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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晚上八点五十五分，第六教学楼零层的下课铃准时打响，从教室传来的讨论声立刻增加了好几个分贝。
如果在这时走进零层东南侧那排经过重新改造的房间，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它们与普通教室或阶梯教室的差别：排列整齐的长方形桌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圆桌，一小群同学正围绕着桌子站成圈，继续进行着热烈辩论。
在此之前的90分钟里，这里进行了清华大学2018-2019学年全新开设的文化素质核心课：写作与沟通。
2018年7月，清华大学“写作与沟通教学中心”（以下简称写作中心）正式成立，四名专职教师和六名来自不同院系的兼职教师成为了写作与沟通课的首批主讲人。9月17日，由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刘勇（格非）和历史系教授、教务处处长彭刚领衔，写作与沟通正式登陆清华。
不多于15人的小班教学，专题讨论，一对一课后写作指导，面向2018级本科生开放的写作与沟通课的授课内容和形式都足够引人关注。开课两个学期，累计设置42个课堂，覆盖500余人次，这些正踏着下课铃声走出教室的学生，就是这门课程的第二批体验者。
“这课你还是要这么上啊”
下课铃响的时候，社科学院八字班的孙盛（化名）合上了那本厚厚的参考书，满篇古文，没有注解;然后把标志着选课同学身份的名签还给了教授“写作与沟通——《史记》与司马迁专题”的邓耿老师。
在第一节课上就做出退课决定的他坦言：自己的语文水平“本来就很渣”，看到课程提纲上清晰要求的3000字短文、5000字长文和间或布置的古文翻译、文献综述等写作任务，他感到“十分煎熬”。
孙盛表示，自己一开始报名写作与沟通课，其实“就是迫于文化素质核心课学分的压力”。直到真正开始上课时，才发现这门课根本不是什么“刷分水课”的级别。几经权衡，他最终还是选择放弃了这2个学分。
孙盛不是唯一一个体会到课程压力的同学。在微信群里询问曾经选过课的同学，他们对写作与沟通课的评价往往是：非常“硬”、任务量大、对写作标准的要求很高……甚至有不少同学一致表示，自己“选了，又退了”。
新闻与传播学院八字班的刘雨婷（化名）在秋季学期选择了王巍副教授开设的“科学哲学”专题。在进行期末论文写作的时候，刘雨婷将自己准备的所有参考资料都打印了下来，仔细整理后的结果甚至出乎她自己的预料。
“你想象一下，材料有这么厚。”她用手指比了五厘米的高度，“我从来没想过自己写一篇文章要看这么多文献。”
选课的同学不是唯一感受到课程压力的群体。作为写作中心的专职教师之一，邓耿老师今年开设了“《史记》与司马迁”、“智能生活”两个专题，负责四个小班。这意味着他要为近六十名学生提供深入、细致甚至针对性的教学，课后还要与他们一一进行两次半小时以上的面谈。
邓耿老师的背包里装着一个笔记本，里面记录了他每一位学生的院系、特点和在课堂上留下的印象。然而即使如此，迅速熟悉六十个学生还是个不小的挑战。“我刚课上还愣了一下，想‘哎那个同学叫啥名字来着。’”他说。
“但这课你还是要这么上啊。”他表示，为了最终写出两篇相对规范的学术文章，前期布置的文本阅读、资料查找和文献综述是必不可少的，而在面谈的过程中，师生之间也能够针对论文的具体写作进一步交流。“只有这样才能把学分落实到位。”
扎实的两学分带来的高要求、高标准，也让选课同学有所收获。刘雨婷说，一学期课后，自己对“人工智能新闻”这一领域有了一定了解，甚至将它作为了她某个研究计划面试中与考官的交流重点。“感觉自己有了一个可以侃侃而谈的课题。”她表示。
对社科学院八字班的胡晓清（化名）来说，上学期坚持上完写作与沟通课的最大收获，当属在文字表述、写作格式和调查方法上受到的规范性训练。她指了指自己电脑屏幕上的一篇文档：“我现在都有强迫症了，写什么东西都要调字号行距和页边距。”
传说中的3000字状态
为了达到“提升学生的写作表达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的效果，写作与沟通课程设计了专题讨论配合写作指导的授课模式。然而，这两个授课板块给同学的感受却截然不同。
机械、航空与动力大类八字班的唐思远（化名）本学期选择了李成睛老师开设的“西南联大”专题，第一节课的课堂讨论环节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了介绍西南联大的学生长途跋涉抵达昆明的过程中遭遇的问题，老师引导他们设计了“一群人上山迷路，只有一锅粥作为口粮”的模型，新颖的讨论方式让唐思远大开眼界。他表示，上课时发表观点、小组交流的气氛“非常自由”。“同学们都很善良。”他笑称，即使是互相分析問题、指出不足的沟通过程也让人受益匪浅，不是想象中尴尬的“公开处刑。”
不过，当谈到课后写作任务的时候，唐思远显得有点低落。即使有文献阅读的积累和课堂讨论的铺垫，他还是遇到了困难。“上课沟通很有趣，下课写作很头秃。”唐思远坦言，虽然课堂中会传授文章架构搭建的方法，但自己距离熟练掌握仍有距离。
钱学森力学班大一年级的陈榕（化名）对此感同身受。同样作为“西南联大”专题的一员，她描述了自己目前完成那传说中的3000字的状态：整整两天，一直在写，“然后才写了600字”。她表示，自己平时也喜欢阅读人文社科方面的书籍，但由于专业的缘故，“以前真没有接触过完全把写作当成重点的课”。
有中肯的观点却不知如何表述，有深入的思考却不知如何论证，同学在上课过程中暴露的问题，恰恰证明了他们对这类训练课程的迫切需要。写作与沟通课力求的，就是用合适的训练模式来填补这片能力空白。
在秋季学期“智能生活”的课堂上，写作中心的专职教师邓耿通过对维纳《人有人的用处》中部分章节的文本功能分析，介绍了在智能时代伊始对于智能机器与人的关系的再思考，并研究了维纳表达观点、组织材料的方式，以此训练学生阐述问题的能力。而在训练结构搭建或驳论时，一篇文章从初稿到终稿的结构修改，两篇不同观点的文章如何相互回应，就会成为教师分析的文本材料。 邓耿老师强调，写作与沟通课要的目标，是让同学走出课堂之后，能够知道一篇给学术界、给知识分子看的说理性文章应当如何构思、组织并有效论证。在他看来，现有的专题设计便是“写作的生长点”，因为技巧和规范都不能空谈。
“否则两个小时就能把技巧讲完，但你能掌握吗？”邓耿老师直言，专题的真正意义恰在于利用知识层面的内容可以激发学生的思考，指出写作的方向，并带动他们有条理地阐发自己的独到观点。
在环环相扣的系统性训练下，尽管过程中不免挣扎和痛苦，完成阶段性目标的同学们也会体验到超越自我的成就感。
作为唐思远的难兄难弟，机械、航空与动力大类八字班的黄书宇（化名）本学期选修了土木工程系邢沁妍老师的“结构”专题，他的练习作业是为孔明锁写一篇说明书。根据唐思远的描述，那段时间，黄书宇“性格暴躁，十分难受，经常骂人”，颇经一番挣扎。“不过我觉得，当他真的写完了之后，那种精神状态仿佛整个天下在他手中。”唐思远调侃道。
“有点通识课的感觉”
除了满足同学迫切需要的能力训练，写作与沟通课的另一重目的便是开拓同学的知识面。根据清华大学教务处负责老师的介绍，写作与沟通课力求打造的是没有门槛的通识教育课程，任何同学不需要相关的学科背景，都应该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加入课堂讨论。
事实上，学科差异带来的挑战似乎难以避免。在“科学哲学”专题的第一次讨论课上，文科出身、理工科背景相对薄弱的刘雨婷“心里直打鼓”。身边同学接连举出科学史上的各种案例作为论据，她不仅“想不到那么多例子”，甚至“很多时候都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好在，课堂辩论的氛围相对开放，没
邓耿老师强调，写作与沟通课要达到的根本目标，
是让同学走出课堂之后，能够知道一篇给学术界、给知识分子看的说理性文字应当如何构思、组织并有效论证。
在他看来，现有的专题设计便是“写作的生长点”，因为技巧和规范都不能空谈。
邓耿老师反映，他的课上很明显有“学的相对吃力”和“根本吃不饱”的同学，而这样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听课效果。他回忆了在“《史记》与司马迁”专题第一节课上布置的翻译作业，尽管只要求200字以上，还是有同学翻译了近千字，“拦都拦不住”。而受到目前课程设计的局限，专职教师只能尽全力通过课堂讨论和课后单独面谈的机会，对不同水平的学生做出分别的引导，保证他们都能在课堂上有所收获。
有想象中“脸红脖子粗”的争吵，而是自由的互相请教，让所有人都获得了深入了解更多知识的机会。“更像一场座谈会。”刘雨婷表示，自己确实在课堂上体会到了通识课的包容性。
尽管写作中心还在探索多元的教学模式，但现行的“将能力与通识相结合”的授课方式，是重要的努力方向。
在一部分同学犹豫着是否承担课程压力，一部分同学在能力训练中超越自我，一部分同学选择挑战学科差异时，另一些同学正在怀疑写作与沟通与“通识课”的界线。
新闻与传播学院八字班的季筱（化名），是一位少有的称呼写作与沟通为“水课”的同学。
季筱在秋季学期选择了人文学院陈老师开设的“诗与世界”专题。据她回忆，由于专题内容是诗歌鉴赏，难以与最后的学术性写作无缝衔接，所以这门课程的论文并没有选题范围。
文学作品鉴赏、前沿研究介绍、时事新闻评论……季筱表示，最后她身边的同学“写什么的都有”，写作与沟通变成了一门“自由创作课”。但是即便如此，课程作业的评分标准却依旧涵盖“表达方式、逻辑思维”等项目，而这些“其实没有人教”。
“太像通识课了。除了几首诗歌外，学不到什么东西。”季筱坦言，自己希望看到的是更具有針对性的论文训练课，但又担心这样覆盖面较广的课程能否平衡不同院系、不同水平的同学的需求，“感觉一些理工科的同学是真的不太会写作。”
授课教师也观察到了同学能力分层的现象。
邓耿老师反映，他的课上很明显有“学的相对吃力”和“根本吃不饱”的同学，而这样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听课效果。他回忆了在“《史记》与司马迁”专题第一节课上布置的翻译作业，尽管只要求200字以上，还是有同学翻译了近千字，“拦都拦不住”。而受到目前课程设计的局限，专职教师只能尽全力通过课堂讨论和课后单独面谈的机会，对不同水平的学生做出分别的引导，保证他们都能在课堂上有所收获。
“吃不饱的，再多给他看一点东西;感到吃力的呢，就看看能不能帮他减掉一些压力。”邓耿老师说。
能力训练与通识教育如何平衡才能让两者较好融合？如何选择专题深度照顾不同专业背景同学的通识需求？如何调整课程设计让更多层次不同的同学都有所收获？写作与沟通登陆的第二学期，这些问题渐渐浮出水面。更专业、更平衡、更有针对性的写作与沟通课，成为了同学期待的改进方向。
所有人都需要一点时间
从2017年“更创新、更国际、更人文”的口号提出开始，到2018年7月写作与沟通教学中心挂牌成立，9月写作与沟通正式开课，11月普林斯顿大学写作中心应邀来访清华，《写作与沟通》课程说明会召开，写作与沟通课登陆清华，其中草蛇灰线，固有迹象可循。
最先开始的是对教室的选择。得到写作中心青睐的是六教重新配备了活动桌椅的小教室：可以自由移动的小方桌，和那些被戏称为“像在吃火锅”的大圆桌，营造了更加开放、轻松的课堂氛围，为集讲授、辩论、小组讨论、个人展示各种形式于一身的写作与沟通课提供了必要的硬件条件。
其次是写作中心25人专职教师团队的建设。根据教务处负责老师的介绍，专职教师的选拔相当严苛，除了设置笔试以考察应聘者的写作能力之外，还要由来自校教学委员会、不同院系的教学主任等专家组成面试小组，针对应聘者的学术背景、写作水平、沟通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等方面进行全面考察。“在教师招聘中，我们希望教师的学科背景可以更丰富一点。这也是考虑到清华理工科学生占比较高的特点，希望能吸引更多具有理工科背景的优秀教师人才加入这门课程。”她说。 在今年四月，第四批专职教师的招聘工作即将展开。学校争取写作与沟通教学中心25位专职教师能够尽快全部到位，同时继续邀请各院系的老师与写作中心合作开课，打造一支多元化的团队。但是，考虑到招聘的严格要求，和部分通过面试的专职教师在站博士后等特殊身份，部分教师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需要时间做准备的不止那些即将上岗的专职教师们，写作与沟通课直接面向的大一学生也需要时间。
大多数八字班的同学对“2018级必修，2020年全覆盖”的传言感到担忧。数理基科班大一年级的陈颖（化名）在本学期初咬牙选了“性别视角”专题，但终究还是被“一学分20000字，两学分40000字”的课程说明吓退。她直言，自己退课之后还有三十多个学分，若这门课真的变成必修，真的“压力山大”。
“请清华爸爸留我一条活路吧。”她自嘲道。
不过事实上，根据教务处计划科的安排，写作与沟通课的推广模式还在探索当中，目前只在计算机实验班（姚班）、钱学森力学班（钱班）、能源动力工程烽火班（烽火班）实行全覆盖试点，而下一步推进计划则必须要与整个大类中的所有院系取得一致，按照大类协调培养计划。
教务处需要时间。
课程目标的针对性，学生的能力分层，通识与专题的平衡，怎样的课程设计更符合现状是他们亟需思考的问题。
在改革的过程中，同学间的讨论提供了一定思路。写作与沟通课也许并不适合所有同学，来自同一学院的季筱和刘雨婷的观点非常相似。
她们从亲身体会出发，表示新闻与传播学院开设的大类平台课“走在路上的叙事艺术”，以及“新闻评论”、“国际新闻报道”等专业课程，训练性更强，而且可能比写作与沟通更有针对性。
针对师资紧张和课程必修之间的矛盾，教务处也在考虑通过“认定课程”的方式，主要是面向文科院系中一些读写要求高的课程，以替代写作与沟通课程要求。针对课堂中出现的能力分层问题，由于目前试点探索获得的数据不足以代表全校的整体情况，教务处将会充分调研国外同类型课程的分层教学模式，在大一本科生全覆盖的基础上，根据更为全面的调研数据，分析学生写作能力的水平差异情况，开展分层教学的探索工作。
授课教师也需要时间。
教务处负责老师表示，写作与沟通教学中心专职教师的要求相对比较嚴格。写作中心内部会对主题设计和授课方式进行反复研讨，并对每一个入职的专职教师进行相应培训。
对于本就承受教学、科研负担的兼职教师来说，写作与沟通的192个课时并不轻松。“我有时候会和彭刚老师开玩笑说，我现在的课时都可以在人文学院开教学系列了。”“科学哲学”专题教师，科技与社会研究所的王巍副教授说。
更何况，写作与沟通的通识模式意味着要面对更加复杂的学生组成，对老师调整自己的教学难度构成了一定挑战。第一次开设通识课的院系教师需要时间对课程进行微调，以适应非本专业的同学们。
“我们始终相信一门课要建成统一的标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探索期间需要包容很多问题。”教务处负责老师表示。
“学术、写作、沟通，缺一不可”
大力支持、长期筹备、积极改良、步步推进，写作与沟通的发展势在必行，需要的大约只是同学的参与、及时的反馈、恰当的调整和足够的时间。
“写作与沟通是基础，是从事任何工作必需的技能。”写作中心的邓耿老师曾反复强调，想要在这个越来越开放的时代取得成就，“为人类的知识总体做出贡献”，学术、写作、沟通三者缺一不可。
“在我读清华化学系的时候，就接受过这样的教育：”邓耿老师回忆，“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三分之一的本事是做研究的脑子，三分之一的本事是写文章的笔，三分之一的本事是讲报告的嘴。”
（由清华大学《清新时报》提供）
责任编辑：尹颖尧
如果在这时走进零层东南侧那排经过重新改造的房间，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它们与普通教室或阶梯教室的差别：排列整齐的长方形桌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圆桌，一小群同学正围绕着桌子站成圈，继续进行着热烈辩论。
在此之前的90分钟里，这里进行了清华大学2018-2019学年全新开设的文化素质核心课：写作与沟通。
2018年7月，清华大学“写作与沟通教学中心”（以下简称写作中心）正式成立，四名专职教师和六名来自不同院系的兼职教师成为了写作与沟通课的首批主讲人。9月17日，由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刘勇（格非）和历史系教授、教务处处长彭刚领衔，写作与沟通正式登陆清华。
不多于15人的小班教学，专题讨论，一对一课后写作指导，面向2018级本科生开放的写作与沟通课的授课内容和形式都足够引人关注。开课两个学期，累计设置42个课堂，覆盖500余人次，这些正踏着下课铃声走出教室的学生，就是这门课程的第二批体验者。
“这课你还是要这么上啊”
下课铃响的时候，社科学院八字班的孙盛（化名）合上了那本厚厚的参考书，满篇古文，没有注解;然后把标志着选课同学身份的名签还给了教授“写作与沟通——《史记》与司马迁专题”的邓耿老师。
在第一节课上就做出退课决定的他坦言：自己的语文水平“本来就很渣”，看到课程提纲上清晰要求的3000字短文、5000字长文和间或布置的古文翻译、文献综述等写作任务，他感到“十分煎熬”。
孙盛表示，自己一开始报名写作与沟通课，其实“就是迫于文化素质核心课学分的压力”。直到真正开始上课时，才发现这门课根本不是什么“刷分水课”的级别。几经权衡，他最终还是选择放弃了这2个学分。
孙盛不是唯一一个体会到课程压力的同学。在微信群里询问曾经选过课的同学，他们对写作与沟通课的评价往往是：非常“硬”、任务量大、对写作标准的要求很高……甚至有不少同学一致表示，自己“选了，又退了”。
新闻与传播学院八字班的刘雨婷（化名）在秋季学期选择了王巍副教授开设的“科学哲学”专题。在进行期末论文写作的时候，刘雨婷将自己准备的所有参考资料都打印了下来，仔细整理后的结果甚至出乎她自己的预料。
“你想象一下，材料有这么厚。”她用手指比了五厘米的高度，“我从来没想过自己写一篇文章要看这么多文献。”
选课的同学不是唯一感受到课程压力的群体。作为写作中心的专职教师之一，邓耿老师今年开设了“《史记》与司马迁”、“智能生活”两个专题，负责四个小班。这意味着他要为近六十名学生提供深入、细致甚至针对性的教学，课后还要与他们一一进行两次半小时以上的面谈。
邓耿老师的背包里装着一个笔记本，里面记录了他每一位学生的院系、特点和在课堂上留下的印象。然而即使如此，迅速熟悉六十个学生还是个不小的挑战。“我刚课上还愣了一下，想‘哎那个同学叫啥名字来着。’”他说。
“但这课你还是要这么上啊。”他表示，为了最终写出两篇相对规范的学术文章，前期布置的文本阅读、资料查找和文献综述是必不可少的，而在面谈的过程中，师生之间也能够针对论文的具体写作进一步交流。“只有这样才能把学分落实到位。”
扎实的两学分带来的高要求、高标准，也让选课同学有所收获。刘雨婷说，一学期课后，自己对“人工智能新闻”这一领域有了一定了解，甚至将它作为了她某个研究计划面试中与考官的交流重点。“感觉自己有了一个可以侃侃而谈的课题。”她表示。
对社科学院八字班的胡晓清（化名）来说，上学期坚持上完写作与沟通课的最大收获，当属在文字表述、写作格式和调查方法上受到的规范性训练。她指了指自己电脑屏幕上的一篇文档：“我现在都有强迫症了，写什么东西都要调字号行距和页边距。”
传说中的3000字状态
为了达到“提升学生的写作表达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的效果，写作与沟通课程设计了专题讨论配合写作指导的授课模式。然而，这两个授课板块给同学的感受却截然不同。
机械、航空与动力大类八字班的唐思远（化名）本学期选择了李成睛老师开设的“西南联大”专题，第一节课的课堂讨论环节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了介绍西南联大的学生长途跋涉抵达昆明的过程中遭遇的问题，老师引导他们设计了“一群人上山迷路，只有一锅粥作为口粮”的模型，新颖的讨论方式让唐思远大开眼界。他表示，上课时发表观点、小组交流的气氛“非常自由”。“同学们都很善良。”他笑称，即使是互相分析問题、指出不足的沟通过程也让人受益匪浅，不是想象中尴尬的“公开处刑。”
不过，当谈到课后写作任务的时候，唐思远显得有点低落。即使有文献阅读的积累和课堂讨论的铺垫，他还是遇到了困难。“上课沟通很有趣，下课写作很头秃。”唐思远坦言，虽然课堂中会传授文章架构搭建的方法，但自己距离熟练掌握仍有距离。
钱学森力学班大一年级的陈榕（化名）对此感同身受。同样作为“西南联大”专题的一员，她描述了自己目前完成那传说中的3000字的状态：整整两天，一直在写，“然后才写了600字”。她表示，自己平时也喜欢阅读人文社科方面的书籍，但由于专业的缘故，“以前真没有接触过完全把写作当成重点的课”。
有中肯的观点却不知如何表述，有深入的思考却不知如何论证，同学在上课过程中暴露的问题，恰恰证明了他们对这类训练课程的迫切需要。写作与沟通课力求的，就是用合适的训练模式来填补这片能力空白。
在秋季学期“智能生活”的课堂上，写作中心的专职教师邓耿通过对维纳《人有人的用处》中部分章节的文本功能分析，介绍了在智能时代伊始对于智能机器与人的关系的再思考，并研究了维纳表达观点、组织材料的方式，以此训练学生阐述问题的能力。而在训练结构搭建或驳论时，一篇文章从初稿到终稿的结构修改，两篇不同观点的文章如何相互回应，就会成为教师分析的文本材料。 邓耿老师强调，写作与沟通课要的目标，是让同学走出课堂之后，能够知道一篇给学术界、给知识分子看的说理性文章应当如何构思、组织并有效论证。在他看来，现有的专题设计便是“写作的生长点”，因为技巧和规范都不能空谈。
“否则两个小时就能把技巧讲完，但你能掌握吗？”邓耿老师直言，专题的真正意义恰在于利用知识层面的内容可以激发学生的思考，指出写作的方向，并带动他们有条理地阐发自己的独到观点。
在环环相扣的系统性训练下，尽管过程中不免挣扎和痛苦，完成阶段性目标的同学们也会体验到超越自我的成就感。
作为唐思远的难兄难弟，机械、航空与动力大类八字班的黄书宇（化名）本学期选修了土木工程系邢沁妍老师的“结构”专题，他的练习作业是为孔明锁写一篇说明书。根据唐思远的描述，那段时间，黄书宇“性格暴躁，十分难受，经常骂人”，颇经一番挣扎。“不过我觉得，当他真的写完了之后，那种精神状态仿佛整个天下在他手中。”唐思远调侃道。
“有点通识课的感觉”
除了满足同学迫切需要的能力训练，写作与沟通课的另一重目的便是开拓同学的知识面。根据清华大学教务处负责老师的介绍，写作与沟通课力求打造的是没有门槛的通识教育课程，任何同学不需要相关的学科背景，都应该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加入课堂讨论。
事实上，学科差异带来的挑战似乎难以避免。在“科学哲学”专题的第一次讨论课上，文科出身、理工科背景相对薄弱的刘雨婷“心里直打鼓”。身边同学接连举出科学史上的各种案例作为论据，她不仅“想不到那么多例子”，甚至“很多时候都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好在，课堂辩论的氛围相对开放，没
邓耿老师强调，写作与沟通课要达到的根本目标，
是让同学走出课堂之后，能够知道一篇给学术界、给知识分子看的说理性文字应当如何构思、组织并有效论证。
在他看来，现有的专题设计便是“写作的生长点”，因为技巧和规范都不能空谈。
邓耿老师反映，他的课上很明显有“学的相对吃力”和“根本吃不饱”的同学，而这样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听课效果。他回忆了在“《史记》与司马迁”专题第一节课上布置的翻译作业，尽管只要求200字以上，还是有同学翻译了近千字，“拦都拦不住”。而受到目前课程设计的局限，专职教师只能尽全力通过课堂讨论和课后单独面谈的机会，对不同水平的学生做出分别的引导，保证他们都能在课堂上有所收获。
有想象中“脸红脖子粗”的争吵，而是自由的互相请教，让所有人都获得了深入了解更多知识的机会。“更像一场座谈会。”刘雨婷表示，自己确实在课堂上体会到了通识课的包容性。
尽管写作中心还在探索多元的教学模式，但现行的“将能力与通识相结合”的授课方式，是重要的努力方向。
在一部分同学犹豫着是否承担课程压力，一部分同学在能力训练中超越自我，一部分同学选择挑战学科差异时，另一些同学正在怀疑写作与沟通与“通识课”的界线。
新闻与传播学院八字班的季筱（化名），是一位少有的称呼写作与沟通为“水课”的同学。
季筱在秋季学期选择了人文学院陈老师开设的“诗与世界”专题。据她回忆，由于专题内容是诗歌鉴赏，难以与最后的学术性写作无缝衔接，所以这门课程的论文并没有选题范围。
文学作品鉴赏、前沿研究介绍、时事新闻评论……季筱表示，最后她身边的同学“写什么的都有”，写作与沟通变成了一门“自由创作课”。但是即便如此，课程作业的评分标准却依旧涵盖“表达方式、逻辑思维”等项目，而这些“其实没有人教”。
“太像通识课了。除了几首诗歌外，学不到什么东西。”季筱坦言，自己希望看到的是更具有針对性的论文训练课，但又担心这样覆盖面较广的课程能否平衡不同院系、不同水平的同学的需求，“感觉一些理工科的同学是真的不太会写作。”
授课教师也观察到了同学能力分层的现象。
邓耿老师反映，他的课上很明显有“学的相对吃力”和“根本吃不饱”的同学，而这样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听课效果。他回忆了在“《史记》与司马迁”专题第一节课上布置的翻译作业，尽管只要求200字以上，还是有同学翻译了近千字，“拦都拦不住”。而受到目前课程设计的局限，专职教师只能尽全力通过课堂讨论和课后单独面谈的机会，对不同水平的学生做出分别的引导，保证他们都能在课堂上有所收获。
“吃不饱的，再多给他看一点东西;感到吃力的呢，就看看能不能帮他减掉一些压力。”邓耿老师说。
能力训练与通识教育如何平衡才能让两者较好融合？如何选择专题深度照顾不同专业背景同学的通识需求？如何调整课程设计让更多层次不同的同学都有所收获？写作与沟通登陆的第二学期，这些问题渐渐浮出水面。更专业、更平衡、更有针对性的写作与沟通课，成为了同学期待的改进方向。
所有人都需要一点时间
从2017年“更创新、更国际、更人文”的口号提出开始，到2018年7月写作与沟通教学中心挂牌成立，9月写作与沟通正式开课，11月普林斯顿大学写作中心应邀来访清华，《写作与沟通》课程说明会召开，写作与沟通课登陆清华，其中草蛇灰线，固有迹象可循。
最先开始的是对教室的选择。得到写作中心青睐的是六教重新配备了活动桌椅的小教室：可以自由移动的小方桌，和那些被戏称为“像在吃火锅”的大圆桌，营造了更加开放、轻松的课堂氛围，为集讲授、辩论、小组讨论、个人展示各种形式于一身的写作与沟通课提供了必要的硬件条件。
其次是写作中心25人专职教师团队的建设。根据教务处负责老师的介绍，专职教师的选拔相当严苛，除了设置笔试以考察应聘者的写作能力之外，还要由来自校教学委员会、不同院系的教学主任等专家组成面试小组，针对应聘者的学术背景、写作水平、沟通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等方面进行全面考察。“在教师招聘中，我们希望教师的学科背景可以更丰富一点。这也是考虑到清华理工科学生占比较高的特点，希望能吸引更多具有理工科背景的优秀教师人才加入这门课程。”她说。 在今年四月，第四批专职教师的招聘工作即将展开。学校争取写作与沟通教学中心25位专职教师能够尽快全部到位，同时继续邀请各院系的老师与写作中心合作开课，打造一支多元化的团队。但是，考虑到招聘的严格要求，和部分通过面试的专职教师在站博士后等特殊身份，部分教师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需要时间做准备的不止那些即将上岗的专职教师们，写作与沟通课直接面向的大一学生也需要时间。
大多数八字班的同学对“2018级必修，2020年全覆盖”的传言感到担忧。数理基科班大一年级的陈颖（化名）在本学期初咬牙选了“性别视角”专题，但终究还是被“一学分20000字，两学分40000字”的课程说明吓退。她直言，自己退课之后还有三十多个学分，若这门课真的变成必修，真的“压力山大”。
“请清华爸爸留我一条活路吧。”她自嘲道。
不过事实上，根据教务处计划科的安排，写作与沟通课的推广模式还在探索当中，目前只在计算机实验班（姚班）、钱学森力学班（钱班）、能源动力工程烽火班（烽火班）实行全覆盖试点，而下一步推进计划则必须要与整个大类中的所有院系取得一致，按照大类协调培养计划。
教务处需要时间。
课程目标的针对性，学生的能力分层，通识与专题的平衡，怎样的课程设计更符合现状是他们亟需思考的问题。
在改革的过程中，同学间的讨论提供了一定思路。写作与沟通课也许并不适合所有同学，来自同一学院的季筱和刘雨婷的观点非常相似。
她们从亲身体会出发，表示新闻与传播学院开设的大类平台课“走在路上的叙事艺术”，以及“新闻评论”、“国际新闻报道”等专业课程，训练性更强，而且可能比写作与沟通更有针对性。
针对师资紧张和课程必修之间的矛盾，教务处也在考虑通过“认定课程”的方式，主要是面向文科院系中一些读写要求高的课程，以替代写作与沟通课程要求。针对课堂中出现的能力分层问题，由于目前试点探索获得的数据不足以代表全校的整体情况，教务处将会充分调研国外同类型课程的分层教学模式，在大一本科生全覆盖的基础上，根据更为全面的调研数据，分析学生写作能力的水平差异情况，开展分层教学的探索工作。
授课教师也需要时间。
教务处负责老师表示，写作与沟通教学中心专职教师的要求相对比较嚴格。写作中心内部会对主题设计和授课方式进行反复研讨，并对每一个入职的专职教师进行相应培训。
对于本就承受教学、科研负担的兼职教师来说，写作与沟通的192个课时并不轻松。“我有时候会和彭刚老师开玩笑说，我现在的课时都可以在人文学院开教学系列了。”“科学哲学”专题教师，科技与社会研究所的王巍副教授说。
更何况，写作与沟通的通识模式意味着要面对更加复杂的学生组成，对老师调整自己的教学难度构成了一定挑战。第一次开设通识课的院系教师需要时间对课程进行微调，以适应非本专业的同学们。
“我们始终相信一门课要建成统一的标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探索期间需要包容很多问题。”教务处负责老师表示。
“学术、写作、沟通，缺一不可”
大力支持、长期筹备、积极改良、步步推进，写作与沟通的发展势在必行，需要的大约只是同学的参与、及时的反馈、恰当的调整和足够的时间。
“写作与沟通是基础，是从事任何工作必需的技能。”写作中心的邓耿老师曾反复强调，想要在这个越来越开放的时代取得成就，“为人类的知识总体做出贡献”，学术、写作、沟通三者缺一不可。
“在我读清华化学系的时候，就接受过这样的教育：”邓耿老师回忆，“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三分之一的本事是做研究的脑子，三分之一的本事是写文章的笔，三分之一的本事是讲报告的嘴。”
（由清华大学《清新时报》提供）
责任编辑：尹颖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