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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底，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和国家税务总局总经济师李永贵等一行来到安徽省安庆市检查税制改革准备工作。当时我担任安徽省税务局局长，随安徽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参与了汇报工作。朱镕基抛开考察行程，对安庆市税务局四分局的“突击考察”，令我们“惊出一身冷汗”，亲身领略到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对税制改革的准备工作做得比较扎实，“突击考察”后，朱镕基对安徽省的税制改革准备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还诙谐地对我说：“你是千里马，安徽税务干部素质高！”
朱镕基直奔四分局
1993年12月18日下午2点，我随安徽省委、省政府领导及安庆市税务局参加座谈会的税务干部约30人，来到安庆市马山宾馆2号楼2楼会议室，等候参加3点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主持召开的税制改革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税务干部事先通过调研，做了充分准备，心里比较踏实。可是，时针指向3点50分，远远超过了预定的开会时间，众人翘首以待的朱镕基副总理的身影还未出现。根据日程安排，18日上午朱镕基召开一个粮食购销工作座谈会，下午先实地察看一家粮站，然后乘车来马山宾馆开会。马山宾馆距离粮站不足两公里，按车程他应该早已到达。
就在大家觉得纳闷的时候，在会议室等待开会的安庆市税务局四分局局长李孝敏接到电话：“朱镕基副总理一行直奔四分局！”
李孝敏好一阵紧张！朱镕基原来日程中并没有这一项，四分局没有做任何准备。我也很担心，赶忙问：“你那里准备得怎么样？”我这一问，李孝敏心里似乎反而有底了。四分局虽然没有为朱镕基的考察做准备，但是为即将实施的税制改革做了扎实的工作，干部职工都经过了严格培训。不过，面对朱镕基的提问，假如哪个干部职工回答不准确……李孝敏不敢再往下想，他的心里就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想到这里，李孝敏立即打电话回局里：“朱总理马上要到我们分局……”话没说完，微机室接电话的黄文祥马上回答：“朱总理已经到了，就在我身边。”
“我心里踏实了”
原来下午3点多钟，朱镕基在考察完龙山路上的一家民营粮站后，突然问道：“附近有没有税务所？”陪同的安庆市委秘书长用手往南一指：“前边就有。”
龙山路南北贯穿安庆市老城区，两起两伏，直通长江。粮站南边不足百米处，的确有一家税务机关，那就是安庆市税务局四分局。于是，朱镕基一行沿着一段上坡路，弃车步行朝四分局走去……
1993年，中国经济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使中国的经济迅速升温，当年GDP增幅达到14.2%。同时，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应对经济大局成为1993年夏中国最重要的事。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颁布的“十六条”给经济过热下了一剂猛药，然而朱镕基高瞻远瞩地说：“何以解忧，惟有改革。”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1994年实施财税制度、金融体制、投资体制、企业制度、住房制度、物价体制六大改革。其中，财税制度改革主要是废除改革开放以来放权让利形成的地方拿大头、中央拿小头的承包制，建立中央拿大头、地方拿小头的增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的分税制财政格局。
1993年12月18日，距离1994年1月1日实行新税制只有13天了，朱镕基走访基层税务机关，无疑是对税务队伍做“出征”前的最后一次检阅和动员。
安庆市税务局四分局大楼在周围低矮的房屋中格外突出，被四分局干部职工戏称为“炮楼”。巧的是，此时正是星期六下午（当时尚未实行双休日制），四分局安排全体干部职工观看廉政电教片。3点50分，朱镕基走进分局大厅时，干部职工刚刚散场下楼，没想到朱镕基副总理突然出现在眼前，大家又惊又喜，报以热烈的掌声，围了上来，朱镕基则向大家频频挥手致意。
接着，朱镕基径直来到一楼的微机开票室，就增值税推行问题，仔细询问开票员黄文祥。增值税过去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税种，在新税制中却由“配角”变成了“主角”。纵观世界各国的工商税制，一般是发达国家有增值税，发展中国家不大使用。实行增值税要求税收环境好、信息化程度高。朱镕基问得很细：“全面实行增值税，能否征上来？”“开票怎么开？”增值税是老的税种、新的操作，对操作人员的素质要求比较高，他特地问黄文祥：“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黄文祥说：“我是上海交大毕业的，总理那个时候还在上海当市委书记。”
朱镕基又问：“新税制就要实施了，准备工作做好没有？”
安庆市税务局局长杨宪彭说：“基本上没问题了，7000本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刚到，马上就发到企业手里。”
大家簇拥着朱镕基走出机房，回到大厅。朱镕基问大家：“明年元月1号就要实行新税制，大家弄懂没有？”“办过培训班，基本懂了。”大家齐声回答。
“那我考考大家，征消费税会不会推动物价上涨？”消费税是准备1994年开征的新税种，征收科目有烟酒、化妆品等11个，而当时正在通货膨胀的风口浪尖，物价问题十分敏感。专管员谭春回答：“不会，因为消费税征收面比较窄，只针对极少数消费品进行特殊调节。这个问题省局马千里局长昨天在电视里刚讲过。”
接着，朱镕基问身边的女专管员朱晓燕：“你是什么文凭？”
朱晓燕回答：“中专。”
朱镕基环顾全场，说：“请大专以上文凭的举手！”顿时，“唰”地一下举起好多只手。当时，四分局53人，大专以上学历者30多人，占到70%。其中，不少人通过电大等形式取得大专文凭，提高了文化素质。
朱镕基高兴地说：“你们都很年轻，文化素质高，看来新税法学得也不错，明年元月1号实行新税法，我心里踏实了。”
不知不觉，朱镕基在四分局呆了40分钟。临出门前，他跟税务干部一一握手道别，最后朝大家双手合掌，连讲两遍：“明年我的工资就靠你们了。”顿时，室内响起热烈的掌声。
“要给我讲真话，
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说” 朱镕基一行下午4点半左右风尘仆仆地赶到马山宾馆会议室。陪同的安庆市税务局局长杨宪彭一眼就看到李孝敏，于是向朱镕基介绍道：“这就是四分局局长。”李孝敏赶紧站起来。朱镕基边走边脱下深色的大衣，然后把手一挥：“你的干部队伍素质是高的。”接着与李孝敏亲切地握手。李孝敏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地，连忙回答：“谢谢总理的夸奖，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参加座谈会的有国家税务总局总经济师李永贵，国务院其他部委负责同志，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省长傅锡寿、常务副省长汪洋，省财税部门主要负责人，安庆市党政、财税主要负责人和基层税务干部30多人。大家坐下来以后，卢荣景指着我向朱镕基介绍：“这是省税务局局长马千里。”
朱镕基马上诙谐地说：“你是千里马嘛！安徽税务干部的素质是高的。”
座谈会开始后，由我汇报安徽省税制改革的准备工作。朱镕基边听边问，很感兴趣，倍加赞赏。在我汇报还没结束时，他插话说：“你是老马识途，搞得不错，还是请我们基层的同志汇报吧！”
于是，安庆市税务局局长杨宪彭接着汇报，朱镕基随时插话，就有关问题考问大家，但并没有点名，相关的同志可以自由回答，主动汇报，座谈会开得非常轻松。
我和杨宪彭发言中讲到，为确保分别入库，省、市税务局印发了《国家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对各税分别征收、分别入库一览表》，做到“人手一张表，对照填税票”。朱镕基把这张表要了去，仔细看了看，然后说：“这个好，一目了然，业务人员也要尽快分开。”
此外，李孝敏、郑天生等7名基层税务干部也发了言。大家提出：地税、国税人员三七开，资产四六开，离退休的、接近到退休年龄的老同志都愿意到国税来，国税的负担比较重，中央要保证国税经费的正常运转等问题。朱镕基说：“老同志是我们税务部门的财富，他们工作了一辈子，我们要厚待他们，无非是多盖一点房子，多买一点车子……”朱镕基大手一挥，伴随着一串爽朗的笑声。
座谈会结束时，朱镕基说：“来之前，我是坐卧不安，如履薄冰。听了税务方面的介绍，我是满意、高兴的，可以放心的。1994年税制改革涉及税收、征收管理和机构设置等许多方面的问题，难度不小，税务机关要严阵以待，千万不可掉以轻心。这次改革关闯过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就建立了。”座谈会上，朱镕基再三交代：“要给我讲真话，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说。”“你们在实施过程中，发现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写信给我。”在朱镕基一个小时的讲话中，坐在对面的李孝敏观察到，朱镕基讲到深情的地方特别深沉，讲到忧心的地方眉头紧皱，眉毛都吊起来了。
“我们合个影吧”
座谈会从下午4点半开始，一直开到6点半。安庆市税务局办公室干部黄景武趁朱镕基走向门口的时候，手拿一个笔记本，说：“总理，请给我签个名吧！”。
朱镕基二话没说，拿起笔记本在扉页上签了名。如今，黄景武依然珍藏着那本写有“朱镕基”三个字的笔记本，他知道这是十分珍贵的纪念。朱镕基曾给自己“约法三章”：不题词、不剪彩、不批条子，很少给人题词。
大家走到2号楼1楼大厅，李孝敏等人正准备与朱镕基道别，出人意料的是，朱镕基却说：“等一下再吃饭，我们合个影吧！”大家喜出望外，于是在摄影师的镜头里，留下了安徽省、安庆市参加座谈会的税务干部与朱镕基的珍贵合影，留下了共和国副总理和基层税务干部戮力同心、共闯难关的精神，留下了1994年税制改革准备工作的历史见证和永恒记忆。
1993年12月18日的座谈会之后，国务院紧锣密鼓地出台了一系列税改措施：12月20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将国家税务总局的机构规格由副部级调整为正部级；12月25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税务总局报送的《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1994年3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认真实施财税改革方案，理顺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
（责任编辑 文世芳）
朱镕基直奔四分局
1993年12月18日下午2点，我随安徽省委、省政府领导及安庆市税务局参加座谈会的税务干部约30人，来到安庆市马山宾馆2号楼2楼会议室，等候参加3点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主持召开的税制改革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税务干部事先通过调研，做了充分准备，心里比较踏实。可是，时针指向3点50分，远远超过了预定的开会时间，众人翘首以待的朱镕基副总理的身影还未出现。根据日程安排，18日上午朱镕基召开一个粮食购销工作座谈会，下午先实地察看一家粮站，然后乘车来马山宾馆开会。马山宾馆距离粮站不足两公里，按车程他应该早已到达。
就在大家觉得纳闷的时候，在会议室等待开会的安庆市税务局四分局局长李孝敏接到电话：“朱镕基副总理一行直奔四分局！”
李孝敏好一阵紧张！朱镕基原来日程中并没有这一项，四分局没有做任何准备。我也很担心，赶忙问：“你那里准备得怎么样？”我这一问，李孝敏心里似乎反而有底了。四分局虽然没有为朱镕基的考察做准备，但是为即将实施的税制改革做了扎实的工作，干部职工都经过了严格培训。不过，面对朱镕基的提问，假如哪个干部职工回答不准确……李孝敏不敢再往下想，他的心里就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想到这里，李孝敏立即打电话回局里：“朱总理马上要到我们分局……”话没说完，微机室接电话的黄文祥马上回答：“朱总理已经到了，就在我身边。”
“我心里踏实了”
原来下午3点多钟，朱镕基在考察完龙山路上的一家民营粮站后，突然问道：“附近有没有税务所？”陪同的安庆市委秘书长用手往南一指：“前边就有。”
龙山路南北贯穿安庆市老城区，两起两伏，直通长江。粮站南边不足百米处，的确有一家税务机关，那就是安庆市税务局四分局。于是，朱镕基一行沿着一段上坡路，弃车步行朝四分局走去……
1993年，中国经济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使中国的经济迅速升温，当年GDP增幅达到14.2%。同时，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应对经济大局成为1993年夏中国最重要的事。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颁布的“十六条”给经济过热下了一剂猛药，然而朱镕基高瞻远瞩地说：“何以解忧，惟有改革。”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1994年实施财税制度、金融体制、投资体制、企业制度、住房制度、物价体制六大改革。其中，财税制度改革主要是废除改革开放以来放权让利形成的地方拿大头、中央拿小头的承包制，建立中央拿大头、地方拿小头的增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的分税制财政格局。
1993年12月18日，距离1994年1月1日实行新税制只有13天了，朱镕基走访基层税务机关，无疑是对税务队伍做“出征”前的最后一次检阅和动员。
安庆市税务局四分局大楼在周围低矮的房屋中格外突出，被四分局干部职工戏称为“炮楼”。巧的是，此时正是星期六下午（当时尚未实行双休日制），四分局安排全体干部职工观看廉政电教片。3点50分，朱镕基走进分局大厅时，干部职工刚刚散场下楼，没想到朱镕基副总理突然出现在眼前，大家又惊又喜，报以热烈的掌声，围了上来，朱镕基则向大家频频挥手致意。
接着，朱镕基径直来到一楼的微机开票室，就增值税推行问题，仔细询问开票员黄文祥。增值税过去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税种，在新税制中却由“配角”变成了“主角”。纵观世界各国的工商税制，一般是发达国家有增值税，发展中国家不大使用。实行增值税要求税收环境好、信息化程度高。朱镕基问得很细：“全面实行增值税，能否征上来？”“开票怎么开？”增值税是老的税种、新的操作，对操作人员的素质要求比较高，他特地问黄文祥：“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黄文祥说：“我是上海交大毕业的，总理那个时候还在上海当市委书记。”
朱镕基又问：“新税制就要实施了，准备工作做好没有？”
安庆市税务局局长杨宪彭说：“基本上没问题了，7000本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刚到，马上就发到企业手里。”
大家簇拥着朱镕基走出机房，回到大厅。朱镕基问大家：“明年元月1号就要实行新税制，大家弄懂没有？”“办过培训班，基本懂了。”大家齐声回答。
“那我考考大家，征消费税会不会推动物价上涨？”消费税是准备1994年开征的新税种，征收科目有烟酒、化妆品等11个，而当时正在通货膨胀的风口浪尖，物价问题十分敏感。专管员谭春回答：“不会，因为消费税征收面比较窄，只针对极少数消费品进行特殊调节。这个问题省局马千里局长昨天在电视里刚讲过。”
接着，朱镕基问身边的女专管员朱晓燕：“你是什么文凭？”
朱晓燕回答：“中专。”
朱镕基环顾全场，说：“请大专以上文凭的举手！”顿时，“唰”地一下举起好多只手。当时，四分局53人，大专以上学历者30多人，占到70%。其中，不少人通过电大等形式取得大专文凭，提高了文化素质。
朱镕基高兴地说：“你们都很年轻，文化素质高，看来新税法学得也不错，明年元月1号实行新税法，我心里踏实了。”
不知不觉，朱镕基在四分局呆了40分钟。临出门前，他跟税务干部一一握手道别，最后朝大家双手合掌，连讲两遍：“明年我的工资就靠你们了。”顿时，室内响起热烈的掌声。
“要给我讲真话，
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说” 朱镕基一行下午4点半左右风尘仆仆地赶到马山宾馆会议室。陪同的安庆市税务局局长杨宪彭一眼就看到李孝敏，于是向朱镕基介绍道：“这就是四分局局长。”李孝敏赶紧站起来。朱镕基边走边脱下深色的大衣，然后把手一挥：“你的干部队伍素质是高的。”接着与李孝敏亲切地握手。李孝敏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地，连忙回答：“谢谢总理的夸奖，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参加座谈会的有国家税务总局总经济师李永贵，国务院其他部委负责同志，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省长傅锡寿、常务副省长汪洋，省财税部门主要负责人，安庆市党政、财税主要负责人和基层税务干部30多人。大家坐下来以后，卢荣景指着我向朱镕基介绍：“这是省税务局局长马千里。”
朱镕基马上诙谐地说：“你是千里马嘛！安徽税务干部的素质是高的。”
座谈会开始后，由我汇报安徽省税制改革的准备工作。朱镕基边听边问，很感兴趣，倍加赞赏。在我汇报还没结束时，他插话说：“你是老马识途，搞得不错，还是请我们基层的同志汇报吧！”
于是，安庆市税务局局长杨宪彭接着汇报，朱镕基随时插话，就有关问题考问大家，但并没有点名，相关的同志可以自由回答，主动汇报，座谈会开得非常轻松。
我和杨宪彭发言中讲到，为确保分别入库，省、市税务局印发了《国家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对各税分别征收、分别入库一览表》，做到“人手一张表，对照填税票”。朱镕基把这张表要了去，仔细看了看，然后说：“这个好，一目了然，业务人员也要尽快分开。”
此外，李孝敏、郑天生等7名基层税务干部也发了言。大家提出：地税、国税人员三七开，资产四六开，离退休的、接近到退休年龄的老同志都愿意到国税来，国税的负担比较重，中央要保证国税经费的正常运转等问题。朱镕基说：“老同志是我们税务部门的财富，他们工作了一辈子，我们要厚待他们，无非是多盖一点房子，多买一点车子……”朱镕基大手一挥，伴随着一串爽朗的笑声。
座谈会结束时，朱镕基说：“来之前，我是坐卧不安，如履薄冰。听了税务方面的介绍，我是满意、高兴的，可以放心的。1994年税制改革涉及税收、征收管理和机构设置等许多方面的问题，难度不小，税务机关要严阵以待，千万不可掉以轻心。这次改革关闯过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就建立了。”座谈会上，朱镕基再三交代：“要给我讲真话，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说。”“你们在实施过程中，发现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写信给我。”在朱镕基一个小时的讲话中，坐在对面的李孝敏观察到，朱镕基讲到深情的地方特别深沉，讲到忧心的地方眉头紧皱，眉毛都吊起来了。
“我们合个影吧”
座谈会从下午4点半开始，一直开到6点半。安庆市税务局办公室干部黄景武趁朱镕基走向门口的时候，手拿一个笔记本，说：“总理，请给我签个名吧！”。
朱镕基二话没说，拿起笔记本在扉页上签了名。如今，黄景武依然珍藏着那本写有“朱镕基”三个字的笔记本，他知道这是十分珍贵的纪念。朱镕基曾给自己“约法三章”：不题词、不剪彩、不批条子，很少给人题词。
大家走到2号楼1楼大厅，李孝敏等人正准备与朱镕基道别，出人意料的是，朱镕基却说：“等一下再吃饭，我们合个影吧！”大家喜出望外，于是在摄影师的镜头里，留下了安徽省、安庆市参加座谈会的税务干部与朱镕基的珍贵合影，留下了共和国副总理和基层税务干部戮力同心、共闯难关的精神，留下了1994年税制改革准备工作的历史见证和永恒记忆。
1993年12月18日的座谈会之后，国务院紧锣密鼓地出台了一系列税改措施：12月20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将国家税务总局的机构规格由副部级调整为正部级；12月25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税务总局报送的《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1994年3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认真实施财税改革方案，理顺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
（责任编辑 文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