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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曾为五经之首，长期以来诗云就是王道精神的体现。新近几十年来，我们从文体学角度将其定位为第一部诗歌总集，是我国诗歌的源头。我国文学以诗文为本位，《诗经》的地位当然就很重要了。一般将《诗经》的成书说成是搜集，有献诗、陈诗、采诗说。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结论，《诗经》是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但是，这样的表述不太准确。
礼乐是古代圣贤治理国家最理想的方式，目的是长治久安，礼为天地之序，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诗经》是礼乐作品，就是按照这样的目的制作的。但“五帝之不同礼，三王亦又不同乐”，因此礼乐有一个动态调整的机制，所以《诗经》有不同的版本。后人发现的逸诗是《诗经》之外的无算乐，而不是《诗经》的逸失。
根据《尚书》，尧舜禅让时候用的乐是《卿云歌》，诗的名称出自舜，是三大礼之一，而礼乐代表国家意志，因此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诗的概念产生后，歌就作为个人或民间表达的艺术形式了。春秋时候孔子还强调，只有天下无道，礼乐征伐才自诸侯出。这实际上划分了当代流传的《诗经》一个边界，即一部分是天子礼乐，还有一部分是诸侯自己制作的礼乐。这是就出处说，后人又以讽劝分出正变二体。诸侯礼乐主要是出现在公元前770年，礼崩乐坏平王东迁以后。因此诸侯礼乐有朝廷赏赐和诸侯自作两种。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诸侯成百上千，但只有十五國风的原因。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私家讲学，改变了学在官府的体制，诗歌逐步成为大众文化。所以，《诗经》没有民歌。礼乐是神圣的，除了天子诸侯礼乐以外，文献中可查的只有魏绛等极少数获得礼乐赏赐的例子。
古人认为，《诗经》承载了三皇五帝的王道，现在看来其中确实有写到三皇五帝的功德，但没有整篇的。《诗经》中最早的是商颂，是周太师从孔子的先祖正考父那里拿到，但是存在着争议。有的认为是殷商时代的作品，有的认为是西周初期宋国的作品。原因是《诗经》作为周代的礼乐不可能去祭祀殷商的祖先。我认为，这只是推测，不符合证据学的原理，属于无效议论。第一，殷周同祭，他们有共同的文化和血缘关系；第二，“周初几乎全盘继承了殷人祭祖礼仪的名称”（
刘雨《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礼》，《考古学报》1989年第4期）。包括做法。第三，根据《国语》正考父给周太师的是十二篇，大部分被删除了，而诸侯当时是不允许制作礼乐的，那就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商颂就是殷商时代的礼乐。那么《诗经》实际的写作时间是商周时期一千多年的时间，而不是西周到春秋中期。
《诗经》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周代以前的作品，整篇的除了商颂以外，还有周代建国前的作品，如《豳风》。另外，还有周代建国前、建国后直接创作的作品。有名姓可考的主要有周公、尹吉甫、许穆夫人、庄姜等。其中尹吉甫和周公最多。献诗采诗陈诗已经是常识，但是作诗讲的少，所以重点说说创作。按《尚书·周书·金滕》说：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
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尚书·周书·微子之命》说：
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献诸天子。王命唐叔，归周公于东，作《归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根据《左传》《吕氏春秋》，周公六年洛邑告成，这是周代《诗经》的第一个本子。其中大武乐组诗就出自周公之手，并且根据需要在翦商大武乐的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改编。按《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说：
郑之入滑也，滑人听命。师还，又即卫。郑公子士、泄堵俞弥帅师伐滑。王使伯服、游孙伯如郑请滑。郑伯怨惠王之入而不与厉公爵也，又怨襄王之与卫、滑也，故不听王命而执二子。王怒，将以狄伐郑。富辰谏曰：“不可。臣闻之，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刑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如是，则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郑亲，其若之何？庸勋亲亲，昵近尊贤，德之大者也。即聋从昧，与顽用嚚，奸也大者也。弃德崇奸，祸之大者也。郑有平、惠之勋，又有厉、宣之亲，弃嬖宠而用三良，于诸姬为近，四德具矣。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狄皆则之，四奸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扞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于是乎又渝周、召以从诸奸，无乃不可乎？民未忘祸，王又兴之，其若文、武何？”王弗听，使颓叔、桃子出狄师。（
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事情发生在公元前636年，邵穆公组织宗族作诗，诗见《小雅》中的《鹿鸣之什·棠棣》。既然新作的诗也叫诗，说明并没有和《诗》曰的礼乐诗区分。将诗的章节用章来表示，已经失去了章为十首音乐作品的本义，那么《诗经》编订时用之什来区分，原因就在这里。就作者情况看，凡是诸侯或者宗族写作的诗歌都进入了雅诗，而所谓某地人作诗，收入《诗经》中都是入风诗，所以风雅的区分不仅在于荐献物品的贵贱，也不仅与天子的赏赐或郑玄说的所谓演奏地点（乡乐）有关，或者适用，还与作者的身份有密切的关系。
由上述可以看出，《诗经》的作者有集体创作，也有个人创作，但是，并不是创作以后就可以成为礼乐，而是要经过必要的程序。
献诗和陈诗主要是职务要求，与巡守等王事有关。面向社会的是采诗。《汉书·艺文志》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采诗负责的是行人，但行人这个职务官员并不多，所以主要靠鳏寡孤独的老人。我国很早就确立了养老制度，鳏寡孤独都是养老对象，但是这些人养起来并不是单纯地养，还要发挥他们的作用。《礼记·内则》言：“凡养老，五帝宪，三王有乞言。五帝宪，养气体而不乞言，有善则记之为惇史。三王亦宪，既养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礼，皆有史。”这些被养的人需要将自己的经验告诉后代，还要承担了解民情的任务，采诗即其中之一。《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中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子六十，女子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天子。” 这些从民间搜集的作品，需要录制成文字，还要配乐舞，歌乐舞三位一体的才是诗。但是，这样的诗只是成体，要正式确定其成为礼乐还需要天子的命令，所以一路呈送，这个过程就是成体形成过程。天子同意的就是制体，那才能进入礼乐行列，成为诗。就这一点说，诗确实有民间的成分，但是经过了系列的处理锤炼，所以不能称为民歌。
又《史记·燕召公世家》说：“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人民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
司马迁撰，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三十四，中华书局1982年版）又见《韩诗外传》卷一。（
韩婴撰，许维遹校《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早期的是歌，配上乐舞以后才能叫诗，诗和歌明显不同。
又《国语·楚语上》说：
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见以交儆子。若子方壮，能经营百事，倚相将奔走承序，于是不给，而何暇得见？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诗以自儆也。及其没也，谓之睿圣武公。子实不睿圣，于倚相何害！”（
徐元诰撰，王树民点校《国语集解》卷十七，中华书局2002年版）
为了补察时弊，史官坚持写作。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仍然如此。当然补察只是诗的功能之一，也有歌颂的，吉甫作诵如沐春风，就是歌颂一类了。
《诗经》的编订，是帝王意志的体现，所以不同的帝王时代的礼乐是不同的，所以现存的《诗经》不能说是最后一个本子，但是是整理本无疑。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天下有道的体现，但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些诸侯出了没有？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不然孔子也不会那么生气。
风诗是关于地方风化的礼乐，当代称其为民歌，或说是当时的流行歌曲，是出于想象。当时没有什么流行的歌曲，更不至于哪个诸侯国只有流行歌曲或者民歌，被孔子编入《诗经》。天子拥有礼乐的专门权利，礼乐之事可忍，孰不可忍。孔子编写《诗经》的目的是为了王道和六艺，用后来人说过的话就是复辟，不是消遣娱乐。那么诸侯的礼乐自己不能制作，是从哪来的呢？考《礼记·乐记》说：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德，闻其谥，知其行也。（
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卷三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从《礼记》的记载看，诸侯的礼乐来自于天子的赏赐，赏赐中有奖赏，也有适时关爱。这条资料似乎不被人重视，很少有人去注意。其实很重要。一方面证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诸侯礼乐，也就是风诗的来源。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当时还有乡乐，不过乡乐在三礼以及先秦的著作中经常提到作为诸侯礼乐适用，有时候天子礼乐中根据需要也会出现乡乐。乡不是诸侯国。《国语·齐语》说：“管子对曰：‘制国以为二十一乡。’桓公曰：‘善。’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
徐元诰撰，王树民点校《国语集解》卷六，中华书局2002年版）乡，大小不等，西周曾在王城郊内，设六乡，也有的称乡为遂。
又《礼记·乐记》说：
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善则行象德矣……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
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卷三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显然，雅颂之声是朝廷礼乐，风雅颂显然有严格的区分，王乐是王乐，但可以单独作为乐在不同的地点给不同层面的人来听，政教一体。
但是，历史上的礼乐从来就不是固定的，所谓礼乐异代，究其原因，一是爱好；二是礼乐往往要敬祖，而统治者的祖宗不是一个人；三是情势不同，这样就形成了礼乐的承接和变化。这已经是常识，不用多说，但是即便一个帝王本身，他在制作礼乐以后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周代的礼乐分为正乐和散乐两部分，朝廷和诸侯（乡）两个大层次，正乐就是规定的礼乐，上面涉及的例子都是这一类。而散乐是可以随意演奏歌唱的作品，也就是尽兴发挥的部分。所以散乐的数量更大，可以流传、演奏，相对自由，为新的礼乐制定奠定了基础，提供了选择方便。但是，礼乐制定有严格的程序，包括采诗，也不是随便可以成为礼乐的，要层层把关、修订。如前引《礼记》资料，在声文、节奏、律吕、道德上都有严格的要求，还要协调中和。郑玄称为正歌和无算乐，无算就是无数。郑玄关于正歌和无算乐的解释分别见于《仪礼》的《大射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禮》。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还是留下了一些历史记忆。我们可以看到《国语》《战国策》中有一些不常见的词汇，如周诗、郑诗、卫诗等，就是诸侯有诗即礼乐的标志。孔子编订《诗经》时一律改为风，周诗也叫风，即王风，因为事实上周已经式微到诸侯一般的身份了。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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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荟要〉研究》
《〈四库全书荟要〉研究》涉及《荟要》的图书来源及版本著录、《荟要》的图书选录、《荟要》的图书分类、《四库全书荟要总目》研究、《荟要提要》研究、《荟要》本研究、《荟要总目提要》学术观念研究、《荟要》的文字校勘等多方面内容。全书七十余万字，内容丰富，研究全面深入、系统科学、理论精深，是目前中国大陆唯一一部系统研究《四库全书荟要》的专著。
《〈四库全书荟要〉研究》，江庆柏著，精装16开，凤凰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定价180元。
礼乐是古代圣贤治理国家最理想的方式，目的是长治久安，礼为天地之序，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诗经》是礼乐作品，就是按照这样的目的制作的。但“五帝之不同礼，三王亦又不同乐”，因此礼乐有一个动态调整的机制，所以《诗经》有不同的版本。后人发现的逸诗是《诗经》之外的无算乐，而不是《诗经》的逸失。
根据《尚书》，尧舜禅让时候用的乐是《卿云歌》，诗的名称出自舜，是三大礼之一，而礼乐代表国家意志，因此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诗的概念产生后，歌就作为个人或民间表达的艺术形式了。春秋时候孔子还强调，只有天下无道，礼乐征伐才自诸侯出。这实际上划分了当代流传的《诗经》一个边界，即一部分是天子礼乐，还有一部分是诸侯自己制作的礼乐。这是就出处说，后人又以讽劝分出正变二体。诸侯礼乐主要是出现在公元前770年，礼崩乐坏平王东迁以后。因此诸侯礼乐有朝廷赏赐和诸侯自作两种。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诸侯成百上千，但只有十五國风的原因。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私家讲学，改变了学在官府的体制，诗歌逐步成为大众文化。所以，《诗经》没有民歌。礼乐是神圣的，除了天子诸侯礼乐以外，文献中可查的只有魏绛等极少数获得礼乐赏赐的例子。
古人认为，《诗经》承载了三皇五帝的王道，现在看来其中确实有写到三皇五帝的功德，但没有整篇的。《诗经》中最早的是商颂，是周太师从孔子的先祖正考父那里拿到，但是存在着争议。有的认为是殷商时代的作品，有的认为是西周初期宋国的作品。原因是《诗经》作为周代的礼乐不可能去祭祀殷商的祖先。我认为，这只是推测，不符合证据学的原理，属于无效议论。第一，殷周同祭，他们有共同的文化和血缘关系；第二，“周初几乎全盘继承了殷人祭祖礼仪的名称”（
刘雨《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礼》，《考古学报》1989年第4期）。包括做法。第三，根据《国语》正考父给周太师的是十二篇，大部分被删除了，而诸侯当时是不允许制作礼乐的，那就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商颂就是殷商时代的礼乐。那么《诗经》实际的写作时间是商周时期一千多年的时间，而不是西周到春秋中期。
《诗经》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周代以前的作品，整篇的除了商颂以外，还有周代建国前的作品，如《豳风》。另外，还有周代建国前、建国后直接创作的作品。有名姓可考的主要有周公、尹吉甫、许穆夫人、庄姜等。其中尹吉甫和周公最多。献诗采诗陈诗已经是常识，但是作诗讲的少，所以重点说说创作。按《尚书·周书·金滕》说：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
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尚书·周书·微子之命》说：
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献诸天子。王命唐叔，归周公于东，作《归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根据《左传》《吕氏春秋》，周公六年洛邑告成，这是周代《诗经》的第一个本子。其中大武乐组诗就出自周公之手，并且根据需要在翦商大武乐的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改编。按《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说：
郑之入滑也，滑人听命。师还，又即卫。郑公子士、泄堵俞弥帅师伐滑。王使伯服、游孙伯如郑请滑。郑伯怨惠王之入而不与厉公爵也，又怨襄王之与卫、滑也，故不听王命而执二子。王怒，将以狄伐郑。富辰谏曰：“不可。臣闻之，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刑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如是，则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郑亲，其若之何？庸勋亲亲，昵近尊贤，德之大者也。即聋从昧，与顽用嚚，奸也大者也。弃德崇奸，祸之大者也。郑有平、惠之勋，又有厉、宣之亲，弃嬖宠而用三良，于诸姬为近，四德具矣。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狄皆则之，四奸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扞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于是乎又渝周、召以从诸奸，无乃不可乎？民未忘祸，王又兴之，其若文、武何？”王弗听，使颓叔、桃子出狄师。（
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事情发生在公元前636年，邵穆公组织宗族作诗，诗见《小雅》中的《鹿鸣之什·棠棣》。既然新作的诗也叫诗，说明并没有和《诗》曰的礼乐诗区分。将诗的章节用章来表示，已经失去了章为十首音乐作品的本义，那么《诗经》编订时用之什来区分，原因就在这里。就作者情况看，凡是诸侯或者宗族写作的诗歌都进入了雅诗，而所谓某地人作诗，收入《诗经》中都是入风诗，所以风雅的区分不仅在于荐献物品的贵贱，也不仅与天子的赏赐或郑玄说的所谓演奏地点（乡乐）有关，或者适用，还与作者的身份有密切的关系。
由上述可以看出，《诗经》的作者有集体创作，也有个人创作，但是，并不是创作以后就可以成为礼乐，而是要经过必要的程序。
献诗和陈诗主要是职务要求，与巡守等王事有关。面向社会的是采诗。《汉书·艺文志》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采诗负责的是行人，但行人这个职务官员并不多，所以主要靠鳏寡孤独的老人。我国很早就确立了养老制度，鳏寡孤独都是养老对象，但是这些人养起来并不是单纯地养，还要发挥他们的作用。《礼记·内则》言：“凡养老，五帝宪，三王有乞言。五帝宪，养气体而不乞言，有善则记之为惇史。三王亦宪，既养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礼，皆有史。”这些被养的人需要将自己的经验告诉后代，还要承担了解民情的任务，采诗即其中之一。《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中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子六十，女子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天子。” 这些从民间搜集的作品，需要录制成文字，还要配乐舞，歌乐舞三位一体的才是诗。但是，这样的诗只是成体，要正式确定其成为礼乐还需要天子的命令，所以一路呈送，这个过程就是成体形成过程。天子同意的就是制体，那才能进入礼乐行列，成为诗。就这一点说，诗确实有民间的成分，但是经过了系列的处理锤炼，所以不能称为民歌。
又《史记·燕召公世家》说：“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人民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
司马迁撰，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三十四，中华书局1982年版）又见《韩诗外传》卷一。（
韩婴撰，许维遹校《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早期的是歌，配上乐舞以后才能叫诗，诗和歌明显不同。
又《国语·楚语上》说：
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见以交儆子。若子方壮，能经营百事，倚相将奔走承序，于是不给，而何暇得见？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诗以自儆也。及其没也，谓之睿圣武公。子实不睿圣，于倚相何害！”（
徐元诰撰，王树民点校《国语集解》卷十七，中华书局2002年版）
为了补察时弊，史官坚持写作。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仍然如此。当然补察只是诗的功能之一，也有歌颂的，吉甫作诵如沐春风，就是歌颂一类了。
《诗经》的编订，是帝王意志的体现，所以不同的帝王时代的礼乐是不同的，所以现存的《诗经》不能说是最后一个本子，但是是整理本无疑。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天下有道的体现，但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些诸侯出了没有？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不然孔子也不会那么生气。
风诗是关于地方风化的礼乐，当代称其为民歌，或说是当时的流行歌曲，是出于想象。当时没有什么流行的歌曲，更不至于哪个诸侯国只有流行歌曲或者民歌，被孔子编入《诗经》。天子拥有礼乐的专门权利，礼乐之事可忍，孰不可忍。孔子编写《诗经》的目的是为了王道和六艺，用后来人说过的话就是复辟，不是消遣娱乐。那么诸侯的礼乐自己不能制作，是从哪来的呢？考《礼记·乐记》说：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德，闻其谥，知其行也。（
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卷三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从《礼记》的记载看，诸侯的礼乐来自于天子的赏赐，赏赐中有奖赏，也有适时关爱。这条资料似乎不被人重视，很少有人去注意。其实很重要。一方面证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诸侯礼乐，也就是风诗的来源。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当时还有乡乐，不过乡乐在三礼以及先秦的著作中经常提到作为诸侯礼乐适用，有时候天子礼乐中根据需要也会出现乡乐。乡不是诸侯国。《国语·齐语》说：“管子对曰：‘制国以为二十一乡。’桓公曰：‘善。’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
徐元诰撰，王树民点校《国语集解》卷六，中华书局2002年版）乡，大小不等，西周曾在王城郊内，设六乡，也有的称乡为遂。
又《礼记·乐记》说：
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善则行象德矣……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
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卷三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显然，雅颂之声是朝廷礼乐，风雅颂显然有严格的区分，王乐是王乐，但可以单独作为乐在不同的地点给不同层面的人来听，政教一体。
但是，历史上的礼乐从来就不是固定的，所谓礼乐异代，究其原因，一是爱好；二是礼乐往往要敬祖，而统治者的祖宗不是一个人；三是情势不同，这样就形成了礼乐的承接和变化。这已经是常识，不用多说，但是即便一个帝王本身，他在制作礼乐以后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周代的礼乐分为正乐和散乐两部分，朝廷和诸侯（乡）两个大层次，正乐就是规定的礼乐，上面涉及的例子都是这一类。而散乐是可以随意演奏歌唱的作品，也就是尽兴发挥的部分。所以散乐的数量更大，可以流传、演奏，相对自由，为新的礼乐制定奠定了基础，提供了选择方便。但是，礼乐制定有严格的程序，包括采诗，也不是随便可以成为礼乐的，要层层把关、修订。如前引《礼记》资料，在声文、节奏、律吕、道德上都有严格的要求，还要协调中和。郑玄称为正歌和无算乐，无算就是无数。郑玄关于正歌和无算乐的解释分别见于《仪礼》的《大射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禮》。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还是留下了一些历史记忆。我们可以看到《国语》《战国策》中有一些不常见的词汇，如周诗、郑诗、卫诗等，就是诸侯有诗即礼乐的标志。孔子编订《诗经》时一律改为风，周诗也叫风，即王风，因为事实上周已经式微到诸侯一般的身份了。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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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荟要〉研究》
《〈四库全书荟要〉研究》涉及《荟要》的图书来源及版本著录、《荟要》的图书选录、《荟要》的图书分类、《四库全书荟要总目》研究、《荟要提要》研究、《荟要》本研究、《荟要总目提要》学术观念研究、《荟要》的文字校勘等多方面内容。全书七十余万字，内容丰富，研究全面深入、系统科学、理论精深，是目前中国大陆唯一一部系统研究《四库全书荟要》的专著。
《〈四库全书荟要〉研究》，江庆柏著，精装16开，凤凰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定价1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