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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视野下的乡村书写
·贺仲明（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发展和变化，乡村社会尤其如此。在社会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下，城乡之间的许多差别在消弭。其一是在现实层面。在许多农村，传统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已经不复存在，作为乡村主体的青壮年农民纷纷改变身份，离开了曾经赖以为生的土地，成为城市中的临时一员；其二是在文化伦理层面。消费文化的影响，使传统乡村伦理失去了在乡村中的主导地位，以往人们形容乡村文化的“单纯”“质朴”已经远离，城市文化所有的一切也都能在乡村中找到。乡村，再也不是人们心灵休憩和安慰的精神故乡。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与乡村现实的距离越来越遥远，对乡村的认识也日益模糊。特别是由于社会生活水平整体上的提高，贫困家庭的相对减少，以及媒体的选择性宣传，人们已经很难直接感觉到贫穷的具体存在状况。在许多人的眼里，乡村生活已经不再作为一个突出的差异体存在，甚至对乡村是不是还有贫穷，也似乎成了可怀疑的事情。文学上的表现也是如此。近年来，除了极个别作家还以较多的笔墨关注乡村贫困，绝大多数的乡土书写（特别是为人们所赞扬和宣传的乡土书写）都远离了这一内容。乡村政治、乡村生态、乡村伦理，以及乡村中的个人情感世界，成为当前乡土书写中的主要内容。
然而事实与人们的想象并不一样。根据政府有关部门的统计以及大量材料的揭示，贫穷并没有真正远离乡村，它还依然是中国乡村、特别是西部地区乡村让人触目惊心的现实。而党中央提出“精准扶贫”的政策，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更好地帮助乡村人致富、消滅贫穷，但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贫穷在乡村不只是个案，而是相当普遍的存在。如此的情况，对当前现实贫穷书写匮乏的乡土小说创作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换句话说，精准扶贫政策是对远离乡村贫穷书写的乡土小说有力的警醒，也给它提供了一个自我救赎和自我发展的重要契机。
在我看来，要真正改变当前乡土书写的状貌，要真正让乡土文学承担起“精准扶贫”的任务，在这一活动中发挥出文学的价值和功能，有两点是最重要的。
其一是作家的思想意识。尽管很多人对这一提法表示过反感，但确切的是，一个作家要真正写好自己的书写对象，主观情感的投入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作家是否有真正的心灵关注，是否有对生活的悲悯、同情和人性关怀，绝对影响到作品的创作主旨和立场方向，影响作品对生活反映的深度和高度。在当前背景下，作家们在现实上普遍缺少与乡村接触和深入了解的机会，心灵上更难以与乡村形成文化的亲近，如果没有作家强烈的主观意识，没有对文学创作和乡村生活的真诚热爱，以及将这两种热爱结合起来的愿望，是很难做到真正了解乡村，并进而真正深入地书写乡村。
其二是生活。思想意识是重要的前提，但是一个作家仅仅只有热情，没有生活基础，也是不可能展示出乡村真实状貌的。这一点也许每个作家都知道，关键是究竟以何种方式来改变现状，使作家们建立起与乡村生活的密切关系。在以往历史中，曾经流行过“深入生活”的方式，但事实证明这一方案并不成功，反而遭人诟病。在我看来，作家“深入生活”其实很有必要，只是不能让它停留在字面上，成为一种事实上的形式主义，结果是仅仅进入到生活的表面，却不能、或者说不敢深入到生活的复杂世界。在今天，作家要参与到“精准扶贫”，首先要有内心的自觉自愿，要有真正热爱乡村、关注乡村的愿望，有通过文学来表达对乡村现实关怀的强烈意图。在这一前提下，有关部门可以给作家们提供合适的机会，让他们深入到乡村中，去熟悉、了解乡村和农民。即使是没有合适的机会，真正有心的作家，也可以自己努力创造机会。更重要的是，“深入生活”不是肤浅的歌颂生活、褒扬生活，而是要去揭示生活、解剖生活，要不回避、不遮蔽，敢于直面，敢于发现问题和努力解决问题。这样的深入生活才是有意义，才是具有实质性的。
解决了思想情感和生活积累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就是如何处理文学高度的追求与现实书写之间的关系。因为关于乡村现实书写，许多作家有所顾虑，并成为阻碍他们投入创作和生活热情的重要因素。其问题之一是：关注乡村、书写现实贫穷，是否一定要局限于生活本身，也就是一定要写成“问题小说”？另一个问题是：直接书写乡村现实，是否会存在思想上的局限，影响其作品达到文学的高层境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许多作家的心里都存在一个想法，就是文学只能写个人，写超越，如果过于与现实切近、关联现实问题，就很可能会陷入低俗当中，不可能传达出深邃的思想内涵，达到高的文学水准。这是今天不少作家刻意回避现实，不写现实的重要原因。
作家们的顾虑并非空穴来风，因为确实，之前有一段时间，将写现实作为硬性要求，却将文学的翅膀限制在地面的高度上，不能得到自由的腾飞，从而严重局限了文学的高度。然而历史的教训可以总结，却并非一定要历史重演。因为在创作规律上说，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基础，但在作家如何处理生活才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也就是说，作家以什么样的眼光、什么样的高度去理解和表现生活，是决定作品高度的核心，生活只是一个基础、一个题材，如何写、怎么写才是最重要的环节。
所以，一方面，需要给予作家创作的充分自由。文学创作有多种方向，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个性化选择，这当中不存在一定之规，也各有所长。就乡土现实书写而言，我们当然期待和鼓励作家们关注现实，但是却不应该限制作家们将目光视域局限在现实之内，作家们既可以挚切地展示和揭示现实，也可以超出现实，赋予现实以更多的思想内涵，传达出比现实更丰富、更广阔的思想意识。从另一方面说，文学的境界和高度绝非局限于创作题材，也就是说，绝对不会因为作品写的是现实乡村，关注了农民大众，作品的思想就会受到限制，达不到深邃和超越的高度了。
另一方面，应该充分肯定立足于乡村现实书写的创作的意义。那些立足于现实、执着于问题的创作，也许不一定能够传达出更深刻的思想内涵，不一定能够达到高远的文学境界，并进而走向世界，但这并不能说这些作品就没有意义，就不可能是优秀作品。事实上，能够写出“问题小说”，就意味着能够从生活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它既需要生活，也需要感情，非常不容易。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关注现实和改变现实，一部文学作品能够揭示和针砭现实，促进现实的改变和发展，其意义已经足够伟大。而且，如果它具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揭示现实的深邃性，也完全可以成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在中外文学史上，比如《愤怒的葡萄》《天堂蒜薹之歌》和《小二黑结婚》等作品都是贴着现实问题的作品，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具有高的文学质量，成为文学史的一部分。 除了文学创作本身，真正深入的乡村现实关怀写作还可望解决新文学乡土小说历史上一个重要困境，或者至少为它提供一个解决的思路，这就是文学与乡村的距离。自鲁迅开创新文学的乡土书写至今已经近百年，但是乡土小说很少真正走进乡村，为所书写的主人公———农民们所接受和认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出现过文学与农民一个短暂的“蜜月”时期。但是由于当时的情况有一定特殊性，特别是政策上的倾斜太多，因此很多人并不以为然，认为这时期的文学并不成功。作为以乡村为书写对象的乡土小说，失去农民这个读者群体，无论从乡土小说发展的角度，还是从乡村文化建设的角度，都绝对是一个极大的遗憾，也是乡土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难题。
对此问题，有不少作家和理论家进行过探索和思考，就我来看，最关键的原因还是乡土小说作家们没有真正关注乡村和农民，没有写出最迫切、最核心的问题。如果一部作品中能够有这种意识，能够表现出关系农民的切身利益，展示他们真实的现实和理想世界，得到他们的认可是完全可能的。也许并不太难。将心比心，如果你能够付出真心去关注，得到同样的回报是自然的事情，即使短时期做不到，时间长了，肯定会有丰厚的收获。
所以，当前乡土现实的书写期待确实是乡土小说进入乡村的有利契机。在今天，尽管许多农民在生活上逐渐离开了乡村，但乡村现实的生存和发展始终是农民们最在意的话题，也与他们的未来息息相关———毕竟，对于绝大多数的城市务工农民来说，城市很难成为他们的最终归宿，他们最大的可能还是要回到农村。因此，农村的未来前景，特别是乡村的未来状况，与他们有着实质性的关联和影响。而从接受方面看，今天农民的文化水平已经普遍提高，对乡土小说的阅读和接受已经不存在太多障碍。只要作家们以文学创作的方式投入到“精准扶贫”当中，以热切、同情和关怀之心去书写乡村，完全有可能激发起农民对乡土小说的热情。只要农民们能够认可乡土小说，有阅读的愿望和兴趣，成为乡土小说最庞大和最热心的阅读者是完全可能的。
当然，作家们的乡土书写要关注贫穷，切实展示出贫穷的真实状貌，揭示其背后的复杂原因，但也不一定要完全局限在“贫穷”的范围内，诸如“前景”“公正”“文化”等，也同样是农民们热心的问题，也完全可以进入到作家们的创作视野当中。这样的书写，既可以避免作家们在题材上的单一和狭窄，影响读者们在阅读上的丰富性和趣味性，也能够呈现更宽阔的视域，将整个乡村现实问题都融汇起来，使其内涵和意义更为广阔。如此的话，“精准扶贫”带给乡土小说和乡土作家们的，就不只是一个题材上的拓展，而是一个真正全新的改善和改變，对乡土小说的未来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新时代如何建设新文学
·李勇（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从国家和政府角度来看，“精准扶贫”政策的推行和实施，肯定有着并不单一的政治考量。但如果从文学角度来看，它显然更根本性地与文学（包括其他所有人文之学）发生关联。文学是人学———对“人”的关怀，是文学最根本的特质。但是文学对“人”的关怀方式，又和政治有所差异。这差异，有时是令人沮丧的———一部再伟大的文学作品，在改变贫困人口的物质条件方面，可能还不如一项哪怕不甚完善的政府调查报告来得有效、立竿见影。不过，它有时又是令人振奋的———一部文学作品所激发的精神力量，也许会给一个（群）人带来无法想象的影响，改变其性格，进而改变其人生、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一个再实用主义、再世俗化的时代，文学也依然是有价值的，不可或缺的。
“贫困”是古往今来文学最为青睐的描写主题，单从近二十年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来看，在社会转型刺激下，描写受转型冲击的底层民生的文学，便是这一时段当代文学发展的主流。大约二十年前，文坛兴起了一股“现实主义冲击波”写作浪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湖北作家刘醒龙，以及河北的“三驾马车”———关仁山、谈歌、何申。到了新世纪之后，文坛又接续着“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余波，出现了“底层叙事”“非虚构写作”。这些写作潮流，如果从它们所书写的社会转型期中国现实中提取出一个关键词的话，那就是“贫困”。
这贫困，首先是物质性的。在刘醒龙的《凤凰琴》《挑担茶叶上北京》中，民办教师为了摆脱“农民”身份展开令人心痛的生存竞争，基层政府为了脱贫不惜牺牲农民赖以生存的经济保障，这些都是九十年代农村贫困化的生动写照。新世纪之后，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刘庆邦的《神木》《到城里去》、孙慧芬的《民工》《狗皮袖筒》、尤凤伟的《泥鳅》、邵丽的《刘万福案件》《第四十圈》等一大批作品，都是表现的农村和农民的“贫困”。这种贫困所造成的伤害，在上述作品中化成一声声哭泣，一桩桩血案，一次次复仇。
当然，除了这种物质性贫困外，还有一种精神性的贫困。所谓精神性贫困，指的是在社会转型时代所暴露的“人”本身的一种精神不足和文化欠缺。因为目前中国社会转型的方向仍然是朝向“现代”，所以这种精神不足和文化欠缺，也是由相应的比照而言的———更具体来说，这种不足和欠缺，即是一种现代精神和现代文化的不足与欠缺。在九十年代初，陈忠实《白鹿原》中流露的对儒家文化命运的嗟叹，便是因现代文化冲击下传统文明（儒家文化）的困境所致；九十年代末，李佩甫的《羊的门》，则更是将传统文化“愚昧”的一面揭露得淋漓尽致。新世纪后，《羊的门》这种以文化批判和人性批判为主的启蒙书写有式微之势，代之而起的则是对于传统文明和传统文化人格悲剧命运的书写：孙慧芬的《致无尽关系》《岸边的蜻蜓》着重探讨处于现代和传统夹缝中的“乡村能人”无法卸却的精神枷锁；李佩甫的《生命册》《平原客》同样也在“关系”视域中探讨由乡进城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出路。这些小说大多已不同程度地褪去启蒙叙事那种太过强烈的文化批判姿态，它们更多彰显着一种精神的困顿和难言的苦涩。
不管是物质性贫困，还是精神性贫困，它们在文学中所展现出来的带给贫困主体的都是一种“苦难”。所以，某种程度上而言，近二十年描写社会转型的文学（尤其是小说），是可以用“苦难叙事”来形容的。然而，一旦我们使用“苦难叙事”这个字眼，便已经暗含了一种批评。其实，近二十年的社会转型叙事，不管是“现实主义冲击波”，还是“底层文学”“非虚构”写作，它们确实也都承受了这样的批评：过于青睐“苦难”，过于渲染“苦难”———甚至罹患了“苦难焦虑症”。 不过，对社会转型时代的苦难的书写，我认为还是应该要客观地来看。首先，近二十年尤其是新世纪的苦难叙事，其实一定程度上和“五四”以来现代性叙事所确立的苦难书写是有差异的。简单而言，现代性叙事视野下的苦难书写是有一个基本的“理念”框架的，在这个框架下，“苦难”并不純粹，它要么连接着“愚昧”，要么构成着“革命”的合法依据。在这种情况下，苦难本身的历史性内涵、层次甚至意义，往往会被不同程度地遮蔽。而近二十年现代性叙事的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八〇年代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以及近二十年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本身遇到困境所致），使得“苦难”开始挣脱原有的现代性叙事塑型，显现出它本来的面目：苦难就是苦难，它无关羞耻，亦无关荣耀，它只是中国社会转型时代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
然而，“事实”如此，却并不代表文学也应如此。其实从“现实主义冲击波”到“底层文学”“非虚构”，它们一直遭受批评的一个原因，就是作家在书写苦难的时候，往往只是一种就事论事的姿态。客观而言，这种就事论事的姿态绝不是没有价值，正如我们前面所言，它某种程度上复原了“苦难”本来的历史面目。但文学的悖论在于，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事实），哪怕它再真实，再具有新异性、冲击性甚至轰动力，它一再进入文学文本的话，也会逐渐丧失最初的魅力。苦难叙事的美学困境就在这里。而至于另外一方面：如果说“苦难”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那么我们至少要追问，它从何而来，该如何改变？这个问题抛给文学家，也许并不恰当，文学家不是思想家、哲学家，但是他们是否可以做一个有思考、有理性的文学家呢？———这应该是“苦难叙事”（包括“贫困书写”）的精神困境。
那么，突破的路径在哪里？鉴于困境并非不清晰，所以问题看起来倒也不难回答。首先，作家应该正面着力，增强理性：追问“贫困”的根源在哪里。于是我们便会老调重弹地谈起作家深入生活的能力，谈到观察、理解、分析现实的能力———这些能力其实就是一种理性能力，或者说是一种思想能力，甚至实践能力。有了这种思想力、实践力，便可以观察、分析现实，探究历史，审视文化，甚至勘察人性……从近二十年的创作状况看，不得不说，这方面的能力，确实是当代作家最大的欠缺。近二十年在这个方面做得好的作家作品，我们倒是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带灯》、刘醒龙的《圣天门口》、李佩甫的《生命册》、关仁山的《麦河》，它们相对而言都格局广阔，有一种理性的、现实主义的气质。但是毋庸讳言的是，如果我们真正以世界文学范围内那些经典的史诗级作品去衡量的话，又总是感到它们或多或少有一些缺憾和不足———精神气质方面暂且不论，仅就展现的社会历史的宽度和广度来看，我们的这些优秀作品与《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等还是存在差距。当然，文学乃至文化比较，很多时候往往失之于概念化、简单化、定势化，但即使衡之以当代生活（包括历史）本身的丰富、复杂、多变，我们的文学在表现这种现实和历史方面，也依然是不令人完全满意的。
不过，当我们谈论“理性能力”或者说“思想力”的时候，虽然我们知道这方面问题确实存在，作家也应该在这方面用力，但实际情况却往往事与愿违：一方面作家可能并不愿承认思想力欠缺，即便承认，他们可能也会谈到理性和写作一直以来充满争议的关系（理性强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另一方面，更关键的问题是———“当代作家理性欠缺”是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谈论不休的“老调”，一次次重弹，对于现状却并无多大改变，反而徒增了无奈和逆反。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否可以换一种思路：首先，我们承认理性力或思想力强的文学是我们所期盼的，那么对于在我们这个民族、地域生长，因此也就必然受特定文化熏染、有着特定文化性格的作家来讲，我们的“理性”究竟该如何培养？其次，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作家是生长于这块特定土地，受特定文化、时代环境影响，从而也有着特定的气质的话，那么应该要问的是，除了我们惯常提到的“理性”之外，我们是否还要寻求自己独特的、富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表达？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也许便是对于“苦难叙事”双重困境的突破。
理论上的探讨有时往往流于空泛。不如结合具体作家作品来谈。新世纪以来，我认为具有某种理性力和美学创造力的表达，集中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两个方向。前者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红柯的《西去的骑手》，广义上还包括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周瑄璞的《多湾》等，这些作品多以对传统和边缘文化价值的发掘与值守为显著的文化立场，它们均写得奇异斑斓、壮阔绵长。后者如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他们通过对乡村世界的理性审视，从而发掘出了传统和当代乡村世界本有的复杂性，他们以纯粹写实的笔法，却写出了地道的“先锋”之作。与这两个方向的写作给我们惊喜形成对比的，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困顿，虽然近二十年现实主义文学在复苏，但是那种真正具有经典品质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仍然少见，所以这样一种文学乃是我们深在的期盼，因为它确实是唯一能真正强有力地与当代转型期社会现实形成对接和呼应的文学。
最后我们要说的是，当我们用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现实主义来界定和分析上述创作的时候，我们已然落入了一个既定的、旧有的理论窠臼，而我们的真正期盼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在当代社会现实的土壤上，能够生发出超出我们既有认识框架的，真正属于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伟大文学！
虚构如何照亮现实
———从“问贫”“抚贫”到“寻找尊严”
·杨晓帆（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纪红建《乡村国是》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授奖词不仅是对作家个人的赞誉，也高度概括了自“精准扶贫”成为中国扶贫工作主旋律以来，新时代对作家观察与书写乡村提出的新要求。一是要求作家真正“深入生活”，如纪红建所言做“行走者、记录者、思考者、报告者”，甚至成为基层工作者本人，不是以艺术采风，而是以亲身经历的方式，去发现精准扶贫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与新人物。二是要求作家在具体经验与生活细节之上建立总体性视野，从地方到国家，在中国“反贫困”的长期历史经验中定位当下现实。 从以上两方面看，以纪实性为旨归、并自觉承载主流意识形态的报告文学，显得更具文体优势，近几年也涌现出多部优秀作品。如欧阳黔森的《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彭学明的《人间正是艳阳天———湖南湘西十八洞村的故事》，贺享雍的《大国扶贫》等。尽管相关评论同样重视纪实文学作者以小说家笔法打破文体界限，将个人抒情与宏大史诗相结合的艺术追求，但相较而言，虚构类作品在从“现实”到“文学”的艺术创造过程中，更难依赖非虚构文学所具备的“题材优势”。也就是说，在时代报告中被公认是重大题材的“精准扶贫”，在虚构类乡村书写中，却并不必然保证作品拥有文献史料、政治、道德或审美价值。而一部在题材上并不明显反映精准扶贫政策的小说，反倒有可能“精准”把握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现实。因此，与其从精准扶贫中寻找创作素材，不如在此背景下拓展视野，更多去琢磨素材、事件的艺术转化问题。
如果“现实”意味着在碎片化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发现整体性，在对事件之偶然性、戏剧性的感受中发现必然性和普遍性，那么，从事件向现实突破的强度和深度，恰恰取决于作家的“虚构”能力。
首先，“虚构”意味着激活包括作家、读者在内的我们的现实感，更新固有经验常识，不仅内在于时代对一般印象提出有更丰富细节的描述与解释，甚至还能超前于时代，在变动中夯实人文精神，关照个体的身心安顿问题。阿来在一次面向四川省申报写扶贫攻坚题材的作家培训班上曾特别提出，“过于基本固化的乡村书写经验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成为一种过时的审美经验”，在中国农村经济日益卷入全球化市场的形势下，作家也“需要运用学术工具”换一个方式来观察生活。阿来呼吁作家对经济学、社会学补课，其实就是提醒作家借鉴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对零碎经验进行结构性分析，把握生活表象之下的主要矛盾。再在此基础上，对过去乡土叙事传统中的经典命題做出调整。
与报告文学在“新时代纪事”（《人民文学》专栏题）中彰显“信心”不同，新世纪以来聚焦当下现实的乡土小说仍以“批判”和“感伤”的基调为主。阅读相关社会学研究报告，可以看到精准扶贫在取得诸多成绩的同时，的确也产生了新的矛盾与问题：如通过“社区瞄准”识别扶贫对象过程中各种人际关系、宗族势力介入的影响；为完成二〇二〇年消除贫困最后期限，出现非扶贫资源流向扶贫事业的不均衡现象；扶贫与低保、各项社会保障制度重叠、错位导致的不公平；运动式扶贫造成“养懒汉”问题等。而诸如土地流转、资本下乡、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空巢老人养老和留守儿童教育、城市务工人员生活状况等，更是长期以来三农问题关注的热点。可以说，近十年来乡土小说特别是构成其中坚创作力量的五〇后作家，在长于历史叙事之外，也越来越将反思视角探入当下：如贾平凹的《带灯》中的乡村政治、《极花》中贫困地区农村男性婚姻问题与拐卖妇女现象之间形成的尖锐冲突，阎连科的《炸裂志》聚焦发展速度下异化的道德人心等。然而在肯定作家正面强攻现实之余，批评也不满足于这些作品常常以寓言化形式呈现乡村溃败的必然命运，以及在面对实为现代性矛盾的伦理困境时出现的含混与避让。七〇后作家由于更偏重个人视角下的常态书写，如付秀莹的《陌上》，得以更细致丰富地呈现当下乡村社会中的具体人情人事，但如何在家长里短背后诠释对整体感的认识，如何不仅仅对乡村美德或传统文化作诗意缅怀，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与培育那些可以能动应对、甚至改变现实的精神土壤，仍是年轻作家需要自觉超越的地方。
第二，既要发现问题，又能以文学实践的方式参与到对问题的破解中去。“虚构”还意味着在一时一地的叙述视角背后张开历史巨幕，去探究传统的精神遗存或过去的经验教训，将其有效性转化到当下现实中来。事实上，精准扶贫战略本身即包含了这种历史意识。在欧阳黔森关于花茅村精准扶贫实绩的记述中就提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前往革命老区调研，特别强调老区人民脱贫致富的意义。这不仅是同步小康的问题，更是要兑现历史承诺。因此，当作家写到精准扶贫与从严治党结合背景下老百姓对基层干部的新印象时，呼应老区革命记忆，就自然点出了精准扶贫工作中如何继承与发扬“群众路线”的重要性。
而历史书写一贯是乡土文学创作的底色。新时期以来，在“寻根文学”“新历史小说”思潮的推动下，从阶级分析到文化批判，在藏污纳垢的民间文化、寓言传说中消解革命、现代性等宏大叙事，的确为新时期以来的乡土文学创作赋予了诸多活力，但也容易将当下现实过快地处理成“历史反复”与“人性欲望”的注脚。刘醒龙近作《黄冈秘卷》在此方面有所突破。他一面继续开掘地方性知识，以《刘氏家志》和《组织史》两本书为线索丰富以往的家族叙事、革命叙事；一面又以“高考秘籍”这一看似无关的“当下事”更具体展开家庭生活中父、子辈间的继承与冲突。向历史中去寻找生活现场之下的庞大根系。所谓“贤良方正”不是被抽象化了的地方精神或家族血脉，刘醒龙在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中并没有回避道德失范，也不掩饰人性或崇高理想中幽暗的一面。但“人人心里都存有一个‘圣’的角落”又的确成为所有叙述的前提。于是，人物的行动命运不再是已经结论化了的现实认知的结果，如刘醒龙所说，“为故乡立风范，为岁月留品格”，其实是为此刻的我们打开一面镜子。跟随作者、叙述者与小说人物一道重回故里、与父辈们的精神遗产对话，才得以“看见”现在，寻求我们这个时代的破解与自洁。
最后，“虚构”还意味着不拘泥于城乡二元对立等空间地域范畴的认识局限，寻求传统乡村题材之外的写作空间。围绕精准扶贫的相关讨论与工作安排，始终强调要避免治标不治本的“输血式”扶贫。贺雪峰在《中国农村反贫困问题研究：类型、误区及对策》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反贫困的突出成绩主要缘于城市化为农户家庭提供了城市获利机会。因此，一方面解决农村贫困的根本方法仍是继续城市化，为农户提供体制机制保障，以及增长自我发展能力所需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又要限制城市资本下乡，保证留守农村弱势群体的农业收入，保障进城农民在进城失败后还可以返回农村。在此背景下看乡村书写，一方面城乡关系或者说对“回不去的乡村、进不去的城”这一精神焦虑与个体身份困境的再现，仍会是作家持续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又要打破“乡下人进城”的叙事成规，以及直接从底层视角写社会阶层、城乡冲突的刻板认识。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社会与农民观念的变革，必然与城市发展及城市居民的精神状态互为镜像。许多地方发展乡村旅游、生态园取得的成功，正对接着城里人渴望回归自然的“乡愁”。只有看到这些新型城乡关系，才能为“想象”乡土与“发现”乡村提供多元视角。
在这一点上，王安忆的近作《乡关处处》就颇具启发。王安忆写城市务工的农村女性，在与城市雇主的生活对照下写她们讨生计的辛苦、相互冲突也相互帮扶、甚至更为生机勃勃的生命力。小说里有一段写到雇主爷爷被送至养老院，保姆月娥们去探望。爷爷称她们是“新上海人”，月娥们则自嘲“我们是乡下人，终究回家安老的”。“听这话，爷爷伤感起来：你们回家安老，我老了老了，倒要离家，住集体宿舍。一众人纷纷安慰：我们现在就住集体宿舍，早住晚住而已！”在尊重物质生存的常俗需要之上，王安忆写出了对“此心安处是故乡”的追问。其中的启发是，与其把“乡土”拘囿于社会学、经济学意义上的乡村，不如将它视作理解中国人情感伦理状态的一个原点。
精准扶贫的根本，必然是从“问贫”“扶贫”到确立“贫困者的尊严”。这又何尝不是许多乡土文学经典的共同追求。柳青在《创业史》题叙中写梁三老汉的“创业”理想屡屡受挫，但“解放啦，世事成咱们的啦”，土地证在手也只是整部生活故事的开始。柳青接下去写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走合作化道路的必然性，仍始终内在于梁三老汉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这才有了小说第一部结尾上街买豆油的梁三老汉，因被人们认出是“灯塔农业社梁主任他爹”而受到尊敬时发出的感慨———“人活在世上最贵重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人的尊严吗？”一九五三年柳青举家迁至皇甫村一住就是十四年，事实上皇甫村当时的互助合作开展并不顺利，但柳青看重的就是王家斌自尊、善良、关心乡邻的心术与性气，即《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原型。在身为作家之前，柳青首先是以一位乡村干部或说乡村知识分子的身份协助王家斌去做群众工作，把农民组织起来。可以说，柳青的文学实践与工作实践是一体的：在小说中他强调“直接语法”，要从人物的感觉、心理出发来构造情节；在工作中，他注重把民众心理、精神的现实放到一个可转化的位置上来，重视在合作化运动中调动乡村伦理秩序与文化资源原有的积极因素。在实践中创造“现实”，然后把握这个“现实”，最后表现这个“现实”———这才是柳青“现实主义”的内核。
相较于精准扶贫背景下面向乡村的实际工作和社会科学调研，文学或说人文学能够提供的特殊价值在哪里？我想，达成“精神的富有”，或许就是文学以虚构照亮现实的使命所在。
·贺仲明（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发展和变化，乡村社会尤其如此。在社会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下，城乡之间的许多差别在消弭。其一是在现实层面。在许多农村，传统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已经不复存在，作为乡村主体的青壮年农民纷纷改变身份，离开了曾经赖以为生的土地，成为城市中的临时一员；其二是在文化伦理层面。消费文化的影响，使传统乡村伦理失去了在乡村中的主导地位，以往人们形容乡村文化的“单纯”“质朴”已经远离，城市文化所有的一切也都能在乡村中找到。乡村，再也不是人们心灵休憩和安慰的精神故乡。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与乡村现实的距离越来越遥远，对乡村的认识也日益模糊。特别是由于社会生活水平整体上的提高，贫困家庭的相对减少，以及媒体的选择性宣传，人们已经很难直接感觉到贫穷的具体存在状况。在许多人的眼里，乡村生活已经不再作为一个突出的差异体存在，甚至对乡村是不是还有贫穷，也似乎成了可怀疑的事情。文学上的表现也是如此。近年来，除了极个别作家还以较多的笔墨关注乡村贫困，绝大多数的乡土书写（特别是为人们所赞扬和宣传的乡土书写）都远离了这一内容。乡村政治、乡村生态、乡村伦理，以及乡村中的个人情感世界，成为当前乡土书写中的主要内容。
然而事实与人们的想象并不一样。根据政府有关部门的统计以及大量材料的揭示，贫穷并没有真正远离乡村，它还依然是中国乡村、特别是西部地区乡村让人触目惊心的现实。而党中央提出“精准扶贫”的政策，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更好地帮助乡村人致富、消滅贫穷，但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贫穷在乡村不只是个案，而是相当普遍的存在。如此的情况，对当前现实贫穷书写匮乏的乡土小说创作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换句话说，精准扶贫政策是对远离乡村贫穷书写的乡土小说有力的警醒，也给它提供了一个自我救赎和自我发展的重要契机。
在我看来，要真正改变当前乡土书写的状貌，要真正让乡土文学承担起“精准扶贫”的任务，在这一活动中发挥出文学的价值和功能，有两点是最重要的。
其一是作家的思想意识。尽管很多人对这一提法表示过反感，但确切的是，一个作家要真正写好自己的书写对象，主观情感的投入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作家是否有真正的心灵关注，是否有对生活的悲悯、同情和人性关怀，绝对影响到作品的创作主旨和立场方向，影响作品对生活反映的深度和高度。在当前背景下，作家们在现实上普遍缺少与乡村接触和深入了解的机会，心灵上更难以与乡村形成文化的亲近，如果没有作家强烈的主观意识，没有对文学创作和乡村生活的真诚热爱，以及将这两种热爱结合起来的愿望，是很难做到真正了解乡村，并进而真正深入地书写乡村。
其二是生活。思想意识是重要的前提，但是一个作家仅仅只有热情，没有生活基础，也是不可能展示出乡村真实状貌的。这一点也许每个作家都知道，关键是究竟以何种方式来改变现状，使作家们建立起与乡村生活的密切关系。在以往历史中，曾经流行过“深入生活”的方式，但事实证明这一方案并不成功，反而遭人诟病。在我看来，作家“深入生活”其实很有必要，只是不能让它停留在字面上，成为一种事实上的形式主义，结果是仅仅进入到生活的表面，却不能、或者说不敢深入到生活的复杂世界。在今天，作家要参与到“精准扶贫”，首先要有内心的自觉自愿，要有真正热爱乡村、关注乡村的愿望，有通过文学来表达对乡村现实关怀的强烈意图。在这一前提下，有关部门可以给作家们提供合适的机会，让他们深入到乡村中，去熟悉、了解乡村和农民。即使是没有合适的机会，真正有心的作家，也可以自己努力创造机会。更重要的是，“深入生活”不是肤浅的歌颂生活、褒扬生活，而是要去揭示生活、解剖生活，要不回避、不遮蔽，敢于直面，敢于发现问题和努力解决问题。这样的深入生活才是有意义，才是具有实质性的。
解决了思想情感和生活积累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就是如何处理文学高度的追求与现实书写之间的关系。因为关于乡村现实书写，许多作家有所顾虑，并成为阻碍他们投入创作和生活热情的重要因素。其问题之一是：关注乡村、书写现实贫穷，是否一定要局限于生活本身，也就是一定要写成“问题小说”？另一个问题是：直接书写乡村现实，是否会存在思想上的局限，影响其作品达到文学的高层境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许多作家的心里都存在一个想法，就是文学只能写个人，写超越，如果过于与现实切近、关联现实问题，就很可能会陷入低俗当中，不可能传达出深邃的思想内涵，达到高的文学水准。这是今天不少作家刻意回避现实，不写现实的重要原因。
作家们的顾虑并非空穴来风，因为确实，之前有一段时间，将写现实作为硬性要求，却将文学的翅膀限制在地面的高度上，不能得到自由的腾飞，从而严重局限了文学的高度。然而历史的教训可以总结，却并非一定要历史重演。因为在创作规律上说，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基础，但在作家如何处理生活才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也就是说，作家以什么样的眼光、什么样的高度去理解和表现生活，是决定作品高度的核心，生活只是一个基础、一个题材，如何写、怎么写才是最重要的环节。
所以，一方面，需要给予作家创作的充分自由。文学创作有多种方向，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个性化选择，这当中不存在一定之规，也各有所长。就乡土现实书写而言，我们当然期待和鼓励作家们关注现实，但是却不应该限制作家们将目光视域局限在现实之内，作家们既可以挚切地展示和揭示现实，也可以超出现实，赋予现实以更多的思想内涵，传达出比现实更丰富、更广阔的思想意识。从另一方面说，文学的境界和高度绝非局限于创作题材，也就是说，绝对不会因为作品写的是现实乡村，关注了农民大众，作品的思想就会受到限制，达不到深邃和超越的高度了。
另一方面，应该充分肯定立足于乡村现实书写的创作的意义。那些立足于现实、执着于问题的创作，也许不一定能够传达出更深刻的思想内涵，不一定能够达到高远的文学境界，并进而走向世界，但这并不能说这些作品就没有意义，就不可能是优秀作品。事实上，能够写出“问题小说”，就意味着能够从生活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它既需要生活，也需要感情，非常不容易。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关注现实和改变现实，一部文学作品能够揭示和针砭现实，促进现实的改变和发展，其意义已经足够伟大。而且，如果它具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揭示现实的深邃性，也完全可以成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在中外文学史上，比如《愤怒的葡萄》《天堂蒜薹之歌》和《小二黑结婚》等作品都是贴着现实问题的作品，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具有高的文学质量，成为文学史的一部分。 除了文学创作本身，真正深入的乡村现实关怀写作还可望解决新文学乡土小说历史上一个重要困境，或者至少为它提供一个解决的思路，这就是文学与乡村的距离。自鲁迅开创新文学的乡土书写至今已经近百年，但是乡土小说很少真正走进乡村，为所书写的主人公———农民们所接受和认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出现过文学与农民一个短暂的“蜜月”时期。但是由于当时的情况有一定特殊性，特别是政策上的倾斜太多，因此很多人并不以为然，认为这时期的文学并不成功。作为以乡村为书写对象的乡土小说，失去农民这个读者群体，无论从乡土小说发展的角度，还是从乡村文化建设的角度，都绝对是一个极大的遗憾，也是乡土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难题。
对此问题，有不少作家和理论家进行过探索和思考，就我来看，最关键的原因还是乡土小说作家们没有真正关注乡村和农民，没有写出最迫切、最核心的问题。如果一部作品中能够有这种意识，能够表现出关系农民的切身利益，展示他们真实的现实和理想世界，得到他们的认可是完全可能的。也许并不太难。将心比心，如果你能够付出真心去关注，得到同样的回报是自然的事情，即使短时期做不到，时间长了，肯定会有丰厚的收获。
所以，当前乡土现实的书写期待确实是乡土小说进入乡村的有利契机。在今天，尽管许多农民在生活上逐渐离开了乡村，但乡村现实的生存和发展始终是农民们最在意的话题，也与他们的未来息息相关———毕竟，对于绝大多数的城市务工农民来说，城市很难成为他们的最终归宿，他们最大的可能还是要回到农村。因此，农村的未来前景，特别是乡村的未来状况，与他们有着实质性的关联和影响。而从接受方面看，今天农民的文化水平已经普遍提高，对乡土小说的阅读和接受已经不存在太多障碍。只要作家们以文学创作的方式投入到“精准扶贫”当中，以热切、同情和关怀之心去书写乡村，完全有可能激发起农民对乡土小说的热情。只要农民们能够认可乡土小说，有阅读的愿望和兴趣，成为乡土小说最庞大和最热心的阅读者是完全可能的。
当然，作家们的乡土书写要关注贫穷，切实展示出贫穷的真实状貌，揭示其背后的复杂原因，但也不一定要完全局限在“贫穷”的范围内，诸如“前景”“公正”“文化”等，也同样是农民们热心的问题，也完全可以进入到作家们的创作视野当中。这样的书写，既可以避免作家们在题材上的单一和狭窄，影响读者们在阅读上的丰富性和趣味性，也能够呈现更宽阔的视域，将整个乡村现实问题都融汇起来，使其内涵和意义更为广阔。如此的话，“精准扶贫”带给乡土小说和乡土作家们的，就不只是一个题材上的拓展，而是一个真正全新的改善和改變，对乡土小说的未来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新时代如何建设新文学
·李勇（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从国家和政府角度来看，“精准扶贫”政策的推行和实施，肯定有着并不单一的政治考量。但如果从文学角度来看，它显然更根本性地与文学（包括其他所有人文之学）发生关联。文学是人学———对“人”的关怀，是文学最根本的特质。但是文学对“人”的关怀方式，又和政治有所差异。这差异，有时是令人沮丧的———一部再伟大的文学作品，在改变贫困人口的物质条件方面，可能还不如一项哪怕不甚完善的政府调查报告来得有效、立竿见影。不过，它有时又是令人振奋的———一部文学作品所激发的精神力量，也许会给一个（群）人带来无法想象的影响，改变其性格，进而改变其人生、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一个再实用主义、再世俗化的时代，文学也依然是有价值的，不可或缺的。
“贫困”是古往今来文学最为青睐的描写主题，单从近二十年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来看，在社会转型刺激下，描写受转型冲击的底层民生的文学，便是这一时段当代文学发展的主流。大约二十年前，文坛兴起了一股“现实主义冲击波”写作浪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湖北作家刘醒龙，以及河北的“三驾马车”———关仁山、谈歌、何申。到了新世纪之后，文坛又接续着“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余波，出现了“底层叙事”“非虚构写作”。这些写作潮流，如果从它们所书写的社会转型期中国现实中提取出一个关键词的话，那就是“贫困”。
这贫困，首先是物质性的。在刘醒龙的《凤凰琴》《挑担茶叶上北京》中，民办教师为了摆脱“农民”身份展开令人心痛的生存竞争，基层政府为了脱贫不惜牺牲农民赖以生存的经济保障，这些都是九十年代农村贫困化的生动写照。新世纪之后，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刘庆邦的《神木》《到城里去》、孙慧芬的《民工》《狗皮袖筒》、尤凤伟的《泥鳅》、邵丽的《刘万福案件》《第四十圈》等一大批作品，都是表现的农村和农民的“贫困”。这种贫困所造成的伤害，在上述作品中化成一声声哭泣，一桩桩血案，一次次复仇。
当然，除了这种物质性贫困外，还有一种精神性的贫困。所谓精神性贫困，指的是在社会转型时代所暴露的“人”本身的一种精神不足和文化欠缺。因为目前中国社会转型的方向仍然是朝向“现代”，所以这种精神不足和文化欠缺，也是由相应的比照而言的———更具体来说，这种不足和欠缺，即是一种现代精神和现代文化的不足与欠缺。在九十年代初，陈忠实《白鹿原》中流露的对儒家文化命运的嗟叹，便是因现代文化冲击下传统文明（儒家文化）的困境所致；九十年代末，李佩甫的《羊的门》，则更是将传统文化“愚昧”的一面揭露得淋漓尽致。新世纪后，《羊的门》这种以文化批判和人性批判为主的启蒙书写有式微之势，代之而起的则是对于传统文明和传统文化人格悲剧命运的书写：孙慧芬的《致无尽关系》《岸边的蜻蜓》着重探讨处于现代和传统夹缝中的“乡村能人”无法卸却的精神枷锁；李佩甫的《生命册》《平原客》同样也在“关系”视域中探讨由乡进城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出路。这些小说大多已不同程度地褪去启蒙叙事那种太过强烈的文化批判姿态，它们更多彰显着一种精神的困顿和难言的苦涩。
不管是物质性贫困，还是精神性贫困，它们在文学中所展现出来的带给贫困主体的都是一种“苦难”。所以，某种程度上而言，近二十年描写社会转型的文学（尤其是小说），是可以用“苦难叙事”来形容的。然而，一旦我们使用“苦难叙事”这个字眼，便已经暗含了一种批评。其实，近二十年的社会转型叙事，不管是“现实主义冲击波”，还是“底层文学”“非虚构”写作，它们确实也都承受了这样的批评：过于青睐“苦难”，过于渲染“苦难”———甚至罹患了“苦难焦虑症”。 不过，对社会转型时代的苦难的书写，我认为还是应该要客观地来看。首先，近二十年尤其是新世纪的苦难叙事，其实一定程度上和“五四”以来现代性叙事所确立的苦难书写是有差异的。简单而言，现代性叙事视野下的苦难书写是有一个基本的“理念”框架的，在这个框架下，“苦难”并不純粹，它要么连接着“愚昧”，要么构成着“革命”的合法依据。在这种情况下，苦难本身的历史性内涵、层次甚至意义，往往会被不同程度地遮蔽。而近二十年现代性叙事的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八〇年代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以及近二十年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本身遇到困境所致），使得“苦难”开始挣脱原有的现代性叙事塑型，显现出它本来的面目：苦难就是苦难，它无关羞耻，亦无关荣耀，它只是中国社会转型时代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
然而，“事实”如此，却并不代表文学也应如此。其实从“现实主义冲击波”到“底层文学”“非虚构”，它们一直遭受批评的一个原因，就是作家在书写苦难的时候，往往只是一种就事论事的姿态。客观而言，这种就事论事的姿态绝不是没有价值，正如我们前面所言，它某种程度上复原了“苦难”本来的历史面目。但文学的悖论在于，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事实），哪怕它再真实，再具有新异性、冲击性甚至轰动力，它一再进入文学文本的话，也会逐渐丧失最初的魅力。苦难叙事的美学困境就在这里。而至于另外一方面：如果说“苦难”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那么我们至少要追问，它从何而来，该如何改变？这个问题抛给文学家，也许并不恰当，文学家不是思想家、哲学家，但是他们是否可以做一个有思考、有理性的文学家呢？———这应该是“苦难叙事”（包括“贫困书写”）的精神困境。
那么，突破的路径在哪里？鉴于困境并非不清晰，所以问题看起来倒也不难回答。首先，作家应该正面着力，增强理性：追问“贫困”的根源在哪里。于是我们便会老调重弹地谈起作家深入生活的能力，谈到观察、理解、分析现实的能力———这些能力其实就是一种理性能力，或者说是一种思想能力，甚至实践能力。有了这种思想力、实践力，便可以观察、分析现实，探究历史，审视文化，甚至勘察人性……从近二十年的创作状况看，不得不说，这方面的能力，确实是当代作家最大的欠缺。近二十年在这个方面做得好的作家作品，我们倒是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带灯》、刘醒龙的《圣天门口》、李佩甫的《生命册》、关仁山的《麦河》，它们相对而言都格局广阔，有一种理性的、现实主义的气质。但是毋庸讳言的是，如果我们真正以世界文学范围内那些经典的史诗级作品去衡量的话，又总是感到它们或多或少有一些缺憾和不足———精神气质方面暂且不论，仅就展现的社会历史的宽度和广度来看，我们的这些优秀作品与《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等还是存在差距。当然，文学乃至文化比较，很多时候往往失之于概念化、简单化、定势化，但即使衡之以当代生活（包括历史）本身的丰富、复杂、多变，我们的文学在表现这种现实和历史方面，也依然是不令人完全满意的。
不过，当我们谈论“理性能力”或者说“思想力”的时候，虽然我们知道这方面问题确实存在，作家也应该在这方面用力，但实际情况却往往事与愿违：一方面作家可能并不愿承认思想力欠缺，即便承认，他们可能也会谈到理性和写作一直以来充满争议的关系（理性强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另一方面，更关键的问题是———“当代作家理性欠缺”是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谈论不休的“老调”，一次次重弹，对于现状却并无多大改变，反而徒增了无奈和逆反。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否可以换一种思路：首先，我们承认理性力或思想力强的文学是我们所期盼的，那么对于在我们这个民族、地域生长，因此也就必然受特定文化熏染、有着特定文化性格的作家来讲，我们的“理性”究竟该如何培养？其次，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作家是生长于这块特定土地，受特定文化、时代环境影响，从而也有着特定的气质的话，那么应该要问的是，除了我们惯常提到的“理性”之外，我们是否还要寻求自己独特的、富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表达？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也许便是对于“苦难叙事”双重困境的突破。
理论上的探讨有时往往流于空泛。不如结合具体作家作品来谈。新世纪以来，我认为具有某种理性力和美学创造力的表达，集中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两个方向。前者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红柯的《西去的骑手》，广义上还包括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周瑄璞的《多湾》等，这些作品多以对传统和边缘文化价值的发掘与值守为显著的文化立场，它们均写得奇异斑斓、壮阔绵长。后者如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他们通过对乡村世界的理性审视，从而发掘出了传统和当代乡村世界本有的复杂性，他们以纯粹写实的笔法，却写出了地道的“先锋”之作。与这两个方向的写作给我们惊喜形成对比的，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困顿，虽然近二十年现实主义文学在复苏，但是那种真正具有经典品质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仍然少见，所以这样一种文学乃是我们深在的期盼，因为它确实是唯一能真正强有力地与当代转型期社会现实形成对接和呼应的文学。
最后我们要说的是，当我们用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现实主义来界定和分析上述创作的时候，我们已然落入了一个既定的、旧有的理论窠臼，而我们的真正期盼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在当代社会现实的土壤上，能够生发出超出我们既有认识框架的，真正属于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伟大文学！
虚构如何照亮现实
———从“问贫”“抚贫”到“寻找尊严”
·杨晓帆（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纪红建《乡村国是》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授奖词不仅是对作家个人的赞誉，也高度概括了自“精准扶贫”成为中国扶贫工作主旋律以来，新时代对作家观察与书写乡村提出的新要求。一是要求作家真正“深入生活”，如纪红建所言做“行走者、记录者、思考者、报告者”，甚至成为基层工作者本人，不是以艺术采风，而是以亲身经历的方式，去发现精准扶贫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与新人物。二是要求作家在具体经验与生活细节之上建立总体性视野，从地方到国家，在中国“反贫困”的长期历史经验中定位当下现实。 从以上两方面看，以纪实性为旨归、并自觉承载主流意识形态的报告文学，显得更具文体优势，近几年也涌现出多部优秀作品。如欧阳黔森的《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彭学明的《人间正是艳阳天———湖南湘西十八洞村的故事》，贺享雍的《大国扶贫》等。尽管相关评论同样重视纪实文学作者以小说家笔法打破文体界限，将个人抒情与宏大史诗相结合的艺术追求，但相较而言，虚构类作品在从“现实”到“文学”的艺术创造过程中，更难依赖非虚构文学所具备的“题材优势”。也就是说，在时代报告中被公认是重大题材的“精准扶贫”，在虚构类乡村书写中，却并不必然保证作品拥有文献史料、政治、道德或审美价值。而一部在题材上并不明显反映精准扶贫政策的小说，反倒有可能“精准”把握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现实。因此，与其从精准扶贫中寻找创作素材，不如在此背景下拓展视野，更多去琢磨素材、事件的艺术转化问题。
如果“现实”意味着在碎片化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发现整体性，在对事件之偶然性、戏剧性的感受中发现必然性和普遍性，那么，从事件向现实突破的强度和深度，恰恰取决于作家的“虚构”能力。
首先，“虚构”意味着激活包括作家、读者在内的我们的现实感，更新固有经验常识，不仅内在于时代对一般印象提出有更丰富细节的描述与解释，甚至还能超前于时代，在变动中夯实人文精神，关照个体的身心安顿问题。阿来在一次面向四川省申报写扶贫攻坚题材的作家培训班上曾特别提出，“过于基本固化的乡村书写经验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成为一种过时的审美经验”，在中国农村经济日益卷入全球化市场的形势下，作家也“需要运用学术工具”换一个方式来观察生活。阿来呼吁作家对经济学、社会学补课，其实就是提醒作家借鉴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对零碎经验进行结构性分析，把握生活表象之下的主要矛盾。再在此基础上，对过去乡土叙事传统中的经典命題做出调整。
与报告文学在“新时代纪事”（《人民文学》专栏题）中彰显“信心”不同，新世纪以来聚焦当下现实的乡土小说仍以“批判”和“感伤”的基调为主。阅读相关社会学研究报告，可以看到精准扶贫在取得诸多成绩的同时，的确也产生了新的矛盾与问题：如通过“社区瞄准”识别扶贫对象过程中各种人际关系、宗族势力介入的影响；为完成二〇二〇年消除贫困最后期限，出现非扶贫资源流向扶贫事业的不均衡现象；扶贫与低保、各项社会保障制度重叠、错位导致的不公平；运动式扶贫造成“养懒汉”问题等。而诸如土地流转、资本下乡、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空巢老人养老和留守儿童教育、城市务工人员生活状况等，更是长期以来三农问题关注的热点。可以说，近十年来乡土小说特别是构成其中坚创作力量的五〇后作家，在长于历史叙事之外，也越来越将反思视角探入当下：如贾平凹的《带灯》中的乡村政治、《极花》中贫困地区农村男性婚姻问题与拐卖妇女现象之间形成的尖锐冲突，阎连科的《炸裂志》聚焦发展速度下异化的道德人心等。然而在肯定作家正面强攻现实之余，批评也不满足于这些作品常常以寓言化形式呈现乡村溃败的必然命运，以及在面对实为现代性矛盾的伦理困境时出现的含混与避让。七〇后作家由于更偏重个人视角下的常态书写，如付秀莹的《陌上》，得以更细致丰富地呈现当下乡村社会中的具体人情人事，但如何在家长里短背后诠释对整体感的认识，如何不仅仅对乡村美德或传统文化作诗意缅怀，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与培育那些可以能动应对、甚至改变现实的精神土壤，仍是年轻作家需要自觉超越的地方。
第二，既要发现问题，又能以文学实践的方式参与到对问题的破解中去。“虚构”还意味着在一时一地的叙述视角背后张开历史巨幕，去探究传统的精神遗存或过去的经验教训，将其有效性转化到当下现实中来。事实上，精准扶贫战略本身即包含了这种历史意识。在欧阳黔森关于花茅村精准扶贫实绩的记述中就提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前往革命老区调研，特别强调老区人民脱贫致富的意义。这不仅是同步小康的问题，更是要兑现历史承诺。因此，当作家写到精准扶贫与从严治党结合背景下老百姓对基层干部的新印象时，呼应老区革命记忆，就自然点出了精准扶贫工作中如何继承与发扬“群众路线”的重要性。
而历史书写一贯是乡土文学创作的底色。新时期以来，在“寻根文学”“新历史小说”思潮的推动下，从阶级分析到文化批判，在藏污纳垢的民间文化、寓言传说中消解革命、现代性等宏大叙事，的确为新时期以来的乡土文学创作赋予了诸多活力，但也容易将当下现实过快地处理成“历史反复”与“人性欲望”的注脚。刘醒龙近作《黄冈秘卷》在此方面有所突破。他一面继续开掘地方性知识，以《刘氏家志》和《组织史》两本书为线索丰富以往的家族叙事、革命叙事；一面又以“高考秘籍”这一看似无关的“当下事”更具体展开家庭生活中父、子辈间的继承与冲突。向历史中去寻找生活现场之下的庞大根系。所谓“贤良方正”不是被抽象化了的地方精神或家族血脉，刘醒龙在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中并没有回避道德失范，也不掩饰人性或崇高理想中幽暗的一面。但“人人心里都存有一个‘圣’的角落”又的确成为所有叙述的前提。于是，人物的行动命运不再是已经结论化了的现实认知的结果，如刘醒龙所说，“为故乡立风范，为岁月留品格”，其实是为此刻的我们打开一面镜子。跟随作者、叙述者与小说人物一道重回故里、与父辈们的精神遗产对话，才得以“看见”现在，寻求我们这个时代的破解与自洁。
最后，“虚构”还意味着不拘泥于城乡二元对立等空间地域范畴的认识局限，寻求传统乡村题材之外的写作空间。围绕精准扶贫的相关讨论与工作安排，始终强调要避免治标不治本的“输血式”扶贫。贺雪峰在《中国农村反贫困问题研究：类型、误区及对策》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反贫困的突出成绩主要缘于城市化为农户家庭提供了城市获利机会。因此，一方面解决农村贫困的根本方法仍是继续城市化，为农户提供体制机制保障，以及增长自我发展能力所需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又要限制城市资本下乡，保证留守农村弱势群体的农业收入，保障进城农民在进城失败后还可以返回农村。在此背景下看乡村书写，一方面城乡关系或者说对“回不去的乡村、进不去的城”这一精神焦虑与个体身份困境的再现，仍会是作家持续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又要打破“乡下人进城”的叙事成规，以及直接从底层视角写社会阶层、城乡冲突的刻板认识。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社会与农民观念的变革，必然与城市发展及城市居民的精神状态互为镜像。许多地方发展乡村旅游、生态园取得的成功，正对接着城里人渴望回归自然的“乡愁”。只有看到这些新型城乡关系，才能为“想象”乡土与“发现”乡村提供多元视角。
在这一点上，王安忆的近作《乡关处处》就颇具启发。王安忆写城市务工的农村女性，在与城市雇主的生活对照下写她们讨生计的辛苦、相互冲突也相互帮扶、甚至更为生机勃勃的生命力。小说里有一段写到雇主爷爷被送至养老院，保姆月娥们去探望。爷爷称她们是“新上海人”，月娥们则自嘲“我们是乡下人，终究回家安老的”。“听这话，爷爷伤感起来：你们回家安老，我老了老了，倒要离家，住集体宿舍。一众人纷纷安慰：我们现在就住集体宿舍，早住晚住而已！”在尊重物质生存的常俗需要之上，王安忆写出了对“此心安处是故乡”的追问。其中的启发是，与其把“乡土”拘囿于社会学、经济学意义上的乡村，不如将它视作理解中国人情感伦理状态的一个原点。
精准扶贫的根本，必然是从“问贫”“扶贫”到确立“贫困者的尊严”。这又何尝不是许多乡土文学经典的共同追求。柳青在《创业史》题叙中写梁三老汉的“创业”理想屡屡受挫，但“解放啦，世事成咱们的啦”，土地证在手也只是整部生活故事的开始。柳青接下去写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走合作化道路的必然性，仍始终内在于梁三老汉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这才有了小说第一部结尾上街买豆油的梁三老汉，因被人们认出是“灯塔农业社梁主任他爹”而受到尊敬时发出的感慨———“人活在世上最贵重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人的尊严吗？”一九五三年柳青举家迁至皇甫村一住就是十四年，事实上皇甫村当时的互助合作开展并不顺利，但柳青看重的就是王家斌自尊、善良、关心乡邻的心术与性气，即《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原型。在身为作家之前，柳青首先是以一位乡村干部或说乡村知识分子的身份协助王家斌去做群众工作，把农民组织起来。可以说，柳青的文学实践与工作实践是一体的：在小说中他强调“直接语法”，要从人物的感觉、心理出发来构造情节；在工作中，他注重把民众心理、精神的现实放到一个可转化的位置上来，重视在合作化运动中调动乡村伦理秩序与文化资源原有的积极因素。在实践中创造“现实”，然后把握这个“现实”，最后表现这个“现实”———这才是柳青“现实主义”的内核。
相较于精准扶贫背景下面向乡村的实际工作和社会科学调研，文学或说人文学能够提供的特殊价值在哪里？我想，达成“精神的富有”，或许就是文学以虚构照亮现实的使命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