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上海中心”以632米刷新上海的新高度。前不久，被炒作一时的长沙“天空之城”仅开工4天就被叫停。中国似乎进入了打造摩天轮的疯狂时期，除了上海“三大厨房神器”、广东“小蛮腰”、二、三线城市的摩天楼也热得发烫。
　　人类对高楼的迷恋可以追溯到18世纪和19世纪，那时，因工业革命，城市人口飞快增长，为了节约用地，建筑物不得不向高空延伸。20世紀，摩天楼崇拜开始萌芽，帝国大厦曾经出现在无数部美国经典电影中，自由女神像与曼哈顿高楼群是自由与繁荣的象征。
　　在美国，摩天楼乃是市场经济自发选择的结果，很难看到有形之手在其中拔苗助长。如果这一趋势保持其市场属性，那么我们充其量只能从审美趣味的角度对其加以抨击。然而，在中国却并非如此，特别是在经济并不发达的二、三线城市。
　　2012年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排名前20的高楼中，10座在中国。另一个不可思议的数据来自《摩天城市报告》，全球在建的摩天大楼中有87%在中国，5年之后，中国的摩天大楼总数将超过800座，是现在美国总数的4倍，其中80%将建在经济不发达的内陆地区。
　　从建设投资的角度来看，超过300米，摩天大楼就失去了因节约用地换来的经济价值。二、三线城市对超高层建筑的追求，早已超出合理的效用边际。长沙东北一带开发的新城区就好像摩天大楼的森林，但是这些高楼都是空的，建设“天空之城”显然是非理性的投资。
　　什么力量推动着疯狂的非理性投资呢？在目前投资体制下，我们不能不把原因归结为各地主管官员的奇特心理。
　　喜好瞠目咋舌的宏大工程一向是大权在握者的狂热嗜好。自古及今，他们乐此不疲。古埃及的金字塔、古印度的佛塔，以及我国的紫禁城、天坛都是帝国权力的象征。而如今，摩天大楼已经不仅仅是地位的象征，更是发展的象征。大干快上，力争最高。雨后春笋般的高楼意味着跨越式发展，至于科学不科学倒在其次了。所谓的高楼迷信，其实质无非是权力迷信，摩天大楼气势宏伟，正好符合某些领导的官本位口味。
　　心理学研究表明，压抑和被压抑这两种力量相互妥协，会产生某些带有象征意义的替代物。也只有被压抑的才需要被象征。这就能够解释，为何中国的摩天大楼80%将建在经济不发达的内陆地区。
　　我们当然知道官员们，特别是二、三线城市的官员们承受的巨大的政绩压力和升迁诱惑。眼看着一线城市天天变脸，这个中心，那个CBD，漫步其间犹如刘姥姥闯进大观园，怎么能不自卑呢？眼瞅着别人政绩不断刷新，怎么能不着急呢？“刘姥姥”凭什么不想把自己整容成“国际章”呢？二、三线城市打造摩天楼的攀比心理就是来自这种东施效颦的赶超心态。
　　人们很容易被具象的东西所迷惑，把表面的东西作为经济增长的衡量标准，这不仅是形式高于实质，更是倒果为因的自欺欺人。在中国，似乎有一种越偏远不发达地区其政府办公楼越奢侈豪华的趋势。当这些主管官员陷入了虚荣的迷思，就会影响认知，倒置因果关系，以为修建了摩天大楼就能发展经济。我们知道，恢宏的高楼大厦不过是经济成长的结果，而非原因。正是因为这些心理躁狂，才上演了一出出荒诞可笑的地标建筑竞赛。
　　摩天大楼并非在中国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与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依赖于真实的经济发展的程度，需要市场的自主决策。摩天大楼不应该成为政绩表现、掩盖真实经济水平的手段。更不应该成为官员群体急功近利的焦躁心态的投射。当一切都围绕着政府的非理性投资转圈，最后为此买单的将是无辜的纳税人和出资者。
　　如此看来，是不是该为这些官员们来一场心理按摩？让他们看看心理医生。起码这笔花费比留下一栋栋烂尾楼和一座座鬼城的浪费要小得多。当然，更重要的是，如果适时调整那套僵硬的政绩考核，将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放权给市场消化，让行政权力阳光透明化，或许能为官员们真正减减压。
　　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种奇特的官场心态命名为巴别塔情结。巴别塔这段圣经故事说，人类企图一窥上帝的容貌，同心协力建造一座直入云霄的通天塔，与天齐高。上帝被惊动后来到人间改变人类的语言，使得人类因语言不通而分散各处，巴别塔也半途而废了。摩天大楼就是人类不断增长的欲望，而在宗教艺术里头，巴别塔被表现为中途停工的样子，象征着人类因自负狂妄而最终以混乱收场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