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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过去了70余年，这段充满残酷与悲怆的历史，在过去的数十年里通过电影不断被记忆。以镜语重述战争，不仅意味着如何讲述过去，更意味着如何书写现在和未来。注重对战争中个体生命情感的呈现，以及战争残酷真相的反思，已成为近年来反法西斯题材影片愈加显性的趋向。这种特征在《血战钢锯岭》《敦刻尔克》等作品中有着非常清晰的展现。中国影片《何去何从》也是如此，这是一部以个体记忆视角完成的历史想象，包含着对战争中人性的光辉与丑恶，残酷与悲悯的揭示，对战争悲剧本质的深入思考，它以充满河北地域特征和人文关怀的影像叙事，实践着当下中国对抗战历史的重述与反思。
一、 个体记忆的历史想象
将个体记忆作为历史叙事的线索，这种“回忆录”式的叙事方法在中国战争题材文艺创作中并不陌生，如文学作品《红岩》《星火燎原》，影视作品《紫日》《我的兄弟叫顺溜》等。与这些作品相比，《何去何从》的个体记忆视角显得极具特色。本片改编自侵华日本士兵石桥所写的《满洲出征日记》，以一位日本军人的视角，描述了1933年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战役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主人公石桥从遍布尸体的长城瓦砾中爬出，换上中国军人服装，被当地农民当作抗日英雄救助、善待。他无比感激悉心照顾他的女人凤莲和她的女儿花儿。暴露身份后，他被施恩于他的村民仇视、痛恨，回到日军营地后，又被鄙夷、嘲弄。石桥的精神饱受着极端的煎熬与折磨。而当他目睹深爱的妻子沦为军妓，村民被屠杀，凤莲被强暴自尽，石桥的精神世界彻底坍塌了。在冥冥中，他仿佛和妻子以及女孩花儿沐浴在温暖的日光里，脸上洋溢着微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应当说，这是一部充满个人化影像风格与批判意识，以个体记忆完成历史想象的作品，它的表现方式超越了中国经典抗战题材电影的叙事范式。英国学者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认为，“当我们在回忆或重述一个故事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在自身之社会文化‘心理构图’上重新建构这个故事”[1]，这里所强调的是社会文化对个体记忆的影响。这种个人化视角对历史的想象与表述，建构出一种后现代的，充满隐喻的“反寓言”式的描绘方式。历史被剥离掉本文的外衣，变成某种赤裸裸的，直达内心的真实感受。
当战争历史的叙事方式变为以个体记忆追寻与想象的时候，又不得不面对如何真实表述历史的问题。这意味着如何弥合个体记忆中主观成分与历史真实的偏差，如何在意识流式的情感宣泄中，表征时空轨迹的真实形态。这里所指向的，是艺术文本与历史文本的互文阐释。从历史文本来看，本片改编自日本关东军第八师团混成第十四旅团士兵石桥所写的战争日记，他所属的松野尾胜明所部的第三中队被称为“长城三中队”，是日军进攻喜峰口的王牌部队。而西北军二十九军宋哲元部五百余名“大刀队”将士，在喜峰口与日军展开了极为惨烈的肉搏，大部分壮烈殉国。本片在进行艺术文本构建的时候，对历史文本有着充分的敬畏。在此方面，影片开场极具代表性。一个长达160秒的长镜头，真实描绘了激战之后的喜峰口战场。在萧瑟的寒风中，长城烽火台内中日两国士兵的尸体相互堆叠，石桥拖着流血的伤腿慢慢爬过破碎的瓦砾和尸骸，在他眼前恍惚着血色的天空和二十九军将士的战刀。历史中喜峰口战役的残酷与悲怆，以极具感染力的镜头语言，汹涌地冲撞着观众们的视觉感官。本片对历史的重述与想象，正是建立在历史严肃性与现实有效性双向拉近的基础上。基于此，它所构建出的艺术语言才得到了更为逼近历史真实的艺术美感，它以个体记忆进行的历史想象才能获得足够的美学力量。
二、 人物生命情感的着力表征
战争犹如一个打开的潘多拉魔盒，摧毁着世间所有的美好。对于战争题材电影，只有触及战争中生命个体的真实状态，才能呈现历史的真相与战争的本质。影片《何去何从》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对战争中“人”的关注，对生命个体在战争中所经受的痛楚与悲戚，挣扎與苦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展现。这一目标的实现，是通过将人放置于巨大的矛盾中进行的，它包含着善与恶、生与死、美与丑等剧烈碰撞的矛盾冲突。因为一个生命，只有“在压力之下选择的行动，会表明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压力愈大，选择愈能深刻而真实地揭示其性格真相”。[2]
本片的主人公，日军士兵石桥开篇就被战争抛入了巨大的矛盾漩涡之中——生存还是死亡。在喜峰口血战后的尸堆中，身负重伤的石桥挣扎着爬行。作为日本士兵，他只能等待死亡，而作为中国士兵，则可能被救治。强烈的求生欲望驱使下，石桥换上中国士兵的军装。为了活下去，石桥在中国的村庄中装作哑巴，直到凤莲的丈夫，村民山旺出现。不久前，石桥曾被长官用战刀逼迫着险些刺死被捕的山旺。杀人亦或被杀，石桥面对的同样是生死矛盾的选择。在成为士兵前，石桥是一位美术教师，有一位美丽的新婚妻子，然而战争却强迫他从儒雅善良的教师变为杀人的魔鬼。在愤怒的山旺面前，石桥羞愧无比，痛苦难当。逃回军营后，石桥变得萎靡而消沉。他厌恶战争，痛恨自己作为日本士兵所做的一切。善良的中国农民救助了他，他却要用屠戮去回报自己的恩人，石桥无时无刻不在忍受着精神的折磨。然而战争带给石桥的矛盾和痛苦远没有结束，他心爱的妻子，以一种极富讽刺意味的身份与他重逢——作为日军的慰安妇。石桥日夜思念的精神寄托，他最爱的女人，已被战争蹂躏得犹如行尸走肉。她失掉了所有美丽的光彩，只剩下干瘪的皮囊。在重逢后的喜悦中，妻子自尽了。而曾精心照顾石桥的中国女人凤莲，经历了同样悲惨的命运。在丈夫和女儿被屠杀，自己被日军强暴后，凤莲紧紧攥住石桥手中的刺刀，用胸膛汩汩涌出的鲜血维护了自己最后的圣洁。石桥的精神世界彻底坍塌了，他的眼中淌满血水，布满仇恨。注视着昏黄的日光，在恍惚中，石桥与妻子，以及凤莲的女儿花儿幸福地偎依着。面对战争的狰狞，石桥无力而绝望，只能用那把浸满妻子和凤莲鲜血的刺刀，以生命的消散救赎自己的灵魂。
《何去何从》构建了一个又一个剧烈的矛盾冲突，这些冲突层层递进，渐次沉重。所有的矛盾都是战争赐予的，石桥被迫面对，又无可逃避。影片给了人物生的希望，却又让人物生不如死，编织了一个个无暇的美好，又一个个残酷地毁灭。剧烈的矛盾冲突一方面搭建了影片基本的叙事脉络，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巨大的戏剧张力。个体生命情感的真实状态在矛盾漩涡中被碾压萃取，也因而赋予了影片足够的美学和思想力量。 三、 战争悲剧的深度反思
抗日战争夺去3500万中国人鲜活的生命，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其本质属性都是悲剧性的。《何去何从》作为一部抗战题材影片，对这一悲剧属性进行了深入思考。揭示战争的残酷性和悲剧性，构成本片基本的审美逻辑。这种审美逻辑，一方面指向肉体的苦难，另一方面则指向精神。当我们对这场战争进行反思的时候，首先需要面对一个基本问题：战争的性质和意义是什么？尽管抗日战争本身具有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等宏大主题，但作为影视作品，绝不能将战争的悲剧属性隐没在文本宣教与奇观镜头的堆积中。
正如片名所言，影片思索了战争中关于个体的重要命题——何去何从？亦或在战争洪流中，一个生命的肉体和灵魂，究竟应该去往何方？贯穿于整部影片的，正是不断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影片开始，为了活下去，石桥换上中国军装，爬出战场；为了不被村民打死，石桥逃回军营；为了解救妻子，石桥哭泣着哀求长官；为了营救凤莲，石桥挥舞着刺刀冲进慰安所；为了给妻子和凤莲报仇，石桥将刺刀刺向罪恶的日军；为了救赎自己的灵魂，石桥结束了生命。在影片构建的重重矛盾冲突中，主人公从一个悲剧走向另一个悲剧。这一过程似乎是完成一个个回答，然而他所走过的每一步，却都向着更为苦难的结局。因为“何去何从”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正确答案，在战争魔鬼的吞噬下，弱小的个体往往只能被碾碎在历史洪流中。
石桥的悲剧命运，如同一个隐喻。它象征着世间美好在战争中的凋零，象征着战争带给人类的苦难：爱情与亲情的破碎，文明和秩序的灭亡以及对生命尊严的践踏。而战争的发动者——日本法西斯，正是罪恶的根源。战争中生命的肉体和灵魂应当去向何方，《何去何从》没有给出答案，只是将一个个悲剧事实抛到了人们面前。因为，当我们直白揭示战争中生命的真实状态时，才能给予这些生命真正的尊严。这部影片对战争残酷性与悲剧性的反思，才能超越历史与意识形态局限，直抵当下社会文化现实，并获得被当下文化认同的合法意义。
四、 河北地域性特色的美学构建
影片《何去何从》在进行美学构建时，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通过典型的地域性叙事，强化了对战争历史风貌的还原与重述，艺术化地贴近了历史真实。
正如前文所言，作为一部以个体记忆进行战争历史想象的作品，本片必须完成历史文本与艺术文本的互文阐释。这需要在影片的审美构建中，必须时刻保有对历史的尊重与敬畏。影片选取的历史背景为1933年3月的喜峰口战役。喜峰口位于河北省唐山迁西县与承德宽城县交界处，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二十九军与河北人民奋起反抗日军侵略的长城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强化这一战争历史的真实风貌，影片采用了多种凸显地域性特征的表现手段。从环境塑造方面，影片所建构的时空，尽力忠实于历史原貌。战役发生的三月份，河北还没有迎来春天，而本片的拍摄地正是选在了河北唐山迁西县的喜峰口地区。在灰冷的色调下，蜿蜒的古长城上，硝烟弥漫，寒风咧咧，地域特征极为鲜明。日军士兵石桥被当地农民所救，这些农民的村落风貌、衣着打扮、生活习性充满冀东地区的地方特点。格外引人注意的是，影片里的农民都操着一口纯正的唐山方言。方言作为地域文化极为鲜明的表现方式，构成了本片最具特色的地域特征。唐山方言独特的腔调，将这一地区人民直爽、善良、淳朴、坚强的性格展露无遗。这不由得使人想起另一部使用唐山方言的经典抗战题材影片《鬼子来了》，两部作品在地域性叙事方面显然形成了共通之处。
《何去何从》是一部具有鲜明河北地域特色的抗战题材电影，其充满地域性色彩的叙事方式，既成为本片还原历史真实的美学构建手段，也使其融入到河北抗战题材影视作品创作的历史进程中。新世纪以来，具有河北地域特色的抗战题材影视作品创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涌现了一系列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无论是展现的战争观念、思想感情、价值取向还是故事走向和人物命运，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和发展”。[3]较具代表性的如电影《鬼子来了》《太行山上》《烽火雁翎》《英雄黄骅》《血战千顷洼》《百团大战》，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永不磨灭的番号》《我的故乡晋察冀》《生死连》《巨浪》等。
河北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这里有长城抗战的悲壮，有百团大战的豪迈，有敌后游击作战的英勇，有地道战、雁翎队的智慧，地处敌后的河北人民也经受了侵略者无数次惨无人道的屠戮，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从题材上看，这些作品正是从这些典型的历史事件出发，以艺术化的语言实践着对历史真相的镜语重述。2016年的电影《何去何从》，在近年来众多具有河北地域特色的抗战影视中，无疑是一部代表作品。它在历史真实还原，情节叙事推进，战争本质思考等多方面进行了大胆而富有意义的探索。这使其成为一部，具有较高艺术水准与思想深度的优秀电影。
综上所述，《何去何从》是近年来一部非常值得关注的抗战题材影片。这部作品以独特的个体记忆视角，完成对抗日战争历史真实的重述与想象。本片着力描绘了战争中生命个体的真实状态，将战争对人肉体和精神的伤害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本片的可贵之处在于，没有回避战争的残酷属性与悲剧本质，而是通过重重矛盾冲突的设置，对战争历史进行了深入反思，并以此获得直抵中国当下社会文化发展现实的合法意义。同时，《何去何从》作为一部具有鲜明河北地域特征的电影，成为新世纪以来河北抗战题材影视创作的典型代表。
参考文献：
[1]杜英杰.新历史主义与中国历史电视剧诗性叙事[J].艺术百家，2015（5）：79.
[2]（美）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周铁东，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441.
[3]張智华.新中国战争片的六次变化[J].艺术评论，2015（11）：77.
一、 个体记忆的历史想象
将个体记忆作为历史叙事的线索，这种“回忆录”式的叙事方法在中国战争题材文艺创作中并不陌生，如文学作品《红岩》《星火燎原》，影视作品《紫日》《我的兄弟叫顺溜》等。与这些作品相比，《何去何从》的个体记忆视角显得极具特色。本片改编自侵华日本士兵石桥所写的《满洲出征日记》，以一位日本军人的视角，描述了1933年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战役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主人公石桥从遍布尸体的长城瓦砾中爬出，换上中国军人服装，被当地农民当作抗日英雄救助、善待。他无比感激悉心照顾他的女人凤莲和她的女儿花儿。暴露身份后，他被施恩于他的村民仇视、痛恨，回到日军营地后，又被鄙夷、嘲弄。石桥的精神饱受着极端的煎熬与折磨。而当他目睹深爱的妻子沦为军妓，村民被屠杀，凤莲被强暴自尽，石桥的精神世界彻底坍塌了。在冥冥中，他仿佛和妻子以及女孩花儿沐浴在温暖的日光里，脸上洋溢着微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应当说，这是一部充满个人化影像风格与批判意识，以个体记忆完成历史想象的作品，它的表现方式超越了中国经典抗战题材电影的叙事范式。英国学者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认为，“当我们在回忆或重述一个故事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在自身之社会文化‘心理构图’上重新建构这个故事”[1]，这里所强调的是社会文化对个体记忆的影响。这种个人化视角对历史的想象与表述，建构出一种后现代的，充满隐喻的“反寓言”式的描绘方式。历史被剥离掉本文的外衣，变成某种赤裸裸的，直达内心的真实感受。
当战争历史的叙事方式变为以个体记忆追寻与想象的时候，又不得不面对如何真实表述历史的问题。这意味着如何弥合个体记忆中主观成分与历史真实的偏差，如何在意识流式的情感宣泄中，表征时空轨迹的真实形态。这里所指向的，是艺术文本与历史文本的互文阐释。从历史文本来看，本片改编自日本关东军第八师团混成第十四旅团士兵石桥所写的战争日记，他所属的松野尾胜明所部的第三中队被称为“长城三中队”，是日军进攻喜峰口的王牌部队。而西北军二十九军宋哲元部五百余名“大刀队”将士，在喜峰口与日军展开了极为惨烈的肉搏，大部分壮烈殉国。本片在进行艺术文本构建的时候，对历史文本有着充分的敬畏。在此方面，影片开场极具代表性。一个长达160秒的长镜头，真实描绘了激战之后的喜峰口战场。在萧瑟的寒风中，长城烽火台内中日两国士兵的尸体相互堆叠，石桥拖着流血的伤腿慢慢爬过破碎的瓦砾和尸骸，在他眼前恍惚着血色的天空和二十九军将士的战刀。历史中喜峰口战役的残酷与悲怆，以极具感染力的镜头语言，汹涌地冲撞着观众们的视觉感官。本片对历史的重述与想象，正是建立在历史严肃性与现实有效性双向拉近的基础上。基于此，它所构建出的艺术语言才得到了更为逼近历史真实的艺术美感，它以个体记忆进行的历史想象才能获得足够的美学力量。
二、 人物生命情感的着力表征
战争犹如一个打开的潘多拉魔盒，摧毁着世间所有的美好。对于战争题材电影，只有触及战争中生命个体的真实状态，才能呈现历史的真相与战争的本质。影片《何去何从》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对战争中“人”的关注，对生命个体在战争中所经受的痛楚与悲戚，挣扎與苦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展现。这一目标的实现，是通过将人放置于巨大的矛盾中进行的，它包含着善与恶、生与死、美与丑等剧烈碰撞的矛盾冲突。因为一个生命，只有“在压力之下选择的行动，会表明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压力愈大，选择愈能深刻而真实地揭示其性格真相”。[2]
本片的主人公，日军士兵石桥开篇就被战争抛入了巨大的矛盾漩涡之中——生存还是死亡。在喜峰口血战后的尸堆中，身负重伤的石桥挣扎着爬行。作为日本士兵，他只能等待死亡，而作为中国士兵，则可能被救治。强烈的求生欲望驱使下，石桥换上中国士兵的军装。为了活下去，石桥在中国的村庄中装作哑巴，直到凤莲的丈夫，村民山旺出现。不久前，石桥曾被长官用战刀逼迫着险些刺死被捕的山旺。杀人亦或被杀，石桥面对的同样是生死矛盾的选择。在成为士兵前，石桥是一位美术教师，有一位美丽的新婚妻子，然而战争却强迫他从儒雅善良的教师变为杀人的魔鬼。在愤怒的山旺面前，石桥羞愧无比，痛苦难当。逃回军营后，石桥变得萎靡而消沉。他厌恶战争，痛恨自己作为日本士兵所做的一切。善良的中国农民救助了他，他却要用屠戮去回报自己的恩人，石桥无时无刻不在忍受着精神的折磨。然而战争带给石桥的矛盾和痛苦远没有结束，他心爱的妻子，以一种极富讽刺意味的身份与他重逢——作为日军的慰安妇。石桥日夜思念的精神寄托，他最爱的女人，已被战争蹂躏得犹如行尸走肉。她失掉了所有美丽的光彩，只剩下干瘪的皮囊。在重逢后的喜悦中，妻子自尽了。而曾精心照顾石桥的中国女人凤莲，经历了同样悲惨的命运。在丈夫和女儿被屠杀，自己被日军强暴后，凤莲紧紧攥住石桥手中的刺刀，用胸膛汩汩涌出的鲜血维护了自己最后的圣洁。石桥的精神世界彻底坍塌了，他的眼中淌满血水，布满仇恨。注视着昏黄的日光，在恍惚中，石桥与妻子，以及凤莲的女儿花儿幸福地偎依着。面对战争的狰狞，石桥无力而绝望，只能用那把浸满妻子和凤莲鲜血的刺刀，以生命的消散救赎自己的灵魂。
《何去何从》构建了一个又一个剧烈的矛盾冲突，这些冲突层层递进，渐次沉重。所有的矛盾都是战争赐予的，石桥被迫面对，又无可逃避。影片给了人物生的希望，却又让人物生不如死，编织了一个个无暇的美好，又一个个残酷地毁灭。剧烈的矛盾冲突一方面搭建了影片基本的叙事脉络，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巨大的戏剧张力。个体生命情感的真实状态在矛盾漩涡中被碾压萃取，也因而赋予了影片足够的美学和思想力量。 三、 战争悲剧的深度反思
抗日战争夺去3500万中国人鲜活的生命，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其本质属性都是悲剧性的。《何去何从》作为一部抗战题材影片，对这一悲剧属性进行了深入思考。揭示战争的残酷性和悲剧性，构成本片基本的审美逻辑。这种审美逻辑，一方面指向肉体的苦难，另一方面则指向精神。当我们对这场战争进行反思的时候，首先需要面对一个基本问题：战争的性质和意义是什么？尽管抗日战争本身具有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等宏大主题，但作为影视作品，绝不能将战争的悲剧属性隐没在文本宣教与奇观镜头的堆积中。
正如片名所言，影片思索了战争中关于个体的重要命题——何去何从？亦或在战争洪流中，一个生命的肉体和灵魂，究竟应该去往何方？贯穿于整部影片的，正是不断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影片开始，为了活下去，石桥换上中国军装，爬出战场；为了不被村民打死，石桥逃回军营；为了解救妻子，石桥哭泣着哀求长官；为了营救凤莲，石桥挥舞着刺刀冲进慰安所；为了给妻子和凤莲报仇，石桥将刺刀刺向罪恶的日军；为了救赎自己的灵魂，石桥结束了生命。在影片构建的重重矛盾冲突中，主人公从一个悲剧走向另一个悲剧。这一过程似乎是完成一个个回答，然而他所走过的每一步，却都向着更为苦难的结局。因为“何去何从”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正确答案，在战争魔鬼的吞噬下，弱小的个体往往只能被碾碎在历史洪流中。
石桥的悲剧命运，如同一个隐喻。它象征着世间美好在战争中的凋零，象征着战争带给人类的苦难：爱情与亲情的破碎，文明和秩序的灭亡以及对生命尊严的践踏。而战争的发动者——日本法西斯，正是罪恶的根源。战争中生命的肉体和灵魂应当去向何方，《何去何从》没有给出答案，只是将一个个悲剧事实抛到了人们面前。因为，当我们直白揭示战争中生命的真实状态时，才能给予这些生命真正的尊严。这部影片对战争残酷性与悲剧性的反思，才能超越历史与意识形态局限，直抵当下社会文化现实，并获得被当下文化认同的合法意义。
四、 河北地域性特色的美学构建
影片《何去何从》在进行美学构建时，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通过典型的地域性叙事，强化了对战争历史风貌的还原与重述，艺术化地贴近了历史真实。
正如前文所言，作为一部以个体记忆进行战争历史想象的作品，本片必须完成历史文本与艺术文本的互文阐释。这需要在影片的审美构建中，必须时刻保有对历史的尊重与敬畏。影片选取的历史背景为1933年3月的喜峰口战役。喜峰口位于河北省唐山迁西县与承德宽城县交界处，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二十九军与河北人民奋起反抗日军侵略的长城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强化这一战争历史的真实风貌，影片采用了多种凸显地域性特征的表现手段。从环境塑造方面，影片所建构的时空，尽力忠实于历史原貌。战役发生的三月份，河北还没有迎来春天，而本片的拍摄地正是选在了河北唐山迁西县的喜峰口地区。在灰冷的色调下，蜿蜒的古长城上，硝烟弥漫，寒风咧咧，地域特征极为鲜明。日军士兵石桥被当地农民所救，这些农民的村落风貌、衣着打扮、生活习性充满冀东地区的地方特点。格外引人注意的是，影片里的农民都操着一口纯正的唐山方言。方言作为地域文化极为鲜明的表现方式，构成了本片最具特色的地域特征。唐山方言独特的腔调，将这一地区人民直爽、善良、淳朴、坚强的性格展露无遗。这不由得使人想起另一部使用唐山方言的经典抗战题材影片《鬼子来了》，两部作品在地域性叙事方面显然形成了共通之处。
《何去何从》是一部具有鲜明河北地域特色的抗战题材电影，其充满地域性色彩的叙事方式，既成为本片还原历史真实的美学构建手段，也使其融入到河北抗战题材影视作品创作的历史进程中。新世纪以来，具有河北地域特色的抗战题材影视作品创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涌现了一系列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无论是展现的战争观念、思想感情、价值取向还是故事走向和人物命运，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和发展”。[3]较具代表性的如电影《鬼子来了》《太行山上》《烽火雁翎》《英雄黄骅》《血战千顷洼》《百团大战》，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永不磨灭的番号》《我的故乡晋察冀》《生死连》《巨浪》等。
河北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这里有长城抗战的悲壮，有百团大战的豪迈，有敌后游击作战的英勇，有地道战、雁翎队的智慧，地处敌后的河北人民也经受了侵略者无数次惨无人道的屠戮，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从题材上看，这些作品正是从这些典型的历史事件出发，以艺术化的语言实践着对历史真相的镜语重述。2016年的电影《何去何从》，在近年来众多具有河北地域特色的抗战影视中，无疑是一部代表作品。它在历史真实还原，情节叙事推进，战争本质思考等多方面进行了大胆而富有意义的探索。这使其成为一部，具有较高艺术水准与思想深度的优秀电影。
综上所述，《何去何从》是近年来一部非常值得关注的抗战题材影片。这部作品以独特的个体记忆视角，完成对抗日战争历史真实的重述与想象。本片着力描绘了战争中生命个体的真实状态，将战争对人肉体和精神的伤害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本片的可贵之处在于，没有回避战争的残酷属性与悲剧本质，而是通过重重矛盾冲突的设置，对战争历史进行了深入反思，并以此获得直抵中国当下社会文化发展现实的合法意义。同时，《何去何从》作为一部具有鲜明河北地域特征的电影，成为新世纪以来河北抗战题材影视创作的典型代表。
参考文献：
[1]杜英杰.新历史主义与中国历史电视剧诗性叙事[J].艺术百家，2015（5）：79.
[2]（美）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周铁东，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441.
[3]張智华.新中国战争片的六次变化[J].艺术评论，2015（1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