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有许多经历无法预知也无法回避,不管是辉煌抑或失落,平凡抑或功成名就,世事造人,人的一生难免不留下时代的印迹,在我的生命轨迹中,就有这样两段打上了时代烙印的生活记忆。
　　
　　1957年:我莫名其妙地成了“反革命”和“右派”
　　
　　现在人们说起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认为右派们都是相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便傻呼呼地“鸣放”,乱说一气,什么顾忌也没有了,奇谈怪论都出来了,结果自投罗网,撞在了枪口上。这种情况当然有,尤其是上层民主人士和大学中,这种情况可能更多些。但是许多地方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我在“整风鸣放”时没贴过大字报,也没给领导和机关提什么尖锐意见。在后来的反右派运动中,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领导想批斗的几个右派都揪出批斗了,也没我什么事儿。省委要借调一个写材料的人,还把我借到省委,给省委组织部长赵一民写材料。大约两个月后,到反右快结束时,我不在机关,机关和我也没有任何接触,就在河北日报上登出了以我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消息。虽在我意料之中,但仍很气愤,就是对一个罪犯,判刑前也得和他核对事实,允许他申辩吧?怎么我毫不知情就在报纸上公布我是反党集团的头目呢?我马上拿着报纸找到赵部长,我说我得回去了。他看了看报纸说,材料都在你手里,还得你写总结(农村整风鸣放总结),暂时不能回去。省委组织部长竟让一个右派反党集团头子继续留在身边给他写总结,这也是绝无仅有的吧!很快机关来了两个人让我立即回机关。赵部长还是说材料都在他手里,他熟悉情况,他得写完总结再走,硬是又留了我一星期。我哪里还有心写总结?草草写个初稿,便立即回机关了。
　　一进机关大院,只见满院子都贴满批判右派分子白石的大字报。机关具体领导反右的负责人立即找我谈话,满脸带着讥讽的笑容说:“我知道你是铁嘴钢牙,很长时间没动你。现在你看到了吗?生米已经作成熟饭,省委批准了,已经见报了,任凭你有八个嘴也翻不过来了,你信吗?”我说:“我信。反右已经几个月了,你们的用心我还能不明白?从早已打成右派的那几个人可以看出,你们整他们,目的就是整我,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场!”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俩是老对手了。1955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时,省委在党群口开动员大会,省委领导同志作报告时,先说了全国胡风集团情况,然后话锋一转:“别以为胡风分子都是名作家,大知识分子,都在大城市,我们这里没有。我告诉你们,今天的会场里就有胡风分子。”立即语惊四座,大家都惊呆了,全场静的很,都想听听谁是胡风分子,这个胡风分子是什么样?报告人看到引起了轰动效果,故意停顿了一下,然后得意地说:“现在还不点他的名,很快你们就会知道的。他在我们这里还当了科长,是胡风分子在河北的代理人。”我更奇怪了,党群口除省委外,就只有省工会、团省委、省妇联和省文联。这几个单位我很熟悉,省委、妇联、文联没有科这一级。工会和团省委有过科,也早已名存实亡,团省委的科长升的升、调的调,现在只有我一个科长,也只是个名义,一个兵也没有。工会保留科长名义的至多只有三、四人。我和胡风和报上公布的那些胡风分子,既不认识,也没有任何接触,当然不会想到我是胡风分子,所以只想工会那几个科长。我们两个单位是邻居,只隔一道小墙,隔墙头就可说话,经常见面,那几个人我很熟,他们能是胡风分子?可是领导既然说了,那一定有,能是谁呢?
　　万万也想不到,很快就整到了我的头上,看押、批斗、抄家。我觉得莫明其妙,我和胡风分子没有任何接触,怎么运动还没开始,就确定我是胡风分子,而且成了在河北的代理人呢?我当时十分气愤,觉得领导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人呢?从批斗中才了解到是由于陈淼的原故。我和陈淼是华北联大文学系同学,他那时是丁玲的秘书。他想下去体验生活写作,丁玲说你必须找一个合适的人代替你,他推荐了我。而且也经国家人事部同意,就要下调令。他知道我不愿当秘书,写信告诉我不要拒绝,干两年也可以要求下去,就可以专业搞创作了。这封信我爱人接到后当着几个人的面立即拆开,一看很惊奇地说:“呀!要调白石去北京。”领导知道后,说这是白石的非组织活动,无论哪里调,也不能走。
　　正赶上不久开展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说作协党内研究的问题,胡风都知道,曾对陈淼有所怀疑。因为作协内部研究的事他都知道,而且常和所谓的胡风分子有所接触。领导曾怀疑到他,让他写过材料。但他一直也没停止工作。后来反胡风运动形成席卷全国的“肃反运动。”政治运动开展之前,机关领导都会先行摸底,看看谁应该是重点人。当时团省委除领导外多是解放区来的青年小八路,儿童团时便计算了工龄,大学生极少。胡风集团多是大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文学界人士,机关大学生中学文学喜欢写作的只有我一个,尤其是前不久还有陈淼和我的所谓“非组织活动”问题,我就成了怀疑对象。机关派人去中国作协调查陈淼和我的关系,结果陈淼正被怀疑,这更证明了领导的怀疑是正确的。政治运动中都是有指标的,正愁着没那么多的目标,所以有风就是雨。搞不到规定的目标,轻则受批判,重则定成什么右倾;谁搞出了“阶级敌人”,最后不管是真是假,那都是贡献,那就是政绩。我不知道我怎样由捕风捉影的怀疑,运动还没开始就变成了“事实”。不过政治运动中,根本没法讲实事求是,讲实事求是,讲证据确凿,政治运动就开展不起来。反正动员大会上也需要制造个轰动效果,所以我就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成了胡风集团在河北的代理人了。
　　因为大会上领导并没有点名,虽然范围已经缩小到我们四、五个人之内,还傻呼呼地像没事人一样,心中没有一点戒备。我年轻幼稚,认为党是正确、真理的化身,什么事都会实事求是。那时工农干部被充分信任,知识分子、大学生多是出身不好的富家子弟,是不被完全相信的。尤其是在工农干部占主导地位占绝大多数的地方更是如此。我虽不是工农干部,但是自己认为从十几岁在大学参加革命,经受了敌人监狱、革命战火的考验,团省委刚成立时就有我,机关的老人儿谁不了解我?反革命怎么能和我挂上钩呢?
　　你不相信是一回事,但是领导在大会上宣布了,不管事实如何,那就是铁板上钉钉了,你还能跑得了?不过就这样让我承认是反革命,交待和胡风集团关系,交待反革命行动,怎么可能呢?所以运动中我一直和领导处于对立状态。起初我还是实事求是有问必答。但是看到说真话就根本不让你说下去,必须承认他们怀疑的所谓罪行。我看说什么也没用,便不再回答。有时几十人日夜连轴转的批斗,尽管人们高呼口号,喊破了天,我一句话也不说。让我写检查根本不写。所以几个月过去,机关中所有批斗重点,包括历史真有些问题的人都“解放”开始工作,我什么问题也没有,我想领导心中也知道我没问题了,但还被看押。领导运动的领导多次动员我写检查。我说我不是反革命关我斗我这么长时间,写什么检查?到底谁错了?他气势汹汹地说:难道还想让领导承认错误吗?你没反革命问题,还会有别的错误吧?随便承认些错误,你的问题就算完了,何必固执呢?我想明明是你们搞错了,还一定让我承认错误,证明领导的英明正确,你们还讲理吗?就是不写,你爱关押多久就关多久吧!后各单位运动都结束了,才无可奈何地说:你“暂时”回去工作吧!当时我不知道陈淼有没有问题,交待了什么,如果真有问题,我受怀疑那就有口难言了。所以也不好找领导追问,只好糊里糊涂地“暂时”工作。很快我从报上看到陈淼发表了文章。还注明他是鞍钢一个炼钢厂的党委副书记。我心里有底了,他没任何问题,领导扣到我头上的罪名,也就没有任何根据了。运动中抄家从我笔记本找到的那些“比胡风还胡风”的所谓思想问题文艺理论问题,我自信根本不是问题。同时我也知道了毛主席针对“肃反”运动说:“在什么范围内搞错的在什么范围内纠正。”我找领导说我的问题还是“暂时”回部工作,应该作出结论。领导说:我说过“暂时”回部工作了吗?根本不认账。然后又和稀泥说,一个党员把生命都交给组织了,领导有怀疑审查审查,没问题就完了,还作什么给论?你现在是部里的党小组长,谁还会认为你是反革命?
　　在我多次要求下,出了几个结论,我都不同意,不签字。最后在人们劝说下,我才同意了不说为什么审查的原因,只说经审查没有任何问题的结论。肃反中那样和领导对立,就是不写检查;作结论时又多次不同意。在领导的印象里我是个什么形象可想而知了。反右运动一来,预先摸底时,我当然是逃不掉的。又加我的问题虽然作了结论,但是又不按中央要求的在一定范围公布。这又给我留下了祸害。1957年“整风鸣放”时,号召大家给领导提意见,各部室党组长汇报时我参加了,各部室不少人对我这件事不满。都说“肃反”时把白石整那么厉害,关那么长时间,到底为什么?领导一直也没个说法。按当时规定最后领导对群众提的意见是必须公开回答的,领导感到很被动。但形势发展很快,来了个180度的转变,从“和风细雨”的“整风”,变成“粗风暴雨”的“反右”了。领导有话说了:“前些日子各部室都为白石鸣不平,这能是偶然的吗?没有人煽动串通能是这样子吗?”具体主持“反右”的还是主持“肃反”的那个人,我知道这样说暗指这背后煽动串通的就是我。不过反右几个月后还没动我,但是把平时和我关系较好又替我鸣不平的几个爱好文艺的都打成右派了,其中也包括我妻子,最后的目标指向谁已经很清楚了。所以前边说我从省委工作组回到机关,那个领导和我一谈话,我就说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场,我们俩是老对手了。
　　为什么反右那么长时间没动我呢?因为鸣放中我没提什么尖锐意见,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几句应付一下。倒不是我有什么先见之明,早防着反右这一招,而是我对机关领导灰心了,知道他们是不会承认错误的,提什么也没用,说那些干什么?干惹他们生气。反右开始后,他们抓不住什么把柄,又知道我的个性,一般凭恐吓、批斗他们是搞不出什么口供的。所以便想在别人嘴里凭恶批强攻,让他们把我“咬”出来,制造整我的材料。但是我在机关没有事,让那几个人承认是受我指使,那怎么可能呢?所以久攻也搞不出口供来。所以趁省委借人之机把我调离机关。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他们是不相信我是“阶级敌人”的,如果是敌人他们怎么敢把我送到省委领导身边呢?把我调离完全是运动中的权术需要。那几个人看我不在机关,便认为我也被关起来了。终于有两个人承认受我指使为我鸣不平,还编造了我们串联过,而且要夺取青年报社领导权。尽管两个人斗厉害了承认,过后又推翻,其中有个人还两次自杀。但领导认为有两个人的口供便可定案,立即向省委汇报发现一个企图篡夺领导权的反党集团。省委批准并且见报后,这才对我下手。经省委批准是领导说的,是不是批准了,还是先斩后奏我都怀疑。见报是在1957年10月,批斗我几个月,在机关看押,直到半年后,1958年3月5日送我去劳教,但上级批准我开除党籍却是我劳教一个半月以后的1958年4月26日。另外说我篡夺领导权,想当《河北青年报》副总编,也是不合情理的。这是根据那两个人(登报时只有两个人承认受我指使)的口供说的。那两个人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在鸣放以前很久,领导已和我谈话,提我宣传部副部长,已报省委。当时干部冻结,没马上批,但领导已让我到副部长屋里办公。团省委1979年复查结论中也承认这一点。结论中说:“原定组织小集团篡夺青年报领导权问题依据不足。唯一的根据就是×××、……三人的交待材料。从调查和他们的申诉材料看,由于他们屈服于当时运动的压力,加之诱供,各自编造了假材料。交待又推翻,推翻又交待。这些材料相互矛盾。同时反右运动中白石未在机关,……直到报上登了……反党小集团消息后,白才被调回。从当时情况看,团省委准备提白石为宣传部副部长(已按副部长使用),副部长职务较河北青年报副总编职务并不低下,不存在什么‘反党方案’。”这些情况机关领导比谁都清楚,但硬是逼供诱供,制造这个反党集团。
　　我回单位后,主持反右的领导带着胜利的讥讽,说你有八个嘴这案也翻不了的开场白以后,对我还算客气:“领导知道你有文化、有能力,是机关的工作骨干,只是脾气太固执了。事情已经很清楚,你想翻案是没可能了,领导还是尽量挽救你。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从宽的道路。只要你承认个错误,处理会很轻很轻,咱们还继续在一起工作;另一条是从严的道路。你还像以前那样固执,不承认任何错误,处理会很重很重,重到你根本想像不到的程度。现在不要求你回答,给你一两天时间,认真考虑考虑,这可是涉及终身的大事,希望你为自己的前途为你的家庭认真考虑以后再回答。”
　　我马上说:“不用考虑了,我选择从严的道路。”我为什么这样强硬,不知道这样做的危险吗?我知道。但是觉得机关这种作法太无理太霸道了。对我连问也不问,我毫不知情,只恁逼出的口供就定案见报,我怎么能容忍这种事情呢!
　　他听到我这种回答,十分惊讶。他本来是一个很会作戏的人,但这次这个惊讶是真的,他根本没想到这么快我就直截了当地说选择从严的道路。马上说:“你怎么能这样呢?难道你不相信我说话是真诚的?”
　　“相信!我这话也是真诚的。”我开始就这样对抗,从严处理是免不掉的。但是当时我正如他说的那样,真没有想到严到几十年过着劳改和暗无天日的日子。我想顶多把我开除,我到农村去种地,也比在机关屡受窝囊气好。而且当时还幼稚地坚信毛主席说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觉得这是机关借机整人,在这里已没理可讲,离开这里我就可以找到说理的地方。
　　我完全错了,谁会想到成了“阶级敌人”,会被劳改、专政二十多年!不过我绝不后悔当时采取的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时光倒流,遇上这种情况,我还会采取当时那种态度。因为我知道,只要瞎话一开口,你承认了反党集团,他们就会没完没了地追下去。后来对我的批斗中,已经看出了主持批斗人的意图是借机消灭他的竞争对手。他明说凭你们几个小干部想夺取领导权是不可能的,你们后面还有后台,你只是要当副总编,你心目中的总编也有了。这就明显地是要扩大反党集团的范围,而且具体目标已经有了,就是和他一样是常委的人。下一步要晋升,那人将是他强劲的对手。如果你违心承认了这个后台,那又会说你们这几个人太少,夺不了权,还串连了谁,……所以只要瞎说,就不仅害己,而且必然要害人。我认为一个人,尤其是作为有较高文化的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不能泯灭良知,看风使舵,歪曲事实,对自己乱说一气,对别人落井下石。自己瞎说了,就必然对别人落井下石。你瞎编的口供,就是对别人所谓的“罪行”提供了证据。虽然我绝没想到这个问题的解决会拖这么长,但我始终相信我们党内有那么多有识之士,不能长期是非颠倒,黑白不分。时代也会前进,这些问题终究会得到解决的。
　　应该感谢改革开放,我终于等到解决的这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