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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红军和八路军的卓越领导者。1937年9月，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率八路军三个师开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1938年2月返回延安，在抗日前线工作了5个月。任弼时作为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又称华北分会）常务委员、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八路军开赴华北战场后的群众工作、友军工作、敌军工作和军队自身的政治工作，都是他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本文对任弼时在抗日前线履行职责中取得的卓越成就，予以概述，以飨读者。
建立抗日救亡团体、基层政权和战略根据地
签发动员组织群众开展全民抗战的纲领性文件
任弼时认为，“对日抗战是一种自卫战争，也就是一种革命的战争。只有动员起全民族的力量，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才能获得最后胜利。因此，我们（必须）把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视为在抗战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
为了有力地开展群众工作，八路军政治部刚成立，任弼时就与副主任邓小平联名向中央军委转呈中共中央提出成立民运部的建议。任、邓于1937年8月30日中午发出的电文称：“一、为便于战时和平时对外工作，我们认为政治部仍设民运部为宜。将来民运部工作比较繁重，前方无适当人选，务请调张爱萍或廖承志来任部长，并在25号前赶到前方。二、拟于部队集中时召开民运工作会议，请中央对出动后民运工作方针给一具体指示，以便在会议中讨论。”
9月21日，任弼时随八路军总部机关经半个月的行程到达太原，当日举行了中央军委前方分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华北抗战形势和八路军行动方针。
9月25日晨7时，八路军总部进驻五台县南茹村35小时后，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等三名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常委署名，发布“关于八路军作战的方针、任务及负担地方工作地区划分问题”的训令，比较全面、系统地部署了八路军所属各部队，在开进地区立即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
训令充分体现了中共发展全民抗战的洛川会议精神，具有实施纲领的性质，受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派遣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
工作队的派遣，由八路军总部机关，各师、旅、团分别自行组织。
八路军总部机关在进驻南茹村的同时，任弼时就指示民运部派出五台工作队，首先在五台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发表抗日救国演说，然后分赴各区开展工作。
被派遣参加地方重要工作的成员，任弼时还接见，交代任务，提醒注意事项。比如，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科长王平，决定去阜平与李葆华等一起组建中共晋察冀临时省委并兼任阜平县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县长时，任弼时和邓小平同其谈话，指示他到任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收编散兵散枪，组织人民武装，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任弼时强调：“贯彻上面的方针，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抓武装。要大刀阔斧地干，不要像妇女绣花一样；再一条是抓政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他说：“我们的眼睛要看得远些，现在我们搞的是抗日根据地，将来这些地方就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前进阵地。”他还告诉王平：一一五师政训处设在阜平，你去阜平在党内受北方局领导，在社会上以太原“动委会”（即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面目出现，但是你是八路军的成员，工作中遇到困难，可以直接向一一五师政训处罗荣桓请示，人手不够时可以向罗要人。
建立抗日群众团体和基层抗日政权
各部队的工作团、队下去以后，走乡串村，开大会，贴标语，教唱抗日歌曲，宣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农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并普遍建立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抗日救国会（简称“工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和自卫队等群众武装。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实行减租减息，极大地调动了群众抗日救国的积极性，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八路军派出的地方工作团、队，在建立抗日群众团体的同时，还协助地方党组织，不失时机地抓紧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朱德、彭德怀、任弼时25日7时训令颁发不久，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县级政权，首先在晋东北地区诞生。9月下旬诞生的第一个县级政权是中共地下党员宋劭文为县长的五台县政府。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三三制”政权，遍布敌后华北、华中、华东广大地区，以及华南的小片地区。这种抗日民主政权，上自战略方向上的边区行政委员会，下至县、乡政府，数以千计，可以说都是由八路军总部在晋东北点燃的星星之火燎原而来的。
建立群众武装发展游击队
各地区的工作团经过一个多月的发动与组织工作，除了建立抗日群众团体和基层政权，还迅速发展了一大批游击队。
一一五师杨成武独立团，在晋东北和冀西北交界地区，除组建了一批游击队外，本身也由出征时的1700余人发展到7000余人。
罗荣桓率领的一一五师政训处所辖工作团，在五台山以东的冀西地区各县，成立起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到10月下旬，以阜平为中心的周围各县的抗日义勇军，已发展到4000多人。
一二○师三五九旅以七一七团为主的工作团，在收复平山县城后，将遍地出现的义勇军、游击队，整编为平山团。之后，该团编为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同时，工作团还组织了三个游击队。
一二○师及三五八旅派出的各工作团，在晋西北地区组建了大批游击队和地方武装。到1938年初，一二○师扩大为两个三团制的旅、五个直属团（支队），全师从入晋时的8000多人，发展到近3万人。
八路军总部派出的工作团及总部特务团留下的部队，除了组建游击队，本身也发展到2300余人，并成立了晋东北特委和游击司令部。
任弼时在总结山西抗战经验时说：八路军到晋后，“不到一个月工夫，在晋东北和晋西北地区，大大地发扬了群众参战的热情，成立了大批游击部队”。“很快这些群众武装组织，就在敌人远近后方，协同正规军队作战，在晋察冀边区，晋西北及正太路以南地区支持着顽强的斗争。他们已经不仅能够配合正规军的游击部队行动，而且可以独立行动打击敌人。那些地区军队与民众亲密结合起来，创立了与敌人持久抗战的坚强根据地。” 成立敌后抗日第一个战略根据地
1937年10月25日，任弼时和朱德、彭德怀发电，向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报告，建议在国民党军退到黄河南岸后，八路军在冀察晋绥地区成立晋察冀、晋绥察、晋冀豫军区，及晋西南军分区等四个战略根据地，以坚持持久的抗日战争。
11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晋察冀军区成立，任命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委，唐延杰为参谋长，舒同为政治部主任。当天，在五台山普济寺召开了一个小型的庆祝会，宣告晋察冀军区诞生。
以后，晋冀豫军区、晋绥军区相继成立，基本实现了任弼时和朱德、彭德怀提出的战略根据地建设的规划蓝图。
进行友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与国民党军统战关系的建立
按照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编入第二战区作战序列，归该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节制。这样，中共与国民党军的统战关系，首先是同阎锡山的关系。而中共与阎锡山的统战关系，早在八路军入晋前就已经建立。
七七事变后，日军步步进逼山西境内，晋军大部一触即溃，阎锡山急于扩充实力，决定建立一支以“保卫家乡”为宗旨的新军，于是薄一波领导建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这支队伍实际上是由中共组建和领导的山西新军的第一支部队。
八路军入晋后，周恩来在与阎锡山的会谈中，针对华北战局急剧逆转，察哈尔已落敌手，晋北许多县失守，绥远即将陷落的局面，提出要保卫山西、保卫华北，就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抗战，首先要在已经和将要沦陷地区成立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周恩来的提议得到阎锡山的赞同。1937年9月20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正式成立。主任由续范亭出任；8名委员，由阎锡山与中共各派4人出任。
“动委会”是一个半政权半群众性质、国共双方共同组建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它有组织、有纲领、有权威，成为国共双方合作的典范组织，标志着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937年10月6日，任弼时在向“毛并洛”的《山西群众武装和牺盟及政权等情形》的报告中，将包括“动委会”在内的山西统战工作情况作了报告。
严格要求八路军各部队处理好与友军的关系
八路军出征后，常常与国民党军接触交往，任弼时很注意搞好八路军与友军的关系。
颁发正确对待友军的专门文件。八路军开赴晋东北前线时，不断遇到败退下来的晋军部队向南逃跑，有的溃不成军，有的军纪败坏，砸店铺，抢民财，给八路军干部战士留下不良印象，所以在基层部队中，蔑视、鄙视友军的现象时有发生。有鉴于此，八路军政治部颁发专文予以纠正和防止。
1937年10月8日，任弼时责成政治部向“各兵团政治机关”发出《关于正确对待友军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最近我军在与友军接触中，发现有个别下级干部和战士在态度上表现骄傲，甚至有耻笑友军退兵为运输队者。这不独很易引起友军反感，且是一种不正确的观点。”《指示》规定：“我们对友军的态度应表示谦和诚恳与和气，绝不应高傲，要以我们的作战英勇，对民众亲爱关系的模范去影响他们。”《指示》要求对上述问题，“各部队应进行教育”。
暂不与八路军合编溃散的晋军。晋军在败退中，经常有一些溃散的部队失去领导，成为散兵游勇。为此，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联名发电给一一五师罗荣桓，三四四旅徐海东、黄克诚，命三四四旅开到五台地域，负责“收集晋军部队”，并交代对收容部队的政策。
10月27日，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发出的电报称：“因统一战线关系，收集晋军之团不宜与徐黄旅、警卫营合编。目前只能用独立团名义，且不宜西开，仍留五台地区，徐黄西移后归聂指挥。将来合作三四四旅一个团基础，罗、徐、黄应多方设法争取，多派干部帮助其整理教育，设政委与指导员及政治处等，准备在适当时期归并之……对全师仍应设法（帮）助，争取其进步分子与下层群众，逐渐改造。”
贯彻和制定对日军工作的方针政策
八路军政治机关中编制有敌工机构，专门掌管瓦解敌军的工作。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军分会和八路军政治部，将日军工作作为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认真贯彻，创造性地开展敌军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任弼时在抗日前线期间，同朱德、彭德怀一起做日军工作，主要从两方面着手。
对外发布《中国红军告日本士兵书》
1937年9月25日，以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和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名义，从南茹村发出《中国红军告日本士兵书》，以1100余字的篇幅，深刻地分析了中日战争的性质和交战双方的阶级关系，阐明日本人跑到中国来用飞机大炮烧杀抢掠，是法西斯侵略行为，是非正义的；而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是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利益，是正义的。阐明日本工农士兵与中国工农士兵同属于人民大众，同属于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而日本资本家、地主、军阀是骑在工农大众头上的剥削阶级，是两国工农士兵的共同敌人，他们发动侵华战争只是为了扩大他们的势力，巩固他们的地位，进一步剥削、压榨工农群众。
平型关大捷中消灭的1000多个日军中，没有一个被活捉的俘虏，《告日本士兵书》发表一个多月后的广阳战斗中，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就抓到了俘虏。从此，八路军俘获日军的数量逐年增加，第一年124名，第二年385名，第三年689名，改变了日军初期宁死不缴枪的局面，说明八路军的敌军政策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对内反复阐明对日军工作的方针政策
1937年10月6日，八路军政治部颁发《关于开展日军政治工作的指示》，详细阐明八路军开展日军工作的方针政策，并提出各项具体要求，令全军遵行。
《指示》指出，根据平型关战斗及游击部队的经验，日军在战场上之所以宁死不缴枪，虽然是“由于民族隔阂和日本军阀欺骗，但过去华军不但没有进行敌军政治工作，而且以残暴手段对付俘虏，也是使敌临死不缴枪的重要原因”。因此，《指示》强调，“开展对敌军的政治瓦解，削弱敌人战斗力并推动友军学习，是目前我军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 10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成立，任弼时任总政治部主任。10月25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对敌俘虏处理办法的指示》，指出：“敌军宁（被）打死不缴枪，我若于俘虏后再杀，必更增其恐惧。为着瓦解敌人，以后凡已俘之敌军，如无法弄回时，应将其武装解除，发钱三元放回。”
10月25日，八路军总部以命令的形式发布《对日军俘虏的政策》。《政策》要求八路军全体干部战士必须严格遵守以下四项规定：对被我俘虏的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对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
11月6日，八路军总部转发林彪电报说：“我部与日敌自平型关起，至今大小战斗已经很多次，每次虽能取得胜利，但生擒俘虏无几，仅4号广阳战斗俘虏数人……日兵最怕我军将其活捉后加以残杀，故敌虽败被围亦死不缴枪。今后为瓦解敌军，对敌军须加紧政治宣传与优待俘虏优待敌伤兵。各部全体指挥员必须学会三句关于不杀日军俘虏官兵，劝敌军缴枪的喊话。此次昔阳战斗活捉之两名负伤日兵，即采用日语喊话所得结果。”
11月22日，八路军总部发出《对俘虏政策的决定》。《决定》共两条：
（一）将现有的俘虏动员到接近敌人可能到达之铁路附近、汽车路两旁、县城及大镇，到处向群众演说，以便广泛传布八路军不杀俘虏的事实，影响敌军军心。
（二）据伤兵说，日军士兵在作战后一星期以上然后归队者，皆被枪毙。今后凡捉到俘虏，除特种人员劝其留在我方以外，其余不论表现如何，一律尽量优待，并发动群众慰劳，给以很好的影响，（然后）立即欢送释放，至多不超过三天（此项不得用书面写出，只准用口头通知到团为止，以便保守秘密）。
恢复人民军队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机关制度
1937年2月至8月，中共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尽快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艰苦谈判。
7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向国民党提出发动全面抗战、实现民主政治、改良人民生活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停止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力斗争，取消苏维埃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待命出动抗日等四项保证。但在红军如何改编的问题上，蒋介石提出按国民党军队编制来改编红军，实行单一首长制，取消政治委员制度，不设总司令部，改政治部为政训处，并由国民党派人担任改编后的红军政训处主任和三个师的参谋长，以及从师到连的副职。中共中央坚决拒绝这样的改编方案，谈判曾一度陷入僵局。
后来，中共采取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正确策略，国共两党互相作了让步。这就是，中共同意改编后的红军取消政治委员制度，改政治部为政训处；蒋介石同意改编后的红军设立总司令部，并不再派人到红军部队任职。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授予改编后红军主力的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25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被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在陕北的主力红军分别编为第一一五、一二○、一二九师三个陆军师，师、旅、团不再设政治委员，政治机关改称政训处。
红军正式改编以前，任弼时在1937年7月22日至27日召开的云阳高干会上就部队取消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后，如何“保障党的绝对领导有特殊意义”发表讲话时，提醒大家要“防止对政治工作传统的破坏”，并提出改编后的政治组织，“要有适合于战时的组织和工作”。8月下旬，部队开始东进，在行军途中发生了拉群众骡马、不给足工钱等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任弼时指出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此，将丧失我军过去光荣的传统”，必须给以高度重视。他立即专电八路军有关首长，明确指出“这是一种新形势下军阀主义”，要求“在部队中严格检查，联系红军中政治工作指示，在部队中进行政治的动员与教育，保障在东下时不再发生这些现象”。
9月26日，一一五师胜利结束平型关战斗后，撤到五台县八路军总部驻地附近休整，任弼时利用这一机会，派组织部部长黄克诚到该师检查部队的政治工作情况。黄克诚在一一五师师部和所属的两个团进行了约半个月时间的调查。通过与师首长林彪、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在阜平发动群众未参加）和团、营、连的指战员进行座谈，“感到部队虽然改编时间不久，但由于部队中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明显削弱，作风起了很大变化，吃得开的是副官，军阀习气开始滋长蔓延”，师的领导非常赞成恢复政治委员制度。
黄克诚回到总部，向任弼时作了汇报。任弼时当即指示黄克诚，将到部队调查的情况及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的建议，起草一份报告，呈八路军总部领导。
10月19日，任弼时同朱德、彭德怀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以《建议部队仍应保持党代表制》（以后公开出版的文献将该标题改为《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原有制度的意见》）为题，提出恢复八路军党代表和政治机关原有制度的意见。
10月22日，张闻天、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复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并告周恩来，同意恢复军队中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制度。
10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任职命令：“兹委聂荣臻兼一一五师政委，关向应兼一二○师政委，张浩兼一二九师政委。总部暂不设政委。”
11月2日，八路军总部任命了一一五师和一二○师所辖各旅、团的政委。一二九师各旅、团的政委，在任弼时返回延安之前也得以任命。10月下旬，各级部队的政训处也都一律改为政治部（处）。八路军被取消了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得到完全恢复。
建立抗日救亡团体、基层政权和战略根据地
签发动员组织群众开展全民抗战的纲领性文件
任弼时认为，“对日抗战是一种自卫战争，也就是一种革命的战争。只有动员起全民族的力量，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才能获得最后胜利。因此，我们（必须）把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视为在抗战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
为了有力地开展群众工作，八路军政治部刚成立，任弼时就与副主任邓小平联名向中央军委转呈中共中央提出成立民运部的建议。任、邓于1937年8月30日中午发出的电文称：“一、为便于战时和平时对外工作，我们认为政治部仍设民运部为宜。将来民运部工作比较繁重，前方无适当人选，务请调张爱萍或廖承志来任部长，并在25号前赶到前方。二、拟于部队集中时召开民运工作会议，请中央对出动后民运工作方针给一具体指示，以便在会议中讨论。”
9月21日，任弼时随八路军总部机关经半个月的行程到达太原，当日举行了中央军委前方分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华北抗战形势和八路军行动方针。
9月25日晨7时，八路军总部进驻五台县南茹村35小时后，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等三名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常委署名，发布“关于八路军作战的方针、任务及负担地方工作地区划分问题”的训令，比较全面、系统地部署了八路军所属各部队，在开进地区立即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
训令充分体现了中共发展全民抗战的洛川会议精神，具有实施纲领的性质，受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派遣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
工作队的派遣，由八路军总部机关，各师、旅、团分别自行组织。
八路军总部机关在进驻南茹村的同时，任弼时就指示民运部派出五台工作队，首先在五台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发表抗日救国演说，然后分赴各区开展工作。
被派遣参加地方重要工作的成员，任弼时还接见，交代任务，提醒注意事项。比如，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科长王平，决定去阜平与李葆华等一起组建中共晋察冀临时省委并兼任阜平县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县长时，任弼时和邓小平同其谈话，指示他到任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收编散兵散枪，组织人民武装，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任弼时强调：“贯彻上面的方针，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抓武装。要大刀阔斧地干，不要像妇女绣花一样；再一条是抓政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他说：“我们的眼睛要看得远些，现在我们搞的是抗日根据地，将来这些地方就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前进阵地。”他还告诉王平：一一五师政训处设在阜平，你去阜平在党内受北方局领导，在社会上以太原“动委会”（即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面目出现，但是你是八路军的成员，工作中遇到困难，可以直接向一一五师政训处罗荣桓请示，人手不够时可以向罗要人。
建立抗日群众团体和基层抗日政权
各部队的工作团、队下去以后，走乡串村，开大会，贴标语，教唱抗日歌曲，宣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农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并普遍建立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抗日救国会（简称“工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和自卫队等群众武装。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实行减租减息，极大地调动了群众抗日救国的积极性，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八路军派出的地方工作团、队，在建立抗日群众团体的同时，还协助地方党组织，不失时机地抓紧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朱德、彭德怀、任弼时25日7时训令颁发不久，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县级政权，首先在晋东北地区诞生。9月下旬诞生的第一个县级政权是中共地下党员宋劭文为县长的五台县政府。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三三制”政权，遍布敌后华北、华中、华东广大地区，以及华南的小片地区。这种抗日民主政权，上自战略方向上的边区行政委员会，下至县、乡政府，数以千计，可以说都是由八路军总部在晋东北点燃的星星之火燎原而来的。
建立群众武装发展游击队
各地区的工作团经过一个多月的发动与组织工作，除了建立抗日群众团体和基层政权，还迅速发展了一大批游击队。
一一五师杨成武独立团，在晋东北和冀西北交界地区，除组建了一批游击队外，本身也由出征时的1700余人发展到7000余人。
罗荣桓率领的一一五师政训处所辖工作团，在五台山以东的冀西地区各县，成立起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到10月下旬，以阜平为中心的周围各县的抗日义勇军，已发展到4000多人。
一二○师三五九旅以七一七团为主的工作团，在收复平山县城后，将遍地出现的义勇军、游击队，整编为平山团。之后，该团编为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同时，工作团还组织了三个游击队。
一二○师及三五八旅派出的各工作团，在晋西北地区组建了大批游击队和地方武装。到1938年初，一二○师扩大为两个三团制的旅、五个直属团（支队），全师从入晋时的8000多人，发展到近3万人。
八路军总部派出的工作团及总部特务团留下的部队，除了组建游击队，本身也发展到2300余人，并成立了晋东北特委和游击司令部。
任弼时在总结山西抗战经验时说：八路军到晋后，“不到一个月工夫，在晋东北和晋西北地区，大大地发扬了群众参战的热情，成立了大批游击部队”。“很快这些群众武装组织，就在敌人远近后方，协同正规军队作战，在晋察冀边区，晋西北及正太路以南地区支持着顽强的斗争。他们已经不仅能够配合正规军的游击部队行动，而且可以独立行动打击敌人。那些地区军队与民众亲密结合起来，创立了与敌人持久抗战的坚强根据地。” 成立敌后抗日第一个战略根据地
1937年10月25日，任弼时和朱德、彭德怀发电，向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报告，建议在国民党军退到黄河南岸后，八路军在冀察晋绥地区成立晋察冀、晋绥察、晋冀豫军区，及晋西南军分区等四个战略根据地，以坚持持久的抗日战争。
11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晋察冀军区成立，任命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委，唐延杰为参谋长，舒同为政治部主任。当天，在五台山普济寺召开了一个小型的庆祝会，宣告晋察冀军区诞生。
以后，晋冀豫军区、晋绥军区相继成立，基本实现了任弼时和朱德、彭德怀提出的战略根据地建设的规划蓝图。
进行友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与国民党军统战关系的建立
按照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编入第二战区作战序列，归该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节制。这样，中共与国民党军的统战关系，首先是同阎锡山的关系。而中共与阎锡山的统战关系，早在八路军入晋前就已经建立。
七七事变后，日军步步进逼山西境内，晋军大部一触即溃，阎锡山急于扩充实力，决定建立一支以“保卫家乡”为宗旨的新军，于是薄一波领导建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这支队伍实际上是由中共组建和领导的山西新军的第一支部队。
八路军入晋后，周恩来在与阎锡山的会谈中，针对华北战局急剧逆转，察哈尔已落敌手，晋北许多县失守，绥远即将陷落的局面，提出要保卫山西、保卫华北，就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抗战，首先要在已经和将要沦陷地区成立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周恩来的提议得到阎锡山的赞同。1937年9月20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正式成立。主任由续范亭出任；8名委员，由阎锡山与中共各派4人出任。
“动委会”是一个半政权半群众性质、国共双方共同组建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它有组织、有纲领、有权威，成为国共双方合作的典范组织，标志着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937年10月6日，任弼时在向“毛并洛”的《山西群众武装和牺盟及政权等情形》的报告中，将包括“动委会”在内的山西统战工作情况作了报告。
严格要求八路军各部队处理好与友军的关系
八路军出征后，常常与国民党军接触交往，任弼时很注意搞好八路军与友军的关系。
颁发正确对待友军的专门文件。八路军开赴晋东北前线时，不断遇到败退下来的晋军部队向南逃跑，有的溃不成军，有的军纪败坏，砸店铺，抢民财，给八路军干部战士留下不良印象，所以在基层部队中，蔑视、鄙视友军的现象时有发生。有鉴于此，八路军政治部颁发专文予以纠正和防止。
1937年10月8日，任弼时责成政治部向“各兵团政治机关”发出《关于正确对待友军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最近我军在与友军接触中，发现有个别下级干部和战士在态度上表现骄傲，甚至有耻笑友军退兵为运输队者。这不独很易引起友军反感，且是一种不正确的观点。”《指示》规定：“我们对友军的态度应表示谦和诚恳与和气，绝不应高傲，要以我们的作战英勇，对民众亲爱关系的模范去影响他们。”《指示》要求对上述问题，“各部队应进行教育”。
暂不与八路军合编溃散的晋军。晋军在败退中，经常有一些溃散的部队失去领导，成为散兵游勇。为此，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联名发电给一一五师罗荣桓，三四四旅徐海东、黄克诚，命三四四旅开到五台地域，负责“收集晋军部队”，并交代对收容部队的政策。
10月27日，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发出的电报称：“因统一战线关系，收集晋军之团不宜与徐黄旅、警卫营合编。目前只能用独立团名义，且不宜西开，仍留五台地区，徐黄西移后归聂指挥。将来合作三四四旅一个团基础，罗、徐、黄应多方设法争取，多派干部帮助其整理教育，设政委与指导员及政治处等，准备在适当时期归并之……对全师仍应设法（帮）助，争取其进步分子与下层群众，逐渐改造。”
贯彻和制定对日军工作的方针政策
八路军政治机关中编制有敌工机构，专门掌管瓦解敌军的工作。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军分会和八路军政治部，将日军工作作为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认真贯彻，创造性地开展敌军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任弼时在抗日前线期间，同朱德、彭德怀一起做日军工作，主要从两方面着手。
对外发布《中国红军告日本士兵书》
1937年9月25日，以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和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名义，从南茹村发出《中国红军告日本士兵书》，以1100余字的篇幅，深刻地分析了中日战争的性质和交战双方的阶级关系，阐明日本人跑到中国来用飞机大炮烧杀抢掠，是法西斯侵略行为，是非正义的；而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是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利益，是正义的。阐明日本工农士兵与中国工农士兵同属于人民大众，同属于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而日本资本家、地主、军阀是骑在工农大众头上的剥削阶级，是两国工农士兵的共同敌人，他们发动侵华战争只是为了扩大他们的势力，巩固他们的地位，进一步剥削、压榨工农群众。
平型关大捷中消灭的1000多个日军中，没有一个被活捉的俘虏，《告日本士兵书》发表一个多月后的广阳战斗中，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就抓到了俘虏。从此，八路军俘获日军的数量逐年增加，第一年124名，第二年385名，第三年689名，改变了日军初期宁死不缴枪的局面，说明八路军的敌军政策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对内反复阐明对日军工作的方针政策
1937年10月6日，八路军政治部颁发《关于开展日军政治工作的指示》，详细阐明八路军开展日军工作的方针政策，并提出各项具体要求，令全军遵行。
《指示》指出，根据平型关战斗及游击部队的经验，日军在战场上之所以宁死不缴枪，虽然是“由于民族隔阂和日本军阀欺骗，但过去华军不但没有进行敌军政治工作，而且以残暴手段对付俘虏，也是使敌临死不缴枪的重要原因”。因此，《指示》强调，“开展对敌军的政治瓦解，削弱敌人战斗力并推动友军学习，是目前我军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 10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成立，任弼时任总政治部主任。10月25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对敌俘虏处理办法的指示》，指出：“敌军宁（被）打死不缴枪，我若于俘虏后再杀，必更增其恐惧。为着瓦解敌人，以后凡已俘之敌军，如无法弄回时，应将其武装解除，发钱三元放回。”
10月25日，八路军总部以命令的形式发布《对日军俘虏的政策》。《政策》要求八路军全体干部战士必须严格遵守以下四项规定：对被我俘虏的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对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
11月6日，八路军总部转发林彪电报说：“我部与日敌自平型关起，至今大小战斗已经很多次，每次虽能取得胜利，但生擒俘虏无几，仅4号广阳战斗俘虏数人……日兵最怕我军将其活捉后加以残杀，故敌虽败被围亦死不缴枪。今后为瓦解敌军，对敌军须加紧政治宣传与优待俘虏优待敌伤兵。各部全体指挥员必须学会三句关于不杀日军俘虏官兵，劝敌军缴枪的喊话。此次昔阳战斗活捉之两名负伤日兵，即采用日语喊话所得结果。”
11月22日，八路军总部发出《对俘虏政策的决定》。《决定》共两条：
（一）将现有的俘虏动员到接近敌人可能到达之铁路附近、汽车路两旁、县城及大镇，到处向群众演说，以便广泛传布八路军不杀俘虏的事实，影响敌军军心。
（二）据伤兵说，日军士兵在作战后一星期以上然后归队者，皆被枪毙。今后凡捉到俘虏，除特种人员劝其留在我方以外，其余不论表现如何，一律尽量优待，并发动群众慰劳，给以很好的影响，（然后）立即欢送释放，至多不超过三天（此项不得用书面写出，只准用口头通知到团为止，以便保守秘密）。
恢复人民军队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机关制度
1937年2月至8月，中共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尽快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艰苦谈判。
7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向国民党提出发动全面抗战、实现民主政治、改良人民生活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停止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力斗争，取消苏维埃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待命出动抗日等四项保证。但在红军如何改编的问题上，蒋介石提出按国民党军队编制来改编红军，实行单一首长制，取消政治委员制度，不设总司令部，改政治部为政训处，并由国民党派人担任改编后的红军政训处主任和三个师的参谋长，以及从师到连的副职。中共中央坚决拒绝这样的改编方案，谈判曾一度陷入僵局。
后来，中共采取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正确策略，国共两党互相作了让步。这就是，中共同意改编后的红军取消政治委员制度，改政治部为政训处；蒋介石同意改编后的红军设立总司令部，并不再派人到红军部队任职。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授予改编后红军主力的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25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被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在陕北的主力红军分别编为第一一五、一二○、一二九师三个陆军师，师、旅、团不再设政治委员，政治机关改称政训处。
红军正式改编以前，任弼时在1937年7月22日至27日召开的云阳高干会上就部队取消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后，如何“保障党的绝对领导有特殊意义”发表讲话时，提醒大家要“防止对政治工作传统的破坏”，并提出改编后的政治组织，“要有适合于战时的组织和工作”。8月下旬，部队开始东进，在行军途中发生了拉群众骡马、不给足工钱等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任弼时指出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此，将丧失我军过去光荣的传统”，必须给以高度重视。他立即专电八路军有关首长，明确指出“这是一种新形势下军阀主义”，要求“在部队中严格检查，联系红军中政治工作指示，在部队中进行政治的动员与教育，保障在东下时不再发生这些现象”。
9月26日，一一五师胜利结束平型关战斗后，撤到五台县八路军总部驻地附近休整，任弼时利用这一机会，派组织部部长黄克诚到该师检查部队的政治工作情况。黄克诚在一一五师师部和所属的两个团进行了约半个月时间的调查。通过与师首长林彪、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在阜平发动群众未参加）和团、营、连的指战员进行座谈，“感到部队虽然改编时间不久，但由于部队中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明显削弱，作风起了很大变化，吃得开的是副官，军阀习气开始滋长蔓延”，师的领导非常赞成恢复政治委员制度。
黄克诚回到总部，向任弼时作了汇报。任弼时当即指示黄克诚，将到部队调查的情况及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的建议，起草一份报告，呈八路军总部领导。
10月19日，任弼时同朱德、彭德怀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以《建议部队仍应保持党代表制》（以后公开出版的文献将该标题改为《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原有制度的意见》）为题，提出恢复八路军党代表和政治机关原有制度的意见。
10月22日，张闻天、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复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并告周恩来，同意恢复军队中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制度。
10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任职命令：“兹委聂荣臻兼一一五师政委，关向应兼一二○师政委，张浩兼一二九师政委。总部暂不设政委。”
11月2日，八路军总部任命了一一五师和一二○师所辖各旅、团的政委。一二九师各旅、团的政委，在任弼时返回延安之前也得以任命。10月下旬，各级部队的政训处也都一律改为政治部（处）。八路军被取消了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得到完全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