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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杂文初试锋芒
1956年9月20日,《解放日报》创办了《朝花》副刊,此后一直没有中断。杂文是文艺性的政治、社会、思想评论,是副刊的压轴戏。没有言论的副刊。总给人以轻飘飘的感觉。《朝花》杂文的作者,坚持领导干部与名家两结合,老中青三结合。《朝花》创刊后,虽然发表过一些领导干部如张春桥、杨永直、李家齐等的杂文。但总的看还是发表名家的多。
我是1960年春进入解放日报社的。当时的宣传方针,是在上一年反右倾的基础上继续“跃进”。上海市建立城市人民公社,这是当时上海的一件“跃进”新事、大事,总编辑要求《朝花》发言论,但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作者,而且又是急就章。我这个新手只好自己执笔,在粗粗采访了几个所谓城市人民公社后,当天夜里赶写出一篇杂文,题目叫《孟轲的理想》。内容讲,两千年前孟轲就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理想,但一直没能实现。城市人民公社的一个特点,是形成社区服务,使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这不仅实现了孟轲的理想,而且远远超过了孟轲理想的社会意义。这篇杂文刊在《朝花》头条,反映很好。
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以后,人们对饿死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有所认识,开始调整“跃进”政策和国民经济计划、布局。真正看到困难的严重性后,从干部到百姓,人气、士气大衰了。为鼓舞士气。我动了几天脑筋。写成杂文《站得高看得远》。用譬,你若站在上海城隍庙九曲桥上,只能看到弯弯曲曲的路;你若站在国际饭店楼顶,就可看到上海全景;你若站到泰岳之顶,就可看到天下美景,小天下也。借此鼓励国人在困难面前要登高望远。既看到当前困难,又看到克服当前困难之后的通衢大路,美好未来。我把小样寄给《文汇报》副刊杂文编辑赵戈今,一周后即见报,刊在《笔会》头条。赵戈今打电话给我说:“这篇杂文,报社内外反映很好。希望老弟多赐稿。”
不久,我到上海郊区兜了一圈。发现人民公社制度有些松动,确切地说是开始瓦解。食堂逐渐被取消,连鳏寡孤独也喜欢回到自己家里开小灶。农民开始从被捆绑着的“集体”的绳索中解放出来。发挥其个体经营的积极性。集市上开始出现一些个体农民自种自产的农、副、手工产品,透出一丝生气。在镇上,又可吃到如枫泾丁蹄之类的特色食品了,又见到了个人开的茶馆、面店。我回到报社,写了两篇散记。实为杂文式的随笔。一篇叫《枫泾镇上》,另一篇叫《农村茶馆》。《枫泾镇上》在《朝花》头条刊出后,好像从凋敝的农村大地吹来一股春天的风,获得读者好评。后有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此文收入上海的中学教科书。我把《农村茶馆》投到《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不久就在《大地》头条刊出。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后,我根据全会精神,特别是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精神。撰写了一批杂文,有的发表在《朝花》上,有的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副刊上。其中有移风易俗的,如《葬仪的革命》等;有借南海民兵对付蒋介石反攻大陆讲两岸关系不能麻痹的,如《阿螺的教训》;其他如《饮鸩止渴》等。进入解放日报社三年,我的杂文习作就打人中央两家大报和上海两家大报。“元三”这一笔名也已经引起读者的注意。姚文元调到解放日报社文艺部后,曾对我说:“我看到你在《光明日报》上的杂文了。”《笔会》杂文编辑赵戈今每季度总要同我通一次电话,还专程到解放日报社来看过我一次。他说:“你的杂文内容鲜活,征引翔实,非花架子,乃真功夫。”因此。说我的杂文习作初试锋芒,不是妄言也。
《“左撇子”精神赞》得到柯庆施表扬
一次,《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从市委开会回来,召集编委、部主任们传达会议精神。传达中有这样一段内容:柯庆施在讲到当前上海工作时说,今天《文汇报》副刊《笔会》上有一篇杂文,题目叫《“左撇子”精神赞》。该文从《解放军文艺》上一篇报告文学谈起,说一个解放军战士从实战出发,苦练基本功,不仅练右手投弹,成为右手投弹能手。而且还苦练左手投弹。同时成为左手投弹能手。该文从这位战士左、右手功夫都硬,说到当前工作要做到“好上加好”。柯庆施说,我们上海当前的工作。要求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像这位解放军战士一样,苦练基本功,做到好上加好。
文艺部领导听完传达后。第二天召集文艺部全体人员再传达。当传达到柯庆施上述讲话时。有一同事从报架上翻出头天的《文汇报》,突然大叫起来:“元三、元三!这篇杂文是赵元三同志写的!”
柯庆施在20世纪60年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柯对我这篇杂文肯定、支持,并在市委会议上借题发挥。号召各级干部学习和发扬那位解放军战士的把工作做得“好上加好”的精神,我经过思忖,觉得并非偶然。而是由多种因素使然。这其中最主要的。是柯庆施喜欢杂文。柯之所以喜欢杂文,既是个人爱好。又有更重要原因——毛泽东喜欢杂文。毛泽东在青年、中年、老年各个时期,有许多著作、讲话都是杂文。毛泽东称赞中国杂文巨匠鲁迅是文化巨人。也很欣赏鲁迅的杂文。毛泽东曾声称自己退出政坛后最想做的工作就是写杂文。柯庆施同毛泽东关系密切。紧跟毛泽东,被称为毛泽东的“好学生”,对于杂文,爱屋及乌,是自然而然的。事实上。柯庆施一直很关注上海报刊上的杂文,因为毛泽东一直关注上海报刊上的杂文。柯庆施很可能已看了我在上海两家大报上的不少杂文。而不单单是这篇《“左撇子”精神赞》。
我曾到柯庆施家送审社论稿
柯庆施直接肯定我那篇杂文中提到的那位解放军战士的精神。伺接的是对上海杂文、杂文界新的年轻作者的一种鼓励,是对重新繁荣文艺百花园中上海杂文之花的一种期待与关爱。我同柯庆施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也没有任何私人交往。唯一的一次,是我曾到柯庆施家中送审过社论稿。他也曾信口问过我的名字。但我想他不一定能记住。我同他无亲无故。他表扬我那篇杂文,是从上海工作与文艺发展的需要而立身行事的。
1963年华东话剧汇演期间。我曾到康平路65号柯庆施家中,将有关汇演的《解放日报》社论清样送给他审阅。柯庆施就在底层供吃饭用的小而朴素的餐桌上摊开清样看起来。这使我有缘零距离观察他:高高的个子。身着灰色中山装,脚登黑色布鞋;长方脸形,高高的鼻粱,双眼皮。双目炯炯有神,耳朵偏大,紧贴双颊,嘴角带有微笑状。整体面容看去,带有佛像的神韵,给人以忠厚、温良长者之印象。对社论中需要修改的地方。他总是用商量口气提出,意见用通俗而平缓的调子表达。我随手从容记下来,感觉他丝毫没有颐指气使的作风。报社政文部主任一次到他家中送审稿。他正在用餐,一碟小鱼、一盘青菜、一小碗饭而已。柯庆施的夫人,我见过两次,一次在柯家中,一次在康平路院子里,高挑个儿,衣着朴素大方,曾经缠过足的解放脚。糟糠之妻。患难夫妇。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篇文章——《评柯庆施》,由
1956年9月20日,《解放日报》创办了《朝花》副刊,此后一直没有中断。杂文是文艺性的政治、社会、思想评论,是副刊的压轴戏。没有言论的副刊。总给人以轻飘飘的感觉。《朝花》杂文的作者,坚持领导干部与名家两结合,老中青三结合。《朝花》创刊后,虽然发表过一些领导干部如张春桥、杨永直、李家齐等的杂文。但总的看还是发表名家的多。
我是1960年春进入解放日报社的。当时的宣传方针,是在上一年反右倾的基础上继续“跃进”。上海市建立城市人民公社,这是当时上海的一件“跃进”新事、大事,总编辑要求《朝花》发言论,但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作者,而且又是急就章。我这个新手只好自己执笔,在粗粗采访了几个所谓城市人民公社后,当天夜里赶写出一篇杂文,题目叫《孟轲的理想》。内容讲,两千年前孟轲就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理想,但一直没能实现。城市人民公社的一个特点,是形成社区服务,使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这不仅实现了孟轲的理想,而且远远超过了孟轲理想的社会意义。这篇杂文刊在《朝花》头条,反映很好。
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以后,人们对饿死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有所认识,开始调整“跃进”政策和国民经济计划、布局。真正看到困难的严重性后,从干部到百姓,人气、士气大衰了。为鼓舞士气。我动了几天脑筋。写成杂文《站得高看得远》。用譬,你若站在上海城隍庙九曲桥上,只能看到弯弯曲曲的路;你若站在国际饭店楼顶,就可看到上海全景;你若站到泰岳之顶,就可看到天下美景,小天下也。借此鼓励国人在困难面前要登高望远。既看到当前困难,又看到克服当前困难之后的通衢大路,美好未来。我把小样寄给《文汇报》副刊杂文编辑赵戈今,一周后即见报,刊在《笔会》头条。赵戈今打电话给我说:“这篇杂文,报社内外反映很好。希望老弟多赐稿。”
不久,我到上海郊区兜了一圈。发现人民公社制度有些松动,确切地说是开始瓦解。食堂逐渐被取消,连鳏寡孤独也喜欢回到自己家里开小灶。农民开始从被捆绑着的“集体”的绳索中解放出来。发挥其个体经营的积极性。集市上开始出现一些个体农民自种自产的农、副、手工产品,透出一丝生气。在镇上,又可吃到如枫泾丁蹄之类的特色食品了,又见到了个人开的茶馆、面店。我回到报社,写了两篇散记。实为杂文式的随笔。一篇叫《枫泾镇上》,另一篇叫《农村茶馆》。《枫泾镇上》在《朝花》头条刊出后,好像从凋敝的农村大地吹来一股春天的风,获得读者好评。后有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此文收入上海的中学教科书。我把《农村茶馆》投到《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不久就在《大地》头条刊出。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后,我根据全会精神,特别是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精神。撰写了一批杂文,有的发表在《朝花》上,有的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副刊上。其中有移风易俗的,如《葬仪的革命》等;有借南海民兵对付蒋介石反攻大陆讲两岸关系不能麻痹的,如《阿螺的教训》;其他如《饮鸩止渴》等。进入解放日报社三年,我的杂文习作就打人中央两家大报和上海两家大报。“元三”这一笔名也已经引起读者的注意。姚文元调到解放日报社文艺部后,曾对我说:“我看到你在《光明日报》上的杂文了。”《笔会》杂文编辑赵戈今每季度总要同我通一次电话,还专程到解放日报社来看过我一次。他说:“你的杂文内容鲜活,征引翔实,非花架子,乃真功夫。”因此。说我的杂文习作初试锋芒,不是妄言也。
《“左撇子”精神赞》得到柯庆施表扬
一次,《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从市委开会回来,召集编委、部主任们传达会议精神。传达中有这样一段内容:柯庆施在讲到当前上海工作时说,今天《文汇报》副刊《笔会》上有一篇杂文,题目叫《“左撇子”精神赞》。该文从《解放军文艺》上一篇报告文学谈起,说一个解放军战士从实战出发,苦练基本功,不仅练右手投弹,成为右手投弹能手。而且还苦练左手投弹。同时成为左手投弹能手。该文从这位战士左、右手功夫都硬,说到当前工作要做到“好上加好”。柯庆施说,我们上海当前的工作。要求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像这位解放军战士一样,苦练基本功,做到好上加好。
文艺部领导听完传达后。第二天召集文艺部全体人员再传达。当传达到柯庆施上述讲话时。有一同事从报架上翻出头天的《文汇报》,突然大叫起来:“元三、元三!这篇杂文是赵元三同志写的!”
柯庆施在20世纪60年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柯对我这篇杂文肯定、支持,并在市委会议上借题发挥。号召各级干部学习和发扬那位解放军战士的把工作做得“好上加好”的精神,我经过思忖,觉得并非偶然。而是由多种因素使然。这其中最主要的。是柯庆施喜欢杂文。柯之所以喜欢杂文,既是个人爱好。又有更重要原因——毛泽东喜欢杂文。毛泽东在青年、中年、老年各个时期,有许多著作、讲话都是杂文。毛泽东称赞中国杂文巨匠鲁迅是文化巨人。也很欣赏鲁迅的杂文。毛泽东曾声称自己退出政坛后最想做的工作就是写杂文。柯庆施同毛泽东关系密切。紧跟毛泽东,被称为毛泽东的“好学生”,对于杂文,爱屋及乌,是自然而然的。事实上。柯庆施一直很关注上海报刊上的杂文,因为毛泽东一直关注上海报刊上的杂文。柯庆施很可能已看了我在上海两家大报上的不少杂文。而不单单是这篇《“左撇子”精神赞》。
我曾到柯庆施家送审社论稿
柯庆施直接肯定我那篇杂文中提到的那位解放军战士的精神。伺接的是对上海杂文、杂文界新的年轻作者的一种鼓励,是对重新繁荣文艺百花园中上海杂文之花的一种期待与关爱。我同柯庆施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也没有任何私人交往。唯一的一次,是我曾到柯庆施家中送审过社论稿。他也曾信口问过我的名字。但我想他不一定能记住。我同他无亲无故。他表扬我那篇杂文,是从上海工作与文艺发展的需要而立身行事的。
1963年华东话剧汇演期间。我曾到康平路65号柯庆施家中,将有关汇演的《解放日报》社论清样送给他审阅。柯庆施就在底层供吃饭用的小而朴素的餐桌上摊开清样看起来。这使我有缘零距离观察他:高高的个子。身着灰色中山装,脚登黑色布鞋;长方脸形,高高的鼻粱,双眼皮。双目炯炯有神,耳朵偏大,紧贴双颊,嘴角带有微笑状。整体面容看去,带有佛像的神韵,给人以忠厚、温良长者之印象。对社论中需要修改的地方。他总是用商量口气提出,意见用通俗而平缓的调子表达。我随手从容记下来,感觉他丝毫没有颐指气使的作风。报社政文部主任一次到他家中送审稿。他正在用餐,一碟小鱼、一盘青菜、一小碗饭而已。柯庆施的夫人,我见过两次,一次在柯家中,一次在康平路院子里,高挑个儿,衣着朴素大方,曾经缠过足的解放脚。糟糠之妻。患难夫妇。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篇文章——《评柯庆施》,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