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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7月，陈长城先生在涵江福厦公路93公里处发现一块残高105厘米，宽77厘米、厚19厘米的石碑，上面刻有“大力智慧摩尼光佛”8个雕琢深致、尚无磨损、锋棱未减、字体丰腴庄重的楷体字。在这8个大字上方还依稀可辨另外2个汉字即“明”的下半部和“真”字的三分之一，经考证，它与摩尼教有关。当时这块残碑发现后，曾经引起有关学者的关注，在国际上也引起一定的反响，被誉为“世界上仅有的一块”。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的宗教史研究专家林悟殊先生曾再次来莆考察，并撰文发表在比利时《摩尼教研究信息》杂志上；同年8月，又在波恩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摩尼教学术会议上作了详细的报导。
1990年，这块残碑的上半截又在涵江区礼堂前的阴沟上发现，上面刻有“清净光”3个完整的字和“明”字的上半部，两块残碑的断处恰好吻合。整个碑面大体清楚，只缺“无上至”和“真”字部分，旁边没有上款，只有下款，但小字多已残灭，可辨认文字为“囗囗囗都转运盐使司囗囗场囗囗许爵乐立”，没有具体立碑年月。现碑通高179厘米，其下桦厚22，宽33，长竟达60厘米，为他碑从未见过的型制。只不知道其配套的底座是龟座或是莲座或是方座或是摩尼教自己所特有的型制？据老一辈人说，此碑原来是完整地竖立在公路侧一片方圆约50多平方米，高约3米的土丘上，但底为何形状却记不清。从碑的加工来看，三面均有打制琢磨，只有背面不曾加工，可见碑为竖立而不是嵌在墙上的。
时隔4年，莆田县文史界人士于1992年6月，又在北高镇后积村万灵宫（又称大王庙）西侧的古榕树下发现一块内容与涵江雷同的摩尼教残碑，碑高137、宽64、厚32厘米，碑面也刻着“明大力智慧真摩尼光（“光”字唯剩一半）佛”10个大字。该碑的发现，不仅打破了“世界上仅有一块”的说法，而且丰富了莆田现存摩尼教的实物资料，也再次证实了摩尼教确在莆田流传过。
摩尼教为波斯人摩尼创始于三世纪。主要宣传善恶二元论，并吸收了袄教（拜火教）、景教（基督教）、佛教以及诺斯教派（灵智派）的一些思想而形成自己的教义，全称为“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六世纪时向东沿丝绸之路传播到中亚，成为一门大宗教；七世纪中由栗特僧侣从波斯传入中国，因崇拜和尊敬光明，故又称为明教等。九世纪中被政府禁止，即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朝廷令在荆、洪、扬、越4州的摩尼师统统迁往北方；次年四月，下令“杀天下摩尼师，令剃发着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
因此，公开的摩尼教同外来宗教在唐武宗灭佛时期一道被厉禁，之后再没有得到恢复而灭绝。这里，洪州、越州的摩尼师有的逃难而进入福建隐蔽下来，回纥、栗特摩尼师跑到刺桐港（今泉州），混在那里侨居外国人的番坊中住下来。当时有些摩尼师逃到福建，以佛教为掩护，摇身一变成了法师，在原来独立的摩尼教教义上掺揉大量的道、佛二教的东西，称教为“明教”以合法宗教的面目吸收徒弟。但由于早期这些逃难隐蔽下来的传教师都讳言自己教派的来历，后代的传教者、教徒更是浑无所知。所以，1292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福建时，有人向他反映属于佛教系统的明教来历不明时，他就认真地深入福州、泉州等地考察，最后从他们的经典和《赞美诗》中判定它是属于基督教的，并向元朝建议，把原来归属于佛教系统管辖的明教，归到基督教系统管辖，与景教（秦教）并列在一起，使明教得到合法的待遇。泉州出土一块石碑，据专家考定该碑是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立碑者为其父亲管理江南诸路的明教、景教的基督教教主马里失里门（死者的姓名）而立的。由此亦证明了元代泉州明教的合法存在的史实。既然福州、泉州都有摩尼教传入活动遗迹和传播的历史记载，那么，介于福、泉之间的莆田更是摩尼教传播路线的必经之路，因此，在莆田的活动范围也是较广的。从涵江和北高镇后积村的摩尼教残碑就证实这一点。
根据明弘治《兴化府志·户纪·财赋·盐课》记载：“上里场盐课司隶福建都转盐使司，而盐课则莆田为之也。”清乾隆《莆田县志·建置·公署》记载：“都转运盐使司分司在县东北涵头市，元至正间设，管勾司董卤差事。延祐二年改为司令司。明洪武二年改今名……。”从上述可知，这块碑竖立年代当在明代，北高后积发现的残碑，从文字、碑的制型等看，年代当属同一时期。至于具体年月，只有查证许爵乐的生平卒年才能确定。其次参考晋江罗山乡华表山崖刻“劝念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正统己丑年九月十三日住山弟子明书”内容，涵江残碑上面的“劝念”2字，可惜目前尚未寻到，只有等待新的发现或完整涵江、北高后积发现的残碑才能知道。
摩尼教由于失传时代较早，加上各种因素的破坏，所存在的遗迹、遗物甚少，故知其教或研究其教的人也无多。只有本世纪初在我国敦煌发现译摩尼教经典残本（现藏图书馆，另说藏在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在土耳其斯坦发现的汉文摩尼教经殿，才引起世界宗教界学者们的重视而加以研究。在我省除了泉州晋江草庵经专家考评为摩尼教寺外，其次，就是涵江和北高这两块石碑了。所以，它们是目前研究摩尼教的珍贵实物资料。它们的发现，对研究莆田的宗教史、贸易史、海外交通史有着重要的价值。
（作者单位：莆田市三清殿文物保护管理所）
1990年，这块残碑的上半截又在涵江区礼堂前的阴沟上发现，上面刻有“清净光”3个完整的字和“明”字的上半部，两块残碑的断处恰好吻合。整个碑面大体清楚，只缺“无上至”和“真”字部分，旁边没有上款，只有下款，但小字多已残灭，可辨认文字为“囗囗囗都转运盐使司囗囗场囗囗许爵乐立”，没有具体立碑年月。现碑通高179厘米，其下桦厚22，宽33，长竟达60厘米，为他碑从未见过的型制。只不知道其配套的底座是龟座或是莲座或是方座或是摩尼教自己所特有的型制？据老一辈人说，此碑原来是完整地竖立在公路侧一片方圆约50多平方米，高约3米的土丘上，但底为何形状却记不清。从碑的加工来看，三面均有打制琢磨，只有背面不曾加工，可见碑为竖立而不是嵌在墙上的。
时隔4年，莆田县文史界人士于1992年6月，又在北高镇后积村万灵宫（又称大王庙）西侧的古榕树下发现一块内容与涵江雷同的摩尼教残碑，碑高137、宽64、厚32厘米，碑面也刻着“明大力智慧真摩尼光（“光”字唯剩一半）佛”10个大字。该碑的发现，不仅打破了“世界上仅有一块”的说法，而且丰富了莆田现存摩尼教的实物资料，也再次证实了摩尼教确在莆田流传过。
摩尼教为波斯人摩尼创始于三世纪。主要宣传善恶二元论，并吸收了袄教（拜火教）、景教（基督教）、佛教以及诺斯教派（灵智派）的一些思想而形成自己的教义，全称为“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六世纪时向东沿丝绸之路传播到中亚，成为一门大宗教；七世纪中由栗特僧侣从波斯传入中国，因崇拜和尊敬光明，故又称为明教等。九世纪中被政府禁止，即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朝廷令在荆、洪、扬、越4州的摩尼师统统迁往北方；次年四月，下令“杀天下摩尼师，令剃发着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
因此，公开的摩尼教同外来宗教在唐武宗灭佛时期一道被厉禁，之后再没有得到恢复而灭绝。这里，洪州、越州的摩尼师有的逃难而进入福建隐蔽下来，回纥、栗特摩尼师跑到刺桐港（今泉州），混在那里侨居外国人的番坊中住下来。当时有些摩尼师逃到福建，以佛教为掩护，摇身一变成了法师，在原来独立的摩尼教教义上掺揉大量的道、佛二教的东西，称教为“明教”以合法宗教的面目吸收徒弟。但由于早期这些逃难隐蔽下来的传教师都讳言自己教派的来历，后代的传教者、教徒更是浑无所知。所以，1292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福建时，有人向他反映属于佛教系统的明教来历不明时，他就认真地深入福州、泉州等地考察，最后从他们的经典和《赞美诗》中判定它是属于基督教的，并向元朝建议，把原来归属于佛教系统管辖的明教，归到基督教系统管辖，与景教（秦教）并列在一起，使明教得到合法的待遇。泉州出土一块石碑，据专家考定该碑是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立碑者为其父亲管理江南诸路的明教、景教的基督教教主马里失里门（死者的姓名）而立的。由此亦证明了元代泉州明教的合法存在的史实。既然福州、泉州都有摩尼教传入活动遗迹和传播的历史记载，那么，介于福、泉之间的莆田更是摩尼教传播路线的必经之路，因此，在莆田的活动范围也是较广的。从涵江和北高镇后积村的摩尼教残碑就证实这一点。
根据明弘治《兴化府志·户纪·财赋·盐课》记载：“上里场盐课司隶福建都转盐使司，而盐课则莆田为之也。”清乾隆《莆田县志·建置·公署》记载：“都转运盐使司分司在县东北涵头市，元至正间设，管勾司董卤差事。延祐二年改为司令司。明洪武二年改今名……。”从上述可知，这块碑竖立年代当在明代，北高后积发现的残碑，从文字、碑的制型等看，年代当属同一时期。至于具体年月，只有查证许爵乐的生平卒年才能确定。其次参考晋江罗山乡华表山崖刻“劝念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正统己丑年九月十三日住山弟子明书”内容，涵江残碑上面的“劝念”2字，可惜目前尚未寻到，只有等待新的发现或完整涵江、北高后积发现的残碑才能知道。
摩尼教由于失传时代较早，加上各种因素的破坏，所存在的遗迹、遗物甚少，故知其教或研究其教的人也无多。只有本世纪初在我国敦煌发现译摩尼教经典残本（现藏图书馆，另说藏在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在土耳其斯坦发现的汉文摩尼教经殿，才引起世界宗教界学者们的重视而加以研究。在我省除了泉州晋江草庵经专家考评为摩尼教寺外，其次，就是涵江和北高这两块石碑了。所以，它们是目前研究摩尼教的珍贵实物资料。它们的发现，对研究莆田的宗教史、贸易史、海外交通史有着重要的价值。
（作者单位：莆田市三清殿文物保护管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