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1935年5月18日，生活书店在上海创刊了《读书与出版》。月刊，十六开本，每期八页，折叠式装订，没有单独封面。编辑人平心、寒松，发行人徐伯昕。
创刊号有《创刊漫话——从文盲谈到所谓读书界》，编者说，如果说我们出版这刊物有什么宗旨，那只有两点值得宣布一下的：第一是“要替读者和出版界做一个老实的媒婆，一面叫出版界好的货色不至搁在灰尘满布的深闺中做老处女，一面叫读者不必花冤枉钱讨进一只白鸽或杨梅毒”。第二是很愿尽力报告一些新书或出版消息。
这一年，发生了《新生》周刊事件。事件的起因是寒松用“易水”的笔名在《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5月4日出版）上发表了《闲话皇帝》，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文中谈及日本天皇时说：“日本的天皇，是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虽也奉天皇之名义而行，其实早就作不得主……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上面已经说过：现在日本的天皇，是一位喜欢研究生物学的，假如他不是做皇帝，常有许多不相干的事来寻着他，他的生物学上的成就，也许比现在还要多些。”这本来是很正常的说法。编者按照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规定，先将原稿送审后才发表的。可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借机挑起事端，煽动日本浪人游行示威；又以“侮辱日本天皇”为借口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向日谢罪”，“处《新生》作者、编者徒刑”等，国民党政府一一允诺。上海法院判处《新生》周刊主编、发行人杜重远一年二个月徒刑，勒令《新生》周刊停刊，并在暗中不断追查作者“易水”。寒松处境危险，上海无法存身，9月被迫出国。
《读书与出版》大约从第六号起，仅平心一人编辑。年底，出版至第八号（12月16日）。
1936年杂志的期号与前一年接续。开本、装订也同上年，每期为十二页。第十六号（8月）增至十六页。同年11月，邹韬奋因鼓动抗日而遭当局逮捕（同时被捕的有沈钧儒、史良等人），杂志曾一度停刊。停刊期间，卷期编号空缺。
1937年3月16日出版的第二十四期《读书与出版》为复刊号。编辑人改为张仲实、林默涵，发行人仍为徐伯昕。编者说：“读者诸君，好久不见了。这个小小的刊物，毫不吹牛地说，当初的确曾受过广大读者的注意，但是说也惭愧，后来因我们的人力和财力不够，恐怕内容太蹩脚，对不起读者，中途只好停刊。”这里隐去了停刊的真正原因。至于复刊，编者说，鉴于好多读者来信询问读书的问题，“为了避免一个一个答复的麻烦起见，认为有把这个小小的刊物复活的必要”。（《编辑室》）
编者说，杂志的态度“和从前的一样，仍力求客观公正”，内容则有充实和调整，增添下列七项：一是小评论，二是论著，三是各科研究指导，四是书报述评，五是百科问答，六是信箱，七是读书印象或名著提要。杂志每期的格局大体是：“前几页是几篇短评，或抨击当时文化界的逆流，或颂扬新芽的生长，或议论出版界的风气，或激励知识界去正视现实。每期都有几篇书的评介”，“每期又都有新书月报，收录全国各书店出版的图书；还有生活书店经售的全国期刊一览和生活本版书的几页广告”。（史枚：《记〈读书与出版〉和〈读书月报〉》）
抗战爆发，生活书店领导机构向武汉转移，杂志于“1937年6月停刊”。（姜德明：《难忘〈读书与出版〉》）但据《上海图书馆馆藏近现代中文期刊总目》著录，《读书与出版》出至第二十九期。第二十七期为7月16日出版，第二十九期的正常出版时间当在9月，停刊时间似不应在9月之前，但未见到这一期的原刊。本年每期页码十六至十八页不等，开本和装订与上年相同。
二
抗战胜利，《读书与出版》在上海复刊。
1946年4月5日出版第一期。编辑者读书与出版社，发行者生活书店。編者在《我们想做的事》中明确交代刊物的承续：“《读书与出版》在战前曾发行过，这次应当说是复刊。”只是期号另起，月刊，三十二开本。没有单独的封面，刊名套红印刷。全年共出八期，最初每期二十页，后增至三十余页，约四五万字，主要是介绍生活书店的出版物。
1947年第一期于1月5日出版。编辑者与发行者未变，但开本改为大三十二开，单独的封面，彩色印刷。封面上印出要目，并在“第二年”三字上加印阿拉伯数字期数。编者声明：“本刊从这一期起充实内容，扩大篇幅，刷新版面。”下半年起，每期增至七十页左右 ，容纳七八万字。全年共出十二期。注重评论，原有的书刊广告宣传色彩淡化。
1948年的第一期是1月15日出版的，开始了杂志的第三年。编辑者与发行者，开本和页数，均同于上年。至第九期（9月1日出版）结束。
从1946年复刊至1948停刊，杂志的主编是胡绳、史枚。
史枚说：“这一年下半年，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着根本的变化，上海的环境则更加恶劣起来，生活书店决定主动收缩，一面为未来的新局面准备，所以停止了《读书与出版》的继续出版。”（《记〈读书与出版〉和〈读书月报〉》）
陈原回忆：“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回到上海，生活书店把原来一个宣传推广的刊物《读书与出版》改成一个以书籍为中心的思想评论的综合杂志，由史枚主编。后来史枚往香港，由我接办。这个杂志的编委会共五人，有周建人、杜国庠、戈宝权、陈翰伯和我。每月聚会一次，定选题，分任务，直坚持到1948年冬，政治环境更加恶化只得停刊。”（《三联书店的杂志和我》）年底，陈原奉命南下香港。
三
《读书与出版》前期和后期的编者，大多是邹韬奋（1895—1944）创办的生活书店和《生活》系列报刊的骨干，中国出版界元老级的人物。
平心，即李平心（1907—1966），原名李循钺，笔名平心、李圣悦、赵一萍等。江西南昌人。1925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1937年后曾主编《自修大学》《现实周报》等。1945年与马叙伦、周建人等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任中央委员。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文革”初期自杀。1978年平反昭雪。 寒松，即艾寒松（1905—1975），原名艾涤尘，又名艾逸尘，笔名寒松、易水等。江西高安人。1930年复旦大学毕业，即进入《生活》周刊社工作。生活书店的创办人之一。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6年在上海曾任《民主》《群众》《新文化》等刊编辑。1949年后，曾任江西省教育厅长、省委宣传部长等职。
张仲实（1903—1987），原名张安人，笔名有任远、实甫等。陕西陇县人。1924年主编《渭北青年》杂志。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同年去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后，在上海参加《大众生活》的编辑工作。1935年起，任生活书店总编辑，《世界知识》主编。 1949年后，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
林默涵（1913—2008），原名林烈，笔名有林彬、林屿、穆文等。福建武平人。早年从事中共地下工作。1935年曾到日本学习，次年回国。曾编辑《生活日报》《读书与出版》《国民周刊》。1938年后至1948年，先后任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编辑。1949年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
史枚（1914—1981），原名佘增涛。江苏苏州人。早年即从事革命斗争。抗战后，曾编辑《新学识》《救中国》等期刊。1939年在重庆任生活书店编辑、《读书月报》主编。同年去新疆任职文化协会，不久即遭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1945年9月回重庆生活书店。1946年在上海主持《读书与出版》。1949年后，任职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
胡绳（1918—2000），原名项志逖，笔名蒲韧、卜人。江苏苏州人。1935年在上海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全民周刊》编辑、《鄂北日报》主笔、新华日报社编委、香港生活书店总编辑。1949年后，历任政务院出版总署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
陈原（1918—2004），原名陈洪泰。广东新会人。193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土木经济系。曾在新知书店、生活书店、三联书店任编辑。195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先后任职人民出版社、国际书店、国家出版局以及商务印书馆。
徐伯昕（1905—1984），原名徐亮，又名徐吟秋、赵锡庆等。江苏武进（今属常州）人。1925年加入《生活》周刊，1932年与邹韬奋创办生活书店，任总经理。《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的发行人。194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在出版总署、文化部电影局任职。
四
披卷阅读《读书与出版》，过往的书与刊弥漫着历史风尘。
《杂志回顾》栏，刊发杂志的主编对所编杂志的回忆。田汉的《南国月刊》，从最初和妻子漱瑜创刊《南国》周报起笔，写到1925年大革命后《南国月刊》的出现。南国社从最初纯感情的结合走向更有目的意识的结合，和当时整个进步文化运动的合流。因战乱藏书荡然无存，文末作者期盼：什么时候能搜罗到一套《南国月刊》，“抱抱这失去了很久的孩子”。适夷的《记〈文艺新闻〉》，指出《文艺新闻》以文化艺术的批判和动态的报道为主体，“这确是结合了战斗性和集纳性的，富于创意的尖锐活泼的刊物”。“新兴文坛统治着死的寂寞”，“这寂寞中正蕴积着无限的沉郁”，它“给这沉郁的寂寞掀起了有力的震荡”。寒松的《生活周刊》，总结了刊物的六大特点。张章甫的《世界知识》，记述刊物的几次停刊复刊，在民族的苦难中成长。
萧聪的《文化街沧桑录》，掇拾文化街的旧闻轶事。战前上海四马路以及河南路、山东路、交通路一带，书店报馆集中，旧称文化街。从五四以前的文艺杂志，鸳鸯蝴蝶和黑幕、武侠小说，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竞争，教科书出版比赛，到线装书和碑帖画册出版的日渐稀少，有如啜茶闲话，徐徐道来，文化街的变迁尽收眼底。
陈原（署名“柏园”）的《书堆里的漫步》，是一个长篇的连载，分《上图书馆的烦恼》《书在旅行中的厄运》《禁书、禁忌及其他》《图书审查种种》等篇，告诉读者，无论读书、藏书或写书都有可能飞来横祸。这是因为“在独裁政府的眼光里”，“自由的智慧和智慧的自由是最大的敌人。”（赫胥黎）
史枚（署名“子起”）的《书市散步》是精短小篇的集合，每期五七则短文，每则介绍一本或几本书，既有文艺作品（从小说到民间说唱，如韩起祥的《刘巧团圆》），也有自然科学作品（如《物理学的进化》）、少年儿童读物以及地图等，更多的是有关政治、史学、哲学的著作（如《列宁文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近代中国思想学术史》）。褒贬之间，显示了左派立场。晚年的陈原还忘不了当年史枚的文章而津津乐道，“材料那样丰富而观点又那样鲜明”。（《记史枚》）
孙璧如的《上海杂志巡礼》《上海的几个政论杂志》和周哲的《香港杂志巡礼》为杂志的综述 ；蒋天佐的《读书偶记》、陈敬容的《读书杂记》、署名“绛”的《夜读抄》为书的漫话。衡文论人，各有所长。
涉笔书海，纵意古今，《读书与出版》的文字让读者沉迷流连，但它决不是单一的书评刊物，而是以书籍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
1979年4月《读书》创刊，策划并主事的陈翰伯、陈原、史枚、范用等，基本上是《读书与出版》的班底。史枚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这时刚刚得到改正，出任《读书》副主编。当年办刊，他引导读者注视现实问题，《新中国宪法问题》《中国土地问题》都是他的大作。陈翰伯与陈原是被人称为CC的好友，陈原主持《读书与出版》时，每期必有陈翰伯署名“梅碧华”的《国际时事述评》。沈昌文回忆，《读书》创刊时将办刊宗旨定为“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当是所来有自”。这源头就是四十年前的《读书与出版》。
五
抗战时期，《读书与出版》1937年停刊之后至1946年复刊之前，生活书店在重庆办了一种《读书月报》杂志。1939年2月1日创刊，十六开本。1941年2月，第二卷第十一期终刊，共出二十三期（第一卷第一至十二期，第二卷第一至十一期）。头几期由艾寒松和史枚负责，史枚去新疆后，胡绳接编。史枚说，《读书月报》其“性格基本上和《读书与出版》相同”。 （《记〈读书与出版〉和〈读书月报〉》）
20世纪30年代，与《读书与出版》刊名相同的杂志，还有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的《读书与出版》。主编徐翔穆，发行人曾獻声。1933年3月创刊，只出了三期，5月停刊。
1935年5月18日，生活书店在上海创刊了《读书与出版》。月刊，十六开本，每期八页，折叠式装订，没有单独封面。编辑人平心、寒松，发行人徐伯昕。
创刊号有《创刊漫话——从文盲谈到所谓读书界》，编者说，如果说我们出版这刊物有什么宗旨，那只有两点值得宣布一下的：第一是“要替读者和出版界做一个老实的媒婆，一面叫出版界好的货色不至搁在灰尘满布的深闺中做老处女，一面叫读者不必花冤枉钱讨进一只白鸽或杨梅毒”。第二是很愿尽力报告一些新书或出版消息。
这一年，发生了《新生》周刊事件。事件的起因是寒松用“易水”的笔名在《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5月4日出版）上发表了《闲话皇帝》，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文中谈及日本天皇时说：“日本的天皇，是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虽也奉天皇之名义而行，其实早就作不得主……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上面已经说过：现在日本的天皇，是一位喜欢研究生物学的，假如他不是做皇帝，常有许多不相干的事来寻着他，他的生物学上的成就，也许比现在还要多些。”这本来是很正常的说法。编者按照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规定，先将原稿送审后才发表的。可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借机挑起事端，煽动日本浪人游行示威；又以“侮辱日本天皇”为借口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向日谢罪”，“处《新生》作者、编者徒刑”等，国民党政府一一允诺。上海法院判处《新生》周刊主编、发行人杜重远一年二个月徒刑，勒令《新生》周刊停刊，并在暗中不断追查作者“易水”。寒松处境危险，上海无法存身，9月被迫出国。
《读书与出版》大约从第六号起，仅平心一人编辑。年底，出版至第八号（12月16日）。
1936年杂志的期号与前一年接续。开本、装订也同上年，每期为十二页。第十六号（8月）增至十六页。同年11月，邹韬奋因鼓动抗日而遭当局逮捕（同时被捕的有沈钧儒、史良等人），杂志曾一度停刊。停刊期间，卷期编号空缺。
1937年3月16日出版的第二十四期《读书与出版》为复刊号。编辑人改为张仲实、林默涵，发行人仍为徐伯昕。编者说：“读者诸君，好久不见了。这个小小的刊物，毫不吹牛地说，当初的确曾受过广大读者的注意，但是说也惭愧，后来因我们的人力和财力不够，恐怕内容太蹩脚，对不起读者，中途只好停刊。”这里隐去了停刊的真正原因。至于复刊，编者说，鉴于好多读者来信询问读书的问题，“为了避免一个一个答复的麻烦起见，认为有把这个小小的刊物复活的必要”。（《编辑室》）
编者说，杂志的态度“和从前的一样，仍力求客观公正”，内容则有充实和调整，增添下列七项：一是小评论，二是论著，三是各科研究指导，四是书报述评，五是百科问答，六是信箱，七是读书印象或名著提要。杂志每期的格局大体是：“前几页是几篇短评，或抨击当时文化界的逆流，或颂扬新芽的生长，或议论出版界的风气，或激励知识界去正视现实。每期都有几篇书的评介”，“每期又都有新书月报，收录全国各书店出版的图书；还有生活书店经售的全国期刊一览和生活本版书的几页广告”。（史枚：《记〈读书与出版〉和〈读书月报〉》）
抗战爆发，生活书店领导机构向武汉转移，杂志于“1937年6月停刊”。（姜德明：《难忘〈读书与出版〉》）但据《上海图书馆馆藏近现代中文期刊总目》著录，《读书与出版》出至第二十九期。第二十七期为7月16日出版，第二十九期的正常出版时间当在9月，停刊时间似不应在9月之前，但未见到这一期的原刊。本年每期页码十六至十八页不等，开本和装订与上年相同。
二
抗战胜利，《读书与出版》在上海复刊。
1946年4月5日出版第一期。编辑者读书与出版社，发行者生活书店。編者在《我们想做的事》中明确交代刊物的承续：“《读书与出版》在战前曾发行过，这次应当说是复刊。”只是期号另起，月刊，三十二开本。没有单独的封面，刊名套红印刷。全年共出八期，最初每期二十页，后增至三十余页，约四五万字，主要是介绍生活书店的出版物。
1947年第一期于1月5日出版。编辑者与发行者未变，但开本改为大三十二开，单独的封面，彩色印刷。封面上印出要目，并在“第二年”三字上加印阿拉伯数字期数。编者声明：“本刊从这一期起充实内容，扩大篇幅，刷新版面。”下半年起，每期增至七十页左右 ，容纳七八万字。全年共出十二期。注重评论，原有的书刊广告宣传色彩淡化。
1948年的第一期是1月15日出版的，开始了杂志的第三年。编辑者与发行者，开本和页数，均同于上年。至第九期（9月1日出版）结束。
从1946年复刊至1948停刊，杂志的主编是胡绳、史枚。
史枚说：“这一年下半年，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着根本的变化，上海的环境则更加恶劣起来，生活书店决定主动收缩，一面为未来的新局面准备，所以停止了《读书与出版》的继续出版。”（《记〈读书与出版〉和〈读书月报〉》）
陈原回忆：“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回到上海，生活书店把原来一个宣传推广的刊物《读书与出版》改成一个以书籍为中心的思想评论的综合杂志，由史枚主编。后来史枚往香港，由我接办。这个杂志的编委会共五人，有周建人、杜国庠、戈宝权、陈翰伯和我。每月聚会一次，定选题，分任务，直坚持到1948年冬，政治环境更加恶化只得停刊。”（《三联书店的杂志和我》）年底，陈原奉命南下香港。
三
《读书与出版》前期和后期的编者，大多是邹韬奋（1895—1944）创办的生活书店和《生活》系列报刊的骨干，中国出版界元老级的人物。
平心，即李平心（1907—1966），原名李循钺，笔名平心、李圣悦、赵一萍等。江西南昌人。1925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1937年后曾主编《自修大学》《现实周报》等。1945年与马叙伦、周建人等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任中央委员。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文革”初期自杀。1978年平反昭雪。 寒松，即艾寒松（1905—1975），原名艾涤尘，又名艾逸尘，笔名寒松、易水等。江西高安人。1930年复旦大学毕业，即进入《生活》周刊社工作。生活书店的创办人之一。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6年在上海曾任《民主》《群众》《新文化》等刊编辑。1949年后，曾任江西省教育厅长、省委宣传部长等职。
张仲实（1903—1987），原名张安人，笔名有任远、实甫等。陕西陇县人。1924年主编《渭北青年》杂志。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同年去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后，在上海参加《大众生活》的编辑工作。1935年起，任生活书店总编辑，《世界知识》主编。 1949年后，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
林默涵（1913—2008），原名林烈，笔名有林彬、林屿、穆文等。福建武平人。早年从事中共地下工作。1935年曾到日本学习，次年回国。曾编辑《生活日报》《读书与出版》《国民周刊》。1938年后至1948年，先后任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编辑。1949年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
史枚（1914—1981），原名佘增涛。江苏苏州人。早年即从事革命斗争。抗战后，曾编辑《新学识》《救中国》等期刊。1939年在重庆任生活书店编辑、《读书月报》主编。同年去新疆任职文化协会，不久即遭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1945年9月回重庆生活书店。1946年在上海主持《读书与出版》。1949年后，任职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
胡绳（1918—2000），原名项志逖，笔名蒲韧、卜人。江苏苏州人。1935年在上海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全民周刊》编辑、《鄂北日报》主笔、新华日报社编委、香港生活书店总编辑。1949年后，历任政务院出版总署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
陈原（1918—2004），原名陈洪泰。广东新会人。193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土木经济系。曾在新知书店、生活书店、三联书店任编辑。195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先后任职人民出版社、国际书店、国家出版局以及商务印书馆。
徐伯昕（1905—1984），原名徐亮，又名徐吟秋、赵锡庆等。江苏武进（今属常州）人。1925年加入《生活》周刊，1932年与邹韬奋创办生活书店，任总经理。《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的发行人。194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在出版总署、文化部电影局任职。
四
披卷阅读《读书与出版》，过往的书与刊弥漫着历史风尘。
《杂志回顾》栏，刊发杂志的主编对所编杂志的回忆。田汉的《南国月刊》，从最初和妻子漱瑜创刊《南国》周报起笔，写到1925年大革命后《南国月刊》的出现。南国社从最初纯感情的结合走向更有目的意识的结合，和当时整个进步文化运动的合流。因战乱藏书荡然无存，文末作者期盼：什么时候能搜罗到一套《南国月刊》，“抱抱这失去了很久的孩子”。适夷的《记〈文艺新闻〉》，指出《文艺新闻》以文化艺术的批判和动态的报道为主体，“这确是结合了战斗性和集纳性的，富于创意的尖锐活泼的刊物”。“新兴文坛统治着死的寂寞”，“这寂寞中正蕴积着无限的沉郁”，它“给这沉郁的寂寞掀起了有力的震荡”。寒松的《生活周刊》，总结了刊物的六大特点。张章甫的《世界知识》，记述刊物的几次停刊复刊，在民族的苦难中成长。
萧聪的《文化街沧桑录》，掇拾文化街的旧闻轶事。战前上海四马路以及河南路、山东路、交通路一带，书店报馆集中，旧称文化街。从五四以前的文艺杂志，鸳鸯蝴蝶和黑幕、武侠小说，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竞争，教科书出版比赛，到线装书和碑帖画册出版的日渐稀少，有如啜茶闲话，徐徐道来，文化街的变迁尽收眼底。
陈原（署名“柏园”）的《书堆里的漫步》，是一个长篇的连载，分《上图书馆的烦恼》《书在旅行中的厄运》《禁书、禁忌及其他》《图书审查种种》等篇，告诉读者，无论读书、藏书或写书都有可能飞来横祸。这是因为“在独裁政府的眼光里”，“自由的智慧和智慧的自由是最大的敌人。”（赫胥黎）
史枚（署名“子起”）的《书市散步》是精短小篇的集合，每期五七则短文，每则介绍一本或几本书，既有文艺作品（从小说到民间说唱，如韩起祥的《刘巧团圆》），也有自然科学作品（如《物理学的进化》）、少年儿童读物以及地图等，更多的是有关政治、史学、哲学的著作（如《列宁文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近代中国思想学术史》）。褒贬之间，显示了左派立场。晚年的陈原还忘不了当年史枚的文章而津津乐道，“材料那样丰富而观点又那样鲜明”。（《记史枚》）
孙璧如的《上海杂志巡礼》《上海的几个政论杂志》和周哲的《香港杂志巡礼》为杂志的综述 ；蒋天佐的《读书偶记》、陈敬容的《读书杂记》、署名“绛”的《夜读抄》为书的漫话。衡文论人，各有所长。
涉笔书海，纵意古今，《读书与出版》的文字让读者沉迷流连，但它决不是单一的书评刊物，而是以书籍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
1979年4月《读书》创刊，策划并主事的陈翰伯、陈原、史枚、范用等，基本上是《读书与出版》的班底。史枚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这时刚刚得到改正，出任《读书》副主编。当年办刊，他引导读者注视现实问题，《新中国宪法问题》《中国土地问题》都是他的大作。陈翰伯与陈原是被人称为CC的好友，陈原主持《读书与出版》时，每期必有陈翰伯署名“梅碧华”的《国际时事述评》。沈昌文回忆，《读书》创刊时将办刊宗旨定为“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当是所来有自”。这源头就是四十年前的《读书与出版》。
五
抗战时期，《读书与出版》1937年停刊之后至1946年复刊之前，生活书店在重庆办了一种《读书月报》杂志。1939年2月1日创刊，十六开本。1941年2月，第二卷第十一期终刊，共出二十三期（第一卷第一至十二期，第二卷第一至十一期）。头几期由艾寒松和史枚负责，史枚去新疆后，胡绳接编。史枚说，《读书月报》其“性格基本上和《读书与出版》相同”。 （《记〈读书与出版〉和〈读书月报〉》）
20世纪30年代，与《读书与出版》刊名相同的杂志，还有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的《读书与出版》。主编徐翔穆，发行人曾獻声。1933年3月创刊，只出了三期，5月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