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字春生，祖居双池镇西一个叫云千上庄的山村。此地原属灵石县，现归交口县辖。
　　先生是晚清的优贡，他学识渊博，称得上学者；他人品高尚，可谓德高望重，是当时颇享盛名的绅士；他热心公益，时常代表大众利益而有所作为。
　　昔日，双池是闻名遐迩的“旱码头”，是晋西的粮食及土特产集散地。相沿每年有三个规模盛大的集会，六月廿四、七月三十日和九月十五。逢会常引得陕北、冀北和绥南地区的农民与商旅，赶着大批牛羊骡马远道而来做生意，盛况一时，税收相当可观。照以往惯例，税收的半数，由双池高小派员经收，充作学校经费。
　　有一年，代表地方封建势力的区公所突然宣布撤销原规定，由区统一征收。李先生与胞弟李时雨(字润之)联合当地其他知名人士，如田家山的张象舒等展开斗争，直到区公所收回成命，答应半数税额仍归学校，方才罢休。老百姓闻之非常拥护。
　　先生廉洁奉公，生活俭约，在我就读期间，没有见他穿过新衣服。常常是夏天布长衫，冬天布棉袍，戴顶瓜壳帽。他不嗜酒、不抽烟，注重整洁；他处事从容不迫，待人谦恭有礼。周边的乡民也都对他十分尊敬和拥戴。
　　先生也从无厉声厉色地对待过学生。有一次，个别学生散布一些脏话，被先生知道后，先生便集合全校学生，含蓄地做了一场文明礼貌讲演，没有批评和训斥，却使肇事的学生红着脸自惭难安，但很高兴保全了他的自尊心。
　　教我们国语课的，是我的伯父张之屏，字伯藩，与校长交谊甚笃。一次期考作文，校长亲予命题，家伯父评阅后只给我记了65分。这天上午，校长走来与之闲叙，入座后顺手抄起我的卷子看看，不想却认真起来，反复推敲后他说：“伯藩!这篇作文你只给65分怕不妥吧?”答曰：“自家子弟，我怕滋长他的傲气。”校长笑着说：“这样不对!我以为值多少就应该给多少，才不失公允。更不可自以为是好意，却大大损害了他的积极性。”他招呼学生叫我到办公室来。
　　我入门鞠了一躬，校长把卷子递给我吩咐说：“你马上重抄一遍，抄好之后送到我手里。”我小心翼翼地抄了三张格格纸，即时送呈校长，他详审一遍之后拿起案上的朱笔，毫不犹豫地给打上95分，并批“全校传阅，贴堂三日”。此事很快在学校轰动开来，同学们直喊我“文豪”，说实在的，正是此事奠定了我生平酷爱诗文的基础。
　　先生多次看我写的卷子，对我书写多给以青睐。他曾多次教导我说：“作书如做人，只有端端正正才能引人爱见；字是心灵上的画，只有想到了才能表现出来；写字也须质朴，只有不加粉饰，才更能耐人品味。首先要注意字的结构，每写一笔要找准他的位置。比如写双立人，开笔要实，第二笔起笔对住首笔的中央，第三笔对住第二笔的中央，如此才会有重心，不会倾倒。”我一生铭记在心，不敢放肆。
　　我们家乡有一个特殊风俗，每逢过年，家家都要换上新“吊子”。所谓“吊子”，是农家陋室中一种典雅的装饰。就是把写好的字条或画好的画幅，用一根长绳一张接一张地横串起来，挂到与窑洞挨近的墙柜子顶上的部位，使人进门就看得新鲜，看得分明。我家的“吊子”，父亲常常是请先生为之书写，而先生从不难为。他总是选写先贤的名篇，并且注重工整，从不草率。这给我提供了课外很好的读物，兼能学习写字。有一年，先生写了长篇七字箴言，劝人处世要看得开。每逢回到家里，我都要先默读良久，以至现在我仍能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
　　在我的六堂兄士宏完婚时，先生曾撰写了一联志怀亦以致贺，其联曰：
　　择婿争传诸葛慎
　　相夫不让孟光贤
　　联的上款写着：张伯藩仁兄三公子吉席志喜，下款直书：愚弟李时光躬敬贺。并且充分地表达了他的感情：新娘子是他的外孙女儿。
　　我早晚都跑到伯父家来，赏读这副对联。它红底黑字，既有魏碑的底蕴，又有作者的情谊，隽永而潇洒，诚挚而情笃，使我深受感染，恨不据为己有。
　　那是抗战第三个年头，我来到云千上庄探望我的恩师。当我们目光相触时，先生豁然朗朗地笑起来，他拉着我进到屋里，问长问短，垂询我的一切。
　　先生早知道我考入山西国民兵军官教导团，也知道我参加了决死队，但他却不知道我曾在霍州某地一次狙击战中，险些被日军密集的炮火夺去生命。经过实战洗礼，我被越二级提升为干部。而且我总是向往着延安鲁艺。一天，我部在永和与大宁交界的黄河岸上行军，遥望对岸有一艘小船，我便招手大喊一声，想就此渡过河去，不料却被领导阻止，失去了终生最大的希望。那时我还只有17虚岁。
　　师生见面，有说不完的话，只是太阳无情地催着我向别处赶路，我只好向恩师辞别。尽管我们的相见极其短暂，却总算了却了我长久以来的心愿。此后关于先生的一切，我全无所闻。
　　如今又运去66个年头了，几度沧桑几度秋凉，然则我内心总在默默地想着李翁——我的恩师。
　　2005年7月，时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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