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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和平起义中的情报英雄周竹安》在《世纪》（2009年第4期）刊出后，被多家媒体转载。2010年6月，湖南电视台还拍摄了历史纪录片《密电风云》；2011年元旦，央视又推出反映这一历史事件的电视剧《黎明前的暗战》。人们对长沙起义中吴克坚、周竹安真实版的潜伏故事的浓厚兴趣由此可见一斑。笔者多年从事这段历史研究，愿意再次披露周竹安在长沙建立秘密电台，策动程潜和陈明仁起义的一些内情细节。
一、运送电台到长沙
的种种曲折
1949年上半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大局已定。这时，国民党内部嫡系与非嫡系的冲突公开爆发，特别是蒋介石同在解放战争中毫发无损的桂系矛盾急剧加深。李宗仁、白崇禧借和平谈判之机，向蒋介石“逼宫”，由李宗仁代理总统。随之，李宗仁派黄绍竑飞往北平，要求人民解放军暂停进攻。李希望通过谈判来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
1949年初，周恩来、李克农曾致电在香港的潘汉年和上海的吴克坚：“望告黄绍竑，只要白有决心，我们可以和白联合对蒋。” 然而，白崇禧看到黄绍竑带回的《国内和平协定》即表示反对；在溪口的蒋介石亦表示反对。在国共和谈无望的情况下，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3日南京解放。
在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际，蒋介石将南京政府迁往广州，仍想稳住西南作最后顽抗，同时又怕桂系挖他墙角。蒋先前派程潜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目的是钳制桂系。但蒋对程并不信任，又委派李默庵、黄杰为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来掌握湖南的实权。
程潜作为老同盟会员，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国民党的元老。但大革命失败后，程一直反共，抗战胜利后，有所转变。1948年7月，程回湖南之后，借机附和桂系的和平呼吁，在湖南倡导局部和平；但他考虑和谈一旦破裂，桂系势必继续对抗中共，那时湖南会与桂系形成严重对抗的局面。湖南军事力量又极为单薄，程想到时任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两人既是同乡又有师生关系，遂通过刘斐去游说白崇禧，将陈明仁从武汉调来湖南。
以周里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工委，为争取程潜起义做了大量工作。但程潜在白崇禧压力之下思想极度动摇，因为白以小诸葛著称，其时尚握有重兵，并占据大西南，所以程始终未能下定最后的决心。此外，湖南地下党没有电台，一些重大问题无法及时报告中共中央。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为及时了解和掌握湖南情势，指示上海吴克坚情报系统迅速派出情报干部去长沙，建立与党中央直接联络的秘密电台，搜集情报，参与策动程潜和陈明仁起义。吴克坚遵照周恩来指示，立即派周竹安去建立长沙情报站。
吴克坚（1900—1986）和周竹安（1891—1977）都是湖南人氏。吴1924年入党，曾任中共平江县委书记，“马日事变”后领导平江农民参加秋收起义，后来这支农民武装成为井岗山工农红军的一部分；周竹安和毛泽东同为教育家徐特立的学生，毛泽东任湖南一师附小主事，周竹安则为长沙师范附小主事。周受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影响，1925年参加革命，次年入党，曾出任省农民协会秘书，协助毛泽东、柳直荀等领导了风起云涌的湖南农民运动。1928年党中央迁到上海，吴克坚和周竹安同被调到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做情报保卫工作。吴、周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既熟悉又信任的重要情报干部。
吴克坚派徐淡庐（重庆渝北人，1938年入党。长期做情报与统战工作，1946年调到上海吴克坚情报系统）为长沙情报站送电台。他要徐先去汉口见上海情报系统武汉站负责人吴化之，派交通员陪徐将电台运到长沙交给周竹安。随后，徐淡庐再去香港，通过华润公司（中共于1948年12月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外贸机构）找到潘汉年，将一位从中共东北局社会部调来的电台报务员送到长沙。
徐接到任务第一件事就是购买飞机票，但此时上海购买飞机票必须有特殊关系，徐找到任国民党国防部少将高参的四川阔少爷郭大中（川军潘文华部的郭军长之子），佯称有急事要乘飞机去汉口。郭一口答应，身着少将军服冒充蒋介石侍卫室人员，驾着凯迪拉克轿车来到航空公司，弄到了飞机票。
4月12日，徐淡庐飞抵汉口找到吴化之，但吴告诉他，交通员梁宜苏未能及时赶到。徐想周竹安要同党中央联络急需电台，刻不容缓。于是他不按吴克坚规定，决定独自一人携带电台去长沙。徐迅速通过关系，搞到国防部驻武汉第二兵站的过关免检证件和一套呢军服，伪装成国民党军官。15日晨，徐手提内藏电台的褐色皮箱上了火车，到达长沙又顺利出了站。初到长沙，徐想到在上海经常住宿青年会旅馆，就乘坐黄包车直奔长沙青年会。
到达目的地，他按照吴克坚交代的地点——长沙建业银行，通过某职员找周竹安接头，谁知对方一见他的这身打扮，顿时惊慌失措，徐见他神色慌张，也迅速离开了接头地点。
徐回到青年会旅馆，彻夜难眠，他想起吴克坚曾再三交代：一切以安全为重，情报工作的接头环节，最易发生危险。你万一接不上头，就立即返回上海，也算你完成任务。但徐又想到周竹安急需电台，事关重大！为此，不能就此返回上海，应想办法请示下一步方案，但一时又没有同吴克坚直接联络的方法。
徐苦思冥想，不禁想起在上海挂牌做律师的中共秘密党员闵刚侯和夫人柏心慧（国民党元老柏文蔚将军之女），闵与吴克坚有直接联系。徐虽去过他家，但未记住确切地址。徐灵机一动，去邮局发了一份电报给上海八仙桥协大祥布店闵总经理（闵祥麟，但当时徐只知道他的姓）转柏心慧，这位闵总经理即闵刚侯的兄长。电文埋怨说：你们硬要我到长沙跑一趟单帮生意，结果货物不对路，很难脱手，怎么办？并且硬着头皮将真实住址和姓名都写上了。闵总经理收到电报意识到此事与其弟有关，马上将电报转给闵刚侯，闵看了徐的电报心领神会，立刻交给了吴克坚。
周竹安同徐淡庐没接上头，焦急万分，特意火速赶到上海。这时，周竹安正与吴克坚、何以端（四川营山人，曾任旅欧中国共青团支部书记、法共中国语言组书记等。1939年回国，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商量对策，忽然收到闵转来的电报，欣喜之极。他们经过一番商议，决定也采用公开电报回复：要徐“将货物交给去的人设法出售”。 交通员梁宜苏（湖南涟源人，1934年入党。长期潜伏国民党军队，曾任空军第66电台台长，当时任衡阳空军第四军区通讯大队参谋）先前接到吳化之来信，要他“以空军公差身份来汉口，跑一趟无线电器材的单帮生意”。他明白暗语是来了任务，就赶到汉口。吴却对他说：“本来打算要你陪徐淡庐同行携带电台去长沙，因任务紧急徐先走了，正在长沙等你。”吴要梁立即回长沙，同徐接头接过电台。吴又说：“徐另有任务去香港。你接过电台，就回衡阳空军想办法办理退伍手续，再到长沙接受新的任务。”于是，梁匆匆赶到长沙，到青年会旅馆同徐接上了头。至此，徐才将电台安全交到梁手中，但此前的一番周折，足足耽误了大半个月的时间。
徐淡庐马不停蹄赶到香港，在雪厂街华润公司找到联络人老周。4月29日上午通过老周见到潘汉年夫人董慧，晚上董慧带他到九龙雄鸡饭店见到了潘汉年。潘汉年因不了解运送电台的种种曲折，他责备道：“报务员到香港快一个月时间了，这么久才来联系。”这位报务员叫赵翰林，辽宁宽甸人，当时刚20岁，但已做电台报务员多年，经验颇丰。5月初，徐带赵乘飞机到广州，再送到长沙。
与此同时，周竹安带电台译电员章朴，从上海飞回长沙。周竹安派周茂僧（周竹安族弟，黄埔军校五期生。当时协助黄雍，任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湖南分处负责人。经周竹安争取，1947年成为吴克坚系统的情报关系）及周复中去同梁宜苏接头取电台，不料这次接头又是一波三折。
因梁宜苏去衡阳办理退伍手续，周茂僧两次派人找他取电台，都扑了空。第一次，周茂僧派钱去非（湖南省银行课长，民联湖南地下组织负责人。由民联中央常委兼秘书长郭春涛介绍，参加长沙情报站）到中山西路福裕祥木炭行找梁。钱将接头暗号“徐敬”错记为“陈敬”，福裕祥老板（梁宜苏的堂兄）回答说：“这里只有我梁子云，没有梁宜苏，”未能联系上。第二次，周茂僧又要钱去非到青年会旅馆打听，亦没有梁宜苏的影踪。为此，周竹安非常着急，他要周茂僧亲自去寻找。
第三次，周茂僧和刘晓芳到福裕祥木炭行，正巧遇到从衡阳回来的梁宜苏，周仍然说“陈敬要找梁宜苏”。梁觉得接头暗号不对，巧妙地回答：“梁宜苏刚走开，临走时他说如果有一位姓‘徐’的来找，则请他等一等，没有说姓‘陈’的。”周茂僧恍然大悟，改口说：“我姓陈，名叫陈敬，是徐敬介绍来的。”梁又警觉地追问：“徐敬呢，他在何处？”周说：“他去香港跑单帮了，托我来取点东西。”这样总算对上了暗号。于是，梁领周直奔顺星桥汤永安家将电台交给了他。
二、 周竹安要求电台选址确保万无一失
其时，电台虽已安全到达长沙，却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点及安全掩护（要防止敌人侦察台与搜查），未能及时开通，为此周竹安甚为焦急。
最初，周竹安考虑将电台架设在城内潘家坪11号黄雍（湖南平江人，黄埔军校一期生。当时任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负责人，是吴克坚系统的重要情报关系）家，黄家是一幢二层楼房，黄住在楼上，楼下另有人家为邻。报务员赵翰林来到长沙的第二天，周茂僧就将赵送到黄家。为了掩护，周要赵化名郑明，与黄雍夫人郑挹梅以姐弟相称。当天下午，周就将电台送来。这是一台美国制造、交直流电两用的情工机，电台发射功率为15瓦。深夜，赵就在室内架起天线测试电台，经查电台机器完好无损。但赵发现在离黄家不远的北门外，有一处地方架有天线网，怀疑是国民党特务的侦察台，这样黄家就不能建台。
这些天，周竹安为电台选址四处奔波，他要求黄雍、周茂僧想办法，尽快找到能建电台的安全地点。黄雍慎重考虑良久，建议在其好友姚渐逵家建台。姚为湖南长沙人，黄埔军校四期生，当时任第一兵团少将高参兼湖南全省在乡军官会总队副总队长，姚夫人唐敏讷系唐生智、唐生明的侄女。当时唐生明按照吴克坚指示来到长沙，协助周竹安做争取陈明仁的工作，下榻在侄女婿姚渐逵家里。唐生明作为北伐军元老、又曾领导南京保卫战的唐生智将军的弟弟，参与策划长沙起义，确是吴克坚的一着妙棋。
周竹安由黄雍陪同去姚家察看，唐生明听周竹安说考虑在此建立电台，表示反对，唐认为姚家因他居住，往来客人甚多，人员比较复杂。姚渐逵接过唐的话说，现在有一种美国进口的侦察电台的测向仪，可近距离探测发现电台。姚向周竹安建议，如能将电台建立在近郊，会比较安全一些。姚又说，他在铜官乡下有两个曾是黄埔同学的同乡，叫周传弟、张楚鑫，在当地很有势力。周传弟曾担任过国民党军队团长、副师长，1944年退伍回乡，当时任九福乡乡长；张楚鑫任铜官乡乡长（按：当时长沙铜官区辖九福、铜官、霞凝3个乡）。姚还说，我们经常见面，议论时局，都希望能为自己日后留条后路，同时认为：抗战打了8年，眼下国民党又发动内战，再打就要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了，因此他们都参加了争取湖南局部和平的活动。
听了姚渐逵的解释，周竹安觉得在城内难以找到建台地点，便转而考虑将电台建在近郊。周竹安要姚立即同周传弟等联系，周接信后就赶来同周茂僧、姚渐逵商量。经过商议他们又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周启铎，决定先由周传弟去同他商谈。周启铎在铜官一带的势力更大，人称“周三豹子”。他有两处房屋，一处在长沙城内莲庄，曾掩护过一些反蒋的地下工作者；一处在城郊九福乡洪家冲万家屋场（现长沙市望城区桥驿镇洪家村付家组），距桥头驿火车站不远，环境安全，交通也较便利。
经进一步审查，周茂僧向周竹安汇报：周启铎，别号商农，湖南长沙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5期步科，参加过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曾任国民党第16军53师中将师长，1947年退役。周传弟是周启铎的旧部。是年2月，为了保卫桑梓，紧急时刻抗击白崇禧部队，周传弟等在铜官区发起组织地方武装第六联防区，张楚鑫任联防主任，左元春（霞凝乡乡长）任副主任，周传弟任第六联防区自卫大队大队长 。周茂僧又介绍道：“这支小型部队原先武噐装备极差，仅有数拾条枪，他们来找我商量，要求增加武器装备，由我出面向李默庵将军申请，领到步枪200支。”他们又通过周石泉，在程元（程潜之子、绥靖公署警卫团团长）处领得步枪170支，这些枪支大大加强了该部队的武器装备与实力。该自卫大队有成员近500人，编组成3支中队，每支中队约150个人。 了解详情之后，周竹安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将电台建在周启铎家里，以远避敌特的侦察；同时决定运用周传弟等领导的这支小型部队。尽管这支部队政治素质较低，本来不够担任保卫电台的机密任务，但周竹安仍果断决定运用这支部队。值得一提的是，周竹安的这个决定是基于三个重要方面的考虑：第一，周启铎系国民党军队退役中将师长兼当地帮会大哥，其地方关系可以加以利用；第二，周传弟有一定的领导能力并迫切立功；第三，周茂僧与周启铎、周传弟等私交颇深。
周竹安立即派周茂僧去九福乡实地察看地形情况，并向周启铎、周传弟布置任务。周竹安为保证电台安全万无一失，要周茂僧对电台的周围地区重点布防，他特别指示周茂僧另外组建了一支40人的精干小分队，以防匪名义专门在电台周围一二十里的范围内进行巡逻，来加强保卫。这样，终于将秘密电台安全建立起来了。
2008年3月28日，笔者曾采访报务员赵翰林，他回忆说：“周启铎的家在桥头驿火车站附近，是一个两进的院子，因地处山区，地方又偏僻，较为安全。转移到周启铎家的当晚，我赶紧把天线架在后面天井的一棵大树上，按照约定的时间与上级电台（北平）接通了联系，之后每天这个时候都联系一次。”
然而，九福乡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电，赵翰林就利用这部美国制造电台的特点，既可使用交流电也可用直流电，改用汽车电瓶来供电。周竹安派了6个交通员来往长沙城里轮流将汽车电瓶充电，为了不引起国民党特务注意，交通员每次进出城的路线及电瓶包装都要改变，城内收发电瓶的地点也经常变换，有时宪兵实行宵禁晚上到达不能进城，便在城外又设立一个备用交换点。一次，交通员搭乘小木船改走水路运送电瓶，半路碰到特务检查，只好将电瓶扔到河中，人才得以脱险。丢失电瓶之后，赵另想办法解决电台供电，买了十几块干电池串联起来，作B电用，专给真空管屏极供电；而电瓶作A电用，专给真空管灯丝供电，这样就极大地减少了电瓶的耗电量，从此电台运作情况良好。
赵翰林又回忆：“当时长沙时局非常紧张，为了防止敌特突然搜查，将发报地点转移。周启铎家后面是山，山后面有两间小屋，离周家2里路，就将发报地点转移到山上。我晚上去发报，早上回到周启铎家。每天都由周家的一个老工人陪同我去发报。电台有一只小皮箱大小，重量为10公斤，晚上背上去，早晨背下来，电瓶等则放在山上小屋里。我在山中小屋的里间收发报，老工人则在外间休息。当时6、7月份天气，长沙气候闷热潮湿，而电台收发报任务非常繁忙，每晚都要长时间发报。”
赵翰林收到的电报都由佘副官（周启铎的副官）送给周茂僧，再交周竹安。周竹安那边也专门派一个交通员，送来译电员译成密码的电报交给他发出去。就这样，在确保电台安全和正常运作的情况下，当时向党中央提供了湖南大量情报，如国民党华中地区兵力、编制、调动和作战计划及华中空军联络等机密情报。
译电员章朴，约30岁年纪，抗战时期化名章纪懋曾在重庆作家书店工作，因译电关系他随同周竹安在长沙城内。在决定湖南命运的紧要关头，国民党保密局因不断接到程潜等暗通中共的情报，于是毛人凤派出特工到长沙组织侦察、暗杀任务。由于特务加紧了这方面的侦察活动，遂使长沙的局势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章朴连入险境。他住在营盘街钱去非家时，一天钱家来了几个国民党伤兵，以租借房子为名硬要往钱家楼上闯，后来好歹才将这批伤兵打发出门，这个小插曲非常蹊跷。过了一天，钱家附近便有可疑的人在徘徊，同时在钱家门口停下一辆吉普车，几个人佯装修车。汽车开走之后，墙上有“修车人”留下的一大块油污，怀疑是做的记号，钱去非立即向周茂僧汇报。周竹安决定将章朴搬到浏正街李维城（程潜的“金库”、湖南省银行总经理）公馆暂住。果然，当天傍晚军警在营盘街一带挨家挨户搜查。
当天深夜，长沙城风雨交加，李维城公馆有人大声敲门，李家勤务员开门稍迟一些，即遭到来人殴打，五六个白崇禧部队武装人员直扑后院章朴的住处搜查，虽未查到证据，但借口章朴无身份证明，要将他带走。李维城焦急万分便出来阻拦，这伙武装人员仍坚持要将章带走。李说：“那等我打电话报告程主席后，你们再带走吧。”这伙人对程潜还有所顾忌，章才未被带走。译电员连发险情，周竹安果断决定将他从城内转移到九福乡周茂僧家，距电台所在地约8里路。
在策划长沙起义的最关键时刻，秘密电台的作用至关重要。程潜在白崇禧压力之下思想极度动摇，周竹安决定通过李维城，派黄雍向程亮出身份，告诉程若需同毛泽东联系，可以通过周竹安领导的电台。中共中央及时发来7月2日的电报，稳定了程的情绪，坚定了程走起义道路的决心；还有在宣布起义的前夕，陈明仁曾提出第一兵团与国民党历史悠久，若起义后即行改编，恐官兵思想一时难以转弯，希望有个过渡，要求先改称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经电台向中共中央请示，予以同意，从而也稳定了陈的思想。因为陈作为国民党一员猛将，曾在东北战场四平大战中，使林彪走了一次“麦城”，他有顾虑，实为正常。罗青长（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在谈到吴克坚情报系统时曾说过：“湖南程潜起义时，我们有个电台在那里，毛主席亲自发电报致程潜，程才下的最后决心。当然还有四野和其他方面工作的配合，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通过电台。”罗对长沙起义的这番评论充分肯定了周竹安所起的作用。所以，1977年7月29日在周竹安追悼会上，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主持追悼会并在悼词中说：周是一位“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优秀党员，“在解放战争中，他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为争取长沙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三、长沙情报站与湖南地下党无横向联系
长沙站情报人员从各个单位调集而来，其中有中共党员，也有民联、民革等民主党派组织成员等，周竹安对他们进行了必要的政冶审查。同时，鉴于不久前发生的、损失极为严重的西安王石坚情报系统被破坏事件，周严格按照李克农、吴克坚的指示，制定了严格的秘密工作原则，要求情报人员不论是中共党员或民主党派组织成员，均不得与各自的湖南地方组织发生横向联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暴露身份；情报人员互相之间不能联系。在长沙，周竹安只同黄雍、周茂僧单线联系，即使是电台的报务员与译电员，在这段时间里也从没碰过面，直到长沙和平解放四野部队进城，两人才见面。 粱宜苏曾告诉笔者：他奉调到长沙之后，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曾派人来同他接组织关系，他按照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的规定，没有同意。解放后梁老还因此事遭受委屈，此是后话。据梁老说，正因为与湖南地下党无横向联系，电台还险些上演一出《三岔口》。当时湖南地下党策动乡镇武装起义，九福乡的这支部队却按兵不动，于是已起义的武装准备包围九福乡，真有“大水冲倒龙王庙”之势。经梁宜苏、周茂僧多方奔走，最后通过曹伯闻（湖南省参议会秘书长，解放后曾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和省工委的关系，才化险为夷，秘密电台没有暴露。
第四野战军部队进城后，周竹安与随部队进城的中共长沙市委书记曹瑛取得联系，至此，周竹安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重任，长沙秘密电台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周竹安曾写信给周启铎，要求他派专人将报务员赵翰林及电台稳妥地送到长沙城内，之后赵到四野第三（通信）处待命。周竹安在周茂僧、周浩磊父子陪同下看望了梁宜苏、罗迅青夫妇，并指示梁说：今后凡是涉及情报站及电台的遗留问题均由他负责处理。9月初，周竹安接到李克农（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电报：要他“立即赴北平汇报工作”，他与章朴匆匆赶到北平。
周竹安向李克农报告长沙工作之后，提出由于自己身份从未暴露，希望能派赴台湾继续做隐蔽战线工作（后来牺牲的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原系吴克坚系统联络的情报关系）。周恩来知晓他的想法后，认为他更适合到新中国的外交战线工作，1954年毛主席任命周竹安接替曹祥仁（原四野副参谋长），出任驻保加利亚大使。
在北平时，还有两件事使周竹安放心不下，一是通过苏本诚策动空军第四军区司令罗某起义未能完成，周认为罗司令有起义愿望但决心不够，罗的最大顾虑是家眷在台湾。他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将这件未完成的任务移交给四野第12兵团参谋长解沛然（又名解方）去处理了；另一件是：李默庵虽与周竹安约定了密码，建立了电台联系。李也参与程、陈起义工作，起义通电时他也列了名，但后来却跑去了香港，这件事使周十分惋惜。
长沙和平解放后，刘邓大军从江西过来两个兵团，一个由陈赓、谢富治率领路过湖南去广东；一个由陈锡联、宋任穷、杨勇等率领经湖南进入四川、贵州。林彪率四野部队在衡阳与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作战，衡、宝庆（邵阳）战役彻底打败了桂系军队，很快，林彪率大军解放了广西。受长沙起义影响，四川、云南、甘肃和新疆的国民党将领相继起义。可以说，长沙和平解放促进了大西南的迅速解放，称得上是建立新中国的驱动机之一。而在秘密战线作出贡献的情报人员，他们的功绩与野战部队日月同辉。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会堂主任）
责任编辑 殷之俊
一、运送电台到长沙
的种种曲折
1949年上半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大局已定。这时，国民党内部嫡系与非嫡系的冲突公开爆发，特别是蒋介石同在解放战争中毫发无损的桂系矛盾急剧加深。李宗仁、白崇禧借和平谈判之机，向蒋介石“逼宫”，由李宗仁代理总统。随之，李宗仁派黄绍竑飞往北平，要求人民解放军暂停进攻。李希望通过谈判来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
1949年初，周恩来、李克农曾致电在香港的潘汉年和上海的吴克坚：“望告黄绍竑，只要白有决心，我们可以和白联合对蒋。” 然而，白崇禧看到黄绍竑带回的《国内和平协定》即表示反对；在溪口的蒋介石亦表示反对。在国共和谈无望的情况下，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3日南京解放。
在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际，蒋介石将南京政府迁往广州，仍想稳住西南作最后顽抗，同时又怕桂系挖他墙角。蒋先前派程潜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目的是钳制桂系。但蒋对程并不信任，又委派李默庵、黄杰为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来掌握湖南的实权。
程潜作为老同盟会员，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国民党的元老。但大革命失败后，程一直反共，抗战胜利后，有所转变。1948年7月，程回湖南之后，借机附和桂系的和平呼吁，在湖南倡导局部和平；但他考虑和谈一旦破裂，桂系势必继续对抗中共，那时湖南会与桂系形成严重对抗的局面。湖南军事力量又极为单薄，程想到时任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两人既是同乡又有师生关系，遂通过刘斐去游说白崇禧，将陈明仁从武汉调来湖南。
以周里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工委，为争取程潜起义做了大量工作。但程潜在白崇禧压力之下思想极度动摇，因为白以小诸葛著称，其时尚握有重兵，并占据大西南，所以程始终未能下定最后的决心。此外，湖南地下党没有电台，一些重大问题无法及时报告中共中央。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为及时了解和掌握湖南情势，指示上海吴克坚情报系统迅速派出情报干部去长沙，建立与党中央直接联络的秘密电台，搜集情报，参与策动程潜和陈明仁起义。吴克坚遵照周恩来指示，立即派周竹安去建立长沙情报站。
吴克坚（1900—1986）和周竹安（1891—1977）都是湖南人氏。吴1924年入党，曾任中共平江县委书记，“马日事变”后领导平江农民参加秋收起义，后来这支农民武装成为井岗山工农红军的一部分；周竹安和毛泽东同为教育家徐特立的学生，毛泽东任湖南一师附小主事，周竹安则为长沙师范附小主事。周受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影响，1925年参加革命，次年入党，曾出任省农民协会秘书，协助毛泽东、柳直荀等领导了风起云涌的湖南农民运动。1928年党中央迁到上海，吴克坚和周竹安同被调到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做情报保卫工作。吴、周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既熟悉又信任的重要情报干部。
吴克坚派徐淡庐（重庆渝北人，1938年入党。长期做情报与统战工作，1946年调到上海吴克坚情报系统）为长沙情报站送电台。他要徐先去汉口见上海情报系统武汉站负责人吴化之，派交通员陪徐将电台运到长沙交给周竹安。随后，徐淡庐再去香港，通过华润公司（中共于1948年12月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外贸机构）找到潘汉年，将一位从中共东北局社会部调来的电台报务员送到长沙。
徐接到任务第一件事就是购买飞机票，但此时上海购买飞机票必须有特殊关系，徐找到任国民党国防部少将高参的四川阔少爷郭大中（川军潘文华部的郭军长之子），佯称有急事要乘飞机去汉口。郭一口答应，身着少将军服冒充蒋介石侍卫室人员，驾着凯迪拉克轿车来到航空公司，弄到了飞机票。
4月12日，徐淡庐飞抵汉口找到吴化之，但吴告诉他，交通员梁宜苏未能及时赶到。徐想周竹安要同党中央联络急需电台，刻不容缓。于是他不按吴克坚规定，决定独自一人携带电台去长沙。徐迅速通过关系，搞到国防部驻武汉第二兵站的过关免检证件和一套呢军服，伪装成国民党军官。15日晨，徐手提内藏电台的褐色皮箱上了火车，到达长沙又顺利出了站。初到长沙，徐想到在上海经常住宿青年会旅馆，就乘坐黄包车直奔长沙青年会。
到达目的地，他按照吴克坚交代的地点——长沙建业银行，通过某职员找周竹安接头，谁知对方一见他的这身打扮，顿时惊慌失措，徐见他神色慌张，也迅速离开了接头地点。
徐回到青年会旅馆，彻夜难眠，他想起吴克坚曾再三交代：一切以安全为重，情报工作的接头环节，最易发生危险。你万一接不上头，就立即返回上海，也算你完成任务。但徐又想到周竹安急需电台，事关重大！为此，不能就此返回上海，应想办法请示下一步方案，但一时又没有同吴克坚直接联络的方法。
徐苦思冥想，不禁想起在上海挂牌做律师的中共秘密党员闵刚侯和夫人柏心慧（国民党元老柏文蔚将军之女），闵与吴克坚有直接联系。徐虽去过他家，但未记住确切地址。徐灵机一动，去邮局发了一份电报给上海八仙桥协大祥布店闵总经理（闵祥麟，但当时徐只知道他的姓）转柏心慧，这位闵总经理即闵刚侯的兄长。电文埋怨说：你们硬要我到长沙跑一趟单帮生意，结果货物不对路，很难脱手，怎么办？并且硬着头皮将真实住址和姓名都写上了。闵总经理收到电报意识到此事与其弟有关，马上将电报转给闵刚侯，闵看了徐的电报心领神会，立刻交给了吴克坚。
周竹安同徐淡庐没接上头，焦急万分，特意火速赶到上海。这时，周竹安正与吴克坚、何以端（四川营山人，曾任旅欧中国共青团支部书记、法共中国语言组书记等。1939年回国，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商量对策，忽然收到闵转来的电报，欣喜之极。他们经过一番商议，决定也采用公开电报回复：要徐“将货物交给去的人设法出售”。 交通员梁宜苏（湖南涟源人，1934年入党。长期潜伏国民党军队，曾任空军第66电台台长，当时任衡阳空军第四军区通讯大队参谋）先前接到吳化之来信，要他“以空军公差身份来汉口，跑一趟无线电器材的单帮生意”。他明白暗语是来了任务，就赶到汉口。吴却对他说：“本来打算要你陪徐淡庐同行携带电台去长沙，因任务紧急徐先走了，正在长沙等你。”吴要梁立即回长沙，同徐接头接过电台。吴又说：“徐另有任务去香港。你接过电台，就回衡阳空军想办法办理退伍手续，再到长沙接受新的任务。”于是，梁匆匆赶到长沙，到青年会旅馆同徐接上了头。至此，徐才将电台安全交到梁手中，但此前的一番周折，足足耽误了大半个月的时间。
徐淡庐马不停蹄赶到香港，在雪厂街华润公司找到联络人老周。4月29日上午通过老周见到潘汉年夫人董慧，晚上董慧带他到九龙雄鸡饭店见到了潘汉年。潘汉年因不了解运送电台的种种曲折，他责备道：“报务员到香港快一个月时间了，这么久才来联系。”这位报务员叫赵翰林，辽宁宽甸人，当时刚20岁，但已做电台报务员多年，经验颇丰。5月初，徐带赵乘飞机到广州，再送到长沙。
与此同时，周竹安带电台译电员章朴，从上海飞回长沙。周竹安派周茂僧（周竹安族弟，黄埔军校五期生。当时协助黄雍，任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湖南分处负责人。经周竹安争取，1947年成为吴克坚系统的情报关系）及周复中去同梁宜苏接头取电台，不料这次接头又是一波三折。
因梁宜苏去衡阳办理退伍手续，周茂僧两次派人找他取电台，都扑了空。第一次，周茂僧派钱去非（湖南省银行课长，民联湖南地下组织负责人。由民联中央常委兼秘书长郭春涛介绍，参加长沙情报站）到中山西路福裕祥木炭行找梁。钱将接头暗号“徐敬”错记为“陈敬”，福裕祥老板（梁宜苏的堂兄）回答说：“这里只有我梁子云，没有梁宜苏，”未能联系上。第二次，周茂僧又要钱去非到青年会旅馆打听，亦没有梁宜苏的影踪。为此，周竹安非常着急，他要周茂僧亲自去寻找。
第三次，周茂僧和刘晓芳到福裕祥木炭行，正巧遇到从衡阳回来的梁宜苏，周仍然说“陈敬要找梁宜苏”。梁觉得接头暗号不对，巧妙地回答：“梁宜苏刚走开，临走时他说如果有一位姓‘徐’的来找，则请他等一等，没有说姓‘陈’的。”周茂僧恍然大悟，改口说：“我姓陈，名叫陈敬，是徐敬介绍来的。”梁又警觉地追问：“徐敬呢，他在何处？”周说：“他去香港跑单帮了，托我来取点东西。”这样总算对上了暗号。于是，梁领周直奔顺星桥汤永安家将电台交给了他。
二、 周竹安要求电台选址确保万无一失
其时，电台虽已安全到达长沙，却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点及安全掩护（要防止敌人侦察台与搜查），未能及时开通，为此周竹安甚为焦急。
最初，周竹安考虑将电台架设在城内潘家坪11号黄雍（湖南平江人，黄埔军校一期生。当时任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负责人，是吴克坚系统的重要情报关系）家，黄家是一幢二层楼房，黄住在楼上，楼下另有人家为邻。报务员赵翰林来到长沙的第二天，周茂僧就将赵送到黄家。为了掩护，周要赵化名郑明，与黄雍夫人郑挹梅以姐弟相称。当天下午，周就将电台送来。这是一台美国制造、交直流电两用的情工机，电台发射功率为15瓦。深夜，赵就在室内架起天线测试电台，经查电台机器完好无损。但赵发现在离黄家不远的北门外，有一处地方架有天线网，怀疑是国民党特务的侦察台，这样黄家就不能建台。
这些天，周竹安为电台选址四处奔波，他要求黄雍、周茂僧想办法，尽快找到能建电台的安全地点。黄雍慎重考虑良久，建议在其好友姚渐逵家建台。姚为湖南长沙人，黄埔军校四期生，当时任第一兵团少将高参兼湖南全省在乡军官会总队副总队长，姚夫人唐敏讷系唐生智、唐生明的侄女。当时唐生明按照吴克坚指示来到长沙，协助周竹安做争取陈明仁的工作，下榻在侄女婿姚渐逵家里。唐生明作为北伐军元老、又曾领导南京保卫战的唐生智将军的弟弟，参与策划长沙起义，确是吴克坚的一着妙棋。
周竹安由黄雍陪同去姚家察看，唐生明听周竹安说考虑在此建立电台，表示反对，唐认为姚家因他居住，往来客人甚多，人员比较复杂。姚渐逵接过唐的话说，现在有一种美国进口的侦察电台的测向仪，可近距离探测发现电台。姚向周竹安建议，如能将电台建立在近郊，会比较安全一些。姚又说，他在铜官乡下有两个曾是黄埔同学的同乡，叫周传弟、张楚鑫，在当地很有势力。周传弟曾担任过国民党军队团长、副师长，1944年退伍回乡，当时任九福乡乡长；张楚鑫任铜官乡乡长（按：当时长沙铜官区辖九福、铜官、霞凝3个乡）。姚还说，我们经常见面，议论时局，都希望能为自己日后留条后路，同时认为：抗战打了8年，眼下国民党又发动内战，再打就要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了，因此他们都参加了争取湖南局部和平的活动。
听了姚渐逵的解释，周竹安觉得在城内难以找到建台地点，便转而考虑将电台建在近郊。周竹安要姚立即同周传弟等联系，周接信后就赶来同周茂僧、姚渐逵商量。经过商议他们又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周启铎，决定先由周传弟去同他商谈。周启铎在铜官一带的势力更大，人称“周三豹子”。他有两处房屋，一处在长沙城内莲庄，曾掩护过一些反蒋的地下工作者；一处在城郊九福乡洪家冲万家屋场（现长沙市望城区桥驿镇洪家村付家组），距桥头驿火车站不远，环境安全，交通也较便利。
经进一步审查，周茂僧向周竹安汇报：周启铎，别号商农，湖南长沙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5期步科，参加过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曾任国民党第16军53师中将师长，1947年退役。周传弟是周启铎的旧部。是年2月，为了保卫桑梓，紧急时刻抗击白崇禧部队，周传弟等在铜官区发起组织地方武装第六联防区，张楚鑫任联防主任，左元春（霞凝乡乡长）任副主任，周传弟任第六联防区自卫大队大队长 。周茂僧又介绍道：“这支小型部队原先武噐装备极差，仅有数拾条枪，他们来找我商量，要求增加武器装备，由我出面向李默庵将军申请，领到步枪200支。”他们又通过周石泉，在程元（程潜之子、绥靖公署警卫团团长）处领得步枪170支，这些枪支大大加强了该部队的武器装备与实力。该自卫大队有成员近500人，编组成3支中队，每支中队约150个人。 了解详情之后，周竹安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将电台建在周启铎家里，以远避敌特的侦察；同时决定运用周传弟等领导的这支小型部队。尽管这支部队政治素质较低，本来不够担任保卫电台的机密任务，但周竹安仍果断决定运用这支部队。值得一提的是，周竹安的这个决定是基于三个重要方面的考虑：第一，周启铎系国民党军队退役中将师长兼当地帮会大哥，其地方关系可以加以利用；第二，周传弟有一定的领导能力并迫切立功；第三，周茂僧与周启铎、周传弟等私交颇深。
周竹安立即派周茂僧去九福乡实地察看地形情况，并向周启铎、周传弟布置任务。周竹安为保证电台安全万无一失，要周茂僧对电台的周围地区重点布防，他特别指示周茂僧另外组建了一支40人的精干小分队，以防匪名义专门在电台周围一二十里的范围内进行巡逻，来加强保卫。这样，终于将秘密电台安全建立起来了。
2008年3月28日，笔者曾采访报务员赵翰林，他回忆说：“周启铎的家在桥头驿火车站附近，是一个两进的院子，因地处山区，地方又偏僻，较为安全。转移到周启铎家的当晚，我赶紧把天线架在后面天井的一棵大树上，按照约定的时间与上级电台（北平）接通了联系，之后每天这个时候都联系一次。”
然而，九福乡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电，赵翰林就利用这部美国制造电台的特点，既可使用交流电也可用直流电，改用汽车电瓶来供电。周竹安派了6个交通员来往长沙城里轮流将汽车电瓶充电，为了不引起国民党特务注意，交通员每次进出城的路线及电瓶包装都要改变，城内收发电瓶的地点也经常变换，有时宪兵实行宵禁晚上到达不能进城，便在城外又设立一个备用交换点。一次，交通员搭乘小木船改走水路运送电瓶，半路碰到特务检查，只好将电瓶扔到河中，人才得以脱险。丢失电瓶之后，赵另想办法解决电台供电，买了十几块干电池串联起来，作B电用，专给真空管屏极供电；而电瓶作A电用，专给真空管灯丝供电，这样就极大地减少了电瓶的耗电量，从此电台运作情况良好。
赵翰林又回忆：“当时长沙时局非常紧张，为了防止敌特突然搜查，将发报地点转移。周启铎家后面是山，山后面有两间小屋，离周家2里路，就将发报地点转移到山上。我晚上去发报，早上回到周启铎家。每天都由周家的一个老工人陪同我去发报。电台有一只小皮箱大小，重量为10公斤，晚上背上去，早晨背下来，电瓶等则放在山上小屋里。我在山中小屋的里间收发报，老工人则在外间休息。当时6、7月份天气，长沙气候闷热潮湿，而电台收发报任务非常繁忙，每晚都要长时间发报。”
赵翰林收到的电报都由佘副官（周启铎的副官）送给周茂僧，再交周竹安。周竹安那边也专门派一个交通员，送来译电员译成密码的电报交给他发出去。就这样，在确保电台安全和正常运作的情况下，当时向党中央提供了湖南大量情报，如国民党华中地区兵力、编制、调动和作战计划及华中空军联络等机密情报。
译电员章朴，约30岁年纪，抗战时期化名章纪懋曾在重庆作家书店工作，因译电关系他随同周竹安在长沙城内。在决定湖南命运的紧要关头，国民党保密局因不断接到程潜等暗通中共的情报，于是毛人凤派出特工到长沙组织侦察、暗杀任务。由于特务加紧了这方面的侦察活动，遂使长沙的局势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章朴连入险境。他住在营盘街钱去非家时，一天钱家来了几个国民党伤兵，以租借房子为名硬要往钱家楼上闯，后来好歹才将这批伤兵打发出门，这个小插曲非常蹊跷。过了一天，钱家附近便有可疑的人在徘徊，同时在钱家门口停下一辆吉普车，几个人佯装修车。汽车开走之后，墙上有“修车人”留下的一大块油污，怀疑是做的记号，钱去非立即向周茂僧汇报。周竹安决定将章朴搬到浏正街李维城（程潜的“金库”、湖南省银行总经理）公馆暂住。果然，当天傍晚军警在营盘街一带挨家挨户搜查。
当天深夜，长沙城风雨交加，李维城公馆有人大声敲门，李家勤务员开门稍迟一些，即遭到来人殴打，五六个白崇禧部队武装人员直扑后院章朴的住处搜查，虽未查到证据，但借口章朴无身份证明，要将他带走。李维城焦急万分便出来阻拦，这伙武装人员仍坚持要将章带走。李说：“那等我打电话报告程主席后，你们再带走吧。”这伙人对程潜还有所顾忌，章才未被带走。译电员连发险情，周竹安果断决定将他从城内转移到九福乡周茂僧家，距电台所在地约8里路。
在策划长沙起义的最关键时刻，秘密电台的作用至关重要。程潜在白崇禧压力之下思想极度动摇，周竹安决定通过李维城，派黄雍向程亮出身份，告诉程若需同毛泽东联系，可以通过周竹安领导的电台。中共中央及时发来7月2日的电报，稳定了程的情绪，坚定了程走起义道路的决心；还有在宣布起义的前夕，陈明仁曾提出第一兵团与国民党历史悠久，若起义后即行改编，恐官兵思想一时难以转弯，希望有个过渡，要求先改称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经电台向中共中央请示，予以同意，从而也稳定了陈的思想。因为陈作为国民党一员猛将，曾在东北战场四平大战中，使林彪走了一次“麦城”，他有顾虑，实为正常。罗青长（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在谈到吴克坚情报系统时曾说过：“湖南程潜起义时，我们有个电台在那里，毛主席亲自发电报致程潜，程才下的最后决心。当然还有四野和其他方面工作的配合，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通过电台。”罗对长沙起义的这番评论充分肯定了周竹安所起的作用。所以，1977年7月29日在周竹安追悼会上，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主持追悼会并在悼词中说：周是一位“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优秀党员，“在解放战争中，他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为争取长沙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三、长沙情报站与湖南地下党无横向联系
长沙站情报人员从各个单位调集而来，其中有中共党员，也有民联、民革等民主党派组织成员等，周竹安对他们进行了必要的政冶审查。同时，鉴于不久前发生的、损失极为严重的西安王石坚情报系统被破坏事件，周严格按照李克农、吴克坚的指示，制定了严格的秘密工作原则，要求情报人员不论是中共党员或民主党派组织成员，均不得与各自的湖南地方组织发生横向联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暴露身份；情报人员互相之间不能联系。在长沙，周竹安只同黄雍、周茂僧单线联系，即使是电台的报务员与译电员，在这段时间里也从没碰过面，直到长沙和平解放四野部队进城，两人才见面。 粱宜苏曾告诉笔者：他奉调到长沙之后，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曾派人来同他接组织关系，他按照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的规定，没有同意。解放后梁老还因此事遭受委屈，此是后话。据梁老说，正因为与湖南地下党无横向联系，电台还险些上演一出《三岔口》。当时湖南地下党策动乡镇武装起义，九福乡的这支部队却按兵不动，于是已起义的武装准备包围九福乡，真有“大水冲倒龙王庙”之势。经梁宜苏、周茂僧多方奔走，最后通过曹伯闻（湖南省参议会秘书长，解放后曾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和省工委的关系，才化险为夷，秘密电台没有暴露。
第四野战军部队进城后，周竹安与随部队进城的中共长沙市委书记曹瑛取得联系，至此，周竹安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重任，长沙秘密电台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周竹安曾写信给周启铎，要求他派专人将报务员赵翰林及电台稳妥地送到长沙城内，之后赵到四野第三（通信）处待命。周竹安在周茂僧、周浩磊父子陪同下看望了梁宜苏、罗迅青夫妇，并指示梁说：今后凡是涉及情报站及电台的遗留问题均由他负责处理。9月初，周竹安接到李克农（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电报：要他“立即赴北平汇报工作”，他与章朴匆匆赶到北平。
周竹安向李克农报告长沙工作之后，提出由于自己身份从未暴露，希望能派赴台湾继续做隐蔽战线工作（后来牺牲的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原系吴克坚系统联络的情报关系）。周恩来知晓他的想法后，认为他更适合到新中国的外交战线工作，1954年毛主席任命周竹安接替曹祥仁（原四野副参谋长），出任驻保加利亚大使。
在北平时，还有两件事使周竹安放心不下，一是通过苏本诚策动空军第四军区司令罗某起义未能完成，周认为罗司令有起义愿望但决心不够，罗的最大顾虑是家眷在台湾。他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将这件未完成的任务移交给四野第12兵团参谋长解沛然（又名解方）去处理了；另一件是：李默庵虽与周竹安约定了密码，建立了电台联系。李也参与程、陈起义工作，起义通电时他也列了名，但后来却跑去了香港，这件事使周十分惋惜。
长沙和平解放后，刘邓大军从江西过来两个兵团，一个由陈赓、谢富治率领路过湖南去广东；一个由陈锡联、宋任穷、杨勇等率领经湖南进入四川、贵州。林彪率四野部队在衡阳与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作战，衡、宝庆（邵阳）战役彻底打败了桂系军队，很快，林彪率大军解放了广西。受长沙起义影响，四川、云南、甘肃和新疆的国民党将领相继起义。可以说，长沙和平解放促进了大西南的迅速解放，称得上是建立新中国的驱动机之一。而在秘密战线作出贡献的情报人员，他们的功绩与野战部队日月同辉。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会堂主任）
责任编辑 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