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化修养，这是鲁迅一生颇为自信与自诩的事情。对这一点，不仅鲁迅的友人颇为赞赏，即使鲁迅的论敌也不能不承认。数十年来，鲁迅研究界的专家们也在这一课题研究上做足了功夫，发表了许多有卓见的成果。甚至可以说，由于在这一课题研究中集聚了一批通贯古今的大学者如任访秋、王瑶等等，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在鲁迅研究的学术史上一直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最近出版的杨义先生的《鲁迅文化血脉还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下文简称杨著）一著，可以说是这一课题研究中的继往开来之作。说其继往，是因为这部著作继承了当年任访秋、王瑶等先贤以今释古、以古证今的学术精神，准确地把握了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而深刻的精神联系，说其开来，则是因为这部著作超越了一般性的文化影响与接收的师承意义上的研究模式，直接将探寻的视角切入到了血脉这一鲁迅生命深处最为隐秘的部分。血脉用之于文化研究，通常只是一个比喻，但在杨义的鲁迅研究思路中，血脉不仅仅是一个比喻，而且也就是鲁迅肉身生命中的最为重要的本源。在他看来，“铁屋子的比喻并非古代文献的存货，大概是对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S会馆的特殊感觉”（P299）；“鲁迅《拿来主义》中对大宅子比喻的运用，很可能就取自鲁迅故里，鲁迅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流露这份童年记忆与中年体验，以审视家庭文化的方式来宣示自己对中外文化遗产的态度”。（P303）鲁迅是以自己的生命来感应民族的古典文化，而民族的古典文化在鲁迅那里不仅仅是一个修养的表现，它简直就是生命的血肉本身。
　　所以，“鲁迅是谁？他从何而来，向何而去？”杨著一开篇就提出了这一被人问过无数遍而且继续被人追问的问题。在谈到中国新文化的创生与发展时，鲁迅曾提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的主张，思潮和血脉在鲁迅那里是并列着的，但由于清末民初时期，西学东渐之声势已经汹涌澎湃，而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著名的“第二维新之声”的论文也主要是介绍和借用西方文化新潮，于是，研究者们习惯于从吸取新潮方面来探寻鲁迅精神的源泉。杨著尖锐地指出了这种传统思路的弊端：“只讲思潮，是片面的，讲不到根底的，必须首先，起码同时揭示其血脉。”（P1）在这里，杨著将“血脉”同“根底”相提并论，显然是将固有血脉也即民族的文化传统看做鲁迅的文化之根与生命之根。当然，杨著也清晰地意识到，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驳杂庞大的体系，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以一己之精力与思想负荷起它的全部，任何一个人也只能以自己个人的境遇与方式来承续它的精神。这种个人的境遇与方式越是独特，他与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联系也就越是深刻与密切。杨著在分析鲁迅“血脉”时无疑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它在总纲中用了不少笔墨详细阐述了鲁迅在负荷民族文化传统方面的三种方式，一种是“逆向承续”，一种是“深层承续”，一种是“建设性承续”，而在这三个层面的方式中，具有一种明显的逻辑递进关系。首先必须能够“逆向”，也就是具有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的眼光与气度，才能够进入到文化的“深层”，也才可能最终达成一种“建设”的目标。“逆向”是基础，“深层”是通道，而“建设”才是目的。不过，杨著同时也指出，“鲁迅甚感兴趣的是对文化血脉的‘深层承续’”，因为正是“这种承续不拘泥于表面形式上的循规蹈矩，亦步亦趋，而是追求内在情调、神韵上的契合”（P8）。这一观点无疑是独具慧眼的，“追求内在情调、神韵上的契合”恰恰就是鲁迅在负载民族文化传统方面自我选择的一种独特的联系方式，也是民族文化传统转化成鲁迅生命之根与文化之根的一条独特的通道。
　　为了阐明这一观点，杨著对研究者过去一直关注的鲁迅生命史上的几个重要现象作了富有新意的解读。一个是“青年必读书”事件，在这个事件中，鲁迅明确表示以自己的经验，应该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这种观点不是同鲁迅早年“弗失固有之血脉”之言论恰恰相反吗？杨著并不这样认为，作者将人生的阅读行为划为两种方式，一种是在书内阅读，一种是在书外阅读，在书内读的是中国的历史，在书外读的是中国的现实。通过对鲁迅《青年必读书》一文的细密分析，作者精辟地指出鲁迅并不是反对阅读，而“是把阅读书外的中国，看得与阅读书内的中国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他将书外的中国与书内的中国，综合成自己的文化根”（P10）。另一个现象是鲁迅毕生对嵇康的执着的爱好。杨著认为，“对于一个古代作家的全部遗著，付以如此认真对待和如此漫长的心血，在鲁迅一生中惟有一个嵇康。鲁迅对嵇康的熟悉和理解程度，决非早年论文中偶或提及的德国哲学家斯蒂纳、丹麦哲学家克尔凯格尔所能比拟。一些外国文学家、思想家拓展了他的世界视野，甚至左右了他一时的思想方向。但这些视野、方向的把握方式，最终还落实到影响了他人格、气质的屈原、嵇康诸如此类的文化传统上”（P53）。从这两个现象上可以看到，正是以极其个体化的方式完成了对嵇康这样的文化传统类型的深层承续与对中国当下现实的深层介入的结合，从而构成了鲁迅生命上的本土气质，并且淋漓尽致地挥洒在鲁迅的文化创造活动中。所以杨著以诗性的笔墨这样描述鲁迅文化生命的血脉形成：“他遥望着俄罗斯原野上备受摧残的野蓟开放的小花，省视着本国干旱沙漠的草木，那草木中也有他自己，以顽强的生命力伸长自己的根，将深地里的水泉化生碧绿的林莽”（P26）。
　　“鲁迅小说鲜明的中国本土气质，雄辩地说明了，它绝不是西方文学的一个分支，而是树立在中华民族土地上的大树，其根系是深深植入中国文化土壤中的”（P13）。这种文化土壤当然不能排除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诸子学说。鲁迅与诸子关系的还原，无疑是杨著写得特别精彩的部分之一。杨著用了大量篇幅来探讨这一问题，作者不仅知微见著，分析了鲁迅对诸子的复杂的情感态度，指出“鲁迅对诸子学术，难免有点牵强挂肚，藕断丝连，说是在理智上要来个一刀两断了，可是在情感上筋脉相连，断的是自己的筋脉，连的又是自己的筋脉，如此‘抉心而食’是惨痛的，却又是时代所呼唤，不能不断然决然的”（页213），而且也发其大端，概括出了鲁迅从现代立场去感应诸子的四种方式：一种是启蒙思想家的方式，以《摩罗诗力说》为嚆矢；一种是文学与文化史研究者的方式，以《汉文学史纲要》为标志；一种是小说想象方式，在表述形态上以《故事新编》为代表；一种是杂感批评方式，以他的一系列直接针对或者间接提到诸子学说或形象的零碎却犀利的杂文为代表。杨著认为，这就是考察鲁迅与先秦诸子关系的四个切入口，四个意义维度。每个维度各有自己的旨趣、方式和效应，而各个维度旨趣、方式和效应的充分发挥和有机整合，就构成了现代中国思想史上颇具特性的鲁迅的复合型诸子观。值得指出的是，杨义先生的学术生涯虽然是从鲁迅研究起家，但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转向从事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近年来他对诸子学说的发生学研究，无论是其观点，还是其思维方法，都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本专著中，杨义先生将其诸子发生学方面的研究观点与思维方式引入到鲁迅研究中，可谓为鲁迅与中国文化传统关系的研究别开一个生面，也是古典文化研究与现代文化研究结合起来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成功范例。 　　杨著在分析鲁迅是如何塑造诸子形象时曾指出，“《出关》采取的是并非研究者的态度，而是小说家的态度，这种态度可见鲁迅是个调皮的学生，研究者不要把脸皮绷得过紧，应该放松自己的心情，分享鲁迅写作的这份快乐与从容”（P224）。这里说的是研究鲁迅应该具有的一份心情，也是作者自己在鲁迅研究中所追求的一种个性与境界。确实，只有研究者自己常怀一种快乐与从容，才能真正体会到和分享到鲁迅写作的快乐与从容。杨著中不仅时常可见一些很调皮的笔调，如作者在比较魏连殳和吕纬甫的命运时，不仅慨叹“野狼死了，苍蝇还活着，这就是鲁迅写下的当时知识者的寓言”（P39），尽管以苍蝇来指谓吕纬甫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他对这两个作品中本来就重点刻画过的经典意象的把握可谓深得鲁迅之趣味。又如杨著在分析《故事新编》的“油滑”时说，“如果删繁就简，我们对这种油滑做个也属油滑的解释，那就是它给历史时空上了油，使古今不搭界、雅俗不同类的时空单元，错综组合而自由滑动，从而造成不应同场的人与事偏偏同场不期而遇的尴尬，以及互相赋予不咸不淡的，或不其然而然的意义”（P222）。这种对“油滑”的“油滑”解释，也能使读者莞尔一笑，感受到作者在研究中的快乐心情。而且，杨著在叙述方式上有一种特别突出的才能，那就是对于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命名能力。在杨著中，作者不仅在中心主题上将鲁迅文化观的独特感受形态概括命名为“双轨”（世界思潮与固有血脉）、“三事”（铁屋子、海马葡萄铜镜、大宅子）、“一内核（立人）”（P295），而且在各个章节中的对各个具体问题的阐述中都有一些意蕴新颖的概括性命名，如，“五四诸子”与先秦诸子的对话（P232）、“儒学老化四弊”（P239）；“二还原则”（P240）、“中国学术文化乃是二四之学，鲁迅是从知识结构上以‘四野之学’破解‘四库之学’”（P278）、鲁迅对五四运动的“三苦恼”（P249）、考察鲁迅与左联关系的“多边现代性”（P276）等等。这些命名的频繁出现，显示出的不仅是研究者的思路的清晰，视野的宏阔，表述的精准，而且也显示着研究者意念与气度的从容自信。也许可以说，正是这份学术上的从容自信，使得杨义先生经常性地在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文学史与文化史等不同的研究领域中游走自如。
　　正如科林伍德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年鲁迅对嵇康的把握带有鲜明的现代性气息，是藉嵇康来思考历史在当代的价值，作为当前学界具有影响力度的鲁迅研究者，杨义先生对鲁迅与民族文化传统关系的把握，无疑也是立足于当下中国民族文化发展战略的一种高端思考。正是立足于这种当下意义，杨著对鲁迅的诸子观尤其是孔子观的时代局限作了深刻的反思，它指出：30年代中，“激于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鲁迅的这番带点阶级论的批评，要人民把立足点移到民众中，乃是事出有因，但不能说由此而非圣就是持平之论。当时在现代中国满怀忧患意识而积极拯救社会和民族危机的思想者，还顾不及从传统主流文化中发掘思想资源，他们注重现实的行动性，自然也制约着他们对‘孔夫子’在现代中国的行动性意义的思考”（P243）。这种反思成果，也许并非所有的鲁迅研究者都能赞同，但它确实显示出了在鲁迅逝世将近80年后，在中华民族摆脱衰老贫弱动辄挨打的处境崛起为堂堂正正的现代大国的时候，本土学者在新的现代性高度上沟通鲁迅与先秦诸子的一种学术努力。杨著的出版似乎在告诉人们，在鲁迅研究中寻索现代启示，以博大开放的视野疏通文化血脉和开启生命新机，使鲁迅学成为中国总体文化精神的一个有机、强劲又充满活力的流脉，从而建立现代大国的文化风范，这必然是今天的鲁迅研究实现历史突破的大契机。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