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总是与痛苦相伴的。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与疾病的斗争。瑞典病理学家福尔克·亨申曾说过：“人类的历史就是疾病的历史。”的确，翻开人类发展的进程，从最古老的鼠疫、流感，到近来的埃博拉、非典，几乎每一次疾病的风行，总是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而来;而疾病的大规模爆发，又会反过来对人类文明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历史的深处回溯，我们看到在岁月的苍凉里，瘟疫的魔影一直挥之不去。在下一轮瘟疫爆发之前，有必要审视过去，这样我们才有能力应对未来。
　　
　　 古老的瘟疫弥漫在岁月的苍凉里
　　 人与老鼠的战争
　　 让我们先从鼠疫说起。
　　 鼠疫就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疾病。啮齿类动物（特别是野鼠和家鼠）和它们身上的蚤类携带该病菌，并传播给人或其他动物。人类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流行性鼠疫，全球性鼠疫发生过3次，死亡人数过亿，不少城镇灭绝。据文献统计，死于流行性鼠疫的人数，超过历史上所有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无怪乎人们惊恐地称这种疾病为“黑色妖魔”。
　　 历史上首次鼠疫大流行发生于公元6世纪，起源于中东，流行中心在近东地中海沿岸。公元542年经埃及南部塞得港沿陆海商路传至北非、欧洲，几乎殃及当时所有著名国家。这次流行持续了五六十年，极流行期每天死亡万人，死亡总数近1亿人。时值埃塞俄比亚的查士丁尼王朝，此次流行便以“查士丁尼瘟疫”之名载入史册。这次大流行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
　　 第二次大流行发生于公元14世纪（1346～1665），其起源众说不一。有人认为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因十字军远征，波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但不少史学家认为此次流行可能起源于中國西部、印度、中亚和俄罗斯南部，上述国家和地区存在着古老的鼠疫疫源地。
　　 而有一种传说是这样的：一位做香料生意的意大利商人，拥有一艘专门用来运送香料的船只。迷人的香料，使许许多多老鼠闻味而至。1347年的某一天，意大利商人的这艘满载着香料的船只来到黑海港口，停靠在热亚那的一座仓库旁边。是长途跋涉累了，还是久住船上需要换换地方，船上的老鼠竟然都跑到岸上，进入了仓库。当时，人们并没有想到许多，这位意大利商人也没觉得有何奇怪。谁会去理会老鼠上岸呢？ 但过了一段时间，热亚那的居民相继患上了淋巴结肿大的病症。人们惊恐地发现自己的皮肤上居然长出了深色的疙瘩——“黑死病”可怕的色素点。
　　 没过多久，这种病迅速地在整个欧洲蔓延开来，鼠疫流行了整整300年，欧洲人民在惶惶不安中度日。这次鼠疫大流行，使得欧洲不少城镇人口灭绝，死亡人数高达2500万，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意大利和英国死者达其人口的半数。
　　 据记载，当时伦敦的人行道上到处是腐烂发臭的死猫死狗，人们把它们当做传播瘟疫的祸首打死了，然而，没有了猫，鼠疫的真正传染源——老鼠，就越发横行无忌了。到1665年8月，每周死亡达2000人，1个月后竟达8000人。著名文学家佩皮斯在1665年10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我的天哪！大街上没有人走动，景象一片凄惨。许多人病倒在街头。我遇到的每个人都对我说，某某病了，某某死了……”直到几个月后一场大火（史称“伦敦大火灾”），烧毁了伦敦的大部分建筑，老鼠销声匿迹，鼠疫流行才随之平息。
　　 这次鼠疫大流行在历史上被称为“黑死病”。作为黑死病的间接后果，欧洲传统的社会结构随着瘟疫瞬间就被摧毁了，人们不再相信天主教宣扬的上帝拯救论，随之促成了宗教改革，和后来的宗教战争。
　　 第三次大流行始于19世纪末，它是突然爆发的，至20世纪30年代达最高峰，总共波及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的60多个国家，死亡达千万人以上。此次流行传播速度之快、波及地区之广，远远超过前两次大流行。
　　 就在这次鼠疫大流行中，中华大地也遭到前所未有的浩劫：光绪年间，香港流行了一次严重鼠疫。“鼠疫传至香港，华人染疫而死者超过2000人，离港避难者多达8万人。”1892年5月，“鼠疫由广西、粤南地区传至广州。”1894年3月，“广州鼠疫大作，初发于城南南胜里，不到十日蔓延全城，死者数万人，全城陷入恐怖景象，历时半年始息。”1910年，我国东三省发生鼠疫。“满洲里首见鼠疫，病死人口，旋由铁路线，传至哈尔滨、长春、奉天等地，又入侵直隶、山东。”据不完全统计，这次鼠疫流行夺走了5到6万人的性命。
　　 19世纪末，医学家找到了引起淋巴肿大和出血症的真凶，这就是由老鼠带来的鼠疫杆菌。20世纪，科学家发明了链霉素、磺胺药类，鼠疫便得到了有效的治疗。
　　 但是，1994年9、10月间，鼠疫又在印度爆发。被蔓延的鼠疫吓得惊恐万状的30万印度苏拉特市民，逃向印度的四面八方，同时也将鼠疫病菌和恐惧心理带到了各地。不到两周的时间，这种可怕的瘟疫已蔓延到印度的7个邦和新德里行政区。专家认为，苏拉特市极为肮脏的环境导致流行性鼠疫暴发，该市每天清出1400吨垃圾，垃圾遍地为老鼠的繁衍、滋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场所。这场鼠疫，不仅造成生命和经济的严重损失，印度政府努力打造的现代化形象，也因为鼠疫的流行而遭严重打击。
　　 有科学家预言：“人类传染病总体上朝着消灭的方向发展”，但印度鼠疫的流行，表明这种瘟疫并没有绝迹。
　　 人类征服天花的道路
　　 另一种恐怖程度可以与鼠疫相比的传染病是天花。
　　 几个世纪前，世界上大约60%的人口受到天花的威胁，1/4的感染者会死亡，大多数幸存者会失明或留下疤痕。幸运的是，天花现在已被人类彻底消灭，成了第一种、也是至今惟一一种被消灭的传染病。
　　 天花危害人类的历史可能比鼠疫还要久远。早在3000多年前的埃及木乃伊上，就可以见到天花的疤痕。印度在公元前6世纪，也有有关天花疾病的记载。中世纪时，天花在世界各国广泛流行，几乎有10%的居民死于天花，5个人中即有一个人脸上有麻点，甚至连皇帝也无法幸免。据载顺治皇帝即是患天花死去的，康熙幼年时为了避免感染，由保姆护侍于紫禁城外，不敢进宫看望他的父皇。法皇路易十五、英女王玛丽二世、德皇约瑟一世、俄皇彼得二世等，都是感染天花而死的。美洲的天花，是16世纪时由西班牙人带入的。据载公元1872年，美国流行天花，仅费城一座城市就有2585人死亡。整个18世纪，欧洲死于天花的人数在1.5亿以上。在俄国，从1900年到1909年的10年中，死于天花者竟达50万人。 　　 十五六世纪，西班牙人把天花作为武器输入了美洲，方法是将病人的衣物毯子等送给印第安人，然后任其传播，这次瘟疫的后果是摧毁了印加、阿斯特克这些超大型的美洲帝国。所不同的是美洲大陆比欧亚大陆更加封闭，人的天然抵抗力更低，社会也没有旧大陆的一些医学、体制和风俗上的防疫手段，比如把病人连房子用具一块烧掉等等，因此造成的损失更为可怕：印第安人口从西班牙人到达美洲前的近2000万锐减到几十万。这是世界史上最黑暗的一幕。
　　 我国古代典籍上没有见到有关天花的确切记载。晋代科学家葛洪所著的医学书籍《肘后备急方》中，第一次描写了天花的症状及其流行情况：“比岁有病时行，乃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载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差者，疮癜紫黑，弥岁方灭，此恶毒之气。”近人根据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的记载“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推断此病大约是在公元1世纪左右传入我国的，因战争中由俘虏带来，故名“虏疮”。
　　 最早防治天花的方法，是中国人发现的人痘接种法：以人工的方法使接种者感染一次天花而后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
　　 我国发明的人痘接种法不久便传到了国外。公元1688年，俄国首先派医生来中国学习种痘及检痘法。公元18世纪，我国的人痘接种术由俄国传至土耳其。当时英国驻土耳其的大使夫人蒙塔古（1689～1762） 在君士坦丁堡看到当地人为孩子种痘以预防天花，效果很好，颇为感动。由于她的兄弟死于天花，她自己也曾感染，她决定给她的儿子接种人痘。1717年在大使馆外科医生的照顾下，她的儿子接种了人痘。事后，她把成功的消息写信回国告诉了她的朋友。1718年6月蒙塔古夫人返英后，又大力提倡种痘。从此，人痘接种术在英国流传起来。随后，欧洲各国和印度也试行接种人痘。18世纪初叶，非洲北部突尼斯也开始推行此法。公元1744年，杭州人李仁山去日本九洲长崎，把种痘法传授给折隆元、堀江元道两人。公元1752年，《医宗金鉴》传入日本，于是种痘法在日本也流传起来。
　　 18世纪，中国的种痘术传入英国以后，在英国流传达40年之久。英国的一位乡村医生琴纳（1749～1823）幼时也种过人痘，后来他在行医过程中，通过挤牛奶妇女的经验知道：得过牛痘后就不会再生天花了。琴纳由此得到启发发明了接种牛痘法。公元1805年，种牛痘法由澳门的葡萄牙商人传入我国。
　　 20世纪，由于接种牛痘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天花病毒越来越无处藏身。1977年10月26日，索马里的梅尔镇发现了最后一例天花。1980年5月，第23届世界卫生大会正式宣布，人类已经消灭了天花。
　　 流感百年肆虐史
　　 流感是一种并不起眼的小病毒，但它的危害却是巨大的。
　　 早在公元前4世紀就有流行性感冒流行的记载。1658年，意大利威尼斯城的一次流感大流行使6万人死亡，惊慌的人们认为这是上帝的惩罚，是行星带来的厄运所致，所以将这种病命名为“Influenza”，意即“魔鬼”。今天，虽然科学已经证明是流感病毒感染所致，但这个名称却一直沿用下来。
　　 明显由流行性感冒引起的第一次流行病发生在1510年的英国。后来在1580年、1675年和1733年也曾出现过流行性感冒引起大规模流行病的情况。而对流感大流行最早的详尽描述是1580年，自此以后。文献中共记载了31次流感大流行。其中，1742年～1743年由流行性感冒引起的流行病曾涉及90%的东欧人。1889年至1894年席卷西欧的“俄罗斯流感”，发病广泛，死亡率高，造成严重影响。但危害最大、造成损失最严重的要数1918年的世界范围流感大流行。
　　 1915年春，英格兰就发现了零星的流感病人，到1917年，欧洲大陆也发生了少量的流感流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不断扩大，到1918年美国被卷入战争，大批运输船将美国士兵从大西洋彼岸运到欧洲，在这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期间，从阿拉斯加到美国本土的流感病毒在美军士兵中肆虐。据记载，一个兵营就有500多人患流感倒下，患病死亡的就有50多人，幸存的士兵又将流感病毒带到欧洲战场，引发了欧洲乃至世界的流感大流行。这次流行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死人数为50385人，而非战斗死亡人数为55868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患流感死亡。全世界在这次流感大流行中死亡人数高达2000万，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队的死亡总数。
　　 1918年流感大流行后，世界平静了一段时间。1957年，流感再度在全世界大肆狂虐，它越海跨洋，势不可挡。这次流感起源于我国贵州省，突然南窜，两周后骚扰了亚洲的所有国家，接着又在澳洲、美洲和欧洲登陆，漫游了无数国家。从这一年春天到秋天，全球共有15亿人患病，数以万计的老人和孩子死于这场灾难。
　　 1958年试制成我国首批流感疫苗，并在人体接种取得了良好免疫效果，这样我国自己研制的流感疫苗终于诞生了。
　　 1968年，流感从我国的香港开始流行起来，然后向四周扩散蔓延，最终再次席卷了全世界，以至于医学家们将这次流行的甲型流感病毒命名为“亚洲甲型香港株”。
　　 1977年11月，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又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流感，从病人鼻咽部取出来的分泌物，立即被送到了英国和美国的病毒学研究中心，让病毒学家们来进行检验。这一次，警钟又被敲响了！一种被称为甲型流感病毒的新毒株——澳大利亚型流感病毒出现了。
　　 自1968年以后，世界范围的流感几乎每隔几年就发生一次。1998年～1999年在英国发生的流感使医院内人满为患，病床短缺，手术床被占用，手术被迫取消;殡仪馆、停尸房爆满，葬礼被迫取消。
　　 最近一次是在1999年11月至2000年4月，欧洲、美洲、亚洲均发生中度以上流感爆发流行，其中最为严重的为法国，流行高峰时发病率达每10万人就有861人感染。我国受到的危害也较为严重。以北京为例，1998年至1999年流感流行期间，流行高峰时发病率高达26.49%，非高峰期也有10%的发病率。 　　 流感病毒的可怕之处在于其基因为了不断适应新环境可以迅速变异，人们很难制造出一劳永逸消灭这种病毒的疫苗。目前流感的周期性流行仍然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问题。
　　 霍乱8次世界性大流行
　　 霍乱是“摧毁地球的最可怕的瘟疫之一”。这种叫做霍乱弧菌的菱形细菌，通常通过不洁的饮用水传播，它能够寄存在肉类、牛奶、苹果等食物上数天。是发病急、传播快的甲类传染病之一。
　　 自古以来，印度恒河三角洲是古典生物型霍乱的地方性流行区，有“人类霍乱的故乡”之称。在1817年，一种特别严重和致命的霍乱病在印度加尔各答地区突然流行。在此后的15年中，霍乱向西传到世界其他大多数地方。与较早发生的黑死病相似，它是通过旅行者、商人和水手传播的。报道说，霍乱开始从印度北部、阿富汗和波斯传到欧洲后，欧洲人开始惊慌起来。到1830年，霍乱已传到俄罗斯，因而有些欧洲国家试圖限制旅行者入境。在英吉利海峡，英国军舰拦截从疫病流行地区驶来的货船。但是霍乱病仍在蔓延。到1831年，霍乱病传到英国，致使14万人死亡，一些小村庄几乎全村覆灭。然后船舶又载着霍乱病菌越过大西洋，传到北美。
　　 霍乱迅速流行而事先没有预兆。在那个时候，人们不知道用什么药物来治疗这种疾病，所以得了此病便活不成了。据统计，在1830年的霍乱爆发时，每20个俄罗斯人中就有1人死亡，每30个波兰人中也有1人死亡。到1832年，霍乱才逐渐消失。在19世纪，霍乱又多次流行，但不再有如此毁灭性的影响。
　　 对于19世纪初的人类来说，这种可怕瘟疫发生、传播和控制都是一个谜。宗教领袖们把病魔的蔓延看做上天对“人类的傲慢”所做的惩罚，许多人为自己的“罪孽深重”而祈求宽恕。当患者从肠痉挛到腹泻，到呕吐、发烧，在几天甚至几小时后面临死亡时，人们能够感受到的，除了恐惧，还是恐惧。
　　 但就在灾难和恐惧中，人类也开始了科学探索。在1883年的第5次霍乱流行期间，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从病人粪便中分离出了病原体霍乱弧菌，并提出了判断疾病病原体的科赫法则，这一系列的杰出工作使他获得了1905年的诺贝尔奖。
　　 从1817年至1923年的百余年间，共发生6次世界性大流行，每次大流行都曾波及我国。
　　 自1961年起，由埃尔托生物型霍乱弧菌引起的霍乱开始从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向毗邻国家和地区蔓延，波及到五大洲140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报告患者350万以上，称为霍乱的第7次世界性大流行。
　　 1992年10月，由非o1群的一个血清型——o139霍乱弧菌引起的新型霍乱席卷印度和孟加拉国的某些地区，至1993年4月已报告10万余病人，现已波及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我国，有取代埃尔托生物型的可能，有人将其称为霍乱的第8次世界性大流行。
　　 1997年7月，霍乱又在扎伊尔的卢旺达难民营中大规模爆发，造成7万人感染，1.2万人死亡。
　　 在漫长的回望中，沉重的历史让我们无法轻松。我们发现，除了天花已经被彻底地消灭之外，鼠疫、流感、霍乱依然在困扰着我们的生活。人类与瘟疫的较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在与瘟疫的斗争中，人类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考验。
　　
　　
　　 人类与瘟疫漫漫无期的战争
　　 人类的探索
　　 1831年，一只疯狼袭击了法国东部一村庄里的一个铁匠，几个月后，这个铁匠死于狂犬病。村里的一个男孩问他父亲：“是什么原因让狼变疯的？为什么疯狼咬了人，人就会死？”他的父亲回答说：“也许是魔鬼钻进了狼的身体里。如果上帝想让你死，你就得死。”
　　 问这个问题的男孩是路易·巴斯德。数年后，巴斯德建立了在医学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微生物致病学说，从而奠定了现代免疫学基础。
　　 1879年，法国的牛羊中又一次流行炭疽病。巴斯德第一次提出，牛羊中的炭疽病是由微生物引起的，并用设计精巧的实验来证明这一点。从这个思想出现，并利用一个偶然的机会，巴斯德发明了世界上除牛痘外的第二种疫苗——鸡瘟疫苗，这也是第一种由致病的细菌本身而不是由一种跟致病菌相近的细菌制成的疫苗。这种疫苗的显著优点是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因为没有一种疾病像天花那样有一个天然存在的弱小兄弟——牛痘，但是几乎所有的或大部分的细菌和病毒都可能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使其毒性减弱来作为疫苗。
　　 此后，巴斯德又成功制成了炭疽病、狂犬病的疫苗。在巴斯德的方法启发下，后来的科学家又相继发明了抵抗许多疾病的疫苗。如白喉、破伤风、百日咳、麻疹、脊髓灰质炎、乙肝、流感疫苗及卡介苗等等，不胜其数。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巴斯德“微生物致病学说”引导下，英国外科医生利斯特开创了外科消毒法，并于1867年公开发表，从此开创了外科治疗的新局面。
　　 预防疾病有了新办法，但如果细菌已经进入人体，又该怎么办？1928年，伦敦圣玛丽医院教授弗莱明在实验中偶然发现了能够大量杀死重要致病菌——葡萄球菌的菌类青霉菌，是杀灭病菌的灵丹妙药——青霉素就此问世。此后，抗菌素家庭迅速成长起来，在人类与流行病斗争的历史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40年，利用电子显微镜，人们终于第一次看清了病毒这个小怪物的原形，并进一步弄清了它的内部结构。原来病毒是介于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东西，它虽然很小，却集中了很多原子，是分子量很大的、类似蛋白质的化合物。从此以后，人们陆续弄清了天花、狂犬病、黄热病、流感等疾病的病原，都是不同种类的病毒。现在，“病毒学”这门学科正在不断研究病毒的本质、病毒如何引起疾病、它和宿主之间的关系等等，并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病毒对人体的侵害
　　 这些与我们如影相随，令我们吃尽苦头，受尽惊吓的病毒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病毒是一种形小体微、结构简单、寄生在细胞内以复制方式增殖的微生物。要从病人身上找出致病的病毒，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它们比最小的细菌还要小几百倍，在光学显微镜下根本无法看到它们的身影，只有在放大几万至几十万倍的电子显微镜下，才能观察到。
　　 病毒的结构非常简单，甚至还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细胞，多数病毒只有一个核酸构成的“芯子”，外面包着一层蛋白质外壳。由于病毒没有细胞器，本身不能进行新陈代谢，只能在活细胞中寄生和繁殖，这个过程自始至终都是“损人利已”的，它使被感染的生物生病甚至死亡。
　　 生物學家深入研究了这个过程，他们发现，当病毒浮游在空气中，或者停留在物体表面时，它们是无生命的。可是，一旦与特定的植物、动物或细菌的细胞接触，它们就会突然“活”起来，有如海盗杀人夺船一样，劫夺正常细胞。并利用正常细胞内原有的各种“机器”和细胞质内的“库存”原料疯狂地复制自己，彻底扰乱了原来细胞的正常代谢和生活，从而使細胞出现严重的损伤，甚至导致细胞的死亡。细胞发生损伤和死亡时，人体就开始出现病理变化。例如，呼吸道病毒引起粘膜上皮的坏死脱落，导致炎症和咳嗽，口蹄疫病毒侵犯粘膜和皮肤上皮细胞，引起水泡和糜烂。
　　 在大自然的整个生态系统中，病毒是非常活跃的一员。病毒在自然界的分布十分广泛，而且神通广大，几乎可能感染所有的生物。作为最简单的生命形态，由于它们的结构简单和来去踪迹难寻，所以是生命世界中迄今发现得最少，也是人类最难驾驭的一类微生物。
　　 为什么打不过病毒
　　 我们对付小小的病毒为什么这么困难？可以说有很多复杂的原因。第一、病毒是寄生在宿主细胞内的，它的代谢与宿主细胞的代谢密切相关，要想阻断病毒特有的复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杀死了病毒，也就杀死了细胞;第二、大多数病毒，当它们刚感染细胞时是查不出来的，而当细胞被复制的病毒胀满、病毒释放出来时，虽然可以诊断出来了，但也到了疾病的高峰期，治疗就变得更加困难：第三、病毒总是在不断变异，比如流感病毒，每5—6年就变得不但面目全非，性质也与原来的不一样，对原来病毒有效的药，对新病毒也无作用了。
　　 科学家想了许多办法不让病毒进入我们的细胞，其中疫苗是最有效的方法。自1796年英国人爱德华·詹纳首次给一名儿童实验接种天花疫苗以来，人类已经发明了对付多种疾病的疫苗，继天花之后，脊髓灰质炎也在全世界被消灭了，这完全是疫苗的功绩。除此之外，其他许多疾病，如白喉、破伤风等，在一些发达国家也已经基本上得到了控制，而腮腺炎。麻疹、风疹、百日咳、脑膜炎的发病率也此原来大大降低了。
　　 然而，科学研究中也同样会出现一些不成功的事例：一些被大量使用并且被认为是“灵丹妙药”的疫苗根本就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最后发现效果越来越差。此外，我们至今还没有生产出能够对付埃博拉病，艾滋病和丙型肝炎等严重疾病的有效疫苗。这不能归咎于研究人员的失职，因为人们对细菌和病毒了解得越深入，就越是发现它们为避开机体的抵抗而设下的种种骗局很难对付。
　　 每当出现一种新型的传染病时，许多人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对付这种疾病的疫苗不能立即研制出来呢？”答案是：一种药物的研制有时需要近20年的时间。一种疫苗的研制是从试管中开始的，在一系列的实验（包括动物实验）之后，人们便可以研制出候选疫苗。接下来，还必须测定出这些候选疫苗可能具有的毒性，并确定用什么方法生产一定数量的候选疫苗，以便能在比较大的人群中试用。而最后一步则非常关键，这就是实验并评估候选疫苗对人体产生的效果和安全系数。在这个阶段中，首先要在少数人身上做人体试验，当确认没有特别的危险后才能增加试验人数。这就是为什么宣布实验成功前要特别慎重的原因。
　　 有不少病毒都诡计多端，它们大量破坏候选疫苗。为了不被机体的免疫系统识别出来，它们能够改变自己的抗原，也就是它们能够改变各自可能被识别出来的“化学标志”，这对我们的免疫系统来说便是个大阴谋。这一变化发生得较快，而且影响较大。比如丙型肝炎疾病，它在每个病人的身上都不一样，还有一类病毒（如艾滋病病毒），当其进入到人体的免疫细胞中后，便会迅速生成自己的突变体。
　　
　　
　　 如何应对下一场瘟疫
　　 鼠疫、天花、霍乱……你对瘟疫的印象或许还停留在这些历史上的可怕的灾难上，然而，从SARS到埃博拉出血热，各种新的瘟疫离我们并不遥远。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下一场瘟疫，我们该如何应对？
　　 瘟疫会再次来临吗？
　　 现代人可能不太能体会瘟疫的可怕。但在医疗水平低下的年代，一场普通的流感就能轻易收割无数性命。实际上，直到1990年为止，传染病一直是远远超过暴力和饥饿的人类第一“杀手”。从前，平均每年因传染病而死的人占到死亡人口总数的一半，这个比例在大瘟疫年份更是高得可怕。而现在，死于传染病的人数仅占全球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其中大多数是在贫穷的热带地区（在富裕国家，这一比例则只有百分之几）。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不断下降。
　　 但我们却不应该因此自满，因为下一场瘟疫随时可能到来。这并不是危言耸听。20世纪60年代，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多种传染病都得到有效控制。于是，人们以为大规模流行病已成为历史。然而到了80年代，来势汹汹的艾滋病终结了这种“天下太平”的幻想。这之后，禽流感、SARS和寨卡热等流行病相继在世界各地拉响了警报。而直到不久前，史上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发生，这才唤起了各国政府的警惕性。此后，我们终于开始为不可避免的瘟疫做起了准备。全球各国政府和许多非政府组织新推出的一系列项目将提高我们对一些微生物“杀手”的控制力。世界卫生组织也联合各国公共卫生机构制定了各种应急医疗预案。但这些还远远不够，如果某种新型传染病来袭，我们仍会手忙脚乱。
　　 随着全球人口增加和城镇化的发展，城市人口密度越来越大。这意味着一旦流行病大暴发，疫情的扩散速度和控制难度都会远远高于过去的瘟疫。同时，全球人口的流动性也比20世纪增长了很多。发达的交通不仅给人们带来便利，也让病原体搭了便车。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任何一场地区性的传染病都可能快速扩大成为全球性的瘟疫。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就是典型的例子。 　　 气候变化也增加了瘟疫暴发的可能性。随着气候变暖，携带病原体的动物（如蚊子）的活动范围也将扩大。一些以前在热带流行的疾病——如由埃及伊蚊传播的寨卡热——可能会在更大范围内流行。还有一种可怕的情况，那就是恐怖分子可能刻意散播某种病原体。而基因改造技术能使這些“生化武器”变得更加危险。
　　 多年来，公共卫生专家们一直警告我们小心新型传染病的产生。病原体的变异或其宿主生活环境的改变可能使某类原本不易感染人类或不易在人群中传播的疾病变得流行起来。其中，传染病专家最为担心的是病毒性传染病的流行。引起流行病的病原体主要是病毒和细菌，埃博拉出血热就是病毒性的传染病，而赫赫有名的黑死病则是由细菌造成的。某些病菌具有超强耐药性，能让本不足为惧的小病成为不治之症。但是，对于细菌我们尚有许多有效手段。许多传统的抗生素仍然有不错的效果，多种新的抗菌药也在研发当中。而相比之下，病毒传播迅速又极易发生变异，我们却对它们知之甚少，也没什么特别有效的抗病毒药物。进入21世纪以来，所有的新型传染病都是病毒性的。
　　 最让人警醒的莫过于2014年非洲西部的埃博拉疫情。这次大暴发中，不仅感染人数比以往多了50倍，而且埃博拉病毒首次扩散到了大城市，令多个西方国家陷入恐慌。埃博拉病毒本来是由蝙蝠携带的一种病毒，它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速度其实相当慢。但更慢的是国际上的反应速度。当埃博拉病毒“走出”非洲，开始在全世界各地肆虐时，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等到疫情进一步加重，各国才采取了隔离等措施阻断其扩散，而此时死亡人数已超过1.1万人。
　　 隔离病患以防止疫情扩大，这种方法在黑死病时期就已经有了。到了21世纪，我们仍用着这种古老的方法对抗埃博拉。难道没有更好的应对措施了吗？恐怕真的没有。埃博拉病毒早在1976年就被发现，几十年间一直在非洲肆虐。然而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任何有效的药物或疫苗。尽管一些研究团队开发出了实验性的药物和疫苗，但短时间内，这些科研成果还不能被转化为能立刻派上用场的产品。疫苗和药品的研发、测试周期十分漫长，通常需要数年甚至更久。而且大多数传染病的药物和疫苗都不是常备药，没什么市场需求，很难盈利。因此医药公司宁可把研发资源投入其他更赚钱的领域，而不愿开发这些“救命药”。
　　 席卷全球的埃博拉疫情不仅造成大量伤亡，也暴露出全世界卫生安全的诸多漏洞：从脆弱的公共卫生系统到迟缓的国际响应，再到传染病医药研发和生产的脱节。太多问题亟需解决，因为下一场瘟疫也许很快就会到来。
　　 那么，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下一场瘟疫，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此次埃博拉疫情给人类“上了一课”，从中我们意识到，以下三个方面需要努力完善：快速识别病原体、大力开发传染病疫苗和药物、建立完善的应急反应系统。
　　 基因诊断：快速识别病原体
　　 14岁的美国男孩约书亚结束了在波多黎各的家庭旅行，刚回家不久就发起高烧，头痛难忍。医生认为他在旅行期间染上了某种传染病，并对他进行了多种传染病的筛查。然而几个月过去了，医生排除了肺结核、西尼罗河热等三十多种疾病的可能性，却仍然不知道男孩的病因。此时，病床上的约書亚已经奄奄一息了。约书亚的主治医生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将他的血液和脊髓液样本送到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那里有一流的基因诊断学研究团队，他们是约书亚最后的希望。
　　 传染病的基因组诊断是一种利用基因序列识别病原体的技术，UCSF的邱华彦教授正是这一领域的权威。邱教授和他的团队可以将患者血液样本与数据库中超过800万种已知的病原体的DNA序列进行比对。在20世纪80年代，这么多的数据处理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但如今新开发的软件可以在30分钟内分析1000万个序列。邱教授的团队仅仅用了97分钟就找到了约书亚体内的“嫌犯”——一种在加勒比地区发现的罕见病菌Leptospira santarosai。找到病因之后，接下来的治疗过程就变得十分顺利。约书亚接受了基本的抗生素治疗，四周后就痊愈了。
　　 约书亚的例子虽然特别，但也不是很罕见的情况。临床上多达25%的肺炎病例和多达70%的脑膜炎、脑炎病例都是由不明病原体引起的。医生通常能够凭借有限的筛选缩小病因范围，以便采取有效的治疗方案，但并非总能成功。而基因诊断则能检测病人血液样本中的所有序列，寻找出任何记录在案的病原体。这是传染病筛查质的飞跃。
　　 疫苗——必备的武器
　　 瘟疫一旦暴发，就如火燎原。因此，对于瘟疫来说，阻断其传播比治疗疾病本身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疫苗就是对抗瘟疫的重要“武器”。
　　 20世纪中期是疫苗研发的黄金时期，脊髓灰质炎疫苗就在此时诞生。然而现在全世界医药市场价值高达1万亿美元，疫苗只占其中3%。许多不算罕见的传染病却没有相应的疫苗。难道是因为我们对疫苗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下降了吗？当然不，这是因为医药行业的生产激励机制改变了。
　　 在20世纪战胜了多种传染病的疫苗大多由国有企业生产，这些企业生产疫苗不求利润，只为满足公众的需求。当时疫苗的生产几乎是公益性质的。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切都被私有化了。新兴的医药公司如雨后春笋，但大多规模较小。它们虽然有研发能力却没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力来完成产品上市前一系列昂贵而漫长的流程——安全性和有效性测试、建立生产流程和申请执照等。只有一些大型制药公司具有全部的专业技术，还需要花约10亿美元才能让一种新疫苗上市。然而常见疾病的疫苗几乎没什么利润，更不会有企业针对某种只是具有流行可能性的病毒生产疫苗。于是许多医药企业放弃了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专注于利润很高的慢性病领域。
　　 没有了利益驱动，疫苗的研发和生产常常需要政府和公益基金等扶持才能进行。从20世纪90年代起，针对贫困地区疾病的新疗法（如脑膜炎球菌疫苗）通常是由政府与一些大型的制药公司或慈善机构联合研发的。但是近年来，这种官方与民间机构的合作势头有所减弱。在2013年，各国政府和民间机构对新型传染病的研究费用仅占所有医疗保健研发费用（合计1950亿美元）的1.6%，其中仅有五分之一属于私人投资。 　　 在全球经历了埃博拉危机之后，公私合作的势头又有回升趋势。2016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WHO）制定了“预防传染病研发行动蓝图”，其目标是在下一次瘟疫来袭之前，让各方共同努力，找到应对措施。针对埃博拉病毒暴发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该项目委员会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包括加快对实验药物、疫苗的测试和审批，为实验性药品提供责任保险，通过合同保证信息和样本的共享等。
　　 但该项目最主要的目标是推进对几种高威胁性病原体的研究。WHO将借鉴在疟疾疫苗开发中的经验，推动相关疫苗、药物的生产和检测技术的研究。WHO希望这些产品必须是普通人能负担得起的。这就意味着它们的价格将与高昂的开发成本“脱钩”，而企业将从在其他方面得到补偿。这一点目前尚未落实，但已在新疗法的开发中纳入讨论。
　　 关注新疫苗研发的不只是WHO。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是2017年1月在瑞士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新成立的国际团体，获得了挪威、德国、日本、惠康基金会和盖茨基金会提供的初始投资。CEPI的第一个目标是开发针对尼帕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病毒和拉萨热病毒的疫苗，帮助有效的实验性疫苗尽快通过二期临床试验。此外，这个组织还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出资10亿美元支持疫苗生产新技术的开发。
　　 但是，即使有了这些项目的支持，需要更多人参与的三期临床试验还是难以顺利完成。而且，直到某种病毒暴发，我们才会知道其疫苗的效果到底如何。
　　 快速响应，通力合作
　　 即使疫苗在手，也不能高枕无忧。如果传染病能被有效预防，那它们就不会发展成瘟疫了。我们必须要准备一套完善的应急预案，这样瘟疫暴发时才能快速而有效地做出反应。
　　 流行病的扩散是呈指数增长的：一开始感染病例增加缓慢，后期却像坐了火箭一般猛窜。于是相关机构在应对传染病时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最开始人们认为这是小题大做，后来又会抱怨有关部门动作太慢。为了更好地预测流行病的暴发，WHO组织了专业团队，对气候条件、疫苗接种情况和人群免疫力的“大数据”进行分析;同时还建立起一个社会科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网络，以探索如何改善瘟疫来袭时的沟通状况。沟通不畅正是造成对埃博拉疫情应对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首要也最重要的原因却在于疾病的监测：在埃博拉病毒大规模扩散之前，没人注意到最开始的少量病例。
　　 疫苗和免疫全球联盟（简称GAVI，一个帮助贫困地区获取疫苗的公益组织）的领导人伯克利表示，为了做好应对大规模瘟疫的准备，我们需要能深入世界每个角落的大量健康工作者，他们要熟知当地情况，在疫情暴发之初就能意识到哪里出了问题。此外，我们还需要能检测病毒的实验室和对疫情做出快速反应的团队。根据2005签署的国际卫生条例，世界卫生组织所有194个成员国必须建立完善的监測机制，识别严重的，或是可能引发国际旅行或贸易限制的传染病疫情，并及时报告。然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包括欧美——已经完成了条约所要求的一切。而作为多种危险病毒起源地的非洲，项目完成度是最低的。
　　 要填补这些空白，不仅需要各国政府的努力，更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埃博拉疫情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任何区域性流行病都可能发展成全球性的瘟疫。2014年2月，美国、中国、俄罗斯等27个国家联合多个国际组织联合启动了一项名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GHSA）的全球防控传染病计划，旨在建立国际性的传染病快速检测、信息共享和快速反应的网络，以限制传染性疾病在人和动物上的扩散，减少生命损失，降低流行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WHO已经做出一系列改革，以提升自己在紧急事件发生时的响应速度。相比以往通过在各国的独立办公室根据自己的判断标准评估突发事件的风险，现在WHO已经有了在世界各地进行标准化风险评估的工作人员，他们能在危机发生72小时内成立应急小组并迅速扩大规模。为了能在全球范围内协调部署，这些工作人员可以直接向日内瓦总部报告，这在WHO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WHO还与世界粮食计划署合作，为口罩、注射器等设备建立全球供应链。机构间常设委员会也是WHO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这个机构主要职能是协调世界对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应急反应，从2016年起，他们将对流行病的应急反应也纳入了工作范围。
　　 然而，无论有多及时的病毒检测手段，或有多有效的疫苗和药物，怎样生产和部署仍是一个难题。我们不可能在病毒暴发时瞬间建好一个疫苗工厂。生产线就像预备军一样，需要早做准备，时常锻炼和更新。
　　 在生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不妨参考流感疫苗的生产经验。流感病毒暴发频繁且变异迅速，造成每一次流感的病毒都不完全相同。因此，流感疫苗是由一个不变的标准流感病毒蛋白和两个特征蛋白（来自当时流行的那种流感病毒）构成。流感疫苗每年更新，却不需要设计新的生产线和通过全套审批流程。通过类似方式，我们可以为一种目前还没出现的变异病毒建立疫苗生产线。
　　 目前这项工作尚未开始。WHO是否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继续各项工作还是个未知数。“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什么是利害攸关的。”伯克利说。他认为，大流行是一种“进化必然”。“如果人们了解其中风险，他们会想要建立完善的系统来应对。这样做的成本比起忽视它的代价实在是微不足道。”
　　 我们已经摆脱了盲目自满情绪，但仍有许多事情要做。埃博拉疫情使全世界意识到，流行病是全球经济和安全最大的不可控危险因素。我们还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但一定比以前做得更好。
　　 流行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随着全球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流行病的传播速度加快，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有学者认为，在这个时代，流行病的最大风险是对全球经济的威胁。无论是出于必要还是恐惧，很多人都会尽量减少与密集的人群的接触，无形中减少了许多消费。首先受到影响的是旅游和贸易产业，然后是商场和餐厅等。2003年，SARS疫情暴发，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774人死亡，而其造成的检疫花费和经济损失（旅游、贸易等）则高达540億美元。世界银行估计：如果现在再发生和1918大流感一样严重的流感疫情，全世界GDP将下降5%，造成8万亿美元的经济衰退。我们对疫情的反应速度越快，损失就越小，所以我们必须提早做好准备。当然，这些准备是需要成本的。那么，谁来为此买单？
　　 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一种新的融资机制。2016年5月，世界银行推出了全新的“瘟疫保险”（流行病应急融资基金）。很多流行病暴发都是从较为贫困的国家开始的，穷国无力负担医药资源，富国则恐惧于瘟疫的蔓延。这项基金主要由较发达的国家投入资金，可向最贫困国家迅速发放多达5亿美元用于应对大规模流行病的暴发。它还向这些国家提供资金，加强卫生体系，为未来疫病暴发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