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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权力制衡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需要在制度上有相应的改革。
13年前,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因贪污受贿被严惩。这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被严惩的省部级高官,死前曾说:“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对我而言,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
13年后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些话,说到了根本,讲到了要害。
反腐靠什么?加强教育、重视干部的个人德性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制度,也即权力结构。因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30多年的反腐败实践表明,如果权力的生产线、监管流程出了问题,再好的零配件装上去,也难以确保产品合格。因而,制度反腐,必须从权力结构的改革入手,变关猫的牛栏为制度的铁笼,变依靠个人自觉的软约束为依靠刚性制度的硬制衡,才能切实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
权力是一种政治上的强制力,是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对权力而言,没有监督的制衡,是欠缺的制度;没有制衡的监督,是危险的权力。
不科学不合理的权力结构,是纸笼子。纸笼子是关不住权力这只猛虎的。习近平强调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这“三个不允许”实际上提出这样的问题:计划经济时期的权力结构如何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腐败。同时也说明,还存在牛栏关猫、纸笼关虎的危险。
什么样的制度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什么样的制度才是铁笼子?
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曾在一次谈话中坦诚地说:苏联共产党垮台的真实原因是它的“三垄断”,以为自己想说的都是对的,以为自己的权力是神圣至上的,以为自己有可以畅通无阻的一切特权。此言当引起我们深思。
好制度,一是具有客观性,不能脱离和超越其产生的前提和条件;二是具有代表性,必须体现多数人的整体意志和利益;三是具有可操作性。好的制度一旦制定出来,包括制定者都无法随心所欲去违反。因为好的制度,必然以强制性为后盾,必然以科学分权的“专门机构”有效权力制衡为保障,必然体现客观发展规律,非主观愿望所能轻易改变。
邓小平曾深刻指出:领导者个人的因素,思想、作风等,在党的建设中的影响,小于制度的影响。“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早在1980年,他就说过,我们的“总病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
解决这个“总病根”,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以权力制衡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这就需要在制度上有相应的改革。这种权力结构的改革道路究竟怎么走,需要进一步的探索。总体价值取向是,权力来自哪里,掌权者自然就向哪里负责。这既是职业道德,更是生存法则。
如此,我们就能有效推进制度反腐,实现“让全体人民来监督”,从而变关猫的牛栏为制度的铁笼,既能有效地防止腐败的滋生蔓延,又能可靠地防止权力事故的易发多发。
(张立新摘自2013年1月24日《人民日报》,作者李永忠)
13年前,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因贪污受贿被严惩。这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被严惩的省部级高官,死前曾说:“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对我而言,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
13年后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些话,说到了根本,讲到了要害。
反腐靠什么?加强教育、重视干部的个人德性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制度,也即权力结构。因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30多年的反腐败实践表明,如果权力的生产线、监管流程出了问题,再好的零配件装上去,也难以确保产品合格。因而,制度反腐,必须从权力结构的改革入手,变关猫的牛栏为制度的铁笼,变依靠个人自觉的软约束为依靠刚性制度的硬制衡,才能切实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
权力是一种政治上的强制力,是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对权力而言,没有监督的制衡,是欠缺的制度;没有制衡的监督,是危险的权力。
不科学不合理的权力结构,是纸笼子。纸笼子是关不住权力这只猛虎的。习近平强调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这“三个不允许”实际上提出这样的问题:计划经济时期的权力结构如何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腐败。同时也说明,还存在牛栏关猫、纸笼关虎的危险。
什么样的制度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什么样的制度才是铁笼子?
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曾在一次谈话中坦诚地说:苏联共产党垮台的真实原因是它的“三垄断”,以为自己想说的都是对的,以为自己的权力是神圣至上的,以为自己有可以畅通无阻的一切特权。此言当引起我们深思。
好制度,一是具有客观性,不能脱离和超越其产生的前提和条件;二是具有代表性,必须体现多数人的整体意志和利益;三是具有可操作性。好的制度一旦制定出来,包括制定者都无法随心所欲去违反。因为好的制度,必然以强制性为后盾,必然以科学分权的“专门机构”有效权力制衡为保障,必然体现客观发展规律,非主观愿望所能轻易改变。
邓小平曾深刻指出:领导者个人的因素,思想、作风等,在党的建设中的影响,小于制度的影响。“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早在1980年,他就说过,我们的“总病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
解决这个“总病根”,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以权力制衡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这就需要在制度上有相应的改革。这种权力结构的改革道路究竟怎么走,需要进一步的探索。总体价值取向是,权力来自哪里,掌权者自然就向哪里负责。这既是职业道德,更是生存法则。
如此,我们就能有效推进制度反腐,实现“让全体人民来监督”,从而变关猫的牛栏为制度的铁笼,既能有效地防止腐败的滋生蔓延,又能可靠地防止权力事故的易发多发。
(张立新摘自2013年1月24日《人民日报》,作者李永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