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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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意义在于，它是一门关系着人、群体、民族、国家、人类之命运的学问。此即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是史学意义的根本所在。如果离开了这一点，历史流于说热闹故事，那就会成为文艺中的一科。说到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因立场、价值取向的不同，会有不同的定位和看法。对多元的取向，我们应当正视和平等相待。1989年我曾写过一篇《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刊于当年的《求是》第2期），与当下相关的，着重说到了两点：一是“大力开展当代史研究”，其中提到：大力开展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研究大力开展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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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30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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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意义在于，它是一门关系着人、群体、民族、国家、人类之命运的学问。此即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是史学意义的根本所在。如果离开了这一点，历史流于说热闹故事，那就会成为文艺中的一科。说到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因立场、价值取向的不同，会有不同的定位和看法。对多元的取向，我们应当正视和平等相待。1989年我曾写过一篇《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刊于当年的《求是》第2期），与当下相关的，着重说到了两点：一是“大力开展当代史研究”，其中提到：大力开展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研究大力开展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大力开展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史的研究大力开展建国以后历史的研究特别强调了要“开拓追踪史学”。因为“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经济制度、政治格局、社会分层、思想观念等各方面都处于大变动之中。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具有新闻感和历史感，并把两者结合起来，瞄准社会运动的轨迹，开展追踪史学研究”。
其他文献
义务戏始于清末，随着近代社会变迁而不断发展。民初，义务戏演出的频次增多、类型多样化，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助善方式，并在京、津、沪等城市表现较为突出。分析义务戏的属性，挖掘其内涵与特征，对于深化研究义务戏在近代的嬗变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翁有为教授主持的《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研究》，入选2011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面世。翁著强调地区行政管理体制具有历史延续性的特点；在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的设计与实施中，强调的是行政管理的效率与管理效能的扩展，中共与汪伪政权都采用此项地区行政层次，看中的同样是行政管理效率，意识形态的因素并不重要；此外翁著特别关注历史与现实间的关联性，把专员公署制在省县之间的上通下达作用看作是中国行政管理的必要层级。翁著提出了一些既有学术意义，也有现实价值的观点，是中国近代行政管理制度
吴简证实吴国确实存在吏户。这是孙权在建国前就承认地主依附民合法化，激化劳动人手争夺的结果。为确保奴役对象，官府针对诸吏制定了各类专门簿籍，强化控制。本来在《吏民田家蔚》租佃制度中享有优惠的郡吏和州吏随着这些专门簿籍的建立，其优惠相继丧失或即将丧失。诸吏或供官府各部门奔走驱使，或耕种限田，承受残酷的剥削。他们服役期超过平民，并祸及与其共居的父兄子弟，被征发为“子弟佃客”，乃至空户从役。若有逃亡，必须征发“下户民”替代，在户籍中给予“子弟”的身份。凡此，皆表明诸吏实质上已是官府依附民。
《新中华》是中华书局于1933年创办的以“灌输时代知识，发扬民族精神”为宗旨，以时事政治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刊物。在1930年代，它“与《东方杂志》、《申报月刊》齐名”，是当时“三大综合性杂志之一”[吴永贵主编：《中国出版史》（下册·近现代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页]。目前，学界对《新中华》的研究较为薄弱，陈江《从大中华到新中华——漫谈中华书局的两本杂志》（《编辑学刊））1994年第2期）是仅有的一篇涉及《新中华》的论文，且详《大中华》，略《新中华》。本文拟对1933～1937年《新中华》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江南文化的讨论相当活跃。人们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或就江南文化的发展形态和地域特征进行历史透视和解读，或就江南文化的有关现象展开具体考察和分析，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不过，有一点似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那就是江南文化的海洋特性问题。事实上，江南文化虽不是典型的海洋文化，但濒海而起、依海而兴的历史传统，使之呈现出诸多不同于内陆文化的文明特质和屙陛，走了一条颇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2012年11月16～18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罗伯特·史密斯国际杰斐逊研究中心（The Robert H. Smith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Jefferson Studies at Monticello）共同发起召开了一次美国史研讨会,有三十余名中外学者出席。会议的主题是＂杰斐逊时代的民主、共和与国家构建＂,与会学者围绕＂杰斐逊与民主问题＂、＂杰斐逊时代的共和主义＂、＂杰斐逊与早期美国的国族/国家构建＂三个专题展开讨论。专题讨论结束后,会议主办方特意组织了两场圆桌讨论,采用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主要目的就是以其激进思想改造国人的观念。因此，当常燕生质疑其激进思想时，陈独秀抓住机会，企图一举在观念上“征服”常燕生。常燕生则在与陈独秀的思想论争过程中，逐渐接受陈独秀的激进思想，原本温和的文化观日益激进化。此后，在东西文化调和论的刺激下，常燕生激进的东西文化观日渐成熟，认为东西文明不是“地域之别”而是“古今之异”，并在批评胡适文化观的表述中得以系统阐明。然随时代的变迁以及自身认识的深入，常燕生激进的东西文化观有所调适，开始扬弃“东西文化”乃“古今之异”的观点而强调文化的“民族性”
唐代刘知畿所撰的《史通》（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是一部价值很高的史学理论名著，它在诸多方面为我国的史学批评开辟了道路，前人对它多有探讨与研究。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等著作，对本文所考察的问题有所涉及。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有关问题作进一步的考察与补充。
宅基地问题作为中国现代农村土地产权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始终与农民个人的切身利益、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密切相关。集体化时代确立了中国农村宅基地制度的规范，宅基地制度在此时期得以形成、完善，其精髓更延绵至今，仍在产生着持久性影响。同时，集体化时代乡村中的宅基地实践可谓丰富多彩，该时期农民在宅基地实践中所“发明”的各种应对机制甚至延续至今日乡村的宅基地实践中。因此，对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村宅基地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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