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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有个十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史学危机”呼声甚烈，另一方面，史学理论研究的论著、译著争相问世，成为史学研究领域里的一大热门。不过看来似乎是局部研究的论文多，系统的专著少；介绍评论外国史学理论及方法的多，自己深入研究的少。虽有余树声的《历史哲学》和李桂海的《现代人与历史的现代解释》，但严格说来这属于历史理论著作，即针对历史本体或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论总结，而不是对历史学——历史学家和历史认识过程的抽象概括。这多少有点令人失望，因为对风行西方半个多世纪的“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提出的种种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在当今中国的影响日甚一日的状况，不能没有我们自己的解释和反响。当此之际，《史学导论》一书的出版，自然引人注意。
一
作者说，这本书所要研究的“不是直接考察客观的历史过程，而是以人类认识历史的主体活动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此表示了与那些探讨客观历史过程的著作的区别。而本书的结构——包括对历史本体、史学认识、史学方法、史学实践(如成果形式、功能等)、史学家等方面的探讨，不仅与国外类似著作的结构相仿佛，表明我们已经能与国际史学理论界在同样的问题上对话，而且与国内已经出版的多种《史学概论》有较大的区别。正象当年朗格卢瓦和瑟诺博斯的那本同名著作一样，它不仅是一部高校教材，也是一部有独到之处的学术著作。
依我拙见，这样一部历史哲学著作，首先应该回答“历史是什么”以及“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吗”这两个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历史学科的基本问题。回答不上来的，首先就等于没学过历史，尤其不能被视为史学家。本书在第一章中涉及到了第一个问题，认为如兰克那样“视历史是客观地编辑事实”、如科林伍德等人那样“视历史为历史学家重构历史事实”都不正确，而如卡尔那样视“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也没能概括历史实际(第90—91页)，从而提出历史认识三极思维性的论断。同时也指出，“历史实际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变、过程，它一经发生，就成了不可能更改的既定存在”(第92页)。但是，并没有把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单独提出来系统论述，特别是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把“历史”和“历史学”混淆起来提问的，在区别这二者的前提下分别回答历史(客观事实)和历史学(历史认识)是什么的问题，才能有利于除去不可知论和唯心论的因素。
对于第二个问题，本书通过科学史学的产生(第31—41页)和认为一切科学都是历史科学(第68一74页)等方面加以涉及。但是，这个问题实际上要求人们回答历史学是否是象自然科学那样的一门实验科学、以及它有可能不是一门科学(而是故事、艺术之类)的问题。也就是说，它要求人们解答历史学的性质、特征的问题。虽然这一点可以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讨论中加以涉及，但这个问题之重要，使其有必要被单独系统地加以分析。经过研究，我们可以认识到，历史学的对象客观历史具有不复重现性的特点，而人文科学的共同特征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因素，研究历史的唯一途径又是具有不全面性和主体性特点的史料，历史是人的历史这一事实还决定了历史学研究对象的无限复杂性，这些都造成了历史研究性质、对象的不同于一般科学的特殊性。但同时我们也坚信历史学仍是一门科学，因为它与其它科学一样旨在探讨对象的真(尽管我们只能尽量逼近、而非绝对求得这个真)，探索个别、一般(规律)以及二者的关系。由于这些特点，我们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特殊的科学。对这一点做出分析说明是至关重大的，这既有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又有助于回答现代历史哲学提出来的挑战。
二
历史认识论是历史哲学研究中热点的热点，本书把这个问题作为首章来论述，足见对此问题的重视。本章由历史认识活动的结构与过程、历史思维的方式与范围、历史认识真理性的检验三部分组成，基本上包括了历史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其中把历史认识概括为一种“三极思维活动”，即历史认识主体、客体及史料中介在实践中能动的统一，倒似乎是一个较新颖的提法。(第92—97页)一般认识活动主是两极，是认识主体与客体组成的，历史认识的“三极”特征乃是历史学特殊性决定的。但问题在于，说这三极能动统一了的标志是什么呢？具体说，某种体现了三极能动统一的历史认识是什么样子呢？再换句话说，这三极的绝对统一有没有可能实现呢？抑或说，这三极的能动统一是历史认识的理想目标呢，还是可以不断实现的结果呢？对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本书令人高兴地给出了一个答案，即这三极的统一只是相对的统一。(第134贞)尽管这个答案过于简单，而且没有直接针对性地提出，但它毕竟是正确的。
所谓历史认识主体、客体及史料这三者的能动统一，也即对历史的真理性认识，不可能是绝对的，原因亦已见于书。(第129—131页)明确这一点，便与前几十年我们的历史研究态度有了区别。以前我们总不怀疑我们的历史认识(特别是个人的历史认识)具有局限性，对得出的历史研究结论总是无比自信，这便出现了对自己和对别人的不实事求是态度、不宽容态度、对学术权威的盲目崇拜和对“小人物”的不屑一顾，因而极不利于历史学的发展。但我们又承认相对的真理性认识是可以求得的，这又与近年来那种带有怀疑论和不可知论色彩的历史认识论观点划清了界限。如果我们只强调史学研究中的主体因素，否认史学的求真目的，那么历史学就永远不会有一致结论，因而也就不会是一门科学，也就不可能有什么资鉴或教育功能，历史学便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恐怕并不能说这三极能动统一是历史认识活动的本质特征，而只能说它是科学的历史认识活动所追求的目标，或者说它只是一部分历史认识活动的本质特征。从个体的历史认识来看，它们的许多是不能达到这种统一的，比如旧史家把农民起必诬为“盗贼”，把三代以前视为一切都很美好的令人向往的时代，把唐宗宋祖之类评为天生圣贤、完美无缺的明君等等都是这样。在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之后，这种状况仍无法避免，甚至使用了计算机这样的数学手段，得出的结论还常常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此外，还有人认为历史认识的真理性根本无法求得，史学家只需追求他与客体交流对话的“真”就可以了，在这种方针指导下的具体历史认识显然是无法达到“三极统一”的。更何况那些隐恶扬善、为尊者讳的曲笔史学，乃至当代的影射史学，都是故意割裂这三者的。
历史认识真理性的检验也是个重要问题，本书提出了三个层面的检验标准，其中尤为重视社会实践这个层面。书中也指出，由于历史本体的一去不返，无法用逝去了的东西来检验人们对它的认识，因此用来检验的社会实践只是“历史基因”、现实的“活化石”及历史认识的社会效果。不过在我看来，民族精神这类历史基因本身也还可能是一种有待检验的历史认识；现实的“活化石”(如尚停留在原始阶段的民族)有朝一日便会消失(而且消失得很快)；而一种错误的历史认识也会对社会实践产生效果，这种效果不一定使人们知道该种历史认识是错误的(比如宣扬帝王的神化使古代中国人对其盲目崇信、顶礼膜拜，使得专制主义和皇权集中有了长期的基础，对这一点，时人不见得知道是神化帝王认识的错误。对此，后人经过长期的对封建制的批判才得以实现)。
因此，用以检验历史认识的真理性的实践活动，应该是人类历史的长期不断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随着历史发展和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许多以前隐藏着的东西得到逐渐显露，无论是具体史实还是规律性揭示，都会不断得到揭示；而这些又都是在较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的，特别是那些宏观性的历史认识，更有待长期的历史演进来证明。我们常说，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便有这个意思；现实是历史的延伸，后事可以有助检验“前师”。当然，这主要指对规律性历史认识的检验，对微观史实的检验主要还是凭借史料层面上的方法。
三
究竟什么是史学方法论？是作为历史研究宏观指导性方法的哲学理论呢，还是对各种历史研究方法的理论总结？在我看来，后者只是“论方法”(on methods)，而前者才是方法论(methodo－1ogy)。本书虽然在第二章便论及“研究历史的主要方法”，即涉及到史学方法论问题，但对上述疑问并没有做出直接回答，而且基本上采取了“论方法”的形式，不能不说是一点遗憾。当然，作为一部“导论”，有必要讨论各种由浅入深的史学研究方法，但我认为对各种方法论进行探讨尤为要紧。就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说(后者以前者为方法论基础)，它们既是本体论、认识论，又是一种科学方法论，其原则就是“辩证唯物”这四个字。在这个原则下，强调“唯物”就会强调物质生产基础、强调生产力、强调社会经济状况，阶级的观点亦由此而来；强调“辩证”就要强调发展变化、强调事物的整体与个别的关系(人民群众与英雄人物)、强调历史主义的观点等。它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多种科学方法的理论基础，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辩证唯物的史学方法论。有人说，拿一定的世界观来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便是方法论，此其谓也。
史学方法论因此而可以有多种，而且如果它们都属科学方法论的话，它们就未必是对立的，往往是可以相互补充的，比如实证主义的史学方法论就不见得与辩证唯物的史学方法论根本对立。因为前者的原则是对史料的严格批判以确定实证史实，而且同样主张发现规律，这些原则对今天的历史科学来说，还是基本的和必要的。所以，象校勘、辑佚、辨伪，甚至比较法、心理法、计量法等等，都可以归为实证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的具体方法。此外众所周知的是，结构主义理论虽然肇始于人类学和哲学，并将存在主义赶下历史舞台，但它分别与社会学、心理学、文学、史学、艺术、生物学、医学、物理学等相结合而造成结构主义××学时，是被作为一般科学方法论来应用的(皮亚杰在他那本通俗而又重要的小册子中即如是称)。释义学(hermeneutics)也自狄尔泰始被发展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分别应用于各学科。因此，它们是作为一种一般而非特殊的“角度”理论，是在各分支学科研究需要独辟蹊径才能打破研究僵局或拓出研究新路时，被后者借用的。
因此，也由于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实际上都可以归入某种方法论中，对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和介绍就比研究介绍具体方法更重要。
四
与以前出版的多种《史学概论》相比，我感到，终于有了一本可供人深入思考一些“元历史问题”的书了！就以关于历史本体及历史规律这一章来说，通过对历史本体研究发展史的概述，最终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性，是对全面历史本质的科学揭示；而且指出，对历史全面本质的认识是一个正在持续中的过程。此外，本章对基督教史学即神学史学的进步性略加笔墨，也是不可多得的有价值之论。因为以往对神学史学是很少涉及，更没有公允评价的，其实它的目的论、乐观论、进步和发展的观点，都优于古典史学认识。此外，第四章和第五章实际是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理论问题，这在以往的历史哲学著作里是找不到踪影的。实际上，既然本书涉及历史学，当然要涉及历史编纂，因为它构成历史认识的主要形式，历史认识依赖它以实现自身，因此它与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都存在密切关系。比如历史编纂的特征、性质、原则等等，无一不与上述两论有关，以其为前提。尤其应该提出“语言表述的美学要求”一节的撰写是颇必要的。因为历史女神克莉奥本是司艺九女神中的大姐，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又是教化民众，它的目的是要人们“接受”它，史书语言之美便成为需强调的一点。近十年来，人们对枯燥的计量史学和分析史学已经感到不满，故西方史界出现了“叙述史的复兴”，看来这一强调也是符合撰史规律和当代史学主潮的。
除本书结构而外，本书写作的一大特点是对西方历史哲学的扬弃和分析批判。毕竟，西方学术界的历史哲学研究要领先于我们，尽管其中有许多缺陷，但毕竟还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起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历史观也是在西方先哲们的优秀历史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确立并发展的。在每一个问题上，先提出西方各家观点(从时间上和逻辑上都该如此)，然后在比较之中逐一批驳其不正确的观点，肯定其合理因素，再确立自己的论述。这个特点充分体现了接受并批判继承前人学说、同时确立我们自己的历史哲学观的原则，也充分体现了史学理论研究的不确定性，并充分反映各家之言，以求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出发点。
(《史学导论》，姜义华等合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第一版，5.00元)
一
作者说，这本书所要研究的“不是直接考察客观的历史过程，而是以人类认识历史的主体活动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此表示了与那些探讨客观历史过程的著作的区别。而本书的结构——包括对历史本体、史学认识、史学方法、史学实践(如成果形式、功能等)、史学家等方面的探讨，不仅与国外类似著作的结构相仿佛，表明我们已经能与国际史学理论界在同样的问题上对话，而且与国内已经出版的多种《史学概论》有较大的区别。正象当年朗格卢瓦和瑟诺博斯的那本同名著作一样，它不仅是一部高校教材，也是一部有独到之处的学术著作。
依我拙见，这样一部历史哲学著作，首先应该回答“历史是什么”以及“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吗”这两个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历史学科的基本问题。回答不上来的，首先就等于没学过历史，尤其不能被视为史学家。本书在第一章中涉及到了第一个问题，认为如兰克那样“视历史是客观地编辑事实”、如科林伍德等人那样“视历史为历史学家重构历史事实”都不正确，而如卡尔那样视“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也没能概括历史实际(第90—91页)，从而提出历史认识三极思维性的论断。同时也指出，“历史实际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变、过程，它一经发生，就成了不可能更改的既定存在”(第92页)。但是，并没有把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单独提出来系统论述，特别是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把“历史”和“历史学”混淆起来提问的，在区别这二者的前提下分别回答历史(客观事实)和历史学(历史认识)是什么的问题，才能有利于除去不可知论和唯心论的因素。
对于第二个问题，本书通过科学史学的产生(第31—41页)和认为一切科学都是历史科学(第68一74页)等方面加以涉及。但是，这个问题实际上要求人们回答历史学是否是象自然科学那样的一门实验科学、以及它有可能不是一门科学(而是故事、艺术之类)的问题。也就是说，它要求人们解答历史学的性质、特征的问题。虽然这一点可以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讨论中加以涉及，但这个问题之重要，使其有必要被单独系统地加以分析。经过研究，我们可以认识到，历史学的对象客观历史具有不复重现性的特点，而人文科学的共同特征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因素，研究历史的唯一途径又是具有不全面性和主体性特点的史料，历史是人的历史这一事实还决定了历史学研究对象的无限复杂性，这些都造成了历史研究性质、对象的不同于一般科学的特殊性。但同时我们也坚信历史学仍是一门科学，因为它与其它科学一样旨在探讨对象的真(尽管我们只能尽量逼近、而非绝对求得这个真)，探索个别、一般(规律)以及二者的关系。由于这些特点，我们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特殊的科学。对这一点做出分析说明是至关重大的，这既有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又有助于回答现代历史哲学提出来的挑战。
二
历史认识论是历史哲学研究中热点的热点，本书把这个问题作为首章来论述，足见对此问题的重视。本章由历史认识活动的结构与过程、历史思维的方式与范围、历史认识真理性的检验三部分组成，基本上包括了历史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其中把历史认识概括为一种“三极思维活动”，即历史认识主体、客体及史料中介在实践中能动的统一，倒似乎是一个较新颖的提法。(第92—97页)一般认识活动主是两极，是认识主体与客体组成的，历史认识的“三极”特征乃是历史学特殊性决定的。但问题在于，说这三极能动统一了的标志是什么呢？具体说，某种体现了三极能动统一的历史认识是什么样子呢？再换句话说，这三极的绝对统一有没有可能实现呢？抑或说，这三极的能动统一是历史认识的理想目标呢，还是可以不断实现的结果呢？对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本书令人高兴地给出了一个答案，即这三极的统一只是相对的统一。(第134贞)尽管这个答案过于简单，而且没有直接针对性地提出，但它毕竟是正确的。
所谓历史认识主体、客体及史料这三者的能动统一，也即对历史的真理性认识，不可能是绝对的，原因亦已见于书。(第129—131页)明确这一点，便与前几十年我们的历史研究态度有了区别。以前我们总不怀疑我们的历史认识(特别是个人的历史认识)具有局限性，对得出的历史研究结论总是无比自信，这便出现了对自己和对别人的不实事求是态度、不宽容态度、对学术权威的盲目崇拜和对“小人物”的不屑一顾，因而极不利于历史学的发展。但我们又承认相对的真理性认识是可以求得的，这又与近年来那种带有怀疑论和不可知论色彩的历史认识论观点划清了界限。如果我们只强调史学研究中的主体因素，否认史学的求真目的，那么历史学就永远不会有一致结论，因而也就不会是一门科学，也就不可能有什么资鉴或教育功能，历史学便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恐怕并不能说这三极能动统一是历史认识活动的本质特征，而只能说它是科学的历史认识活动所追求的目标，或者说它只是一部分历史认识活动的本质特征。从个体的历史认识来看，它们的许多是不能达到这种统一的，比如旧史家把农民起必诬为“盗贼”，把三代以前视为一切都很美好的令人向往的时代，把唐宗宋祖之类评为天生圣贤、完美无缺的明君等等都是这样。在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之后，这种状况仍无法避免，甚至使用了计算机这样的数学手段，得出的结论还常常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此外，还有人认为历史认识的真理性根本无法求得，史学家只需追求他与客体交流对话的“真”就可以了，在这种方针指导下的具体历史认识显然是无法达到“三极统一”的。更何况那些隐恶扬善、为尊者讳的曲笔史学，乃至当代的影射史学，都是故意割裂这三者的。
历史认识真理性的检验也是个重要问题，本书提出了三个层面的检验标准，其中尤为重视社会实践这个层面。书中也指出，由于历史本体的一去不返，无法用逝去了的东西来检验人们对它的认识，因此用来检验的社会实践只是“历史基因”、现实的“活化石”及历史认识的社会效果。不过在我看来，民族精神这类历史基因本身也还可能是一种有待检验的历史认识；现实的“活化石”(如尚停留在原始阶段的民族)有朝一日便会消失(而且消失得很快)；而一种错误的历史认识也会对社会实践产生效果，这种效果不一定使人们知道该种历史认识是错误的(比如宣扬帝王的神化使古代中国人对其盲目崇信、顶礼膜拜，使得专制主义和皇权集中有了长期的基础，对这一点，时人不见得知道是神化帝王认识的错误。对此，后人经过长期的对封建制的批判才得以实现)。
因此，用以检验历史认识的真理性的实践活动，应该是人类历史的长期不断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随着历史发展和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许多以前隐藏着的东西得到逐渐显露，无论是具体史实还是规律性揭示，都会不断得到揭示；而这些又都是在较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的，特别是那些宏观性的历史认识，更有待长期的历史演进来证明。我们常说，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便有这个意思；现实是历史的延伸，后事可以有助检验“前师”。当然，这主要指对规律性历史认识的检验，对微观史实的检验主要还是凭借史料层面上的方法。
三
究竟什么是史学方法论？是作为历史研究宏观指导性方法的哲学理论呢，还是对各种历史研究方法的理论总结？在我看来，后者只是“论方法”(on methods)，而前者才是方法论(methodo－1ogy)。本书虽然在第二章便论及“研究历史的主要方法”，即涉及到史学方法论问题，但对上述疑问并没有做出直接回答，而且基本上采取了“论方法”的形式，不能不说是一点遗憾。当然，作为一部“导论”，有必要讨论各种由浅入深的史学研究方法，但我认为对各种方法论进行探讨尤为要紧。就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说(后者以前者为方法论基础)，它们既是本体论、认识论，又是一种科学方法论，其原则就是“辩证唯物”这四个字。在这个原则下，强调“唯物”就会强调物质生产基础、强调生产力、强调社会经济状况，阶级的观点亦由此而来；强调“辩证”就要强调发展变化、强调事物的整体与个别的关系(人民群众与英雄人物)、强调历史主义的观点等。它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多种科学方法的理论基础，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辩证唯物的史学方法论。有人说，拿一定的世界观来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便是方法论，此其谓也。
史学方法论因此而可以有多种，而且如果它们都属科学方法论的话，它们就未必是对立的，往往是可以相互补充的，比如实证主义的史学方法论就不见得与辩证唯物的史学方法论根本对立。因为前者的原则是对史料的严格批判以确定实证史实，而且同样主张发现规律，这些原则对今天的历史科学来说，还是基本的和必要的。所以，象校勘、辑佚、辨伪，甚至比较法、心理法、计量法等等，都可以归为实证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的具体方法。此外众所周知的是，结构主义理论虽然肇始于人类学和哲学，并将存在主义赶下历史舞台，但它分别与社会学、心理学、文学、史学、艺术、生物学、医学、物理学等相结合而造成结构主义××学时，是被作为一般科学方法论来应用的(皮亚杰在他那本通俗而又重要的小册子中即如是称)。释义学(hermeneutics)也自狄尔泰始被发展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分别应用于各学科。因此，它们是作为一种一般而非特殊的“角度”理论，是在各分支学科研究需要独辟蹊径才能打破研究僵局或拓出研究新路时，被后者借用的。
因此，也由于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实际上都可以归入某种方法论中，对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和介绍就比研究介绍具体方法更重要。
四
与以前出版的多种《史学概论》相比，我感到，终于有了一本可供人深入思考一些“元历史问题”的书了！就以关于历史本体及历史规律这一章来说，通过对历史本体研究发展史的概述，最终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性，是对全面历史本质的科学揭示；而且指出，对历史全面本质的认识是一个正在持续中的过程。此外，本章对基督教史学即神学史学的进步性略加笔墨，也是不可多得的有价值之论。因为以往对神学史学是很少涉及，更没有公允评价的，其实它的目的论、乐观论、进步和发展的观点，都优于古典史学认识。此外，第四章和第五章实际是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理论问题，这在以往的历史哲学著作里是找不到踪影的。实际上，既然本书涉及历史学，当然要涉及历史编纂，因为它构成历史认识的主要形式，历史认识依赖它以实现自身，因此它与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都存在密切关系。比如历史编纂的特征、性质、原则等等，无一不与上述两论有关，以其为前提。尤其应该提出“语言表述的美学要求”一节的撰写是颇必要的。因为历史女神克莉奥本是司艺九女神中的大姐，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又是教化民众，它的目的是要人们“接受”它，史书语言之美便成为需强调的一点。近十年来，人们对枯燥的计量史学和分析史学已经感到不满，故西方史界出现了“叙述史的复兴”，看来这一强调也是符合撰史规律和当代史学主潮的。
除本书结构而外，本书写作的一大特点是对西方历史哲学的扬弃和分析批判。毕竟，西方学术界的历史哲学研究要领先于我们，尽管其中有许多缺陷，但毕竟还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起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历史观也是在西方先哲们的优秀历史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确立并发展的。在每一个问题上，先提出西方各家观点(从时间上和逻辑上都该如此)，然后在比较之中逐一批驳其不正确的观点，肯定其合理因素，再确立自己的论述。这个特点充分体现了接受并批判继承前人学说、同时确立我们自己的历史哲学观的原则，也充分体现了史学理论研究的不确定性，并充分反映各家之言，以求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出发点。
(《史学导论》，姜义华等合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第一版，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