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些古旧的瓮，摆在院中或墙脚；也有的放在客厅、书房里。
　　有时候买了花，或在院中剪下了竹篁野草什么的，便一大把插在瓮里。
　　大口瓮适合插一丛一丛的雏菊、茉莉，有丰厚浓密的叶子托着，花不敞开，显得烂漫一片。
　　小口瓮适合插有细长枝茎的百合、萱草或晚香玉，瓮口约束着枝干，上面的茎叶与花向四处纵态伸开，可以看出线条的错落扶疏。
　　不插花的瓮也好看，敦厚的瓮身，质朴的胎釉，张着一个无声的口，好像有许多询问与期待。
　　有时把瓮放在檐脚，积贮了雨水，造形和声音都似音乐；山上夜里风大，四野阒寂，风竟在瓮口回旋，使我想起古代一种叫做“埙”的乐器。
　　把瓮倒转过来，还可以充当放花钵的台座，也像敦厚稳重的瓮胜任的工作。
　　台湾早期的居民有用瓮做墙、做围栏的，我在鹿港看过几处：把一排瓮嵌在土墙里，或间隔成柱栏，形成特殊的造形，有拙朴的趣味。
　　礼记中有“蓬户瓮牖”的记录，以破瓮嵌在墙中充当窗牖，在中国民间大约是有久远历史的了。
　　小时候几乎家家都有一个瓮，放在后门口墙脚跟下，用来贮放废弃的食物，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馊水罐。邻近养猪的人家，傍晚饭后，便一家一家搜罗。把一瓮一瓮的馊水倒进大缸里，用板车载着拉走。
　　记得母亲腌菜、制豆腐乳、酿酒，也都是用这一类土瓮，只是因为不同的作用，有时叫它们坛子，有时叫它们瓦罐罢了。
　　这一类现在统称为“瓮”的坛子、瓦罐、土缸，原来是民间极普通常用的器物。因为普通常用，不能太昂贵，也不刻意雕凿装饰，它们用泥土粗粗抟成坯，草草上一层釉，在柴窑里低温烧了，便算了事。
　　大多数的瓮，在抟土成形时，还留有手掌抚拍的痕迹，又或许用竹篾、草席衬垫过，留有不经意的编织物印压的图纹；而那草草刷过的釉液，未经修饰，自然的流痕也一一凝定在器表上了。
　　我到水里看过民间尚保留的一些制土瓮大缸的窑厂，那些师傅一面和来客谈笑，一面抟一团土，重重摔在辘轮上，借助辘轮的旋转，匠人的手在泥团中压出了凹痕，凹痕慢慢加深扩大，四壁的泥变薄，向上升起。随着辘轮的旋转，随着匠人手在泥土上的抚揉提携，那圆胖的瓮身像佛一样成形了，从底部微微升起、鼓大、收口。每一个瓮都像一尊佛，被敬重地从辘盘上取下，一行一行，放在檐下阴凉的地方坐着。
　　大部分的瓮，因为不刻意修饰，留有揉制时的裂纹，釉料也因为火度不高，容易磨蚀，露出粗拙的胎土来；甚至有些瓮身并不机械性的准确，它们似乎歪斜着，犹留有人的姿态与表情。
　　我有许多喜愛土瓮的朋友，他们站在一尊安静的瓮前，也歪斜着头，露出微笑欣赏的表情，好像那瓮自在舒适，他们也便心中喜悦了。
　　其实，陶瓮在技术与材质上是远比不上精制的瓷器的。
　　瓷器中的精品如宋代的汝窑、定窑或龙泉，把土的质地，经由研制、高温、华美的釉的莹润，提炼出如玉般的精华；胎薄而细，坚硬如石，釉彩斑斓，敲起来有铿锵如金属的声音。
　　瓷器追求着玉的贵重与精致，而陶瓮却守着它“土器”的本分。土瓮像歌咏队中的低音手，持续着沉稳厚实如大地的声音；宋瓷则是借着这沉稳厚实往上翻腾激越的高音，它要脱尽土气，享有玉的尊荣。
　　几千年来，从半坡、马家窑、庙底沟到台湾的乡间，土瓮仍是土瓮，它们毫不掩饰土的本质，它们厚重、温暖、粗拙，它们自有华丽的瓷器不可凌夺的自在与大方。
　　随着台湾城镇形态的改变，原来家家户户都有的瓮忽然不见了。
　　瓮悄悄地从各个角落消失，被忙着搬迁改建的人家遗弃，被兴奋于现代化的人们遗忘；有的被打碎了，和砂石建材混合，做了新厦衬垫的地基。
　　瓮已成了历史的遗址，被深埋在地下，被人们淡忘了。
　　当巨大的现代建筑接二连三完成之后，在繁华的都市，人们忽然又想念起以前土厝边那些笨拙安静的瓮来了。
　　瓮——以前用来装馊水、腌菜、制酱的土瓦罐，在都市劫余之后，被人们珍惜了，有的竟被标了高价，供在橱柜中出售。乡下人偶然走过，认出那是装馊水剩菜的瓮，便掩口笑了，也许他们要嘲笑都市人的傻吧。他们自然不了解，都市人要借一只土瓮找回许多轻易丢失的东西啊！
　　无论如何，瓮却的确是最好的花器，大部分的花瓶太过刻意做作，难得像土瓮这样简单朴拙，从来不抢花的主题。
　　古人说不自美才是真正的美，也许说的便是土瓮这样的器物吧。
　　当花萎谢遗弃之后，瓮回复了它自己，它静静地在几案上，不打扰房中的一切，仿佛一个可以倾听心事的朋友，可以依靠，也可以包容。
　　我的瓮，几只是捡来的，几只是朋友的赠品。
　　（选自台湾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尔雅散文选第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