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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解读。2012年,该书突然在中国知识界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阅读热潮;十字路口的国人,似乎很希望从这本一个半世纪前的经典著作中,寻找到某种启示。
革命爆发的两个“悖论”
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时发现了一个“悖论”: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对此,他解释道,革命的发生并不会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
托克维尔观察到的第二个“悖论”是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尤其是当托克维尔观察到:革命前夕的法国政府虽然依旧足够强大,却不再单纯地实行专制,而是在“到处维持秩序”;法国民众则“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这样的情势下,为什么还会爆发摧毁一切的大革命?
尽管法国政府在大革命爆发前已经部分转换了自己的角色,致力于“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但它仍保留着许多专制政府的毛病。在革命爆发前的20年里,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民众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他们不得不算计与大臣签订的合同运气如何,就像搞冒险贷款一样。
所以,托克维尔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孤立,是革命爆发的导火索
农民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国最大的底层社会群体。据托克维尔的调查,在革命爆发前夕,法国农民已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恶霸的欺凌;来自政府的强暴行为也很少涉及他们,他们享受着公民自由,拥有部分土地。但托克维尔所见到的事实却不是这样的,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农民,他们处境孤单。这是一种新奇的压迫。18世纪的法国农村,但凡稍有资产者,无不千方百计离开农村迁往城市。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农民被其他阶层抛弃,最后,农民自己也抛弃了自己。
那些“既有钱又有教养”的旧贵族和新资产阶级对农民不感兴趣。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夜,旧贵族竭力维护自己的既有特权,新资产阶级则竭力为自己谋取新特权,没有人关心丧失了与上层社会的沟通能力的农民,没有人在意农村的失语,而是任由他们生活在孤苦无助的深渊里。穷人和富人之间几乎不再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抱怨、共同的事务,其实是一件相当恐怖的事情。后来的结果众所周知:旧贵族被大革命碾得粉碎;曾一度将革命的锤子递交到农民手里的新资产阶级,则很快被农民用锤子砸碎了脑袋。
而在专制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家庭的任何联系,统治阶级只关注自己的个人利益,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统治阶级与普通民众之间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的关系冻结成冰。农民孤苦无依,民众无法忍受冷漠,于是,大革命爆发了。
追求自由要比追求平等更加重要
追求自由与平等是法国大革命的两大终极目标。革命者“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尽管《人权宣言》里也将“自由”与“平等”并列,但托克维尔还是相当失望:“在为大革命作准备的所有思想感情中,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的。”
在革命的大潮中,“自由”之所以敌不过“平等”,最主要的原因,是对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常常带来财富,虽然它暂时不能使人享受这类福利。“自由”没有办法像“平等”那般,在革命的进程中随时给跟随的革命者以物质的鼓励。所以,放眼世界史,不光是法国大革命,近代以来绝大多数的革命都逃不脱“平等”凌驾于“自由”之上,甚至为了“平等”,不惜牺牲“自由”。当革命为了实现“平等”而不得不借助“专制”的力量时,革命往往毫不考虑“自由”的感受,义无反顾地选择与“专制”结盟。
法国大革命的结局,显然是对这种“要平等不要自由”的革命模式的一种嘲讽。革命者只承认人民,没有其他贵族,还有一个惟一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由它领导国家,保护个人。国民作为一个整体拥有名义上的一切主权权利,而单一的国民却仍然没有摆脱被政府奴役的命运。在这种矛盾最后,大革命偃旗息鼓,拿破仑的专制独裁从天而降,心灰意懒的法国人也就此满足于在“一个主子下平等地生活”。因此,托克维尔发出哀叹:“我敢说,在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
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没有能够把“自由”坚持到底?托克维尔认为,人们平时所热爱的自由,其实只出于对统治阶级的痛恨。当大革命摧枯拉朽般把旧王朝推翻,统治者不再存在,自由也就被革命者抛弃了。所以,托克维尔留下了这样一句告诫:“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寻求“平等”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自由”,或许正是托克维尔从法国大革命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
革命爆发的两个“悖论”
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时发现了一个“悖论”: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对此,他解释道,革命的发生并不会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
托克维尔观察到的第二个“悖论”是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尤其是当托克维尔观察到:革命前夕的法国政府虽然依旧足够强大,却不再单纯地实行专制,而是在“到处维持秩序”;法国民众则“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这样的情势下,为什么还会爆发摧毁一切的大革命?
尽管法国政府在大革命爆发前已经部分转换了自己的角色,致力于“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但它仍保留着许多专制政府的毛病。在革命爆发前的20年里,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民众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他们不得不算计与大臣签订的合同运气如何,就像搞冒险贷款一样。
所以,托克维尔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孤立,是革命爆发的导火索
农民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国最大的底层社会群体。据托克维尔的调查,在革命爆发前夕,法国农民已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恶霸的欺凌;来自政府的强暴行为也很少涉及他们,他们享受着公民自由,拥有部分土地。但托克维尔所见到的事实却不是这样的,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农民,他们处境孤单。这是一种新奇的压迫。18世纪的法国农村,但凡稍有资产者,无不千方百计离开农村迁往城市。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农民被其他阶层抛弃,最后,农民自己也抛弃了自己。
那些“既有钱又有教养”的旧贵族和新资产阶级对农民不感兴趣。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夜,旧贵族竭力维护自己的既有特权,新资产阶级则竭力为自己谋取新特权,没有人关心丧失了与上层社会的沟通能力的农民,没有人在意农村的失语,而是任由他们生活在孤苦无助的深渊里。穷人和富人之间几乎不再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抱怨、共同的事务,其实是一件相当恐怖的事情。后来的结果众所周知:旧贵族被大革命碾得粉碎;曾一度将革命的锤子递交到农民手里的新资产阶级,则很快被农民用锤子砸碎了脑袋。
而在专制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家庭的任何联系,统治阶级只关注自己的个人利益,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统治阶级与普通民众之间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的关系冻结成冰。农民孤苦无依,民众无法忍受冷漠,于是,大革命爆发了。
追求自由要比追求平等更加重要
追求自由与平等是法国大革命的两大终极目标。革命者“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尽管《人权宣言》里也将“自由”与“平等”并列,但托克维尔还是相当失望:“在为大革命作准备的所有思想感情中,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的。”
在革命的大潮中,“自由”之所以敌不过“平等”,最主要的原因,是对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常常带来财富,虽然它暂时不能使人享受这类福利。“自由”没有办法像“平等”那般,在革命的进程中随时给跟随的革命者以物质的鼓励。所以,放眼世界史,不光是法国大革命,近代以来绝大多数的革命都逃不脱“平等”凌驾于“自由”之上,甚至为了“平等”,不惜牺牲“自由”。当革命为了实现“平等”而不得不借助“专制”的力量时,革命往往毫不考虑“自由”的感受,义无反顾地选择与“专制”结盟。
法国大革命的结局,显然是对这种“要平等不要自由”的革命模式的一种嘲讽。革命者只承认人民,没有其他贵族,还有一个惟一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由它领导国家,保护个人。国民作为一个整体拥有名义上的一切主权权利,而单一的国民却仍然没有摆脱被政府奴役的命运。在这种矛盾最后,大革命偃旗息鼓,拿破仑的专制独裁从天而降,心灰意懒的法国人也就此满足于在“一个主子下平等地生活”。因此,托克维尔发出哀叹:“我敢说,在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
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没有能够把“自由”坚持到底?托克维尔认为,人们平时所热爱的自由,其实只出于对统治阶级的痛恨。当大革命摧枯拉朽般把旧王朝推翻,统治者不再存在,自由也就被革命者抛弃了。所以,托克维尔留下了这样一句告诫:“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寻求“平等”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自由”,或许正是托克维尔从法国大革命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