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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欧阳子作为20世纪中国台湾文坛上颇有影响力的老作家，一直致力于人类心灵秘密的探索，尤其关注人性中不为人知的阴暗角落。欧阳子用极其冷静的笔调将人性的隐秘如抽丝剥茧般一一呈现。通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对欧阳子笔下的人物展开解读，探究其小说人物心灵深处的隐秘。
关键词：欧阳子;精神分析;心理分析;小说人物
20世纪60年代，中国台湾文坛上刮起一阵迅猛的现代派文学风，欧阳子作为其中的代表性作家，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和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下，尤其擅长用客观冷静、不动声色的笔触去展现小说人物的心理世界。
欧阳子对于人物情感和心理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揭露和剖析，其大胆的写法让人性深处的秘密跃然纸上，激起人强烈的心灵震颤。白先勇曾这样评价她：“欧阳子是个扎实的心理写实者，她突破了文化及社会的禁忌，把人类潜意识的心理活动，忠实地暴露出来。她的小说中，有母子乱伦之爱，有师生同性之爱，但也有对普通男女间爱情心理种种微妙的描述。人心惟危，欧阳子是人心的原始森林中勇敢的探索者，她毫不留情，毫不姑息，把人类心理——尤其是爱情心理，抽丝剥茧，一一剖析。”[1]
一、“本我”“自我”
和“超我”间的激烈角逐
欧阳子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擅长表现女性复杂幽微的隐秘心理，如女性的性心理，甚至变态心理等。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结构由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三个层面构成。“意识”属于心理结构的表层，是自身能够察觉到的一种心理活动，对外界的环境有感知的能力。“前意识”可以视为一种意识和无意识的中介机制，其作用在于抑制潜意识抵达意识，绝大多数本能冲动的潜意识受其控制而最终有别于前意识和意识。而“潜意识”则是人们各种原始的本能欲望，但同时也是人们行动的强大驱动力。正是由于潜意识所具有的原始性和动物性的本质，因此虽时刻处于抑制状态，但从不曾消失，而是藏匿于隐秘处支配着人的行为。因其不见容于社会的伦理道德，便经常使主体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结构是在意识、前意识、潜意识心理结构的基础上发展而成。“本我”是人格结构最基本的层次，处于心灵最底层，和“潜意识”相对应，呈现一种理性匮乏的混乱状态。最上层是“超我”，可通俗地理解为道德良心，处于上层与底层之间的则是“自我”。这三个“我”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本我”作为一种无理性无节制的原欲对“自我”展开诱导，以满足其本能欲望;而“超我”则遵循道德原则，告诫“自我”要保持理性，不受“本我”的支配。于是，“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间呈现一种激烈而复杂的角逐状态，三者间经常形成相互矛盾、冲突甚至不可调和的状态。欧阳子正是在精神分析理论的支配下，对人物的深层乃至变异的心理展开不懈的探索和剖析。
《美蓉》中的女主角美蓉，是一个气质脱俗，在同学眼里近乎完美的女孩，然而骨子里却充满了自私、虚伪和心计。她为了找一个能出国的男友做经济靠山，竟颇费心计将自己不想出国的男友“体面”地转让给性格自卑又老实的好友汪丽。而在外人眼中，她仍然是那个完美得找不出一丝缺点的善良女孩。《素珍表姐》中的理惠，自小就生活在表姐的阴影下，因为一向都不如表姐而深感自卑。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和魅力，她不仅在学习上超过了表姐，生活上争夺了表姐素珍的好友余丽珍，后来又插足表姐与男友吕士平的爱情，以此获得心理的平衡和满足。理惠人性中的阴暗面被一点点激发出来，如果说她一开始由于自卑而奋起追赶，在学业上超过表姐还是自强的表现，那么到了后来的恶劣行为则是嫉妒心日益膨胀的结果。因为她把自己内心的满足建立在破坏他人情感的基础上，这是邪恶的嫉妒心理使然，人性的恶在欧阳子的笔下慢慢浮现出来。还有《半个微笑》中的汪琪，一直困在自己织就的网中，走不出心灵的围墙。正是她因自卑而极度维护面子的心理在作祟，她无法放下在人前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的架子，为了维持这种美好的形象，她压抑内心真实的情感，无法做真正的自己。而《花瓶》中的石治川更是在大男子主义和强烈的嫉妒心理中把自己弄得疑神疑鬼、失魂落魄。欧阳子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心理展开细致入微的刻画，将人性深处“本我”“自我”和“超我”间的激烈冲突和对抗所形成的张力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刻画人物情感与伦理道德间的剧烈冲突上，《墙》和《秋叶》这两篇作品比较有代表性。作者在作品中不遗余力地揭示人物心灵与肉体、理性与本能之间的巨大矛盾冲突。《墙》中的若兰一开始对姐夫满肚子的不满和厌恶，可在姐夫的诱惑下竟情不自禁地爱上他。每天下午五点半姐夫下班回家，总会在矮墙的另一边对她微笑，于是每天的黄昏，若兰便会站在窗口守望姐夫的归来。而这一切却又深深折磨着她，对姐夫的爱和对姐姐的愧疚之情使她陷入深深的自责和痛苦之中，无法自拔。《秋叶》更是将一份乱伦之爱与伦理道德的强烈冲突刻画得震人心魄。宜芬从台湾嫁到美国，并爱上了丈夫与前妻的儿子敏生。敏生的混血血统中的叛逆因子和宜芬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道德观发生剧烈的冲突。两人在突如其来的爱情中体会了无尽的甜蜜和热情，然而法定的继母子关系，传统的道德束缚最终还是战胜了情欲的烈火。当宜芬瘫倒在床撕心裂肺地叫喊时，我们仿佛又听见作者在《秋叶》中发出的那个痛心疾首的声音——真正的爱情是永恒的痛苦。
《墙》和《秋叶》表面上写乱伦之恋，实则写“乱伦”外衣掩饰下人性深处情感与理智的较量。《秋叶》中宜芬和敏生并不是有血缘关系的母子，因此他们的感情不同于真正意义上的母子亂伦之恋。作者在此主要揭示了弗洛伊德学说中“本我”与“超我”的尖锐冲突。正是因为“性爱在本质上也与动物无异”[2]124，“要使性本能适于文明的要求几乎是极不可能的”[2]124，这才有了“本我”与“超我”间永无止息的冲突，社会的伦理规范不停地压抑不合法的情爱关系，从而也造就了世界上无数千疮百孔的情爱。
二、灵魂裂变中的畸恋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内容便是人的无意识。人的原始欲望、性欲等都属于无意识范畴，这些原始冲动和欲望往往都与社会习俗伦理道德相悖而又难以自抑。欧阳子经常在小说里构建一种欲望的三角结构，抑或是一种微妙复杂的变态情结，以此来展现人物心灵深处激烈的情感冲突。无论是描写夫妇之爱，还是母子甚至同性之恋，常常包裹着一种变态成分，这是让人难以觉察的无意识。欧阳子正是以此来展现女性人物内心鲜为人知的阴暗和变异。《觉醒》中人到中年的女主人公敦治，一次次破坏儿子的爱情，用很难听的话骂儿子的女友，惟恐儿子被人抢走。敦治这种强烈而变态的占有欲来自内心深处的一段隐痛：她的丈夫曾与女仆私通，从而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于是敦治便把对丈夫的爱全部转移到了儿子身上。仿佛儿子就是那个背叛她的丈夫的替身，是她唯一的感情寄托，唯一的救命稻草，她只有死死抓住儿子不放，才能勉强支撑脆弱的情感。一旦有第三者进入（儿子女友的出现），她那异常敏感的神经便导致情感天平的彻底倾斜，刹那间，其行为就变得近乎疯狂和变态。《近黄昏时》中的丽芬从比自己年长20岁的丈夫身上得不到爱情，便终日与一群和她儿子一般大的男子厮混。其中一个叫余彬的就是她儿子吉威的同学。吉威对母亲产生畸恋，他让自己的同性恋伙伴余彬去勾引母亲，从而在余彬身上发泄自己压抑已久的情感。这部作品可以用“俄狄浦斯情结”（又称恋母情结）来解释。吉威童年丝毫没有得到母爱，母爱的极度匮乏导致情感心理的变异，从而对母亲丽芬产生了不同寻常的感情。从弗洛伊德的理论来看，这类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一群典型的性倒错者，因为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母子。但曾经伤痛的记忆在人物内心筑起层层壁垒，尤其是感情一旦缺失或经受巨大打击后，情爱的河流从此被严重阻滞，无法畅通流淌，过分地压抑最终导致心灵的扭曲和变态，于是产生了匪夷所思的母子乱伦的畸形情爱。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所有活动都是受性本能即“力比多”的支配。“性本能（‘力比多’）是一种神秘的、盲目的、非理性的心理力量，它常常无意识地同时又强有力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支配着人的心理和行为，使其与现实可能性和社会道德性发生尖锐冲动。”[3]在欧阳子的小说中也出现了为“力比多”所捆绑而几近疯狂的“性奴”形象。
在《网》和《魔女》两部作品中，作者将女性的“奴性”心理展露无遗。尤其是《魔女》，完全以极端的方式将其淋漓尽致地加以展现，令人在震惊之余亦感到无比痛心。作品中的主人公，倩如的母亲20年来一直是外人眼中的贤妻良母，在倩如眼中更是近乎完美的女神。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父亲死后没多久，母亲很快就改嫁给一个浪荡公子哥赵刚，而赵刚后来又移情于倩如的同学美玲。事情真相大白于，母亲跪地哀求倩如阻止美玲与赵刚交往。原来，在和父亲结婚之前母亲就迷恋上了赵刚，欺骗家人长达20年。她用仅有的理性勉强维持自己在外人眼中的美好形象，她对丈夫也没有丝毫爱情可言，而且还告诉倩如，那个沾花惹草的赵刚很可能是倩如的生身父亲。如果说宜芬和若兰还只是内心情感与伦理道德的尖锐冲突，尤其是宜芬，最终理性战胜情感，极力控制了情欲之魔，那么倩如母亲对赵刚走火入魔的痴爱，则使她完全沦为情欲的奴隶。这是一个被情欲之火焚烧了自尊自爱的疯狂魔女。在她最后对女儿所说的那番话以及跪地向女儿苦苦的哀求中，一个母亲的形象轰然坍塌，让人只看到一个为“情欲”疯狂的躯壳。作者揭示了这样一种“性臣服”的心理，这种心理“有时会发展到极端状态，以致失去所有的独立意愿，并对自我利益作出最大程度的牺牲”[2]124倩如母亲的所作所为，正是这一心理的极好注脚。《网》中的余文瑾爱自己的丈夫又放不下旧情人，结婚两年来，她的生活完全由丈夫掌控，她没有自我，并把一切都交给了丈夫，连她的信，丈夫不但可以拆看还可以私自替她回信。她活得像一个幸福的傀儡，因为这种为丈夫奉献一切又完全依赖丈夫的生活令她感到踏实和满足，即使仅仅充当一个玩偶的角色也仍乐此不疲。旧情人的出现让她习惯麻木的心泛起涟漪，开始有了暂时的苏醒。但是，她最后仍重新投回丈夫怀抱，因为丈夫的愠怒让她彻底胆怯了，她害怕丈夫会抛弃她。于是精疲力尽地搂着丈夫，哭着请求他的原谅：“有了你，才有我，没有你，就没我。我不是我，我不存在——”。[4]至此，她在人格上已完全沦为丈夫的奴隶。和欧阳子第二类作品中的女性人物不同，倩如的母亲和余文瑾在遭遇情欲和理性的冲突时没有太多的挣扎，她们很快败下阵来，心甘情愿成为情欲和男性的双重奴隶，正如张爱玲所说：“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5]其实，《魔女》中倩如母亲的痴爱已经不能算做正常的爱情了，而只是一种错位的、永不现实的病态情欢。欧阳子的确是人心原始森林中勇敢的探索者，她把女性心狱中最为原始的情感、最鲜为人知的阴暗面甚至最寡廉鲜耻的心魔大胆地加以揭露。而揭示的目的不仅是批判，更多的是警醒那些在情感中迷失自我的人。
欧阳子在精神分析法的烛照下，倾心關注着纷繁复杂情感背后的人性隐秘，甚至以越轨的笔触抵达那些有悖伦常、不见容于社会的变态情感。她无意于描写这些悲惨或变态的故事本身，而在意于发掘故事背后人性深处的秘密，如强烈的情欲之火和复杂伦常间的角逐、“自我”“超我”和“本我”间的激烈对抗等，真实地刻画人物内心巨大的心理冲突，以表现人物心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她大胆突破人性描写的禁区并非出于猎奇心态，而是以悲天悯人的情怀，积极探索人性深处那些不被世俗所理解的情感和心理，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或同情的理解。
参考文献：
[1]白先勇.第六只手指[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189.
[2]弗洛伊德.生命的舞蹈[M].杨东雄，译.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出版社，2004：124.
[3]尹鸿.徘徊的幽灵——弗洛伊德主义与中国二十世纪文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50.
[4]欧阳子.魔女[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45.
[5]金宏达.回望张爱玲——镜像缤纷[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凌媛媛，上海大学在读博士，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讲师。
关键词：欧阳子;精神分析;心理分析;小说人物
20世纪60年代，中国台湾文坛上刮起一阵迅猛的现代派文学风，欧阳子作为其中的代表性作家，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和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下，尤其擅长用客观冷静、不动声色的笔触去展现小说人物的心理世界。
欧阳子对于人物情感和心理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揭露和剖析，其大胆的写法让人性深处的秘密跃然纸上，激起人强烈的心灵震颤。白先勇曾这样评价她：“欧阳子是个扎实的心理写实者，她突破了文化及社会的禁忌，把人类潜意识的心理活动，忠实地暴露出来。她的小说中，有母子乱伦之爱，有师生同性之爱，但也有对普通男女间爱情心理种种微妙的描述。人心惟危，欧阳子是人心的原始森林中勇敢的探索者，她毫不留情，毫不姑息，把人类心理——尤其是爱情心理，抽丝剥茧，一一剖析。”[1]
一、“本我”“自我”
和“超我”间的激烈角逐
欧阳子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擅长表现女性复杂幽微的隐秘心理，如女性的性心理，甚至变态心理等。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结构由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三个层面构成。“意识”属于心理结构的表层，是自身能够察觉到的一种心理活动，对外界的环境有感知的能力。“前意识”可以视为一种意识和无意识的中介机制，其作用在于抑制潜意识抵达意识，绝大多数本能冲动的潜意识受其控制而最终有别于前意识和意识。而“潜意识”则是人们各种原始的本能欲望，但同时也是人们行动的强大驱动力。正是由于潜意识所具有的原始性和动物性的本质，因此虽时刻处于抑制状态，但从不曾消失，而是藏匿于隐秘处支配着人的行为。因其不见容于社会的伦理道德，便经常使主体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结构是在意识、前意识、潜意识心理结构的基础上发展而成。“本我”是人格结构最基本的层次，处于心灵最底层，和“潜意识”相对应，呈现一种理性匮乏的混乱状态。最上层是“超我”，可通俗地理解为道德良心，处于上层与底层之间的则是“自我”。这三个“我”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本我”作为一种无理性无节制的原欲对“自我”展开诱导，以满足其本能欲望;而“超我”则遵循道德原则，告诫“自我”要保持理性，不受“本我”的支配。于是，“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间呈现一种激烈而复杂的角逐状态，三者间经常形成相互矛盾、冲突甚至不可调和的状态。欧阳子正是在精神分析理论的支配下，对人物的深层乃至变异的心理展开不懈的探索和剖析。
《美蓉》中的女主角美蓉，是一个气质脱俗，在同学眼里近乎完美的女孩，然而骨子里却充满了自私、虚伪和心计。她为了找一个能出国的男友做经济靠山，竟颇费心计将自己不想出国的男友“体面”地转让给性格自卑又老实的好友汪丽。而在外人眼中，她仍然是那个完美得找不出一丝缺点的善良女孩。《素珍表姐》中的理惠，自小就生活在表姐的阴影下，因为一向都不如表姐而深感自卑。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和魅力，她不仅在学习上超过了表姐，生活上争夺了表姐素珍的好友余丽珍，后来又插足表姐与男友吕士平的爱情，以此获得心理的平衡和满足。理惠人性中的阴暗面被一点点激发出来，如果说她一开始由于自卑而奋起追赶，在学业上超过表姐还是自强的表现，那么到了后来的恶劣行为则是嫉妒心日益膨胀的结果。因为她把自己内心的满足建立在破坏他人情感的基础上，这是邪恶的嫉妒心理使然，人性的恶在欧阳子的笔下慢慢浮现出来。还有《半个微笑》中的汪琪，一直困在自己织就的网中，走不出心灵的围墙。正是她因自卑而极度维护面子的心理在作祟，她无法放下在人前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的架子，为了维持这种美好的形象，她压抑内心真实的情感，无法做真正的自己。而《花瓶》中的石治川更是在大男子主义和强烈的嫉妒心理中把自己弄得疑神疑鬼、失魂落魄。欧阳子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心理展开细致入微的刻画，将人性深处“本我”“自我”和“超我”间的激烈冲突和对抗所形成的张力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刻画人物情感与伦理道德间的剧烈冲突上，《墙》和《秋叶》这两篇作品比较有代表性。作者在作品中不遗余力地揭示人物心灵与肉体、理性与本能之间的巨大矛盾冲突。《墙》中的若兰一开始对姐夫满肚子的不满和厌恶，可在姐夫的诱惑下竟情不自禁地爱上他。每天下午五点半姐夫下班回家，总会在矮墙的另一边对她微笑，于是每天的黄昏，若兰便会站在窗口守望姐夫的归来。而这一切却又深深折磨着她，对姐夫的爱和对姐姐的愧疚之情使她陷入深深的自责和痛苦之中，无法自拔。《秋叶》更是将一份乱伦之爱与伦理道德的强烈冲突刻画得震人心魄。宜芬从台湾嫁到美国，并爱上了丈夫与前妻的儿子敏生。敏生的混血血统中的叛逆因子和宜芬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道德观发生剧烈的冲突。两人在突如其来的爱情中体会了无尽的甜蜜和热情，然而法定的继母子关系，传统的道德束缚最终还是战胜了情欲的烈火。当宜芬瘫倒在床撕心裂肺地叫喊时，我们仿佛又听见作者在《秋叶》中发出的那个痛心疾首的声音——真正的爱情是永恒的痛苦。
《墙》和《秋叶》表面上写乱伦之恋，实则写“乱伦”外衣掩饰下人性深处情感与理智的较量。《秋叶》中宜芬和敏生并不是有血缘关系的母子，因此他们的感情不同于真正意义上的母子亂伦之恋。作者在此主要揭示了弗洛伊德学说中“本我”与“超我”的尖锐冲突。正是因为“性爱在本质上也与动物无异”[2]124，“要使性本能适于文明的要求几乎是极不可能的”[2]124，这才有了“本我”与“超我”间永无止息的冲突，社会的伦理规范不停地压抑不合法的情爱关系，从而也造就了世界上无数千疮百孔的情爱。
二、灵魂裂变中的畸恋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内容便是人的无意识。人的原始欲望、性欲等都属于无意识范畴，这些原始冲动和欲望往往都与社会习俗伦理道德相悖而又难以自抑。欧阳子经常在小说里构建一种欲望的三角结构，抑或是一种微妙复杂的变态情结，以此来展现人物心灵深处激烈的情感冲突。无论是描写夫妇之爱，还是母子甚至同性之恋，常常包裹着一种变态成分，这是让人难以觉察的无意识。欧阳子正是以此来展现女性人物内心鲜为人知的阴暗和变异。《觉醒》中人到中年的女主人公敦治，一次次破坏儿子的爱情，用很难听的话骂儿子的女友，惟恐儿子被人抢走。敦治这种强烈而变态的占有欲来自内心深处的一段隐痛：她的丈夫曾与女仆私通，从而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于是敦治便把对丈夫的爱全部转移到了儿子身上。仿佛儿子就是那个背叛她的丈夫的替身，是她唯一的感情寄托，唯一的救命稻草，她只有死死抓住儿子不放，才能勉强支撑脆弱的情感。一旦有第三者进入（儿子女友的出现），她那异常敏感的神经便导致情感天平的彻底倾斜，刹那间，其行为就变得近乎疯狂和变态。《近黄昏时》中的丽芬从比自己年长20岁的丈夫身上得不到爱情，便终日与一群和她儿子一般大的男子厮混。其中一个叫余彬的就是她儿子吉威的同学。吉威对母亲产生畸恋，他让自己的同性恋伙伴余彬去勾引母亲，从而在余彬身上发泄自己压抑已久的情感。这部作品可以用“俄狄浦斯情结”（又称恋母情结）来解释。吉威童年丝毫没有得到母爱，母爱的极度匮乏导致情感心理的变异，从而对母亲丽芬产生了不同寻常的感情。从弗洛伊德的理论来看，这类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一群典型的性倒错者，因为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母子。但曾经伤痛的记忆在人物内心筑起层层壁垒，尤其是感情一旦缺失或经受巨大打击后，情爱的河流从此被严重阻滞，无法畅通流淌，过分地压抑最终导致心灵的扭曲和变态，于是产生了匪夷所思的母子乱伦的畸形情爱。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所有活动都是受性本能即“力比多”的支配。“性本能（‘力比多’）是一种神秘的、盲目的、非理性的心理力量，它常常无意识地同时又强有力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支配着人的心理和行为，使其与现实可能性和社会道德性发生尖锐冲动。”[3]在欧阳子的小说中也出现了为“力比多”所捆绑而几近疯狂的“性奴”形象。
在《网》和《魔女》两部作品中，作者将女性的“奴性”心理展露无遗。尤其是《魔女》，完全以极端的方式将其淋漓尽致地加以展现，令人在震惊之余亦感到无比痛心。作品中的主人公，倩如的母亲20年来一直是外人眼中的贤妻良母，在倩如眼中更是近乎完美的女神。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父亲死后没多久，母亲很快就改嫁给一个浪荡公子哥赵刚，而赵刚后来又移情于倩如的同学美玲。事情真相大白于，母亲跪地哀求倩如阻止美玲与赵刚交往。原来，在和父亲结婚之前母亲就迷恋上了赵刚，欺骗家人长达20年。她用仅有的理性勉强维持自己在外人眼中的美好形象，她对丈夫也没有丝毫爱情可言，而且还告诉倩如，那个沾花惹草的赵刚很可能是倩如的生身父亲。如果说宜芬和若兰还只是内心情感与伦理道德的尖锐冲突，尤其是宜芬，最终理性战胜情感，极力控制了情欲之魔，那么倩如母亲对赵刚走火入魔的痴爱，则使她完全沦为情欲的奴隶。这是一个被情欲之火焚烧了自尊自爱的疯狂魔女。在她最后对女儿所说的那番话以及跪地向女儿苦苦的哀求中，一个母亲的形象轰然坍塌，让人只看到一个为“情欲”疯狂的躯壳。作者揭示了这样一种“性臣服”的心理，这种心理“有时会发展到极端状态，以致失去所有的独立意愿，并对自我利益作出最大程度的牺牲”[2]124倩如母亲的所作所为，正是这一心理的极好注脚。《网》中的余文瑾爱自己的丈夫又放不下旧情人，结婚两年来，她的生活完全由丈夫掌控，她没有自我，并把一切都交给了丈夫，连她的信，丈夫不但可以拆看还可以私自替她回信。她活得像一个幸福的傀儡，因为这种为丈夫奉献一切又完全依赖丈夫的生活令她感到踏实和满足，即使仅仅充当一个玩偶的角色也仍乐此不疲。旧情人的出现让她习惯麻木的心泛起涟漪，开始有了暂时的苏醒。但是，她最后仍重新投回丈夫怀抱，因为丈夫的愠怒让她彻底胆怯了，她害怕丈夫会抛弃她。于是精疲力尽地搂着丈夫，哭着请求他的原谅：“有了你，才有我，没有你，就没我。我不是我，我不存在——”。[4]至此，她在人格上已完全沦为丈夫的奴隶。和欧阳子第二类作品中的女性人物不同，倩如的母亲和余文瑾在遭遇情欲和理性的冲突时没有太多的挣扎，她们很快败下阵来，心甘情愿成为情欲和男性的双重奴隶，正如张爱玲所说：“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5]其实，《魔女》中倩如母亲的痴爱已经不能算做正常的爱情了，而只是一种错位的、永不现实的病态情欢。欧阳子的确是人心原始森林中勇敢的探索者，她把女性心狱中最为原始的情感、最鲜为人知的阴暗面甚至最寡廉鲜耻的心魔大胆地加以揭露。而揭示的目的不仅是批判，更多的是警醒那些在情感中迷失自我的人。
欧阳子在精神分析法的烛照下，倾心關注着纷繁复杂情感背后的人性隐秘，甚至以越轨的笔触抵达那些有悖伦常、不见容于社会的变态情感。她无意于描写这些悲惨或变态的故事本身，而在意于发掘故事背后人性深处的秘密，如强烈的情欲之火和复杂伦常间的角逐、“自我”“超我”和“本我”间的激烈对抗等，真实地刻画人物内心巨大的心理冲突，以表现人物心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她大胆突破人性描写的禁区并非出于猎奇心态，而是以悲天悯人的情怀，积极探索人性深处那些不被世俗所理解的情感和心理，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或同情的理解。
参考文献：
[1]白先勇.第六只手指[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189.
[2]弗洛伊德.生命的舞蹈[M].杨东雄，译.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出版社，2004：124.
[3]尹鸿.徘徊的幽灵——弗洛伊德主义与中国二十世纪文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50.
[4]欧阳子.魔女[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45.
[5]金宏达.回望张爱玲——镜像缤纷[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凌媛媛，上海大学在读博士，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