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及物的历史叙事，荒诞的命运书写与极端化的叙述策略构成了东西长篇小说的三个重要面向。及物的历史叙事使东西巧妙地抓住了时代之痒、之伤、之痛，以加缪加巴尔扎克的方式，既写出了现实的真实细部，又给予了我们一个哲学式的概括和涵纳。荒诞的命运书写体现在他通过戏剧性的方式来把握现实，通过戏剧所生产的逻辑来刻画他的人物。并且，他以荒诞作为其戏剧性的美学神髓，故而能够传神和富有哲学气质地点化其人物，也从而传递出时代之奥义。极端化写作使得他的写作更接近于对先锋文学的一种美学传承，不只是给了他以某种拟先锋式的写作风格，更赋予了他以区别于其他作家的充沛的力量感。
　　关键词：东西;历史叙事;戏剧性;荒诞命运;极端化写作
　　1947年的某个时候，苏俄最重要的小说理论家巴赫金说，长篇小说这种文体还在发育之中，它的可能性尚未穷尽（大意如此）。笔者想，这也许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在20世纪里，几乎所有的文学形式都处于衰落之中，而唯独长篇小说还在时时爆出让人惊异的例子。显然，这是一个复杂的诗学问题，究竟为什么长篇小说会持续繁盛？这有复杂的社会文化原因，有意识形态的背景，有文学自身的运变规律，有受众特定的接受心理，非是一两句话能够说得清楚的。我们在惊讶于每年数以千计的产量的同时，也不禁要问，这样多的长篇中有多少是不可缺少的？有多少是让人不能错过的？反过来说，对于人类精神和文明而言，长篇小说这种文体究竟有什么不可或缺的意义？如果真是有不可替代性的话，那么什么样的长篇才是巴赫金所期待的，那种足以改变文学的记忆，展示着人类精神奇迹的作品？
　　这是我们来讨论东西，讨论他的长篇小说所带着的问题。迄今为止，东西只写了三部长篇，《耳光响亮》（1997）、《后悔录》（2005）、《篡改的命》（2015），从他1986年发表短篇小说《龙滩上的孩子们》算起，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中只有三部长篇，这在当代作家中无论如何也达不到一个平均数。但少则少矣，这至少说明东西从来都不是为数量而数量，他惜墨如金，十年磨一剑，但每一部都有绝对的匠心和寓意。在笔者看来，这三部小说分别处理了三个年代，《耳光响亮》是处理的“后革命”时代中国人的价值空缺;《后悔录》则是用戏仿《忏悔录》的方式，创新回顾了一代人的经历，是个人生错了时代而被命运所捉弄的记忆;《篡改的命》则是处理最近的三十年，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国人所经历的伦理震荡与价值翻覆。
　　仅从主题上看，这似乎也没什么，许多作家都处置过类似的命题，然而，我们要说的，并非仅仅是观念上的抵达或设置，且同时包含了作者在美学上的态度，那就是，他始终关注着大历史中的个体，关注个人与历史的错位，关注着人的生存境遇的荒诞无理，关注着历史本身在进步与变化中对个体的牺牲与遗弃。由此，他的小说生发出了巨大的荒诞感与悲剧性。也正因为如此，他实现了在艺术上的蜕变与升华，达到了类似加缪、巴尔扎克和卡夫卡的混合式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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