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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四十年梦断国家大剧院，李道增在我国剧院设计和研究领域，堪称开山第一人
作为晚清重臣李鸿章家族的后代，现年76岁的李道增堪称李氏家族学术地位最高的学者。他师从梁思成，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之后一直留校任教，曾任建筑系副主任、主任。1984年被人事部评为有杰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5年任职博士生导师，1988年升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第一任院长，后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首都建筑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建筑学会理事、荣誉理事，1993年应邀赴美国卡纳基·梅伦大学任剧场设计客座教授，1999年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与履历同样精彩的，是李道增在剧院设计和研究方面的多重建树和深厚造诣。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设计师，李道增早在任教不久就把专业重点大胆地放在了过去国内很少有人涉及的剧场设计领域，为他以后成为这个领域的开山人打下了基础。
虽然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期间，李道增三度参与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却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无缘付诸实施。但“东方艺术大厦”、“北京天桥剧场”、“中国儿童剧院”和“台州文化艺术中心”等多座已落成使用的剧场，都已成为李道增剧院设计生涯中的代表作。与此同时，他还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剧院设计师。
作为我国剧院设计和研究领域的开创者，李道增先后主编了《剧场建筑设计手册》、《中国会堂剧场建筑》、《国外剧场建筑图籍》、《2300座剧院总结》（即解放军大剧院设计总结）等多部著作。其中长达150万字且文图并茂的巨著《西方戏剧剧场史》成为国内第一部跨戏剧与建筑两个学科的学术专著，融人文与科技于一体，填补了我国这一领域的空白。此外，他的著作《环境行为学概论》、《李道增文集》、论文“新制宜主义”的建筑观和对建筑中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构成了他设计哲学的主干。
四十年梦断
1958年建国十周年前夕，由周恩来总理建议，国家大剧院项目被提上日程且列入国庆十大工程的计划之内，并在全国展开设计竞赛。清华大学建筑系时年28岁的年轻教师李道增带领系里十几个毕业班的学生参与了设计竞赛，并入选。
后来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工作正式委托给了清华大学李道增设计组，时任校长蒋南翔还调动全校建筑系、机械系、电机系、土木系、自动化系等三百名精兵强将，全力投入这个国庆献礼的大项目。不久，解放军大剧院的设计任务也由这个设计组承担。
“那时没有电脑效果图，全部是手画，要用吹风机来吹干渲染图，一个晚上就只能出一张图，”李道增回忆四五十年前的工作场景时不免感叹，“为了争第一，我们没有一点私心杂念，就是拼命干。”
然而，当设计方案及图纸全部如期完成并获得国家审定时，1960年中国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最终因“国家经费有限”，已设计完成的国家大剧院和解放军大剧院项目被迫下马。在十年浩劫中，由清华三百强将精心完成堆得像小山似的图纸，也被造反派烧了个精光……
李道增第二次参与设计国家大剧院是在1990年。那时国家计委下文件同意组织这个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技术经济论证，文化部专门组成了国家大剧院筹建办公室，开始组织队伍连夜上马，由清华大学、北京建筑设计院、建设部设计院共同“会攻”，李道增代表清华大学设计了方案A。然而不幸的是，这次规划不久后又成为一个巨大的空心汤团。
朴素真实的设计思想
1997年，党的十五大再次决定建设国家大剧院，先由北京市组织了一次在北京建筑设计院、建设部设计院和清华大学之间进行的方案竞赛。在李道增主持设计的方案中贯彻了他1993年在美国讲学时，参观美国肯尼迪中心过程中所听到的肯尼迪剧院两位副总经理的“教训”，即“千万不要把歌剧院、戏剧院和音乐厅这三个剧场放在同一个屋顶下，不然在利用任何一个剧场时，公共部分都要开空调和照明等设备，能源浪费极大”。
于是李道增在1997年的方案中，把三个剧场设计成既可单独使用、又可合并使用的结构，大大节省了空间和能源，很契合当下的节能理念。然而当时评选的结果是北京建筑设计院的方案摘得了头奖，获奖的主要原因则是当时人们对“特大厅堂公共空间”的热衷追求。
1998年国家宣布在国际上对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方案公开招标。招标任务书要求该方案要能看出是“中国的”、是“首都北京天安门的”、是有“时代气息的”。李道增在1997年所完成的方案基础上很快就完成了第一轮参赛方案的设计。
李认为中国的大型公共建筑都讲究“对称”，所以第一轮参赛的是一个歌剧院居中，音乐厅和戏剧院分设两旁的“对称”方案。此外，在李看来，故宫、天安门是存留在世界人民心中的“中国标志”，连同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博物馆等辅助完成了天安门广场的雄伟建筑都是广场的“主角”。若建大剧院，就要强化和衬托那些“主角”，不能去“夺”它们的光彩，因此是“配角”。此外，还要“近看有形”、“远看有势”、“要有细部”、“要耐看”，整个建筑要体现真、善、美，而不设“虚假空间”。更重要的是要做成艺术殿堂，而非只是新奇的“摆设”。
按照上述理解，也为了体现现代气息，李在设计时采用了玻璃结构。尽管最终的方案在构思上贯彻了标书的要求，在功能、技术上合理且完全符合剧场的使用需要，也符合北京市城市规划，但在评选和后几轮的方案修改时却又被要求要有“标志性”、“要是国内外所没有的”、“要有说法”。
后来，李道增和其学生—现任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的胡绍学共同主持，又做了6轮修改设计。在最后一轮选报方案时，国家要求中方设计院必须与外方合作，且联合署名报送方案。据称，实际上当时中方和外方都各自为政，相互之间均没有征求意见。最终报向中央的三个方案是英国设计院和北京建筑设计院联合署名的“大玻璃”方案（实为英国主持设计），法国设计院和清华大学联合署名的“水泡”方案（实为法国主持设计），和清华大学与法国设计院联合署名的“天圆地方”方案（实为清华大学李道增团队主持设计）。
经过漫长的论证和等待，最终的结果却令李道增四十年来的国家大剧院设计之梦破灭了——199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最终决定采用法国设计师安德鲁的“水泡”方案。
生态建筑和新制宜主义
李道增不仅热衷于剧院设计，还是国内生态建筑的早期倡导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李率先发表论文《重视生态原则在规划中的运用》。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他又开展了建筑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技术的研究。
“所谓生态建筑，就是将建筑看成一个生态系统，通过设计建筑内外空间中的各种物态因素，使物质、能源在建筑生态系统内部有秩序地循环转换，获得一种高效、低耗、无废、无污、生态平衡的建筑环境，”李道增解释道，“生态建筑也被称作绿色建筑、可持续建筑。”
在李道增看来，建筑除了反映高科技的时代精神，还要彰显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历史连续性。他首次在国内提出了“新制宜主义”的建筑设计哲学理论，其核心就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追求在历史、人文和自然环境共同作用下，把人和房子的自然关系调整到最佳状态。其设计思路概括出来则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得体切题，兼容并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且强调细部设计。
李道增提出我国建剧院要考虑国家和地方的实际情况，和群众实际文化生活需求。不但要把剧院建好，还要考虑它的长期运营。目前国内没有歌剧却建了许多歌剧院，就像“鱼缸”和“金鱼”，没有金鱼，再华丽的鱼缸也难以发挥作用。
作为晚清重臣李鸿章家族的后代，现年76岁的李道增堪称李氏家族学术地位最高的学者。他师从梁思成，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之后一直留校任教，曾任建筑系副主任、主任。1984年被人事部评为有杰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5年任职博士生导师，1988年升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第一任院长，后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首都建筑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建筑学会理事、荣誉理事，1993年应邀赴美国卡纳基·梅伦大学任剧场设计客座教授，1999年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与履历同样精彩的，是李道增在剧院设计和研究方面的多重建树和深厚造诣。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设计师，李道增早在任教不久就把专业重点大胆地放在了过去国内很少有人涉及的剧场设计领域，为他以后成为这个领域的开山人打下了基础。
虽然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期间，李道增三度参与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却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无缘付诸实施。但“东方艺术大厦”、“北京天桥剧场”、“中国儿童剧院”和“台州文化艺术中心”等多座已落成使用的剧场，都已成为李道增剧院设计生涯中的代表作。与此同时，他还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剧院设计师。
作为我国剧院设计和研究领域的开创者，李道增先后主编了《剧场建筑设计手册》、《中国会堂剧场建筑》、《国外剧场建筑图籍》、《2300座剧院总结》（即解放军大剧院设计总结）等多部著作。其中长达150万字且文图并茂的巨著《西方戏剧剧场史》成为国内第一部跨戏剧与建筑两个学科的学术专著，融人文与科技于一体，填补了我国这一领域的空白。此外，他的著作《环境行为学概论》、《李道增文集》、论文“新制宜主义”的建筑观和对建筑中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构成了他设计哲学的主干。
四十年梦断
1958年建国十周年前夕，由周恩来总理建议，国家大剧院项目被提上日程且列入国庆十大工程的计划之内，并在全国展开设计竞赛。清华大学建筑系时年28岁的年轻教师李道增带领系里十几个毕业班的学生参与了设计竞赛，并入选。
后来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工作正式委托给了清华大学李道增设计组，时任校长蒋南翔还调动全校建筑系、机械系、电机系、土木系、自动化系等三百名精兵强将，全力投入这个国庆献礼的大项目。不久，解放军大剧院的设计任务也由这个设计组承担。
“那时没有电脑效果图，全部是手画，要用吹风机来吹干渲染图，一个晚上就只能出一张图，”李道增回忆四五十年前的工作场景时不免感叹，“为了争第一，我们没有一点私心杂念，就是拼命干。”
然而，当设计方案及图纸全部如期完成并获得国家审定时，1960年中国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最终因“国家经费有限”，已设计完成的国家大剧院和解放军大剧院项目被迫下马。在十年浩劫中，由清华三百强将精心完成堆得像小山似的图纸，也被造反派烧了个精光……
李道增第二次参与设计国家大剧院是在1990年。那时国家计委下文件同意组织这个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技术经济论证，文化部专门组成了国家大剧院筹建办公室，开始组织队伍连夜上马，由清华大学、北京建筑设计院、建设部设计院共同“会攻”，李道增代表清华大学设计了方案A。然而不幸的是，这次规划不久后又成为一个巨大的空心汤团。
朴素真实的设计思想
1997年，党的十五大再次决定建设国家大剧院，先由北京市组织了一次在北京建筑设计院、建设部设计院和清华大学之间进行的方案竞赛。在李道增主持设计的方案中贯彻了他1993年在美国讲学时，参观美国肯尼迪中心过程中所听到的肯尼迪剧院两位副总经理的“教训”，即“千万不要把歌剧院、戏剧院和音乐厅这三个剧场放在同一个屋顶下，不然在利用任何一个剧场时，公共部分都要开空调和照明等设备，能源浪费极大”。
于是李道增在1997年的方案中，把三个剧场设计成既可单独使用、又可合并使用的结构，大大节省了空间和能源，很契合当下的节能理念。然而当时评选的结果是北京建筑设计院的方案摘得了头奖，获奖的主要原因则是当时人们对“特大厅堂公共空间”的热衷追求。
1998年国家宣布在国际上对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方案公开招标。招标任务书要求该方案要能看出是“中国的”、是“首都北京天安门的”、是有“时代气息的”。李道增在1997年所完成的方案基础上很快就完成了第一轮参赛方案的设计。
李认为中国的大型公共建筑都讲究“对称”，所以第一轮参赛的是一个歌剧院居中，音乐厅和戏剧院分设两旁的“对称”方案。此外，在李看来，故宫、天安门是存留在世界人民心中的“中国标志”，连同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博物馆等辅助完成了天安门广场的雄伟建筑都是广场的“主角”。若建大剧院，就要强化和衬托那些“主角”，不能去“夺”它们的光彩，因此是“配角”。此外，还要“近看有形”、“远看有势”、“要有细部”、“要耐看”，整个建筑要体现真、善、美，而不设“虚假空间”。更重要的是要做成艺术殿堂，而非只是新奇的“摆设”。
按照上述理解，也为了体现现代气息，李在设计时采用了玻璃结构。尽管最终的方案在构思上贯彻了标书的要求，在功能、技术上合理且完全符合剧场的使用需要，也符合北京市城市规划，但在评选和后几轮的方案修改时却又被要求要有“标志性”、“要是国内外所没有的”、“要有说法”。
后来，李道增和其学生—现任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的胡绍学共同主持，又做了6轮修改设计。在最后一轮选报方案时，国家要求中方设计院必须与外方合作，且联合署名报送方案。据称，实际上当时中方和外方都各自为政，相互之间均没有征求意见。最终报向中央的三个方案是英国设计院和北京建筑设计院联合署名的“大玻璃”方案（实为英国主持设计），法国设计院和清华大学联合署名的“水泡”方案（实为法国主持设计），和清华大学与法国设计院联合署名的“天圆地方”方案（实为清华大学李道增团队主持设计）。
经过漫长的论证和等待，最终的结果却令李道增四十年来的国家大剧院设计之梦破灭了——199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最终决定采用法国设计师安德鲁的“水泡”方案。
生态建筑和新制宜主义
李道增不仅热衷于剧院设计，还是国内生态建筑的早期倡导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李率先发表论文《重视生态原则在规划中的运用》。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他又开展了建筑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技术的研究。
“所谓生态建筑，就是将建筑看成一个生态系统，通过设计建筑内外空间中的各种物态因素，使物质、能源在建筑生态系统内部有秩序地循环转换，获得一种高效、低耗、无废、无污、生态平衡的建筑环境，”李道增解释道，“生态建筑也被称作绿色建筑、可持续建筑。”
在李道增看来，建筑除了反映高科技的时代精神，还要彰显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历史连续性。他首次在国内提出了“新制宜主义”的建筑设计哲学理论，其核心就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追求在历史、人文和自然环境共同作用下，把人和房子的自然关系调整到最佳状态。其设计思路概括出来则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得体切题，兼容并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且强调细部设计。
李道增提出我国建剧院要考虑国家和地方的实际情况，和群众实际文化生活需求。不但要把剧院建好，还要考虑它的长期运营。目前国内没有歌剧却建了许多歌剧院，就像“鱼缸”和“金鱼”，没有金鱼，再华丽的鱼缸也难以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