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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袋里开始徘徊这个刺刀般的问题，是因为一年一年很多看似细小的事情，以违背起码逻辑的荒谬，日益挤迫着我体会到一个精神亡国者的悲怆和无助。
我因为长年客居国外，做梦也想不到揭露西方一些真相，在自己的祖国会遭到冷遇和排斥。在一个未被军事侵略和占领、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事情倒过来才解释得通。也正是笃信逻辑不可逆转，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意地以为落在别人身上的事，永远不会落到自己头上，因为中国是个不仰人鼻息的大国，是近代史上唯一没有完全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国家，是已有核弹保卫自己不再受列强侵略的军事强国，是人类历史上创造并延续了独一无二文明的智慧民族，是在强盗当道的世界有力量和才智不做打手和附庸的国家。这几条捡出其中哪一条在今天这个不讲理的世界都是极不容易的，遑论一占五条。你看有这么多道保险，我怎能想到有一天会锥心刺骨地咀嚼一个亡国者——至少是精神上的——才有的悲伤？在欧洲，一个国家被看不见的“军团”篡变至此，需百年以上，在中国三十年足矣，而且无须异族直接插入，这也是让人在最深的梦里都没能追到的事。
第一桩敲击我的事来自一篇小文，记得我在文中有一句话，遭到编辑的删节。此文写女作家萨冈一生绯闻多过才华，“无非是飙车、吸毒、双性恋、赌博、受贿、偷税、破产那几味人生胡椒面，好像文学才华=毁灭性生活=极端自私自利=表演才能=脱衣服=没有祖国=没有责任=没有未来。”收到报纸后，我发现引号内的这段话被看似不经意地拿掉了四个字：“没有祖国”。这让我第一次隐隐约约地感到这么多字里，刺眼的字一打，可偏偏是“祖国”二字碍了事。这已经是多年前的事，回头想想这绝非一个编辑偶然的删改，也已不是一桩翻天覆地的事之预兆，而是一个悲剧之既成事实。
后来的事就越来越分明了，有一个显著的得宠或冷落的分界线，落到哪一边，有对内对外双重标准，对外则得宠或冷落就看是否站在西方一边，对内则正相反，不站在本国一边才名利双收。所谓站在哪一边，就是从其视角看问题或写其“推荐”的东西。某家媒体若将此一原则定为编辑路线，对内对外一视同仁，我倒也无异议，但若对内对外标准正相反，我大脑还跟不上如此错乱。
我并未不顾事实固执于立场，认识西方颇似面对一种工艺摆设：俄罗斯套娃。这种摆设若不一道道拧开，看上去是一个娃娃，拧开一道，才看到另一个娃娃，要想知道后面究竟有什么，就得不懈地拧下去，谁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下一个。这件摆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最外面的娃娃油彩鲜亮，让人不易看到可以拧开的缺口。它有别于一般摆设的地方，也即在此：核心藏而不露，运作机制是立体式的，越到里面越隐秘。问题是当一个早已变成平面式社会的文明，在其漫长的历史上，第一次遭遇这只娃娃，即被其独特的造型和色彩震住。他的平面式思维让他抱着最外面的娃娃，观察和研究它身上的油彩成分、画笔技术和对称线条，以为照葫芦画瓢就能模仿一件，若模仿不出，必是自身缺陷。这是中国与西方打交道的普通人、甚或研究西方的学人之常态，也是中国人严重心理疾患的症结所在。常态并非不正常状态，两个文明交往，本来应该是这样彼此理解或仿效的。但若文明的一方刻意设计了“说的一套”（外面最大的娃娃），处心积虑地把这一套推荐（强加）给你，却把“做的一套”（里面一个套一个的小娃娃）精心藏起来，那么原来正常的文明交往状态，就显得不正常了，因为对方伪造了一个面目，并用伪造的外壳作碰撞器。整个近现代史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就是跟这个伪造的外壳碰撞，撞得一无是处、遍体鳞伤。
如果说中国历史分正史和野史，你不信正史可以去信野史，西方历史则分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历史，用中国人习惯的平面式挪移方法百分百只能在看得见的那部分打转。我善意的目光最初自然而然地停在最外面的大娃娃身上，在拧开摆设之前，无知无觉地做着大娃娃的“浪漫传递”。“无知无觉为大娃娃做浪漫传递”始终是知识界的基本活计，一百多年没熄火，鹦鹉学舌的背后，是一架史无前例的文明推土机。
烟花看尽才能低头看见满地的脏乱，不是我疑心重，而是大娃娃得意忘形的时候纸就包不住恶，對正在发生的历史也敢做假，其篡改真实之随心所欲惊醒了梦里人。杜撰历史之百分之百蓄意，若不是亲眼目睹，单单道听途说是绝难相信的。天平翻倒是一步步发现近代以来我们接受的（因为军事上被打败）由西方人编撰的世界史是个虚虚实实的版本！而中国人从那时起看自己的目光也构成这部精心策划之伪史的一部分。看见里面小娃娃的过程其实相当艰难，这件摆设是这样设计的，对大娃娃的欣赏无异于一剂阻止你看到小娃娃的免疫针，因为大娃娃是按信仰设计的，看似理念实则偶像，此一移花接木的成功，让人看不到自己“信徒”的实质。况且有关大娃娃的书汗牛充栋（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译介的书未脱出此范围），小娃娃却研究者屈指可数，因为没有好下场。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拧开了大娃娃的我，没有得到探险者和发现者的荣誉，反而受到排斥和冷落，好像我不是得罪外人，而是惹了自己人。如果我的文章涉及国内时政，被针砭的一方对我有意见，我倒也能理解，然而我揭露的是视我为敌或缺乏友善的外国，缘何自己的同胞要像剜了肉似的？我事后回头看这个失宠的过程，发现它自身的逻辑很清晰：凡是有关大娃娃的文字，即在得宠一边；凡是有关小娃娃的文字，即遭冷遇。一冰一火，界线分明。好像我已经不得不跟一个“外籍军团”打交道，因为只有“占领军”会恼怒我不说新主子的好话；好像存在一个分享国家统治权、被高爵厚禄委以思想把门人的群体，他们不但早已身在曹营心在汉，而且世所罕见、史所未有地堂而皇之、充满使命感和荣誉感地接手了“占领军”的旌幡。在这场逼我站队的封杀战中，我失去的不光是一些合作者，而是山河的一部分，而这场冷酷背弃，并不掺杂个人恩怨。眼见我的每一篇文章须经上述对内对外双重标准的筛选，好像境外强权御批他们做了审查官，我揪耳掐腮地问自己是不是已活在一个“在精神上被占领的国家”？或者至少“国”已不全，在“思想异军”占领的地盘，我们已有了亡命天涯的哀伤。
一个并未固执立场、生怕眼睛被遮避的人，却因为说了实话，就被生生打上印戳，甚至遭无情背叛，让一直以为天可崩地可陷但祖国永存的我，看到了国家在精神上走向名存实亡，感到了一个不得不向占领者脱帽敬礼的亡国者的哀愁。“我们已是被占领国家”这句话我第一次是从一个法国人嘴里听到的。在法国旅居日久，看到这个国家的“有识之士”锲而不舍地培养高卢人面对美、英集团的卑贱感，比如戴高乐反抗美英的历史过去不到半个世纪，本国“精英”已抱紧后者大腿，还时不时祭出背叛的道德理由：戴高乐的“专制”；又如成天围着英王室转，对自己的王朝历史却讳莫如深。这种不合常理的事看多了，我作为外国人甚为不解，有一天终于忍不住问朋友，他就说了上面这句让我惊心动魄的话。
我始终难忘朋友在发出“我们已是被占领国家”时眼底的绝望和浮在上面的揶揄，那是一种矛盾的、似乎不应同时出现的表情，仿佛一个被按到水底的人，为了活下去及其微薄的理由，不得不以自己的命运作笑柄。你看到这双失国者的眼睛，才惊恐地感到所有这些荣华富贵只是交换的诱饵。这真是一场完美的征服战，城堡易主，不见硝烟，但见歌舞，四处翻腾着新信仰的豪情壮志和无以数计的模仿者。
我因为长年客居国外，做梦也想不到揭露西方一些真相，在自己的祖国会遭到冷遇和排斥。在一个未被军事侵略和占领、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事情倒过来才解释得通。也正是笃信逻辑不可逆转，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意地以为落在别人身上的事，永远不会落到自己头上，因为中国是个不仰人鼻息的大国，是近代史上唯一没有完全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国家，是已有核弹保卫自己不再受列强侵略的军事强国，是人类历史上创造并延续了独一无二文明的智慧民族，是在强盗当道的世界有力量和才智不做打手和附庸的国家。这几条捡出其中哪一条在今天这个不讲理的世界都是极不容易的，遑论一占五条。你看有这么多道保险，我怎能想到有一天会锥心刺骨地咀嚼一个亡国者——至少是精神上的——才有的悲伤？在欧洲，一个国家被看不见的“军团”篡变至此，需百年以上，在中国三十年足矣，而且无须异族直接插入，这也是让人在最深的梦里都没能追到的事。
第一桩敲击我的事来自一篇小文，记得我在文中有一句话，遭到编辑的删节。此文写女作家萨冈一生绯闻多过才华，“无非是飙车、吸毒、双性恋、赌博、受贿、偷税、破产那几味人生胡椒面，好像文学才华=毁灭性生活=极端自私自利=表演才能=脱衣服=没有祖国=没有责任=没有未来。”收到报纸后，我发现引号内的这段话被看似不经意地拿掉了四个字：“没有祖国”。这让我第一次隐隐约约地感到这么多字里，刺眼的字一打，可偏偏是“祖国”二字碍了事。这已经是多年前的事，回头想想这绝非一个编辑偶然的删改，也已不是一桩翻天覆地的事之预兆，而是一个悲剧之既成事实。
后来的事就越来越分明了，有一个显著的得宠或冷落的分界线，落到哪一边，有对内对外双重标准，对外则得宠或冷落就看是否站在西方一边，对内则正相反，不站在本国一边才名利双收。所谓站在哪一边，就是从其视角看问题或写其“推荐”的东西。某家媒体若将此一原则定为编辑路线，对内对外一视同仁，我倒也无异议，但若对内对外标准正相反，我大脑还跟不上如此错乱。
我并未不顾事实固执于立场，认识西方颇似面对一种工艺摆设：俄罗斯套娃。这种摆设若不一道道拧开，看上去是一个娃娃，拧开一道，才看到另一个娃娃，要想知道后面究竟有什么，就得不懈地拧下去，谁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下一个。这件摆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最外面的娃娃油彩鲜亮，让人不易看到可以拧开的缺口。它有别于一般摆设的地方，也即在此：核心藏而不露，运作机制是立体式的，越到里面越隐秘。问题是当一个早已变成平面式社会的文明，在其漫长的历史上，第一次遭遇这只娃娃，即被其独特的造型和色彩震住。他的平面式思维让他抱着最外面的娃娃，观察和研究它身上的油彩成分、画笔技术和对称线条，以为照葫芦画瓢就能模仿一件，若模仿不出，必是自身缺陷。这是中国与西方打交道的普通人、甚或研究西方的学人之常态，也是中国人严重心理疾患的症结所在。常态并非不正常状态，两个文明交往，本来应该是这样彼此理解或仿效的。但若文明的一方刻意设计了“说的一套”（外面最大的娃娃），处心积虑地把这一套推荐（强加）给你，却把“做的一套”（里面一个套一个的小娃娃）精心藏起来，那么原来正常的文明交往状态，就显得不正常了，因为对方伪造了一个面目，并用伪造的外壳作碰撞器。整个近现代史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就是跟这个伪造的外壳碰撞，撞得一无是处、遍体鳞伤。
如果说中国历史分正史和野史，你不信正史可以去信野史，西方历史则分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历史，用中国人习惯的平面式挪移方法百分百只能在看得见的那部分打转。我善意的目光最初自然而然地停在最外面的大娃娃身上，在拧开摆设之前，无知无觉地做着大娃娃的“浪漫传递”。“无知无觉为大娃娃做浪漫传递”始终是知识界的基本活计，一百多年没熄火，鹦鹉学舌的背后，是一架史无前例的文明推土机。
烟花看尽才能低头看见满地的脏乱，不是我疑心重，而是大娃娃得意忘形的时候纸就包不住恶，對正在发生的历史也敢做假，其篡改真实之随心所欲惊醒了梦里人。杜撰历史之百分之百蓄意，若不是亲眼目睹，单单道听途说是绝难相信的。天平翻倒是一步步发现近代以来我们接受的（因为军事上被打败）由西方人编撰的世界史是个虚虚实实的版本！而中国人从那时起看自己的目光也构成这部精心策划之伪史的一部分。看见里面小娃娃的过程其实相当艰难，这件摆设是这样设计的，对大娃娃的欣赏无异于一剂阻止你看到小娃娃的免疫针，因为大娃娃是按信仰设计的，看似理念实则偶像，此一移花接木的成功，让人看不到自己“信徒”的实质。况且有关大娃娃的书汗牛充栋（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译介的书未脱出此范围），小娃娃却研究者屈指可数，因为没有好下场。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拧开了大娃娃的我，没有得到探险者和发现者的荣誉，反而受到排斥和冷落，好像我不是得罪外人，而是惹了自己人。如果我的文章涉及国内时政，被针砭的一方对我有意见，我倒也能理解，然而我揭露的是视我为敌或缺乏友善的外国，缘何自己的同胞要像剜了肉似的？我事后回头看这个失宠的过程，发现它自身的逻辑很清晰：凡是有关大娃娃的文字，即在得宠一边；凡是有关小娃娃的文字，即遭冷遇。一冰一火，界线分明。好像我已经不得不跟一个“外籍军团”打交道，因为只有“占领军”会恼怒我不说新主子的好话；好像存在一个分享国家统治权、被高爵厚禄委以思想把门人的群体，他们不但早已身在曹营心在汉，而且世所罕见、史所未有地堂而皇之、充满使命感和荣誉感地接手了“占领军”的旌幡。在这场逼我站队的封杀战中，我失去的不光是一些合作者，而是山河的一部分，而这场冷酷背弃，并不掺杂个人恩怨。眼见我的每一篇文章须经上述对内对外双重标准的筛选，好像境外强权御批他们做了审查官，我揪耳掐腮地问自己是不是已活在一个“在精神上被占领的国家”？或者至少“国”已不全，在“思想异军”占领的地盘，我们已有了亡命天涯的哀伤。
一个并未固执立场、生怕眼睛被遮避的人，却因为说了实话，就被生生打上印戳，甚至遭无情背叛，让一直以为天可崩地可陷但祖国永存的我，看到了国家在精神上走向名存实亡，感到了一个不得不向占领者脱帽敬礼的亡国者的哀愁。“我们已是被占领国家”这句话我第一次是从一个法国人嘴里听到的。在法国旅居日久，看到这个国家的“有识之士”锲而不舍地培养高卢人面对美、英集团的卑贱感，比如戴高乐反抗美英的历史过去不到半个世纪，本国“精英”已抱紧后者大腿，还时不时祭出背叛的道德理由：戴高乐的“专制”；又如成天围着英王室转，对自己的王朝历史却讳莫如深。这种不合常理的事看多了，我作为外国人甚为不解，有一天终于忍不住问朋友，他就说了上面这句让我惊心动魄的话。
我始终难忘朋友在发出“我们已是被占领国家”时眼底的绝望和浮在上面的揶揄，那是一种矛盾的、似乎不应同时出现的表情，仿佛一个被按到水底的人，为了活下去及其微薄的理由，不得不以自己的命运作笑柄。你看到这双失国者的眼睛，才惊恐地感到所有这些荣华富贵只是交换的诱饵。这真是一场完美的征服战，城堡易主，不见硝烟，但见歌舞，四处翻腾着新信仰的豪情壮志和无以数计的模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