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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叙利亚
2月14日，当《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玛丽·科尔文沿着一条走私路线前往霍姆斯时，这个叙利亚中部城市已成为阿萨德政权火力攻击的主要目标。
危险并非没有征兆。一个月前，法国公共电视二台记者吉勒斯·杰克尔在霍姆斯遇火箭炮袭击身亡，成为自去年3月叙利亚动乱以来首位殉职的西方记者。
有着26年战地报道经历的科尔文显然明白前往霍姆斯的风险：这个反阿萨德政权的前沿阵地，正演变为叙利亚乱局的风暴眼。
自去年3月叙利亚爆发动乱以来，政府军每隔一段时间就对反叛的城镇或村庄施以惩罚，力图警示潜在的反对者。
现在轮到了霍姆斯。这里曾是一个古老王国的首都，它的公路网络四通八达，北接经济中心阿勒颇，南连首都大马士革，西通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石油管道遍布城市底下。这里的多数居民与阿萨德家族分属不同的教派，有反阿萨德家族的传统。阿萨德政权有理由担心，一旦反对派武装控制这个第三大城市，就好比反卡扎菲的势力掌控了班加西，尾大不掉。于是，谈判破裂后，武力惩戒势在必行。
政府军队对霍姆斯形成合围之势。除了一个军的主力，巴沙尔·阿萨德总统的弟弟马赫尔·阿萨德亲率第4装甲师驻守在霍姆斯郊外，炸弹像雨点般砸向街道和房屋。
市民把拍摄的视频发到网上，向外界展示这座被困城市的灾难。2月7日，英国《独立报》通过电话采访，刊发了一些“来自霍姆斯的声音”。一位受访者称：“霍姆斯已经变成了阿富汗。这里来过许多记者，他们有的到过坎大哈，有的到过波斯尼亚。他们说，频繁的炮击和众多狙击手让霍姆斯市的巴卜阿姆鲁区成了他们到过的最危险的地方。”
但叙利亚官方媒体否认政府军袭击这一地区，声称当地人在焚烧轮胎制造出爆发战斗的假象。
霍姆斯尤其是巴卜阿姆鲁区到底发生了什么？除了一些零星信息，科尔文只能透过谷歌地球俯视它的轮廓。
科尔文决定到霍姆斯一探究竟。她从伦敦飞往贝鲁特，这是最靠近霍姆斯的国际城市，随后与走私者接上了头。
临行前夜，科尔文和《纽约时报》记者尼尔·麦克法奎哈尔在贝鲁特一家餐厅共进晚餐，她的摄影师保罗·康罗伊也参与其间，简单交流了行动计划以及可能遇到的危险。
据麦克法奎哈尔回忆，科尔文说，她将在第二天早上与走私者会面，对方给她留了一个电话号码，这让她感觉，2月14日星期二这天，霍姆斯之旅有可能成行。
“以前我有些焦急，但现在我迫不及待了。”当天晚上，在返回宾馆房间的楼梯上，科尔文说，“我只想尽快去那里，干完活，然后回来。”
但这一次她没能再回来，而是用生命诠释了一位战地记者“说出真相”的意义。最新一期《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了科尔文遇难的细节。2月22日，科尔文与同行进入霍姆斯临时新闻中心时，按当地风俗，在大堂入口处脱掉鞋子。该中心突然遭到炮火袭击，他们并未受伤，见势不妙准备离开。
当科尔文跑到大堂准备捡回鞋子时，一枚火箭弹在建筑物前爆炸，她和法国摄影记者雷米·奥奇力克当场罹难。身在附近房间的保罗·康罗伊脚部和胃部被弹片击中，另一位法国记者多处骨折。
最艰难一役
叙利亚之行，是56岁科尔文26年战地报道生涯中最凶险的一役。阿萨德家族掌控叙利亚权柄已有41年之久。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父亲老阿萨德1971年通过政变上台时，科尔文还只是美国纽约州的一位中学生。
如果没有战火，从黎巴嫩边境到霍姆斯的乡间道路会是一派田园风光。车辆穿行在纵横交错的田野，路旁的村子里，挤在一起的水泥房屋虽然不伦不类，但柏树和白杨整齐成行。蜿蜒穿过果园，满目尽是杏树和苹果树。
但战火改变了一切。
政府军在主要道路设卡，他们全副武装，以坦克和大炮作后盾。与之相比，反对派武装“叙利亚自由军”实力相差悬殊，他们严重缺少弹药，连像样的重型武器也没有。
为避免成为攻击目标，科尔文乘坐的车辆只能在乡间小路颠簸，骨头都要被震得散架了。
每辆叙利亚自由军的车上都有一位当地人领路，反对派武装在控制区域设立了检查站。寒冷的冬夜，有人聚集在检查站边的篝火旁，虎视眈眈地盯着任何形迹可疑的车辆。
夜幕降临，黑暗中有人挥舞着手电筒，那是前方道路安全的信号。
科尔文在黑暗中攀越墙壁，钻过布满泥泞的战壕，终于在凌晨抵达黑漆漆的城市。这位外国记者的到来，受到一群人的欢迎。他们渴望外国记者向全世界披露这座城市的苦难，期待国际社会不再作壁上观。科尔文被簇拥着登上一辆敞篷卡车，开着大灯，疾驰而去。
这时，叙利亚军队开火了。
所有人平静下来后，科尔文被塞进一辆小车，关掉灯，沿着黑暗而空荡荡的街道行进。驶过一段开阔的道路时，叙利亚军队发现了他们，随即用机枪猛烈开火，并发射了一枚火箭炮，他们赶紧开进一座废弃的建筑物隐蔽起来。
到了白天，科尔文很快就能看到，这里几乎每一栋建筑都伤痕累累，炮弹像暴风雨一样刮过每条街道。
科尔文也很快见识了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危险，她生前的一段录音描述了当时霍姆斯的状况：“叙利亚人不准任何人离开，如果有人出现在街道上，他们不是被流弹所伤就会被子弹击中，到处都是狙击手。让人心寒的是，这些狙击手毫无同情心，他们肆无忌惮地袭击民房，令人震惊。”
两个星期的无情炮击令这座城市摇摇欲坠，通信中断，电力被切，商店关闭，亲朋四邻相互接济，但家中所剩无几，死伤者多是冒险出去觅食的人。每个人的嘴边都挂着一个疑问：“世界为什么抛棄我们？”
“这座城市就是一幕巨大的人间悲剧，居民生活在恐怖中。”2月19日，科尔文从霍姆斯发出的第一篇报道刊登在《星期日泰晤士报》，未料却成绝笔。
2月21日，在遇难前几小时，科尔文在一栋被炮弹削掉顶层的建筑物内，应约分别与BBC、CNN的新闻节目电话连线。她在BBC节目中说，当天看到一个婴儿死去。“太可怕了，这个婴儿才两岁，脱下他的衣服后，看到弹片击中他的左胸。医生什么也做不了，婴儿的肚子一直在起伏着，直到死去。”
当天，科尔文更新了她的Facebook：“很无助，天气也很冷，但我会继续发出报道。”
真相的代价
美国东部时间2月22日凌晨5时，位于美国纽约州长岛一栋复式楼房的电话铃突然响起。时间这么早，居住在这里的科尔文的母亲深感大事不妙。26年来，女儿总是出现在最可怕的地方，老太太不免担惊受怕。
科尔文刚到达叙利亚的那一周，母亲试图与女儿联系，但没能成功。“通常，打卫星电话能联系上她，但这次她没有回复我。”老太太回忆。
2月22日，科尔文本应离开叙利亚，此前与报社总编辑沟通时，总编辑以叙利亚形势太过凶险为由，要求她立即撤离。但科尔文还是留了下来，因为她正在做一篇重要报道，当天走不了。
母亲深知女儿的执著：“如果你认识我的女儿，就知道，劝她远离战场只是白费口舌。她如此坚定不移，对自己的采访充满热忱，这是她的生命。”
“我没有说过不要做这件事，因为这就是她。”老太太说，自己最后一次听到女儿的声音是在电视上，她正接受CNN主播安德森·库珀的电话采访。
科尔文又一次向观众介绍了霍姆斯这位婴儿的死亡，以及让整个世界关注这些混乱画面的重要性。
“你可能是霍姆斯仅有的几个西方记者之一，我们的人刚撤出来了，”安德森·库珀问科尔文，“为什么你觉得让世界关注这些画面很重要？为什么你待在那里很重要？”
科尔文很平静，嗓音仍是惯有的沙哑：“我强烈认为，这些画面应该被展现出来。对于那些不在现场、远离冲突的观众，这会产生强烈的触动。这就是事实。”她说，婴儿之死会推动更多人思考：下一步该干什么，为什么没人阻止霍姆斯每天都在发生的屠杀？
科尔文告诉库珀，在她报道的诸多冲突中，霍姆斯是最凶险的一次，比去年她待过数周的利比亚米苏拉塔的状况还要糟。“那里还有一定的人身安全，但在这儿却无处可逃。”
自1986年受雇于《星期日泰晤士报》，科尔文一直是这家周报的独家新闻挖掘机。她经常命悬一线，却总能逢凶化吉，以至于战地记者圈子的朋友们开玩笑说，科尔文有九条命。
科尔文曾在俄军轰炸下的车臣出没，还到过陷入内战的斯里兰卡。正是在那里，她失去了左眼。这次意外还令科尔文的听力受损，后来才逐渐恢复。
科尔文对斯里兰卡的地形、历史、民俗都不熟悉，事实上她当初也不愿意去那里。但编辑要她替别人做这个报道，她没有多说，还是去了。
科尔文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中东，从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巴以冲突，再到伊拉克战争、埃及革命、利比亚内战，她在这块土地上结识重要人物，并取得他们的信任。卡扎菲没下台时曾多次接受其专访。科尔文的线人出奇的多，三教九流都有。
自2001年报道斯里兰卡内战失去左眼之后，科尔文一直戴着黑色眼罩。不少老同行离开了战地记者的圈子，不再奔走于第一线，科尔文却不知疲倦，成为同代人中最杰出的战地记者。
许久以前，科尔文曾远离一线，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国际部办公桌后面待了几年。那段时间，她几乎无聊死了。不久后，科尔文又登上飞机，奔赴下一个危险之地。
当朋友或同行带着家人出游或度假时，科尔文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投身到战地记者事业中去，其他诸如健康、家庭、个人生活的一切，统统排在第二位。她有过三次婚姻，却都以失败告终，也未生儿育女。
有时候，科尔文会面对这样的疑问：“战地记者肩负重大责任，有时付出了无可挽回的代价。这值得吗？我们能改变什么？”
在2001年失去左眼的那次事件后，一家媒体打出标题：“玛丽·科尔文是不是走得太远了？”但科尔文的回答是“值得”，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这个答案。她说，真正的困难在于拥有这样一種信念：相信人们需要你的报道，相信你的报道可以改变现实。
“战地报道本质上和从前一样，总有人要去那里，看看发生了什么。”科尔文在2010年的一次演讲中称，“如果你不亲临那个人们被子弹射中的地方，那个有人向你开枪的地方，你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消息。”
截至本刊发稿时，救援人员仍旧未能带出科尔文的遗体，她很有可能要长眠在叙利亚霍姆斯，就地安葬。但真相不会被掩埋，也许要不了多久，科尔文的报道就将改变现实。
2001年4月17日，斯里兰卡科伦坡眼科医院，医务人员在手术室外的走廊里为玛丽·科尔文做检查。正是在斯里兰卡采访的时候，科尔文失去了自己的一只眼睛。
那些著名的战地记者
厄尼·派尔
厄尼·派尔赢得了1944年的普利策奖，1945年在冲绳岛战役中阵亡。他亲身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因英勇负伤荣获紫心勋章，跟随美军穿越北非、意大利与法国，其笔触几乎覆盖了从后勤到空军的每一个环节。
罗伯特·卡帕
罗伯特·卡帕参与报道过五场主要战争：西班牙内战、抗日战争、二战欧洲战场、 第一次中东战争以及第一次印支战争。1954年，卡帕在越南采访第一次印支战争时，为了拍照误入雷区，被炸身亡。
大卫·西蒙
1947年，西蒙与罗伯特·卡帕等人成立了马格兰摄影社，并在1954年卡帕过世后继任社长。1956年11月10日，在采访苏伊士运河危机时，乘坐吉普车路途中被一个埃及士兵枪击身亡。
拉里·伯罗斯
拉里·伯罗斯钟情于战地摄影。报道了几乎所有重大战争，最后把生命也奉献给了摄影事业。1971年2月，在越南奔波了九年的伯罗斯和往常一样登上直升飞机去拍摄。然而，乘坐的飞机被击落后再也没有回来。
库尔特·肖尔克
反对战争，拍摄战争而又死于战争，是这位被誉为待在战场时间最长的战地记者的真实写照。2000年5月，肖尔克被塞拉利昂叛军打死，而就在前不久，他刚刚被授予“自越战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战地记者”称号。
胡利奥·富恩特斯
西班牙《世界报》记者，2001年11月在阿富汗东部遭塔利班伏击殉职。富恩特斯21岁就成为一名驻中亚地区的记者，从海湾战争、巴尔干冲突到车臣战争，经历了多次重大战事，还曾在报道海湾战争时受伤。
长井健司
日籍摄影师，在采访2007年缅甸反军政府示威时被缅甸士兵近距离枪杀，终年50岁。他曾经采访过巴以冲突、伊拉克战争及阿富汗战争等。他曾拍摄过包括《伊拉克战争 巴格达陷落》在内的三部纪录片。
卢帕特·海默
卢帕特·海默是英国《星期日镜报》的战地记者。他曾在伊拉克当过战地记者。2010年1月，卢帕特·海默跟随美国海军陆战队执行任务，在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纳瓦附近遇到路边炸弹袭击，受重伤不治身亡。
劳拉·罗根
2002年加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03年美军攻陷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之际，她是唯一身处现场的美国新闻机构记者，报道了萨达姆雕塑被拉倒的历史一刻。2011年2月，罗根在埃及解放广场遭暴徒围攻和性侵。
克里斯·洪德罗斯
美国摄影记者，2011年4月20日在利比亚战争中遭袭遇难。2004年，他曾凭借对利比里亚的报道获得普利策突发新闻摄影奖提名，2006年赢得罗伯特·卡帕奖。
整理_李丹 张天赦
2月14日，当《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玛丽·科尔文沿着一条走私路线前往霍姆斯时，这个叙利亚中部城市已成为阿萨德政权火力攻击的主要目标。
危险并非没有征兆。一个月前，法国公共电视二台记者吉勒斯·杰克尔在霍姆斯遇火箭炮袭击身亡，成为自去年3月叙利亚动乱以来首位殉职的西方记者。
有着26年战地报道经历的科尔文显然明白前往霍姆斯的风险：这个反阿萨德政权的前沿阵地，正演变为叙利亚乱局的风暴眼。
自去年3月叙利亚爆发动乱以来，政府军每隔一段时间就对反叛的城镇或村庄施以惩罚，力图警示潜在的反对者。
现在轮到了霍姆斯。这里曾是一个古老王国的首都，它的公路网络四通八达，北接经济中心阿勒颇，南连首都大马士革，西通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石油管道遍布城市底下。这里的多数居民与阿萨德家族分属不同的教派，有反阿萨德家族的传统。阿萨德政权有理由担心，一旦反对派武装控制这个第三大城市，就好比反卡扎菲的势力掌控了班加西，尾大不掉。于是，谈判破裂后，武力惩戒势在必行。
政府军队对霍姆斯形成合围之势。除了一个军的主力，巴沙尔·阿萨德总统的弟弟马赫尔·阿萨德亲率第4装甲师驻守在霍姆斯郊外，炸弹像雨点般砸向街道和房屋。
市民把拍摄的视频发到网上，向外界展示这座被困城市的灾难。2月7日，英国《独立报》通过电话采访，刊发了一些“来自霍姆斯的声音”。一位受访者称：“霍姆斯已经变成了阿富汗。这里来过许多记者，他们有的到过坎大哈，有的到过波斯尼亚。他们说，频繁的炮击和众多狙击手让霍姆斯市的巴卜阿姆鲁区成了他们到过的最危险的地方。”
但叙利亚官方媒体否认政府军袭击这一地区，声称当地人在焚烧轮胎制造出爆发战斗的假象。
霍姆斯尤其是巴卜阿姆鲁区到底发生了什么？除了一些零星信息，科尔文只能透过谷歌地球俯视它的轮廓。
科尔文决定到霍姆斯一探究竟。她从伦敦飞往贝鲁特，这是最靠近霍姆斯的国际城市，随后与走私者接上了头。
临行前夜，科尔文和《纽约时报》记者尼尔·麦克法奎哈尔在贝鲁特一家餐厅共进晚餐，她的摄影师保罗·康罗伊也参与其间，简单交流了行动计划以及可能遇到的危险。
据麦克法奎哈尔回忆，科尔文说，她将在第二天早上与走私者会面，对方给她留了一个电话号码，这让她感觉，2月14日星期二这天，霍姆斯之旅有可能成行。
“以前我有些焦急，但现在我迫不及待了。”当天晚上，在返回宾馆房间的楼梯上，科尔文说，“我只想尽快去那里，干完活，然后回来。”
但这一次她没能再回来，而是用生命诠释了一位战地记者“说出真相”的意义。最新一期《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了科尔文遇难的细节。2月22日，科尔文与同行进入霍姆斯临时新闻中心时，按当地风俗，在大堂入口处脱掉鞋子。该中心突然遭到炮火袭击，他们并未受伤，见势不妙准备离开。
当科尔文跑到大堂准备捡回鞋子时，一枚火箭弹在建筑物前爆炸，她和法国摄影记者雷米·奥奇力克当场罹难。身在附近房间的保罗·康罗伊脚部和胃部被弹片击中，另一位法国记者多处骨折。
最艰难一役
叙利亚之行，是56岁科尔文26年战地报道生涯中最凶险的一役。阿萨德家族掌控叙利亚权柄已有41年之久。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父亲老阿萨德1971年通过政变上台时，科尔文还只是美国纽约州的一位中学生。
如果没有战火，从黎巴嫩边境到霍姆斯的乡间道路会是一派田园风光。车辆穿行在纵横交错的田野，路旁的村子里，挤在一起的水泥房屋虽然不伦不类，但柏树和白杨整齐成行。蜿蜒穿过果园，满目尽是杏树和苹果树。
但战火改变了一切。
政府军在主要道路设卡，他们全副武装，以坦克和大炮作后盾。与之相比，反对派武装“叙利亚自由军”实力相差悬殊，他们严重缺少弹药，连像样的重型武器也没有。
为避免成为攻击目标，科尔文乘坐的车辆只能在乡间小路颠簸，骨头都要被震得散架了。
每辆叙利亚自由军的车上都有一位当地人领路，反对派武装在控制区域设立了检查站。寒冷的冬夜，有人聚集在检查站边的篝火旁，虎视眈眈地盯着任何形迹可疑的车辆。
夜幕降临，黑暗中有人挥舞着手电筒，那是前方道路安全的信号。
科尔文在黑暗中攀越墙壁，钻过布满泥泞的战壕，终于在凌晨抵达黑漆漆的城市。这位外国记者的到来，受到一群人的欢迎。他们渴望外国记者向全世界披露这座城市的苦难，期待国际社会不再作壁上观。科尔文被簇拥着登上一辆敞篷卡车，开着大灯，疾驰而去。
这时，叙利亚军队开火了。
所有人平静下来后，科尔文被塞进一辆小车，关掉灯，沿着黑暗而空荡荡的街道行进。驶过一段开阔的道路时，叙利亚军队发现了他们，随即用机枪猛烈开火，并发射了一枚火箭炮，他们赶紧开进一座废弃的建筑物隐蔽起来。
到了白天，科尔文很快就能看到，这里几乎每一栋建筑都伤痕累累，炮弹像暴风雨一样刮过每条街道。
科尔文也很快见识了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危险，她生前的一段录音描述了当时霍姆斯的状况：“叙利亚人不准任何人离开，如果有人出现在街道上，他们不是被流弹所伤就会被子弹击中，到处都是狙击手。让人心寒的是，这些狙击手毫无同情心，他们肆无忌惮地袭击民房，令人震惊。”
两个星期的无情炮击令这座城市摇摇欲坠，通信中断，电力被切，商店关闭，亲朋四邻相互接济，但家中所剩无几，死伤者多是冒险出去觅食的人。每个人的嘴边都挂着一个疑问：“世界为什么抛棄我们？”
“这座城市就是一幕巨大的人间悲剧，居民生活在恐怖中。”2月19日，科尔文从霍姆斯发出的第一篇报道刊登在《星期日泰晤士报》，未料却成绝笔。
2月21日，在遇难前几小时，科尔文在一栋被炮弹削掉顶层的建筑物内，应约分别与BBC、CNN的新闻节目电话连线。她在BBC节目中说，当天看到一个婴儿死去。“太可怕了，这个婴儿才两岁，脱下他的衣服后，看到弹片击中他的左胸。医生什么也做不了，婴儿的肚子一直在起伏着，直到死去。”
当天，科尔文更新了她的Facebook：“很无助，天气也很冷，但我会继续发出报道。”
真相的代价
美国东部时间2月22日凌晨5时，位于美国纽约州长岛一栋复式楼房的电话铃突然响起。时间这么早，居住在这里的科尔文的母亲深感大事不妙。26年来，女儿总是出现在最可怕的地方，老太太不免担惊受怕。
科尔文刚到达叙利亚的那一周，母亲试图与女儿联系，但没能成功。“通常，打卫星电话能联系上她，但这次她没有回复我。”老太太回忆。
2月22日，科尔文本应离开叙利亚，此前与报社总编辑沟通时，总编辑以叙利亚形势太过凶险为由，要求她立即撤离。但科尔文还是留了下来，因为她正在做一篇重要报道，当天走不了。
母亲深知女儿的执著：“如果你认识我的女儿，就知道，劝她远离战场只是白费口舌。她如此坚定不移，对自己的采访充满热忱，这是她的生命。”
“我没有说过不要做这件事，因为这就是她。”老太太说，自己最后一次听到女儿的声音是在电视上，她正接受CNN主播安德森·库珀的电话采访。
科尔文又一次向观众介绍了霍姆斯这位婴儿的死亡，以及让整个世界关注这些混乱画面的重要性。
“你可能是霍姆斯仅有的几个西方记者之一，我们的人刚撤出来了，”安德森·库珀问科尔文，“为什么你觉得让世界关注这些画面很重要？为什么你待在那里很重要？”
科尔文很平静，嗓音仍是惯有的沙哑：“我强烈认为，这些画面应该被展现出来。对于那些不在现场、远离冲突的观众，这会产生强烈的触动。这就是事实。”她说，婴儿之死会推动更多人思考：下一步该干什么，为什么没人阻止霍姆斯每天都在发生的屠杀？
科尔文告诉库珀，在她报道的诸多冲突中，霍姆斯是最凶险的一次，比去年她待过数周的利比亚米苏拉塔的状况还要糟。“那里还有一定的人身安全，但在这儿却无处可逃。”
自1986年受雇于《星期日泰晤士报》，科尔文一直是这家周报的独家新闻挖掘机。她经常命悬一线，却总能逢凶化吉，以至于战地记者圈子的朋友们开玩笑说，科尔文有九条命。
科尔文曾在俄军轰炸下的车臣出没，还到过陷入内战的斯里兰卡。正是在那里，她失去了左眼。这次意外还令科尔文的听力受损，后来才逐渐恢复。
科尔文对斯里兰卡的地形、历史、民俗都不熟悉，事实上她当初也不愿意去那里。但编辑要她替别人做这个报道，她没有多说，还是去了。
科尔文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中东，从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巴以冲突，再到伊拉克战争、埃及革命、利比亚内战，她在这块土地上结识重要人物，并取得他们的信任。卡扎菲没下台时曾多次接受其专访。科尔文的线人出奇的多，三教九流都有。
自2001年报道斯里兰卡内战失去左眼之后，科尔文一直戴着黑色眼罩。不少老同行离开了战地记者的圈子，不再奔走于第一线，科尔文却不知疲倦，成为同代人中最杰出的战地记者。
许久以前，科尔文曾远离一线，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国际部办公桌后面待了几年。那段时间，她几乎无聊死了。不久后，科尔文又登上飞机，奔赴下一个危险之地。
当朋友或同行带着家人出游或度假时，科尔文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投身到战地记者事业中去，其他诸如健康、家庭、个人生活的一切，统统排在第二位。她有过三次婚姻，却都以失败告终，也未生儿育女。
有时候，科尔文会面对这样的疑问：“战地记者肩负重大责任，有时付出了无可挽回的代价。这值得吗？我们能改变什么？”
在2001年失去左眼的那次事件后，一家媒体打出标题：“玛丽·科尔文是不是走得太远了？”但科尔文的回答是“值得”，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这个答案。她说，真正的困难在于拥有这样一種信念：相信人们需要你的报道，相信你的报道可以改变现实。
“战地报道本质上和从前一样，总有人要去那里，看看发生了什么。”科尔文在2010年的一次演讲中称，“如果你不亲临那个人们被子弹射中的地方，那个有人向你开枪的地方，你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消息。”
截至本刊发稿时，救援人员仍旧未能带出科尔文的遗体，她很有可能要长眠在叙利亚霍姆斯，就地安葬。但真相不会被掩埋，也许要不了多久，科尔文的报道就将改变现实。
2001年4月17日，斯里兰卡科伦坡眼科医院，医务人员在手术室外的走廊里为玛丽·科尔文做检查。正是在斯里兰卡采访的时候，科尔文失去了自己的一只眼睛。
那些著名的战地记者
厄尼·派尔
厄尼·派尔赢得了1944年的普利策奖，1945年在冲绳岛战役中阵亡。他亲身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因英勇负伤荣获紫心勋章，跟随美军穿越北非、意大利与法国，其笔触几乎覆盖了从后勤到空军的每一个环节。
罗伯特·卡帕
罗伯特·卡帕参与报道过五场主要战争：西班牙内战、抗日战争、二战欧洲战场、 第一次中东战争以及第一次印支战争。1954年，卡帕在越南采访第一次印支战争时，为了拍照误入雷区，被炸身亡。
大卫·西蒙
1947年，西蒙与罗伯特·卡帕等人成立了马格兰摄影社，并在1954年卡帕过世后继任社长。1956年11月10日，在采访苏伊士运河危机时，乘坐吉普车路途中被一个埃及士兵枪击身亡。
拉里·伯罗斯
拉里·伯罗斯钟情于战地摄影。报道了几乎所有重大战争，最后把生命也奉献给了摄影事业。1971年2月，在越南奔波了九年的伯罗斯和往常一样登上直升飞机去拍摄。然而，乘坐的飞机被击落后再也没有回来。
库尔特·肖尔克
反对战争，拍摄战争而又死于战争，是这位被誉为待在战场时间最长的战地记者的真实写照。2000年5月，肖尔克被塞拉利昂叛军打死，而就在前不久，他刚刚被授予“自越战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战地记者”称号。
胡利奥·富恩特斯
西班牙《世界报》记者，2001年11月在阿富汗东部遭塔利班伏击殉职。富恩特斯21岁就成为一名驻中亚地区的记者，从海湾战争、巴尔干冲突到车臣战争，经历了多次重大战事，还曾在报道海湾战争时受伤。
长井健司
日籍摄影师，在采访2007年缅甸反军政府示威时被缅甸士兵近距离枪杀，终年50岁。他曾经采访过巴以冲突、伊拉克战争及阿富汗战争等。他曾拍摄过包括《伊拉克战争 巴格达陷落》在内的三部纪录片。
卢帕特·海默
卢帕特·海默是英国《星期日镜报》的战地记者。他曾在伊拉克当过战地记者。2010年1月，卢帕特·海默跟随美国海军陆战队执行任务，在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纳瓦附近遇到路边炸弹袭击，受重伤不治身亡。
劳拉·罗根
2002年加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03年美军攻陷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之际，她是唯一身处现场的美国新闻机构记者，报道了萨达姆雕塑被拉倒的历史一刻。2011年2月，罗根在埃及解放广场遭暴徒围攻和性侵。
克里斯·洪德罗斯
美国摄影记者，2011年4月20日在利比亚战争中遭袭遇难。2004年，他曾凭借对利比里亚的报道获得普利策突发新闻摄影奖提名，2006年赢得罗伯特·卡帕奖。
整理_李丹 张天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