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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变化微妙，中苏敌对关系升级。昔日的盟友“亡我之心不死”，在中苏边境地区陈兵百万，成了威胁中国的“头号敌人”，同时还抨击中国联合美国反对苏联，奉行“反苏主义”。正是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中苏之间发生了空前的外交“间谍战”。
1974年1月14日傍晚，在北京朝阳门外东大桥下，苏联驻华大使馆外交官正与中国公民秘密交接情报时，被我公安部门当场抓获。随后，中国外交部宣布，苏联5名外交官因从事与其身份不相符的活动被限期离境。
1月15日，我国驻苏联大使馆随员关恒广结束任期离馆。按当时规定，只能乘坐莫斯科——北京的国际列车回国。4天后，火车到达伊尔库茨克。进站后，苏方人员上车检查，佯称车厢内发生了“瘟疫”，要求所有乘客下车接受检疫。检查到老关时，“检疫人员”称他脸色不好，眼睛发红，需要等待复查。
过了一会儿，一个中年妇女迎面走来，用中文询问有无画报，老关说没有，她顺手塞过来一份。此时，突然有人高喊“不许传递情报”，应声拥上一帮彪形大汉，当即将中国外交官强行绑架。老关马上表示抗议，谴责这是诬陷，并要求立即与我国大使馆联系，对方根本不予理睬。后老关被押到当地警察局进行审讯。
除了继续抗议外，老关拒绝接受非法“审问”。一直折腾到晚上，苏方安排了一架飞机，将老关押送回莫斯科。在“灶王爷”机场，苏方又上演了一出所谓有各界代表出席的“听证会”。除重复“企图向苏联公民索取情报”外，还增加了一项新罪名，指控老关6年来非法搜集各种苏联情报，并出示了平时他与苏联公民交谈接触的一叠照片，包括在使馆招待会上拍的。
老关理直气壮，用已喊哑的嗓子严辞驳斥道：“中国外交官光明磊落，从未做过任何违犯苏联法律的事情，所有这些指控都是胡说八道。而且，这些照片恰恰证明我是在进行正常的民间友好工作。”对方也未纠缠就草草收场。随后，将老关带出机场，交给等候在外面的中国使馆代表。
我方当即向苏方提出严正抗议，谴责这起明目张胆的非法绑架事件，指出这是对中国驱逐苏修间谍的“无耻报复”。此时，老关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据70年代曾任驻苏联使馆政务参赞的刘述卿老部长回忆：那次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在北京驱逐了苏联驻华使馆从事间谍活动的5名外交官，而苏方决定象征性地进行外交报复。刚好碰上老关任满回国，在半路上成了替罪羊。
当晚，苏联外交部对外宣布，由于中国外交官从事与其身份不相符的活动，限72小时内离境。老关离开莫斯科时，刘新权大使亲自到机场送行。刘大使把一朵大红花戴在他胸前，并向记者发表谈话，强烈抗议苏联特务对中国外交官的迫害，赞扬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余湛亲自到首都机场迎接，苏联东欧司代表向老关献花。中国外交部就此事正式向苏联驻华大使馆递交抗议照会，《人民日报》等主要媒体均对苏联迫害中国外交官事件进行了广泛报道。
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老关虽然成了“红色反修战士”，但内心深处毕竟有点懊恼失望。因为他清楚，按照外交惯例，一旦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限期离境，就不可能再回到那个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国家了。
老关是东北人，性格豪爽，说话幽默，且多才多艺。他从小就喜欢俄语，热爱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抒情歌曲。1965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外语系，以优异的成绩被分配到外交部。他精通俄语，长期在驻莫斯科使馆工作，一直从事对苏研究，是一位地道的“苏联通”。
从莫斯科返回北京后，组织上对他非常关心，特意安排他到外交学院进修英语，毕业后又派驻巴基斯坦卡拉奇总领馆工作。老关任满回国，原拟分配到其他地区司工作，但他本人要求回到苏欧司。
80年代中，我和老关在苏联处同一个办公室，负责中苏关系的调研工作。有一次聊天时，我对他说：“老关，看来苏联是回不去了，你干嘛不改换门庭，脱离我们俄语圈呢?”他未假思索地答道：“我学俄语出身，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就是死也要当‘俄罗斯鬼’!”他的一席话让我瞠目结舌，从此再也不敢提及此事了。
后来，中苏两国关系逐渐改善转暖。苏欧司领导非正式地向苏联驻华使馆提出，要求考虑平反老关的“冤假错案”问题。对方很快就反馈说，同意平反，但要求将当时被驱逐的苏方5名外交官问题也一并解决。如果这样，就复杂化了，只好搁置下来。
老关本人对此也表示理解，并说“以假换真，坚决不干”。但对一位兢兢业业、忠于职守的外交官来说，一直背着“间谍”的黑锅，总让人心里不平啊!
过了不久，我们又对苏方进行新的一轮试探。第一步，先安排老关参加接待苏联方面来访的一个普通文化团组，经观察，对方没有作出异常反应；接着，又让他参加苏联外交部访华代表团的接待工作，也一切如常，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最后，老关还参加了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接待翻译工作。这表明，苏方已非正式默认了。这样，我们大家也都放心了。这件曾经引起两国关系轩然大波的外交“间谍案”，从此也就不了了之了。
当时，我们还有第四步方案，准备寻找合适的时机，安排老关参加访苏代表团重返莫斯科。但尚未付诸实施，苏联这个国家已在地球上消失了。
苏联解体后，关恒广同志被任命为驻新独立的乌兹别克斯坦首任特命全权大使。1997年，因工作需要，老关被调任驻俄罗斯使馆公使。许多俄罗斯老朋友感到又惊又喜，都对他表示热情欢迎，要好好进行合作。老关也驾轻就熟，真想为发展两国关系多做些事。由于工作过度劳累，他几次病倒。后来，他又当了一任驻立陶宛大使。
2002年老关退休，因积劳成疾，身体不太好，但他总是非常乐观。除了担任中国中亚友好协会副会长外，还有雅兴从事业余创作，用画笔追忆那些渐渐逝去的时光和印象。他举办过个人油画精品展览，我们许多老同事都前往参观助兴，并纷纷题词留言。至今印象深刻的是，原驻奥地利大使刘昌业观画后留下的感言：“俄京白桦不留泪，巴国碧海可观潮。出使中亚阅甘苦，驻节东欧历辛劳。卅年报国多少事，丹青梦回也英豪。”句句朴实无华，形象地勾画了老关献身外交事业的灿烂生涯。
在2012年春节举行的一次老干部联欢会上，老关宝刀未老，用他几十年前从苏联带回的老式手风琴，为我们伴奏了俄文男声小合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不过，背着沉重的手风琴，他已站不住了，只好坐在一把椅子上演奏。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树叶儿也不再沙沙响。”他满怀深情拉出的悠扬琴声，再次把我们带回令人难忘的莫斯科郊外迷人的晚上……
(责任编辑 李树泉)
1974年1月14日傍晚，在北京朝阳门外东大桥下，苏联驻华大使馆外交官正与中国公民秘密交接情报时，被我公安部门当场抓获。随后，中国外交部宣布，苏联5名外交官因从事与其身份不相符的活动被限期离境。
1月15日，我国驻苏联大使馆随员关恒广结束任期离馆。按当时规定，只能乘坐莫斯科——北京的国际列车回国。4天后，火车到达伊尔库茨克。进站后，苏方人员上车检查，佯称车厢内发生了“瘟疫”，要求所有乘客下车接受检疫。检查到老关时，“检疫人员”称他脸色不好，眼睛发红，需要等待复查。
过了一会儿，一个中年妇女迎面走来，用中文询问有无画报，老关说没有，她顺手塞过来一份。此时，突然有人高喊“不许传递情报”，应声拥上一帮彪形大汉，当即将中国外交官强行绑架。老关马上表示抗议，谴责这是诬陷，并要求立即与我国大使馆联系，对方根本不予理睬。后老关被押到当地警察局进行审讯。
除了继续抗议外，老关拒绝接受非法“审问”。一直折腾到晚上，苏方安排了一架飞机，将老关押送回莫斯科。在“灶王爷”机场，苏方又上演了一出所谓有各界代表出席的“听证会”。除重复“企图向苏联公民索取情报”外，还增加了一项新罪名，指控老关6年来非法搜集各种苏联情报，并出示了平时他与苏联公民交谈接触的一叠照片，包括在使馆招待会上拍的。
老关理直气壮，用已喊哑的嗓子严辞驳斥道：“中国外交官光明磊落，从未做过任何违犯苏联法律的事情，所有这些指控都是胡说八道。而且，这些照片恰恰证明我是在进行正常的民间友好工作。”对方也未纠缠就草草收场。随后，将老关带出机场，交给等候在外面的中国使馆代表。
我方当即向苏方提出严正抗议，谴责这起明目张胆的非法绑架事件，指出这是对中国驱逐苏修间谍的“无耻报复”。此时，老关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据70年代曾任驻苏联使馆政务参赞的刘述卿老部长回忆：那次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在北京驱逐了苏联驻华使馆从事间谍活动的5名外交官，而苏方决定象征性地进行外交报复。刚好碰上老关任满回国，在半路上成了替罪羊。
当晚，苏联外交部对外宣布，由于中国外交官从事与其身份不相符的活动，限72小时内离境。老关离开莫斯科时，刘新权大使亲自到机场送行。刘大使把一朵大红花戴在他胸前，并向记者发表谈话，强烈抗议苏联特务对中国外交官的迫害，赞扬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余湛亲自到首都机场迎接，苏联东欧司代表向老关献花。中国外交部就此事正式向苏联驻华大使馆递交抗议照会，《人民日报》等主要媒体均对苏联迫害中国外交官事件进行了广泛报道。
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老关虽然成了“红色反修战士”，但内心深处毕竟有点懊恼失望。因为他清楚，按照外交惯例，一旦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限期离境，就不可能再回到那个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国家了。
老关是东北人，性格豪爽，说话幽默，且多才多艺。他从小就喜欢俄语，热爱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抒情歌曲。1965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外语系，以优异的成绩被分配到外交部。他精通俄语，长期在驻莫斯科使馆工作，一直从事对苏研究，是一位地道的“苏联通”。
从莫斯科返回北京后，组织上对他非常关心，特意安排他到外交学院进修英语，毕业后又派驻巴基斯坦卡拉奇总领馆工作。老关任满回国，原拟分配到其他地区司工作，但他本人要求回到苏欧司。
80年代中，我和老关在苏联处同一个办公室，负责中苏关系的调研工作。有一次聊天时，我对他说：“老关，看来苏联是回不去了，你干嘛不改换门庭，脱离我们俄语圈呢?”他未假思索地答道：“我学俄语出身，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就是死也要当‘俄罗斯鬼’!”他的一席话让我瞠目结舌，从此再也不敢提及此事了。
后来，中苏两国关系逐渐改善转暖。苏欧司领导非正式地向苏联驻华使馆提出，要求考虑平反老关的“冤假错案”问题。对方很快就反馈说，同意平反，但要求将当时被驱逐的苏方5名外交官问题也一并解决。如果这样，就复杂化了，只好搁置下来。
老关本人对此也表示理解，并说“以假换真，坚决不干”。但对一位兢兢业业、忠于职守的外交官来说，一直背着“间谍”的黑锅，总让人心里不平啊!
过了不久，我们又对苏方进行新的一轮试探。第一步，先安排老关参加接待苏联方面来访的一个普通文化团组，经观察，对方没有作出异常反应；接着，又让他参加苏联外交部访华代表团的接待工作，也一切如常，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最后，老关还参加了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接待翻译工作。这表明，苏方已非正式默认了。这样，我们大家也都放心了。这件曾经引起两国关系轩然大波的外交“间谍案”，从此也就不了了之了。
当时，我们还有第四步方案，准备寻找合适的时机，安排老关参加访苏代表团重返莫斯科。但尚未付诸实施，苏联这个国家已在地球上消失了。
苏联解体后，关恒广同志被任命为驻新独立的乌兹别克斯坦首任特命全权大使。1997年，因工作需要，老关被调任驻俄罗斯使馆公使。许多俄罗斯老朋友感到又惊又喜，都对他表示热情欢迎，要好好进行合作。老关也驾轻就熟，真想为发展两国关系多做些事。由于工作过度劳累，他几次病倒。后来，他又当了一任驻立陶宛大使。
2002年老关退休，因积劳成疾，身体不太好，但他总是非常乐观。除了担任中国中亚友好协会副会长外，还有雅兴从事业余创作，用画笔追忆那些渐渐逝去的时光和印象。他举办过个人油画精品展览，我们许多老同事都前往参观助兴，并纷纷题词留言。至今印象深刻的是，原驻奥地利大使刘昌业观画后留下的感言：“俄京白桦不留泪，巴国碧海可观潮。出使中亚阅甘苦，驻节东欧历辛劳。卅年报国多少事，丹青梦回也英豪。”句句朴实无华，形象地勾画了老关献身外交事业的灿烂生涯。
在2012年春节举行的一次老干部联欢会上，老关宝刀未老，用他几十年前从苏联带回的老式手风琴，为我们伴奏了俄文男声小合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不过，背着沉重的手风琴，他已站不住了，只好坐在一把椅子上演奏。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树叶儿也不再沙沙响。”他满怀深情拉出的悠扬琴声，再次把我们带回令人难忘的莫斯科郊外迷人的晚上……
(责任编辑 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