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五○年的圣诞节次日，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写信给朋友居斯塔夫.德.博蒙，慨叹自己需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点印记，而且“立言比立功更好”。于是，托克维尔一边穿越群山，一边寻觅自己立言的主题。
　　十五年前，三十岁的托克维尔刚刚出版了两卷本名著《论美国的民主》，很快就在一片赞誉声中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而四十五岁的托克维尔，已经周游列国，历经众议院议员、外交部长等政职的历练。他认为，自己与十五年前相比，具备了“对人事的真知灼见和洞察精微的辨别能力”，因此，能更成熟地处理好政治学的重大主题。
　　《旧制度与大革命》，便如此承载着托克维尔“为后世留下自己痕迹”的自傲。因为他相信，新著能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设法说明和使人明白构成这个时代链条的主要环节的那些重大事件的原因、特点、意义”。在他的笔下，一七八九年后的六十年历史，“名为法国大革命的那出尚无结局的戏剧的特殊一幕”，就此徐徐展开。
　　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托克维尔以如此最为华丽美好的词汇来形容与盛赞大革命。在他看来，这场以建立“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为号召的革命，注定将抽去摇摇欲坠的法国封建社会构架上支撑着的最后一块砖头。这种变革的力量、时代的步伐，“人们可能控制或减缓它，但不能战胜它”。

　　但托克维尔并未止步于此。他通过查阅和梳理土地清册、赋税簿籍、政府奏章、大臣通信、三级会议记录和一七八九年陈情书等前人不曾重视的大量历史文档，通过运用比较历史分析法和社会结构分析法等视角，将诸多同时代思想家头脑中凭空想象的作为共同体的法国转变成一个被文献档案支持的现实存在的法国，一个具有自己的思想、激情、偏见与实践的活生生的法国。
　　为什么这场在几乎整个欧洲同时酝酿的伟大革命最终在法国爆发？它是否真的如时人所感受到的那般突如其来、异乎寻常、颠倒乾坤、决裂颠覆和锐意革新？它真正的意义与特点是什么？它摧毁了什么又创造了什么？托克维尔认为，自己所处的旁观疏离的位置与不近不远的时代，自己“对人物和事件毫无保留地加以不偏不倚的评说”，恰恰最适合回答这一连串问题，最适合观察和判断这场曾被君主和大臣错误地低估为“只不过是一场周期性疾病、各个民族的体质都难以避免”的革命。他如此自信地宣告：“我没有传统，没有党派，除了自由与人类尊严的事业，我并无事业。”
　　在托克维尔的眼中，大革命虽然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进行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但其根本目的并不是要摧毁“旧社会中贵族制和封建制所产生的”一切社会秩序和社会权力，并不是要彻底消灭宗教和政府，而是要“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习俗”，创造普世的新人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通过预言和布道深入人心、激发布道热忱的政治革命，“大革命本身成了一种新宗教”。
　　托克维尔接下来的发现实在出人意料：本应咸与维新的大革命，却“通过所有废墟与我们历史最遥远的过去连接在一起”。虽然一七八九年似乎将法国人的命运拦腰截断，但不遗余力地想和过去划清界限的法国人，还是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与思想，甚至恰恰是依靠了这些旧制度的“残余”来完成了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连这场革命本身，都只不过是旧制度在特定历史结构下长期演化的结果。可以说，“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
　　就像托克维尔的朋友让-雅克.昂佩尔所说：“几乎所有被视为大革命成果甚或大革命战利品的一切……在旧制度下便已存在。”到了十八世纪，旧制度已经从腐朽中生长出新的王权和行政机构，中央政权的权力日趋集中，逐步废除贵族封建制度并建立起以平等为基础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可以说，法国大革命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旧制度本身，而大革命本身只不过是迅猛疾速地最终完成了长期以来和缓却持续的种种变化而已。
　　“为什么封建制在法国比其他任何国家更使人民憎恶？”在分析和回答这个问题时，托克维尔振聋发聩地提出了一个让后世不得不重视的观点：“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他认为，当旧制度的某些部分开始被破除废止时，人们往往对剩下的、滞后的、未变革的部分抱有更深的仇恨和更少的耐心。“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这正是革命在法国率先爆发的主要原因。
　　更重要的是，人民对当局的服从“是出于习惯而非出于意愿”，因此一旦政权加诸的压力与痛苦有所减轻，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的人民就会将平时遵守的法律所限定的他律框架猛地抛开；另一方面，恰恰是砸烂一切的“政治宗教”所谓的革命彻底性，又破坏了人们本应有的自律，让他们甘愿放纵自己内心的黑暗面。这正是革命脱出法制轨道、走向暴力不归路的主要原因。

　　托克维尔在此特别点出了法国中央集权制这一剂鸩酒在短期内的功用与长期的危害。在十八世纪，法国“各城市的政府便到处蜕化为小寡头政治”，城市事务全被某些不对公众负责、远避公众监督的家族主宰。与此同时，法国公民比任何地方的公民更缺乏在危机中共同行动、互相支持的精神准备，法国社会是一个“比以往世界上可能见到的任何社会都更为密集、更为一致的冰冷的社会”。
　　有鉴于此，有些人想出的“唯一良方”只是使地方权力越来越紧密地依附与隶属于中央政府，使行政权力日益集中到一元化的体制，即：“由一个被置于王国中央的唯一实体管理全国政府；由一个大臣来领导几乎全部国内事务；在各省由一个官员来领导一切大小事务；一些特别法庭审理与政府有关的案件并庇护所有的政府官员”。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一步步从封建制变为了中央集权制，地方独特和自立的政治生活一步步消失，父爱式的中央政权变得更加庞杂、规范、开明与温和，行政方式越发官僚化，行政法院夺取了司法权，旧机构被架空，贵族丧失了统治权，原子化的人们变得彼此相似，但碎片化的各阶级间离散隔阂，政治精神日益衰微，“旧的公共生活的最后痕迹正在被磨去”。不断扩大的首都巴黎，也成为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中央集权体制从地方抽走财政资源与汲取才智之士的最佳例证。
　　可以说，法国中央政权已经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被剥夺了自治权力，无论是失落、无权、脱离群众的贵族集团还是初兴的第三等级，也都很难与中央政权抗衡。于是，政府权力“十分集中，极其强大，惊人地活跃”；于是，法国社会成为“比以往世界上可能见到的任何社会都更为密集、更为一致的冰冷的社会”；于是，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中央政权“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
　　但是，中央政权也就无可避免、没有退路地成为不领情的民众所有不满、愤怒与怨恨的最终指向。就像在十八世纪屡屡发生的饥荒时期，法国各地的居民都只是消极地等待和求助于自己的总督，似乎只有从他那里才能得到粮食。“每个人都因贫困而指责政府。连那些最无法避免的灾祸都归咎于政府；连季节气候异常，也责怪政府”。就连形形色色的改革家们也都认为，只有借中央政权之手来摧毁一切后，他们自己所设计的新方案才有可能再造一切。可是，这和与虎谋皮又有什么不同呢？
　　如果中央集权制在大革命中真的没有灭亡，那只能说明“中央集权制本身是这场革命的开端和标志”， 民主革命扫荡了旧制度的众多体制，却巩固了中央集权制，以至于“大革命建立的政府更为脆弱，但是比起它所推翻的任何政府却强大百倍”，甚至让人们“心安理得地将中央集权制列为大革命的功绩之一”。
　　事实上，“中央集权制并未阻止城市走向灭亡”，政治自由的毁灭与各阶级的分离却“导致了几乎所有使旧制度灭亡的弊病”。更为残酷的是，大革命留下了“所有权力自然都趋向于统一”的集体潜意识与心理暗示残余，换来了“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取消了曾以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庞大的中央政权最终将从前分散在整个社会中的一切零星权力和微小影响全部吸引过来，“吞没在它的统一体中”，让公权力的膨胀似乎无法避免。
　　如果说，托克维尔至此为止分析的是大革命曾创造的“过分的中央集权制和许多专制工具”在大革命以前即已存在的话，在全书的后半部分，他侧重讲述的是为什么那些“可阻止无政府状态或专制暴政的制衡力量”，在大革命以前便已消失。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当属专制政权让公共生活空间在被挤占中萎缩，让政治日常实践在被规限中缺失，以至于让法国成为“很久很久以来政治生活完全消失的欧洲国家之一”。
　　托克维尔指出，封建制度的衰落和中央集权的加强，使得政治生活的日常实践极为缺乏，也使得专制和革命成为法国几乎无可避免的归宿。诡异的是，在法国的中央集权吞没了其他一切权力后，从国王、教会、贵族、资产者、城市平民到农民，法国社会所有的阶级全都退出了政治生活，置身于政治之外，无力独自对抗强大的专制国家机器。
　　这真是整个法国社会的悲哀。无论是精英阶级、中间阶层还是底层社会群体，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让只关注自身利益的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彼此孤立、隔绝，但是每个人都“完全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事实上，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国安邦的要术完完全全教给政治家”，于是，自由制度、政治团体、客观舆论，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以及有眼界、有经验的社会活动家，在大革命前夕的君主专制法国，一概名存实亡。
　　于是，“法国人陷入了不被理性限制的疯狂与激情，在打倒君主专制之后甘愿选择民主专制，下决心“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来毁掉一切，“使旧制度所包含的坏东西和好东西同归于尽”。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对全面失衡的国家轻轻一击，“便使它整个动摇起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但是在君主的宏伟大厦倾覆后，未经训练、毫无组织、互不联系的民众所能继承的，只能是对权势、对实利的普遍欲望，而这种欲望最后必然成为革命、专制与奴役的“共同源泉”。自此以后，“人们多少次想打倒专制政府，但都仅仅限于将自由的头颅安放在一个受奴役的躯体上”，满足于在“一个主子下平等地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这是法国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按照托克维尔的分析，这是因为法国社会上层阶级与人民脱节，从未能真正控制民众；另一方面，独夫体制“使人们彼此相似，却对彼此的命运互不关心”，“彼此孤立而不依赖”。除此之外，法国的文人、作家与“哲学家”对现实毫无兴趣、对政治一窍不通、高谈阔论、浅尝辄止、崇尚理性、醉心于顶层设计、沉湎于理想国与虚构社会，却在革命中被时势裹挟着成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和首要政治力量，把整个国家与民族带入“文学政治”的闹剧中。当“伟大人民的政治教育完全由作家来进行”，当全体国民染上了作家们的本能、性情、好恶乃至癖性，当“全部文学习惯都被搬到政治中去”，这真是一件史无前例的新鲜事。毫无悬疑地，法国大革命就此滑入“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危险深渊。 　　吊诡的是，“旧制度给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许多形式，大革命只不过又加进了它的独特的残忍而已”。至于在旧制度的悲惨生活中挣扎求存的民众，固然具有“节制和自负，熟悉劳动，对种种生活享受漠然处之，忍受最大的痛苦，临危难而坚定”等众多优点，但也长期“独自承受种种流弊的全部重负，过着隔离的生活，默默地沉溺于偏见、嫉妒和仇恨中”。因此不难理解，民众为何会在命运的严峻重压下变得冷酷无情，“变得既能忍受一切，又能使一切人受苦”。这种“危险的主人”，与这场“如此突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真的是互为因果，互为表里。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不一样的托克维尔。在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时，有人会将它与《论美国的民主》放在一起看，关注在欧美传统中诞生的革命模式与在法俄血统影响下的革命道路的分野。有人会由西及东，由古及今，敦促推行稳打稳扎的、真心诚意的制度式改良与深度化改革，努力避免狂飙突进，以暴易暴，冤冤相报，越发激进的民粹式、运动式革命。还有人会有意无意地强调改革与革命可能会造成的“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但托克维尔的原意—尤其是持平客观的分析态度—不应被任意曲解、随意挑拣，因为他重视将新法国与旧法国连接在一起的传统，正视同时存在于传统中的专制土壤与自由之花，检视大革命深刻的社会根源以及所留下的并非黑白分明的遗产。历史的发展进程是复杂多面的，是比纯理论的想象更为精彩的。正如法国学者乔治.勒费弗尔在《法国大革命的降临》中所揭示的那样，法国大革命或许可以被进一步细分为更多的革命：贵族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城市（平民）革命以及农民革命。这些革命的共时性与历时性并存，像多幕剧一样渐次展开，远非任何简单的理论所能概括形容。
　　不过，法国大革命归根结底并不是由暴民所摧毁的，而是由培养、造就、纵容出暴民的政治生态、文化血统与思想基因所决定的；经过启蒙运动洗礼的人民，也并不是凭空就产生了“彻底纠正不平等状态的强烈渴望”以及“平等主义的梦幻”，而是因为对自由、平等苦盼多时而不得，才甘心步入挥之不去的旧制度阴影中的。我们在此中最应学到的教训，当是警觉思想与制度方面的传统、习惯、风俗有可能为历史发展和社会心理打下的长久烙印。
　　正因如此，我们才绝不能像某些人所主张的那样，以“不可误入冒险激进的歧途”的“审慎”态度为名，将这样的历史教训误读或曲解为要警惕改革、拒斥改革、拖延改革甚至扑杀改革。恰恰相反，只有坚定不移地以改革的大无畏勇气，摒弃集体潜意识和思维逻辑运动中的历史谬解、文化遗毒、思想桎梏与精神内核残缺等等阻碍社会与民族进步的因素，才有可能避免种种不正确的、不现实的、不客观的、经不起考验的“大革命”。
　　要从革命—专制的怪圈中跳脱出来，就要认真思考如何遏止阶级分化与社会分裂，如何防止任何一个社会群体被排除在公共政治生活之外，如何阻止政治的公共生活空间与自由的日常实践逐步丧失。在这个问题上，托克维尔其实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以自由的、开放的、成熟的、稳健的、经常性的、制度化的公共政治生活，来促进与保证日积月累的改良与改革，避免断断续续的革命和专制所带来的动荡与折腾。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过的一段话，值得每个在拥抱革命与告别革命之间矛盾徘徊的人细读：“真正的自由并不是口号、激情和写在纸上的法律权利，不是自由主义鼓吹的可以带来福利的自由，而必须是植根于公民的心中，植根于古老的传统中，植根于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工作和生活中。自由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要不失去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就必须天天过这样的生活，而不是天天想象这样的生活。自由，只能是每个人自己在每日每时的日常生活中给出的人生答案。”
　　的确，自由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场革命狂欢。自由的习性必然源于自由的传统，并且内化于每个人的日常实践，而不会从暴力、血腥的革命中凭空出现，更不会从曲笔、比附、影射的史学研究中得到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