对自然调节的人为干预，在保障市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同时，也最大程度地降低了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从整体的设计思路来看，首先着眼于宏观区域的规划，确定其功能；然后将区域范围逐渐缩小，明确各区域的界限与实施规划和设计的方式；最后落实到具体的街区，进行个性化的规划和设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保证了整体城市景观设计理念和建设路径的一致性，避免城市景观碎片化问题的产生和扩大。需要注意的是，合理地协调各个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关键。
反规划的对象是规划城市中不能发展的区域。因此，界定哪些区域可以发展，哪些区域不可以发展，谁来界定以及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科学的论证和决策。更应值得关注的是，生态遭到破坏的区域应该如何进行规划。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某区域在城市建设之初是非建设用地，而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变成了建设用地，这些建设用地是否能通过反规划的途径而重新成为非建设用地？再者，“反规划”的城市景观设计途径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途径呢？在什么情况下，“反规划”的实施效果不如“正规划”的实施效果？在什么情况下，“反规划”的设计途径是值得推而广之的？这些情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验证，进而寻求规律性的结论。只有在这些基本问题得以明确的前提下，反规划的途径才能不偏不倚地实施。 反规划不是不规划，也不是消极规划，而是强调有限制地进行规划，创新城市景观建设的理念，限制人类的过度参与行为。因为过度地参与城市景观的设计与规划，就可能意味着干预和破坏，出现人地关系紧张的问题。城市景观的设计与规划，不应是人类干预行为本位的理念，而应是土地本位的理念。换句话说，就是要充分尊重自然的规律，因地制宜，而不是因人用地，完全按照人的主观意志去肆意地进行城市景观的建设。与此同时，通过“反规划”的途径恢复被破坏的、被人们忽视的城市景观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尝试。
（二）反规划与新乡土观
反规划的理念与新乡土观是相辅相成的。新乡土观为反规划提供理论支撑，反规划为新乡土观提供方法论的指导。新乡土观追求人与土地生态关系的和谐，反规划为实现人地生态和谐提供可选择的路径。
中国的农民自古以来就与土地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农民对土地进行开发、利用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传统的乡土观念和农民的乡土情结。在俞孔坚看来，作为乡土的文化景观——田，承载了特定地域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的历史，同时也为当代人应对生态环境和能源危机带来新希望。①田，不仅是乡土文化的承载体，更是普通民众与土地关系的映照。俞孔坚将田的艺术运用到城市景观的设计和规划中，实现了新乡土观与“反规划”途径的完美结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的景观方案——长林方田，就是体现“田的艺术”的案例之一。为了保障北京奥运会的顺利开展，扩建首都机场被提上日程，这就需要对首都机场的局部区域重新进行规划和设计。长林方田的灵感来自于华北地区防护林的元素，因此多选用北京的乡土果树和单优势乔木群落及花灌木，将场地西边的雨水调节池作为水源，通过水塘和水渠，建立一个雨水收集系统。②整个区域由长方形的田块构成，基于结合位置角度的变化，设计师们设计了许多斜向林带。长林方田的设计，在体现中国元素的基础上，还充分利用了现代科技，实现了科学性、实用性和观赏性三者的统一。
“新乡土”的设计观和“反规划”的方法论，不仅需要城市景观设计师的推崇，更需要得到各级政府决策者的支持和认可。正如俞孔坚所言：“这件事得要由一个开拓型的市长和开拓型的城市来实现。”③这种开拓性的实现主要靠决策者思想观念的改变以及相关政策的支持。台州市已将“反规划”的相关途径纳入法律保护体系范围，这不仅是理念的认可，更拥有法律的保障。由于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以及地区文化的差异，不同的城市政府决策者的观念和能力是存在差异的。当然，从政府决策者的角度来说，接受新乡土观念比接受“反规划”的设计途径更容易些。因为关于“反规划”途径设计的城市景观，其效果能否达到预期，民众是否真正满意，这些问题都是不可预期的，政府决策者要为自己的选择承受很大的风险和责任。从长远来看，政府在城市景观规划和设计方面的短视行为，非常不利于中国城市的健康发展和资源的合理配置。摆脱暴发户心理和封建帝王意识的束缚，从寻常百姓的生产、生活中寻找规划和设计的灵感，重视城市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些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目标实现途径的选择，都在考验着城市政府决策者的智慧和勇气。
三、结论
只有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相结合，才能够全面理解并走出目前我国城市景观发展所面临的困境，进而实现我国城市景观理论的本土化发展和创新。俞孔坚的新乡土观是我国城市景观理论走向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的重要体现。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以及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也不是要“复旧”，更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①文化自觉是主动认识、反思、创新自身所处的文化的过程。这种文化自觉同样适用于我国城市景观理论的发展。新乡土观的形成，是俞孔坚对植根于中国城市景观建设人地关系紧张、民族身份危机问题背后的文化反思的成果。具体来说，人与土地的对立亦即“天人对立”的思想，强调城市景观建设的美化功能，以及暴发户心态和传统的帝王意识等思想观念，都在潜移默化中阻碍着转型时期中国城市景观建设的发展。这些问题折射出一个国家尤其是决策者对于人与土地关系、土地利用的态度以及不同文化对其行为的影响。那么，我国城市景观理论应该走向何方？新乡土观给出了答案。城市景观设计的核心，不在于巨额资金的投入，也不在于其建筑的规模和气势，而在于它能为普通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程度，在于它对于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所能起的作用。城市景观建设不仅是为了给公众以视觉上的享受和震撼，更重要的是通过景观设计，将尊重自然、尊重生命、人与土地和谐的价值观和当地特有的文化精神相结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生活在那片土地的普通民众，从而使他们获得精神上的归属感以及对民族身份的认同。新乡土观的实质，在于强调人与土地的生态和谐，在于城市景观带给民众的文化认同。不难发现，无论是“新乡土”这个概念本身，还是新乡土观的内涵，都是对我国乡土文化特性和“天人合一”思想的传承与延伸。文化自觉的实现为我国城市景观理论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而城市景观理论的具体内涵和实现路径则需要理论自觉来完成。理论自觉是文化自觉宏观视野下的特殊表现形式，是在城市景观建设领域对自身和他人理论进行反思，以此构建符合自身文化传统和国情的城市景观理论。新乡土观摆脱了西方城市景观建设理论对我国城市景观发展的束缚，在坚持“天人合一”、人与土地生态和谐的核心思想的前提下，注重实现手段与方式的创新。一方面，新乡土观认为中国城市景观设计要借助当代的技术来适应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反规划”的城市景观设计途径又为新乡土观的实现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撑。“反规划”的设计理念和实践，是对“天人对立”思想的扭转。它突出土地本位主义的理念，主张有限制地进行土地规划，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土地。这既是对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人口—规模—性质—布局”观念的打破，又是对中国城市规划理念和方法论的创新，也必将影响未来中国城市规划发展的方向。
责任编辑：胡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