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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隐逸文化因隐逸主体位居的不同，从而产生了不同的隐逸文化类型。从不同的类型来研究隐逸文化，有利于加深对隐逸文化的理解，便于更深入、更细致的品位与解读，便于隐逸文化体系的建构与完善。
关键词：隐逸文化；朝隐；庐隐；壶天之隐
中图分类号：Ｇ02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673－291Ｘ（2008）04－0187－02
封建社会，束缚人们的思想与情感的，主要是封建政治意识形态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各种功利的、庸俗的价值观念，传统社会里的各种各样的思想解放或叛逆行动主要是对此发动的。在成功或者失败间，中国便产生了强大的隐逸文化。
一、朝隐文化
朝隐文化是指在封建的朝堂之上，依然坚持自己的精神操守，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的广布自己的理念的人所创造的隐逸文化的一种类型。①
这种文化类型的主体不甘心退出政界，不为权势富贵，也不为功名利禄，只因他们要在其中寻求即便狭小的平衡，坚持正义。他们在朝但不混于污浊的主流，而用人格维系着清澈的泉溪。
特别在封建社会的政治舞台上，他们的世界是十分复杂丰富的，正可谓“红衣脱尽芳心苦”②，隐逸生活的内里不仅有解脱的宁静，更多的是无奈、愤懑、辛酸乃至血泪。但是他们没有退出朝堂，而是在这个舞台上尽可能舞的绚丽，使自己的信念和操守能够影响更多的人，尽可能的推动社会前进，尽可能的摒弃污浊之气，向往和维系封建的太平盛世。
明代著名政治家海瑞，一生居官清廉，刚直不阿，深得民众的尊敬与爱戴。他虽然痛恨贪官污吏，亲眼目睹皇帝昏庸无道，但他并没有躲避，而是勇于面对，严厉斥责，利用手中的权利极力打击社会上的不良之气，为当时的旧势力集团所仇恨，但为明臣所推崇，为民所爱。据说听到他去世的噩耗时，当地的百姓如失亲人，悲痛万分。当他的灵柩从南京水路运回故乡时，长江两岸站满了送行的人群。很多百姓甚至制作他的遗像，在家中供奉。
当然，我们翻读史书时也会发现，那些奔走于仕途的朝隐之士并不都能实现抱负，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朝隐文化中的地位，努力去做本身就一种文化的积极态度。
二、庐隐文化
庐隐文化是指远离封建朝堂的隐逸之士，在偏远山野结庐研义，保存自己的原始文人心态和信念，虽不能改变世道，但能保持良好的心境，独善其身，所形成的隐逸文化的一种类型。
庐隐文化作为中国隐逸文化的一个类型，被大多数人看作中国隐逸文化主流，正是庐隐文化的存在才使得隐逸文化存在。
这种隐逸生活正与朝隐相对，后者身在朝廷以妥协为隐；前者则身在田园以冷漠为反抗，可以说，这是一种不得解脱的解脱。庐隐文化认为人是应该有所寄托的，若不能兼济天下，可以选择归隐之途，独善其身。
这种隐逸文化类型的主体不都是些胸怀大志甚至是“志深轩冕”③的人。他们生逢无道之世，生活的经历告诉他们想改变当时的社会，以他们自身的能力似乎不可能；而文化的发展和自身的觉醒又把他们推向了怀疑君主专制的风口，同时，他们又处于进不能攻、退不能守的尴尬境地。于是在心灵忍受着撕裂的痛苦时，即使平淡如陶渊明，也还是写出了“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①的“金刚怒目式”②的作品。
他们生活在一个相对静逸的环境，他们远离政治纷争，与山间明月为友，与石上清泉为伴，或登高望远，或临溪汲水，或仰望长空，或低酌浅饮。其实，这种选择是隐者们不情愿的，他们宁愿跻身于朝堂之上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也不愿意归隐山林，孤独一世，清平一生。
在这类隐者中，我们可以看到仰天长啸的豪者，采菊东篱的闲者，独钓寒江的适者，凝视逝水的智者，感叹命运的明者。隐者用这种诗意化的生活方式荡涤尘世蒙在自己身上的污垢，洗濯心灵的浮华，还原生命的本真，他们不甘愿泯灭个性，依附政治，就只得将政治悲剧带回自然当中，或遗憾，或反思，或洒脱。他们或吟诗作赋，或对酒当歌，只有此时，隐者才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在这种本真的生活中，我们看到了一种纯真的智慧，回归真实的生命本元，归附自然的原始心态，那才是大智若愚的真正人生。
陶渊明在其《饮酒》中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就是对这类庐隐之士生活环境和精神状态的描述。
特定的文化社会环境造就了庐隐的群体存在，他们生逢乱世，不甘于同流合污，于是结庐于山水间，田园山水之乐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和感情的寄托，他们的精神与信念在山野间得以恣意挥发。陶渊明将隐逸思想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以其生命实践——隐居生活和诗歌创作——构建了庐隐的典型形态。他五次出仕，而最后又以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般的洒脱，“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在他的躬耕隐居生活中，融自己的切身体会于诗中，平淡，自然，真淳，质朴，达到了中国庐隐文化的顶端。陶渊明笔下的田园之乐，成为了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心灵家园。苏轼在其著《书李简夫诗集后》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
此外，从令我们魂牵梦绕的《桃花源记》中可窥见隐逸精神的端倪。陶渊明的小国寡民式的“桃花源情结”为我们构筑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充满着真善美的理想化了的社会，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庐隐群体精神向往。
三、壶天之隐文化
壶天之隐是介于朝隐与庐隐之间的一种文化类型，指隐居于个人园林中的人，既不远离封建政治舞台，又能在自己创造的小天地里求得心灵的释然，邀三五知己或谈学论义，或醉酒当歌，从而创造的隐逸文化的一种类型。
壶天之隐即壶中天地之隐，取自道家的一种说法。“壶中天地”是一句成语?熏表示道家所说的仙境?熏或比喻超尘脱俗的境界。这则成语来源于道教类书籍《云笈七签》③。该书记载：张申，为云合治官，常悬一壶，如五升器大，变化为天地?熏中有日月，如世间，夜宿其内，自号“壶天”，人谓“壶公”。他把壶中的天地也称为“壶天”。笔者借壶中天地用来作为精巧细腻的园林的别称，壶天之隐就是指隐居于园林中的隐士。
这部分隐逸群体在封建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上有一定的地位，同时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虽身在闹世，但却求精神的慎独，虽向往庐隐，但又不甘于抛弃俗世，只得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寄托。他们受到皇家园林的启发，希望造山理水以配天地，寄托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们在一定的地段范围内，利用、改造天然山水地貌，或者人为地开辟山水地貌，结合植物栽培、建筑布置，辅以禽鸟养畜，从而构成一个以追求视觉景观之美为主的赏心悦目、畅情舒怀的游憩、居住的环境，把这里作为他们的灵魂与思想的栖息地。中国知识分子的“壶中天地”给这个民族留下了一整套的审美趣味和构园传统，留下了一大批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
当然，实际情况要比这宽泛得多。但隐居于什么地方或寄情于某种技艺只是壶天之隐的外在标志，其内在标志应当是人格的萎缩和消弭。因而，无论园林建造的如何安雅遂静，隐居其中的士人的精神和操守总是深受拘束，不能妄意施展。只是在这股风潮中，中国的园林文化逐渐趋向了成熟。明清时期，壶天之隐则完全把士人的人格萎缩在园林之中。园林艺术就建筑文化层面讲，其功不可没，但在隐逸文化心态方面考察，所谓的“芥子纳须弥”④，摄大千世界的全部意蕴于方寸之间，在一种虚幻的宏大气魄里体味盛世的辉煌，实为人格的萎缩，时代的萎缩。
以上，笔者把隐逸文化分为三个类型，是对隐逸文化一种宽泛的划分。笔者的这种划分方法并不会对隐逸文化本身造成什么伤害，把一个文化形态细化，更便于对这个文化形态的把握。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隐逸文化；朝隐；庐隐；壶天之隐
中图分类号：Ｇ02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673－291Ｘ（2008）04－0187－02
封建社会，束缚人们的思想与情感的，主要是封建政治意识形态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各种功利的、庸俗的价值观念，传统社会里的各种各样的思想解放或叛逆行动主要是对此发动的。在成功或者失败间，中国便产生了强大的隐逸文化。
一、朝隐文化
朝隐文化是指在封建的朝堂之上，依然坚持自己的精神操守，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的广布自己的理念的人所创造的隐逸文化的一种类型。①
这种文化类型的主体不甘心退出政界，不为权势富贵，也不为功名利禄，只因他们要在其中寻求即便狭小的平衡，坚持正义。他们在朝但不混于污浊的主流，而用人格维系着清澈的泉溪。
特别在封建社会的政治舞台上，他们的世界是十分复杂丰富的，正可谓“红衣脱尽芳心苦”②，隐逸生活的内里不仅有解脱的宁静，更多的是无奈、愤懑、辛酸乃至血泪。但是他们没有退出朝堂，而是在这个舞台上尽可能舞的绚丽，使自己的信念和操守能够影响更多的人，尽可能的推动社会前进，尽可能的摒弃污浊之气，向往和维系封建的太平盛世。
明代著名政治家海瑞，一生居官清廉，刚直不阿，深得民众的尊敬与爱戴。他虽然痛恨贪官污吏，亲眼目睹皇帝昏庸无道，但他并没有躲避，而是勇于面对，严厉斥责，利用手中的权利极力打击社会上的不良之气，为当时的旧势力集团所仇恨，但为明臣所推崇，为民所爱。据说听到他去世的噩耗时，当地的百姓如失亲人，悲痛万分。当他的灵柩从南京水路运回故乡时，长江两岸站满了送行的人群。很多百姓甚至制作他的遗像，在家中供奉。
当然，我们翻读史书时也会发现，那些奔走于仕途的朝隐之士并不都能实现抱负，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朝隐文化中的地位，努力去做本身就一种文化的积极态度。
二、庐隐文化
庐隐文化是指远离封建朝堂的隐逸之士，在偏远山野结庐研义，保存自己的原始文人心态和信念，虽不能改变世道，但能保持良好的心境，独善其身，所形成的隐逸文化的一种类型。
庐隐文化作为中国隐逸文化的一个类型，被大多数人看作中国隐逸文化主流，正是庐隐文化的存在才使得隐逸文化存在。
这种隐逸生活正与朝隐相对，后者身在朝廷以妥协为隐；前者则身在田园以冷漠为反抗，可以说，这是一种不得解脱的解脱。庐隐文化认为人是应该有所寄托的，若不能兼济天下，可以选择归隐之途，独善其身。
这种隐逸文化类型的主体不都是些胸怀大志甚至是“志深轩冕”③的人。他们生逢无道之世，生活的经历告诉他们想改变当时的社会，以他们自身的能力似乎不可能；而文化的发展和自身的觉醒又把他们推向了怀疑君主专制的风口，同时，他们又处于进不能攻、退不能守的尴尬境地。于是在心灵忍受着撕裂的痛苦时，即使平淡如陶渊明，也还是写出了“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①的“金刚怒目式”②的作品。
他们生活在一个相对静逸的环境，他们远离政治纷争，与山间明月为友，与石上清泉为伴，或登高望远，或临溪汲水，或仰望长空，或低酌浅饮。其实，这种选择是隐者们不情愿的，他们宁愿跻身于朝堂之上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也不愿意归隐山林，孤独一世，清平一生。
在这类隐者中，我们可以看到仰天长啸的豪者，采菊东篱的闲者，独钓寒江的适者，凝视逝水的智者，感叹命运的明者。隐者用这种诗意化的生活方式荡涤尘世蒙在自己身上的污垢，洗濯心灵的浮华，还原生命的本真，他们不甘愿泯灭个性，依附政治，就只得将政治悲剧带回自然当中，或遗憾，或反思，或洒脱。他们或吟诗作赋，或对酒当歌，只有此时，隐者才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在这种本真的生活中，我们看到了一种纯真的智慧，回归真实的生命本元，归附自然的原始心态，那才是大智若愚的真正人生。
陶渊明在其《饮酒》中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就是对这类庐隐之士生活环境和精神状态的描述。
特定的文化社会环境造就了庐隐的群体存在，他们生逢乱世，不甘于同流合污，于是结庐于山水间，田园山水之乐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和感情的寄托，他们的精神与信念在山野间得以恣意挥发。陶渊明将隐逸思想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以其生命实践——隐居生活和诗歌创作——构建了庐隐的典型形态。他五次出仕，而最后又以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般的洒脱，“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在他的躬耕隐居生活中，融自己的切身体会于诗中，平淡，自然，真淳，质朴，达到了中国庐隐文化的顶端。陶渊明笔下的田园之乐，成为了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心灵家园。苏轼在其著《书李简夫诗集后》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
此外，从令我们魂牵梦绕的《桃花源记》中可窥见隐逸精神的端倪。陶渊明的小国寡民式的“桃花源情结”为我们构筑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充满着真善美的理想化了的社会，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庐隐群体精神向往。
三、壶天之隐文化
壶天之隐是介于朝隐与庐隐之间的一种文化类型，指隐居于个人园林中的人，既不远离封建政治舞台，又能在自己创造的小天地里求得心灵的释然，邀三五知己或谈学论义，或醉酒当歌，从而创造的隐逸文化的一种类型。
壶天之隐即壶中天地之隐，取自道家的一种说法。“壶中天地”是一句成语?熏表示道家所说的仙境?熏或比喻超尘脱俗的境界。这则成语来源于道教类书籍《云笈七签》③。该书记载：张申，为云合治官，常悬一壶，如五升器大，变化为天地?熏中有日月，如世间，夜宿其内，自号“壶天”，人谓“壶公”。他把壶中的天地也称为“壶天”。笔者借壶中天地用来作为精巧细腻的园林的别称，壶天之隐就是指隐居于园林中的隐士。
这部分隐逸群体在封建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上有一定的地位，同时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虽身在闹世，但却求精神的慎独，虽向往庐隐，但又不甘于抛弃俗世，只得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寄托。他们受到皇家园林的启发，希望造山理水以配天地，寄托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们在一定的地段范围内，利用、改造天然山水地貌，或者人为地开辟山水地貌，结合植物栽培、建筑布置，辅以禽鸟养畜，从而构成一个以追求视觉景观之美为主的赏心悦目、畅情舒怀的游憩、居住的环境，把这里作为他们的灵魂与思想的栖息地。中国知识分子的“壶中天地”给这个民族留下了一整套的审美趣味和构园传统，留下了一大批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
当然，实际情况要比这宽泛得多。但隐居于什么地方或寄情于某种技艺只是壶天之隐的外在标志，其内在标志应当是人格的萎缩和消弭。因而，无论园林建造的如何安雅遂静，隐居其中的士人的精神和操守总是深受拘束，不能妄意施展。只是在这股风潮中，中国的园林文化逐渐趋向了成熟。明清时期，壶天之隐则完全把士人的人格萎缩在园林之中。园林艺术就建筑文化层面讲，其功不可没，但在隐逸文化心态方面考察，所谓的“芥子纳须弥”④，摄大千世界的全部意蕴于方寸之间，在一种虚幻的宏大气魄里体味盛世的辉煌，实为人格的萎缩，时代的萎缩。
以上，笔者把隐逸文化分为三个类型，是对隐逸文化一种宽泛的划分。笔者的这种划分方法并不会对隐逸文化本身造成什么伤害，把一个文化形态细化，更便于对这个文化形态的把握。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