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功用论是儒家文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共通点，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在文艺功用思想方面有着一脉相承的延续性。本文主要关注《荀子》功用文艺观的表现和发展。就功用思想来讲，孔子和荀子之间的主张相近，但并不雷同，挖掘《荀子》功用思想的重点也是本文的重点所在。
关键词：《荀子》 功用思想 政教 礼乐
引言
荀子强调实效，所以他引法入儒，以“礼法”为核心建构文体功用的价值体系。可以说，荀子功用思想的构建是以性恶论而发端，以政教为目的的。在具体构建过程中，荀子继承了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也就是荀子构建了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文艺思想体系。荀子的功用思想既有别于儒家的“中庸适为”，也有别于道家的“清静无为”，也并非墨家和法家的“中庸适为”，而是集各家之所长的独特思想价值体系。从某种意义来讲，《荀子》实现了对先秦文艺观的继承和超越，充分展现了其功用思想的价值独特性。
一、《荀子》文艺观的形成
研究《荀子》的功用思想，剖析其价值体系的核心是本文的立足点，而在此之前，有必要阐明荀子文艺观的核心精神。通过对先秦理性精神和文化的深入阐释，构建功用的思想内涵和外在文学表征发现，《荀子》文艺观的核心精神就是对文学功利的追逐，简单地说，就是功用思想。而功用性也是《荀子》文艺思想的核心所在，因而对荀子文艺观的核心精神的阐发，能够更加明确《荀子》文艺观中功用思想的缘起，也可以厘清《荀子》功用思想体系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荀子功用思想的形成聚合了各种因素，包括历史因素、政治因素、时代因素、审美因素、人格因素等等，是多维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探究荀子功用思想产生的文化原因，以此来实现对荀子文艺观的核心精神的审美追寻。首先，荀子功用思想的形成具有历史性。在当时风起云涌的战国时代，思想家的著书立说必须要符合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需要，荀子在其功用思想价值体系的构建中，改变了传统儒家学说那种“迂远而阔于世情”的经院性，更多地展现出强调实效，紧贴政道的浓厚的功利色彩。应该说，荀子功用思想的形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其次，荀子功用思想的形成具有文化必然性。荀子作为儒家文化传承脉络中的重要一点，自然地传承了儒家“礼乐”文化下社会构建理想，再加上时代和历史的推动，使得荀子以礼乐教化来克制“人性之恶”的意识日益强烈，从这一角度来讲，荀子功用思想的形成是一种文化的必然。再次，荀子功用思想的形成具有主体性。荀子作为具有渊博知识的思想家，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一种独有的忧患意识和人格理想。他高瞻远瞩、强调实效，根据政道教化的现实需要向君主宣扬自己的王霸之道，也展现了其强烈的治世安邦的愿望。这是荀子本身所具有的忧患意识，同时也是在礼乐社会构建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一种人格理想和魅力。荀子主张用礼乐教化人们，规范人性之恶，实现人格理想之下的礼化社会，让整个社会文化实现和谐平衡之美。最后，荀子功用思想的形成具有策略性。荀子功用思想是一种面对困难解决实际问题的策略，荀子想通过礼乐教化来实现对人性的规训和文化表达，功用思想的形成是荀子文艺思想体系的核心策略，而对人性规训的体系引入能够为实现荀子礼化社会的构建奠定坚实基础，也是为了公用策略的有效性而正名顺言。
可以说，荀子的文艺观不仅形成了功用思想的价值体系，同时形成了审美表达的个性化特性。荀子的文艺观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功用特性，例如，荀子的教化理论具有明显的目的性，就是规范人性之恶，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由此便不难看出其惩恶扬善的背后是明显的功用性。再有，荀子对礼乐社会的构建也有着明显的公用性，荀子以“群分”思想为旨归构建礼化社会的等级格局，并主张“长幼有序、贵贱有等”的社会体系，充分体现了功用性和目的性。此外，荀子在文艺表现方面对“文”的重视，对文体的人工雕饰之美的追求都体现了他文艺观的核心精神，即功用性。所以，荀子文艺观的核心精神是进入其文艺思想体系的关键，而对于荀子功用思想的理论阐释，也能够建构起全新的荀学研究视阈。
二、《荀子》功用思想的特质
在荀子功用思想价值体系的构建过程中，首先以性恶论为发端，明确揭露人性之恶和现实存在问题，并试图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荀子希望以教化方式对人性之恶进行规范，实现由恶到善的转变，他主张以不同的教化方式，包括礼教、乐教、诗教和言教等，达到共同教化的效果，实现文艺的社会教化功能。荀子希望在教化理论的引导之下，通过积极地构建实现整个社会的善化，并由此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化。可以说，不管是哪一种教化方式，其根本目的和旨归都是政教，也正是对这一主题的不断强调和应用使得荀子文艺观的功用色彩和目的性更加浓厚。事实上，荀子所主张的教化理论和策略离不开其“政道”，荀子试图构建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社会秩序，表面是在求善尽美，但最直接的目的是他个人的政治主张的实践，换句话说，荀子的教化理论是以儒家入世思想和为君所用的哲学的政治目的为基础的，尽管荀子在这一建构过程中把自己的根本旨归设为社会秩序的向善向美，但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荀子政道观的建功立业、治世安邦基础上的。战国时期的学术界，将“政道之行”视为学术思想得以流行和推广的有效途径，所以荀子在自己的理论中反复强调“王制”、“王霸”等政道思想，同时以对君臣之道、夫子之道等不同身份的要求设定来构建起正道策略体系，推崇“致仕隆兵”，进而实现“强国法行”的社会构建之目的。这其中体现出来的人心之善、人性之美、社会之善以及礼乐之象，全都是荀子对文艺的本质理解和阐释。可以说，荀子以功用目的来诠释文艺的审美，借以实现文艺实践的学术主张，构建起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文艺思想价值体系。在此基础之上，荀子又以诗论来补充和完善其功用性的文艺思想体系，荀子诗论体系的构建，以及荀子在《赋》篇中所表现出来的非功用性文艺观，都在较高的层面上补充和完善了荀子文艺观的核心精神——功用思想。而这一切又反过来表達了荀子对文艺功用思想的完满诠释。
三、《荀子》功用思想的超越性 儒家的文艺观具有非常强的功用性特征，注重和强调文艺要有利于政教。荀子文艺观中的功用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创新。比如，荀子对文艺在“观”方面的认识，指出“乱世之征，其服组，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慝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治世反是”，很显然，这是思想基于孔子“诗可以观”。而他主张的音乐能够映射时代这一点，对后来汉代的《礼记·乐记》和《毛诗序》都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礼记·乐记》中的“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行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可以说，这种思想完全源于荀子对音乐的认识。而这段话又近乎原封不动地出现于《毛诗序》中。
荀子继承了孔子诗可以“兴观群怨”的思想，并对文艺的社会功用性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孔子在的论《诗》充分体现了其文艺功用思想，而《荀子》中也有很多论《诗》地方，在此不一一赘述。除了诗教之外，荀子还将功用思想延伸到其他的文艺形式，其中最重要和便是音乐。在有关音乐起源的问题上，荀子提出“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导之，使其声乐不流，使其文辨而不愢。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他明确指出，音乐的制作目的带有明显的功用色彩。而音乐制成后在音乐功效的阐释方面，更能看出荀子的文艺功用思想：
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其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庄焉；习其缀兆，要其节奏，而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出所以征诛也，入所以揖让也，其义一也。出所以征诛，则莫不听从；如所以揖让，则莫不从服。故礼乐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
——《乐论》
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知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而饰节者也，和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
——《乐论》
荀子将音乐的功效上升到强兵、安民和安邦的高度，相比于孔子，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音乐，荀子对各种文字和文艺的功用性都有论及。比如，在《仲尼》篇中对“文”的論述：“緌然成文，以示天下，而暴国安自化也。”还有对文学功用性的论述：“虽庶人之子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等这些都是荀子文艺观中功用思想的体现。
总之，从文艺对国家和个人的功效和作用来看，全都体现了荀子强烈的文艺功用思想。对于儒家思想，特别是对荀子功用文艺观要以辩证的眼光看待。用现代批评术语来讲，文艺终究是一种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根本无法起到决定性影响和作用，过分强调文艺的功用性本身就不合理。从正面意义上来讲，荀子的功用思想拉近了文人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文本内容较之纯粹的言情作品会更加饱满。因此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文学理想没有得到实现，但是其作品却可以跨越千载依然熠熠生辉，客观地讲，其成功离不开作品中对现实的关注，也逃不掉荀子的文艺功用性范畴。语
参考文献
[1]邱立汉.谈荀子对传统文学观的理论贡献[J].龙岩学院学报，2011（01）.
[2]刘延福.“天生人成”与道德叙事——论荀子叙事观的理论旨归[J].江西社会科学，2010（01）.
[3]刘延福.荀子“天生人成”思想与其诗乐观[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
[4]杨艾璐.荀子功利文艺思想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13.
关键词：《荀子》 功用思想 政教 礼乐
引言
荀子强调实效，所以他引法入儒，以“礼法”为核心建构文体功用的价值体系。可以说，荀子功用思想的构建是以性恶论而发端，以政教为目的的。在具体构建过程中，荀子继承了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也就是荀子构建了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文艺思想体系。荀子的功用思想既有别于儒家的“中庸适为”，也有别于道家的“清静无为”，也并非墨家和法家的“中庸适为”，而是集各家之所长的独特思想价值体系。从某种意义来讲，《荀子》实现了对先秦文艺观的继承和超越，充分展现了其功用思想的价值独特性。
一、《荀子》文艺观的形成
研究《荀子》的功用思想，剖析其价值体系的核心是本文的立足点，而在此之前，有必要阐明荀子文艺观的核心精神。通过对先秦理性精神和文化的深入阐释，构建功用的思想内涵和外在文学表征发现，《荀子》文艺观的核心精神就是对文学功利的追逐，简单地说，就是功用思想。而功用性也是《荀子》文艺思想的核心所在，因而对荀子文艺观的核心精神的阐发，能够更加明确《荀子》文艺观中功用思想的缘起，也可以厘清《荀子》功用思想体系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荀子功用思想的形成聚合了各种因素，包括历史因素、政治因素、时代因素、审美因素、人格因素等等，是多维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探究荀子功用思想产生的文化原因，以此来实现对荀子文艺观的核心精神的审美追寻。首先，荀子功用思想的形成具有历史性。在当时风起云涌的战国时代，思想家的著书立说必须要符合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需要，荀子在其功用思想价值体系的构建中，改变了传统儒家学说那种“迂远而阔于世情”的经院性，更多地展现出强调实效，紧贴政道的浓厚的功利色彩。应该说，荀子功用思想的形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其次，荀子功用思想的形成具有文化必然性。荀子作为儒家文化传承脉络中的重要一点，自然地传承了儒家“礼乐”文化下社会构建理想，再加上时代和历史的推动，使得荀子以礼乐教化来克制“人性之恶”的意识日益强烈，从这一角度来讲，荀子功用思想的形成是一种文化的必然。再次，荀子功用思想的形成具有主体性。荀子作为具有渊博知识的思想家，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一种独有的忧患意识和人格理想。他高瞻远瞩、强调实效，根据政道教化的现实需要向君主宣扬自己的王霸之道，也展现了其强烈的治世安邦的愿望。这是荀子本身所具有的忧患意识，同时也是在礼乐社会构建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一种人格理想和魅力。荀子主张用礼乐教化人们，规范人性之恶，实现人格理想之下的礼化社会，让整个社会文化实现和谐平衡之美。最后，荀子功用思想的形成具有策略性。荀子功用思想是一种面对困难解决实际问题的策略，荀子想通过礼乐教化来实现对人性的规训和文化表达，功用思想的形成是荀子文艺思想体系的核心策略，而对人性规训的体系引入能够为实现荀子礼化社会的构建奠定坚实基础，也是为了公用策略的有效性而正名顺言。
可以说，荀子的文艺观不仅形成了功用思想的价值体系，同时形成了审美表达的个性化特性。荀子的文艺观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功用特性，例如，荀子的教化理论具有明显的目的性，就是规范人性之恶，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由此便不难看出其惩恶扬善的背后是明显的功用性。再有，荀子对礼乐社会的构建也有着明显的公用性，荀子以“群分”思想为旨归构建礼化社会的等级格局，并主张“长幼有序、贵贱有等”的社会体系，充分体现了功用性和目的性。此外，荀子在文艺表现方面对“文”的重视，对文体的人工雕饰之美的追求都体现了他文艺观的核心精神，即功用性。所以，荀子文艺观的核心精神是进入其文艺思想体系的关键，而对于荀子功用思想的理论阐释，也能够建构起全新的荀学研究视阈。
二、《荀子》功用思想的特质
在荀子功用思想价值体系的构建过程中，首先以性恶论为发端，明确揭露人性之恶和现实存在问题，并试图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荀子希望以教化方式对人性之恶进行规范，实现由恶到善的转变，他主张以不同的教化方式，包括礼教、乐教、诗教和言教等，达到共同教化的效果，实现文艺的社会教化功能。荀子希望在教化理论的引导之下，通过积极地构建实现整个社会的善化，并由此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化。可以说，不管是哪一种教化方式，其根本目的和旨归都是政教，也正是对这一主题的不断强调和应用使得荀子文艺观的功用色彩和目的性更加浓厚。事实上，荀子所主张的教化理论和策略离不开其“政道”，荀子试图构建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社会秩序，表面是在求善尽美，但最直接的目的是他个人的政治主张的实践，换句话说，荀子的教化理论是以儒家入世思想和为君所用的哲学的政治目的为基础的，尽管荀子在这一建构过程中把自己的根本旨归设为社会秩序的向善向美，但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荀子政道观的建功立业、治世安邦基础上的。战国时期的学术界，将“政道之行”视为学术思想得以流行和推广的有效途径，所以荀子在自己的理论中反复强调“王制”、“王霸”等政道思想，同时以对君臣之道、夫子之道等不同身份的要求设定来构建起正道策略体系，推崇“致仕隆兵”，进而实现“强国法行”的社会构建之目的。这其中体现出来的人心之善、人性之美、社会之善以及礼乐之象，全都是荀子对文艺的本质理解和阐释。可以说，荀子以功用目的来诠释文艺的审美，借以实现文艺实践的学术主张，构建起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文艺思想价值体系。在此基础之上，荀子又以诗论来补充和完善其功用性的文艺思想体系，荀子诗论体系的构建，以及荀子在《赋》篇中所表现出来的非功用性文艺观，都在较高的层面上补充和完善了荀子文艺观的核心精神——功用思想。而这一切又反过来表達了荀子对文艺功用思想的完满诠释。
三、《荀子》功用思想的超越性 儒家的文艺观具有非常强的功用性特征，注重和强调文艺要有利于政教。荀子文艺观中的功用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创新。比如，荀子对文艺在“观”方面的认识，指出“乱世之征，其服组，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慝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治世反是”，很显然，这是思想基于孔子“诗可以观”。而他主张的音乐能够映射时代这一点，对后来汉代的《礼记·乐记》和《毛诗序》都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礼记·乐记》中的“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行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可以说，这种思想完全源于荀子对音乐的认识。而这段话又近乎原封不动地出现于《毛诗序》中。
荀子继承了孔子诗可以“兴观群怨”的思想，并对文艺的社会功用性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孔子在的论《诗》充分体现了其文艺功用思想，而《荀子》中也有很多论《诗》地方，在此不一一赘述。除了诗教之外，荀子还将功用思想延伸到其他的文艺形式，其中最重要和便是音乐。在有关音乐起源的问题上，荀子提出“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导之，使其声乐不流，使其文辨而不愢。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他明确指出，音乐的制作目的带有明显的功用色彩。而音乐制成后在音乐功效的阐释方面，更能看出荀子的文艺功用思想：
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其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庄焉；习其缀兆，要其节奏，而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出所以征诛也，入所以揖让也，其义一也。出所以征诛，则莫不听从；如所以揖让，则莫不从服。故礼乐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
——《乐论》
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知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而饰节者也，和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
——《乐论》
荀子将音乐的功效上升到强兵、安民和安邦的高度，相比于孔子，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音乐，荀子对各种文字和文艺的功用性都有论及。比如，在《仲尼》篇中对“文”的論述：“緌然成文，以示天下，而暴国安自化也。”还有对文学功用性的论述：“虽庶人之子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等这些都是荀子文艺观中功用思想的体现。
总之，从文艺对国家和个人的功效和作用来看，全都体现了荀子强烈的文艺功用思想。对于儒家思想，特别是对荀子功用文艺观要以辩证的眼光看待。用现代批评术语来讲，文艺终究是一种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根本无法起到决定性影响和作用，过分强调文艺的功用性本身就不合理。从正面意义上来讲，荀子的功用思想拉近了文人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文本内容较之纯粹的言情作品会更加饱满。因此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文学理想没有得到实现，但是其作品却可以跨越千载依然熠熠生辉，客观地讲，其成功离不开作品中对现实的关注，也逃不掉荀子的文艺功用性范畴。语
参考文献
[1]邱立汉.谈荀子对传统文学观的理论贡献[J].龙岩学院学报，2011（01）.
[2]刘延福.“天生人成”与道德叙事——论荀子叙事观的理论旨归[J].江西社会科学，2010（01）.
[3]刘延福.荀子“天生人成”思想与其诗乐观[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
[4]杨艾璐.荀子功利文艺思想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