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家那间朝北的屋子里，光线昏暗。三舅幽幽地对母亲说，“阿姐，我到杭州检查过了，要动手术。医生说要摘除上颚的骨头，以后面孔就大变样了，明天我去镇上照相馆拍张照片留念吧。”
　　三十刚出头的三舅年轻、有活力，一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眼神里智慧的灵光不时闪现。从小被领养到农村的他，虽没上过几天学，却凭着一股子钻劲和巧劲，成了乡农技站的第一把好手，各种农业机械的“疑难杂症”在他手里常常“药到病除”。周边四乡八村都知道他，赞他技术好，有次别乡的一台日本进口的收割机愣是让他给修好了，得以继续在田里撒欢。
　　而今，他却病倒了。前阵子吃饭时，老觉得上颚有个小小的硬块，起初不在意，后来却越发大了起来，地方医院让他去浙江二院查查，结果是谁也不愿听到的坏消息。
　　母亲和大舅陪他去杭州，办好手续后，姐弟三人前往西湖边散步，其时，曲院风荷的荷花已然开罢，残荷枯瘦，秋风瑟瑟，茎秆飘摇。母亲说，三人并不多话，默默走了一圈就回来了。当时交通多有不便，我们也没去看望他，他出院以后就回乡下家里休养了。
　　很快就过年了。1984年的新年，我们从收音机里知道了新中国代表队将首次赴洛杉矶参加奥运会。年后，三舅来外婆家住，毕竟在镇上，配药、检查等手续也方便。外婆家人多、热闹，不时有人陪他聊天解闷。三舅本也是个开朗的人，爱说爱笑。手术成功，大家也很开心，不过三舅真的大变样了，一边脸完全塌陷下来，左眼角被硬生生地扯下去，上下嘴唇也不再齐整。不过他精神头挺不错，记得有一次中午放学回家，经过他的房间，冬日的阳光透过窗子射进来，他正和舅妈聊天，说到开心处，他大笑起来，房间里温暖敞亮。
　　母亲是家里老大，三舅最信赖她，他与母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阿姐，等我好起来以后，等我好起来以后……
　　谁曾料到，此刻病魔正躲在阳光下的阴影里狞笑，那双手从来就没有放开过一个年轻生命如大理石般直挺秀颀的脖颈。春寒还未倒尽，消息比春寒更冷，他的病复发了，他又住進了杭州半山医院。
　　很快就出院了，说是已经转移，余日无多。
　　他又住回外婆家，人已经瘦得脱形，塌了的脸完全下陷，泛着紫黑色，笼着一层灰气。三舅只能躺在堂屋的一张藤椅上，天气渐渐热起来了，穿着夏衣的他像一个几岁大的孩子般蜷缩着，嘴里不住地呻吟，我们都知道，疼痛正在折磨他。他额头上渗出的汗珠黏糊糊，外婆说，出这样的汗，不好。
　　吃饭时更折磨人，他的上颚骨已经摘除了，此时嘴里又全部溃烂，没法咀嚼。只能把面条煮得稀烂，舅妈用汤匙喂他。才吃进嘴里，面条就不争气地从鼻孔里钻出来，白花花的面条全粘在唇边。要知道，他曾是有名的“面大王”，有次帮农技站到镇上买配件，中午来外婆家吃饭，正赶上吃面，三大碗咸菜笋丝面唏里呼噜就下了肚，惹得一家子都笑他是“面桶”，而眼前这个情景……我们都背过脸去，想噙住泪水，可是泪水根本由不得我们。

　　每天放学后，我们几个孩子先去望望三舅，然后趴在桌上做作业，做完作业，有时会闹腾起来，屋里屋外追来打去、大呼小叫，似乎忘记了三舅躺在那里。他看到我们“疯”，有时会浮上一丝微笑，终日无神的眼里也仿佛闪过一丝光彩。
　　多年以后的某个晚上，我突然明白，他眼神里流露出来的是一种生的热望，他多么想健健康康地活下来，妻子、孩子、老母亲、家里的老养父，还有这么多兄弟姐妹，这么多子侄外甥，还有那一车库待修的“东方红”、“久保田”……
　　1984年6月，江南的热浪提前袭来，三舅永远离开了我们。那个闷热的下午，一块青瓦片猛地被砸碎在灵柩的盖板上，碎片四下迸溅，散了一地。那个矮个子司仪一声大吼，灵柩由4个壮汉抬起，朝着墓地缓缓走去。墓地就在村东头，外公的坟也在那里。外公啊，您老人家可曾想到，就在您匆匆离别我们3年后，您的三儿也长眠在您的身边，儿女中，三舅最早离开家，又最早回到您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