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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深圳这座现代之都，邓一光十分注重对其现代性后果的反思，于是“城市之熵”及其背后的东西逐渐被以故事的形式加以开采。当然，无可回避的是，他也要对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进行打捞；同时，他还为深圳人提出了一个身份的“天问”，把对人与城市关系问题的思考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写作体式上，邓一光倡导“认知性写作”；在对某些细节的描写上，他的文笔还充满了诗性想象。
关键词：邓一光 城市之熵 历史记忆 身份 认知性写作 诗性想象
一、城市之熵，及其背后
美国的文学研究者理查德·利罕曾提出一个“都市之熵”的命题，他借助杰里米·里夫金的观点和对艾略特诗歌《荒原》中“荒”之内涵的阐释，指出西方都市化的社会“荒凉”由于“秩序的被维持”正逐渐加剧。城市是一个封闭系统，它之被熵化，随之而来的便是大规模的城市“荒原”景象：充满活力的共同体被机械的、无生机的机构所取代，市民们在非人化的机构周围充满了各种欲望，可怕的隔离和内心的孤独充斥于城市之中，“时尚成为时间的刻度……精神的空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空虚的市民们住在作为自然对立物的怪异的城市中，拼命去寻找一些能赋予生活以意义的东西”。
尽管利罕在其论证中所征引的其他文学作品有其历史局限，并受到时代的约束，但是城市之熵所带来的生存困境在东西方共同的时间长河中却有类似的症候呈现。邓一光总结写作者眼中的深圳现代性时说：“在现代性上，连类型都是单纯和扁平的，除了市场经济功能上的意义、大量以复制著称的现代城市硬件構成、城市文化主张上失衡的努力挣扎、城市化快速进程中注定的文化贫血，写作者还能依赖进行什么书写？”写作者眼中的深圳是如此，生存者眼中的深圳就更是如此，他们甚至还达不到这样独到的认知，满目所见无非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意念之中无非高房价、高物价和快节奏。每个人都被囚禁于城市的牢笼之中。邓一光与其他很多作家只注重感性写作不同，他的写作兼具感性和理性。尤其是对于这座城市里的人以及他们灵魂的焦灼和痛苦，邓一光理性地认为城市本身正是罪魁祸首。正如他在短篇小说《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中对城市的“暴力扩张”所做的描述：“城市会发达，城市的夙愿就是发达。城市才不管别的，不管谁能不能进入，谁能不能回来……”从某种意义上说，邓一光的深圳书写正是因为切中了城市之熵，所以才显得意义更加独特。
《宝贝，我们去北大》反映的是人在现代城市中最常见的生存困境之一。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在深圳打拼的青年男女——王川和傅小丽。王川是汽车修理工，妻子傅小丽是流水线工人。故事因一辆被撞伤的“战斧”而起，“战斧”主人的母亲溺爱儿子，为此不惜重金一定要在次日让儿子见到修好的座驾。为此王川也不得不深夜加班。然而，生活总是抛出难题，妻子傅小丽在此时病了。第二日一番权衡之后，王川做出决定：去“北大”——“深圳最好的医院”。然而对于刚刚从货管员升到拉长的妻子而言，这却是一个艰难选择，但当“应该有个宝宝”的现实摆在眼前，这样的顾虑最终还是促使他们达成了去“北大”的协议。傅小丽看完医生之后，故事的重心被渐渐位移至“不孕不育”的话题上，因为这一城市常见病也是王川和傅小丽的一个巨大精神负担。邓一光注重刻画城市里的这些小人物，凸显他们的艰难处境，其实从深一层来讲，他即是在深挖这座城市的“熵化”程度。深圳这座城市，并不久远。然而，混乱的“文化”之中却潜伏着一种不文明的生存状态。“深圳有很多北京户口，深圳的背景就是北京。”不知作者是否有意在此处授意“王川明白”这一城市的内在“肌理”，然而透过此处，我们对于深圳这座“现代文明”之城因为北京“叠加”所带来的“熵化效应”却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邓一光对自己当下生活的这座城市其实深有感触：“我目前生活在一个陌生化程度非常高的城市里……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自己的生活，被悬挂在生活之上。”从某种程度上看，邓一光对于城市“熵化”效应的着落点多集中于精神层面，或者说他对精神深处的开掘最容易让人感同身受。如他在《深圳在北纬22°27’～22°52’》这篇小说中所刻画的主人公对于自由境界的追寻与向往：“他想他失去自由的确很长时间了。自从懂事以后，他就不再有自由的感觉。”“谁不想自由自在地生活？谁不希望拥有辽阔的生存环境？谁不想在一览无余之地四蹄无羁地撒野？”然而，现实的拘牵很快就抵消了主人公的这一意志，“理想永远是属于未来的安慰剂。他被自己的这个念头逗笑了”。读至此处，我的心头猛然一沉。这被“逗笑”的人生何其荒诞！
二、“遗产打捞”与“身份天问”
邓一光有一个非常有力的观点：“小说当然要承担时代及历史记忆的打捞和记录功能。”在他的小说中，有一类题材的处理让他的这一点表现得熠熠生辉，那就是深圳的大逃港事件。他有两篇作品涉及这一话题，《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开的》和《深圳河里有没有鱼》。对于大逃港，邓一光有他深刻的理解：“大逃港断断续续二十多年，一方面是集权时代无数个人和家庭啄茧而出的逃亡史，另一方面促进了香港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这段历史既是深港当代史的重要部分，也是中国当代史的重要部分，史学界彰显的工作几乎看不到，正如文革史被严重遮蔽，总有一天，它们会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掉。”为此，他曾提出“应该为大逃港的死难者立块纪念碑”，仅此一点，就透露出他对这段历史似乎别有深意。
其实，从此处也可以发现邓一光身上某些闪光的东西。邓一光在谈自己的作品时经常会提到“异乡人”这个词。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一身份在支撑着他的写作。从浅层次看，这只是一个情趣问题，而更多地则体现为一种“情怀”。邓一光在小说中探索深圳，举凡光照、台风、雨水、动物、植物、水源等问题，他都“算计”在内。邓一光深知它们是深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影响着深圳人的生活以及他们生存的质量。他不想中间的那一部分就这么消失掉，他要打捞这座城市被故意忽略的“遗产”，不仅是为“自己的深圳”，也为仍然在时间长河中呼啸奔腾而记忆转瞬即逝的深圳。他企图以辨认的方式揭示出历史的另一层意义，以完成对只顾“远大前程”者的救赎。 当然，要救赎的还不止“遗忘”。当现代性带来了新城市及其所容纳人群的身份模糊，每个人相对于自身所处的城市，也就成为被物化或者被搁置的“宜乎众矣”中的一员。当自以为找寻到了个体在城市中的位置，他者的“麻木”也许又促使更深刻的疑问奔袭而来。《离市民中心二百米》是一篇对“深圳人”身份这一主题进行深入思考的作品。一对出身农村来深圳打拼的年轻人——朱建设和安洁，为了取得更好的生存环境，他们采取了牺牲一个成就另一个的打拼方案：安洁留下来在深圳打拼，朱建设出国深造，然后谋求更好發展。后来朱建设深造后重返深圳，在安洁的帮助下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他们在市民中心广场旁边的一栋褐红色的商住楼上租了一间房子，离市民中心大概二百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市民中心是这座城市的象征。尽管这里房租很贵，但是住在这里，每天可以俯视窗下的风景，“拥有世界最大的屋顶”以及“中国最大的会场”“中国最大的停车场”，物质境遇的这种优越感使得他们仿佛成为真正的深圳人，有了城市主人的感觉。然而这是不是一种自我认同上的错觉？其实作者对于“深圳人”的思考也没有停留在这样一个层次。安洁在市民中心广场结识了一位满脸褶皱的保洁工人，这位保洁工在深圳待了三年零七个月，然而他从没有去过市民中心的行政服务大厅。对于这样一个事实，安洁的内心一直困惑，甚至充满煎熬。“她觉得她在害怕，她内心有什么东西在坍塌。”德国的阿克塞尔·霍耐特曾经对“分裂的社会应该如何重新整合起来”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探索，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得到社会的承认，人与人之间也应该互相承认，消除侮辱与歧视，消除财富分配的不公正，让人有尊严地在共同体中生活。从小说最后的描写，我们可以想见安洁不是一个仅仅想在城市中寻找到个人位置的人，她更执着于探寻这座城市的精神，甚至更多。
我们可以认为《离市民中心二百米》是他解读城市人及其生存环境的一条重要通道，但又不仅仅如此。邓一光来深圳多年，对于“深圳人”的身份问题也曾有过种种纠结。邓一光在这篇小说中所要探寻的，似乎比对其他城市之熵的开掘要深刻许多。因为保洁工最后的回答——“我只知道，我不是深圳人。从来不是，一直不是”——诱发了人们思考另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那就是：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深圳人？这就仿佛一个“身份天问”，任何人都很难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由于现代社会的急速发展，深处现代语境中的人，对于身份的焦虑已经成为一种心理疾病。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只有“拥有合理稳定的自我认同感的个人”，才“会感受到能反思性地掌握的其个人经历的连续性，并且能在某种意义上和他人沟通”。邓一光洞悉了这一点，因此他能够指出：“更为沉重的扭曲和屈辱不在生活的表面，而在城市最大社群主体的身份质疑、认同困境和精神迷失上。”因此我们说，有些时候，作家的高明并不在于炫耀自己对某些问题看得有多深刻、多透彻，而在于他能提出一个世人都关切但却无法解决的问题让人深思。
三、认知性写作与诗意想象
一座城市一定有它不被看见的一面。一如卡尔维诺可以虚构“看不见的城市”，每一个作家都可以对他所探索的城市进行一番想象和加工。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是基于“对某个城市或者泛指意义上的城市进行反思”的考量，“看得见”与“看不见”就并不那么重要。
邓一光曾将对城市和时代的认知分为两种，一种是“现实的”，一种是“想象的”，经由这一划分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为什么邓一光在谈自己的作品时会经常涉及两个关键词：“认知”与“想象”。邓一光在访谈中曾经多次反复这样的话语：“我没有写我生活的城市，我写的是‘我的城市’，写的是‘我’。”其实他在客观上宣告了小说的一种基本属性，那就是：小说是一门带有想象性的文学。邓一光曾言，用一种生命的、个人的方式对所写的对象进行想象，“这个在物理逻辑上说不清楚，却恰恰在精神逻辑上建立了一个特别好的原则。”
是的，邓一光的小说不谋求现实中真实的存在性，他之所以筑小说于想象，之所以假认知性以写作，主要是出于一种精神逻辑的考量。比如《地铁八号线》这篇小说，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充满欲望的人，喜欢向生活挑战。某一天，他临时起意向工友提出一起出去逛逛，去看地铁八号线。于是他们坐上了龙华线，然后准备在会展中心转乘地铁八号线去市民中心，结果却总是不能如愿。最后，小说交代了故事的真相：八号线“还在规划图上，明年才会动工”。小说的结尾可以说是一种荒诞性闪现，有一种“愚弄”的味道。其实作者就是想通过这样一种“认知”来凸显小人物的卑微以及他们某些意志的妄诞。他们只是“流水线上的一道程序”，是这座城市的边缘人，永远也无法抵达这座城市的中心；他们“什么也干不了”，甚至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来过这儿。对于一个作家而言，用心借助“无”去发现“有”——身处深圳这座现代之城中的人的命运荒诞性，似乎是一份责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邓一光的写作中还有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他小说的某些细节总是充满了诗性想象。作家阿来曾经对“文学的诗性表达”做过这样阐释：如果我们把认为诗是美这样一个定义坚持下来的话，那么诗意就是对于美的歌颂和描绘，这样诗意也就可以存在于所有的文体当中了。而邓一光的写作正好为我们证实了这一点，尽管有时看起来他的诗性描写迷离惝恍，但也总能引人进入一种美妙的感受，让人进入一种无限的遐想。比如小说《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中的一段：“我看见了什么？……也许是我自己，我在这一边，和红树林另一边的我说话。”小说中的“我”不能够心安理得地去做贝都因人，尽管他对这些“甲壳虫”存在精神上的羡慕与敬佩。当明确了自己无法在深圳拥有一处房子之后，无奈之下的“我”被迫去了红树林，在那里展开了对个人与城市关系的缤纷思考，最后陷入了沉思当中。小说中的这一段，最终将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幻化成人与物（一只黑脸琵鹭）之间的交流。这是一种非常诗意化的想象，它不仅增强了小说的张力和作品的文学性，同时也诗化了小说的意蕴空间，而更为重要的是它以一种诗性的语言弱化了人在困境中的焦虑，从而将对现实的反抗导向了一种哲学之思。
关键词：邓一光 城市之熵 历史记忆 身份 认知性写作 诗性想象
一、城市之熵，及其背后
美国的文学研究者理查德·利罕曾提出一个“都市之熵”的命题，他借助杰里米·里夫金的观点和对艾略特诗歌《荒原》中“荒”之内涵的阐释，指出西方都市化的社会“荒凉”由于“秩序的被维持”正逐渐加剧。城市是一个封闭系统，它之被熵化，随之而来的便是大规模的城市“荒原”景象：充满活力的共同体被机械的、无生机的机构所取代，市民们在非人化的机构周围充满了各种欲望，可怕的隔离和内心的孤独充斥于城市之中，“时尚成为时间的刻度……精神的空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空虚的市民们住在作为自然对立物的怪异的城市中，拼命去寻找一些能赋予生活以意义的东西”。
尽管利罕在其论证中所征引的其他文学作品有其历史局限，并受到时代的约束，但是城市之熵所带来的生存困境在东西方共同的时间长河中却有类似的症候呈现。邓一光总结写作者眼中的深圳现代性时说：“在现代性上，连类型都是单纯和扁平的，除了市场经济功能上的意义、大量以复制著称的现代城市硬件構成、城市文化主张上失衡的努力挣扎、城市化快速进程中注定的文化贫血，写作者还能依赖进行什么书写？”写作者眼中的深圳是如此，生存者眼中的深圳就更是如此，他们甚至还达不到这样独到的认知，满目所见无非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意念之中无非高房价、高物价和快节奏。每个人都被囚禁于城市的牢笼之中。邓一光与其他很多作家只注重感性写作不同，他的写作兼具感性和理性。尤其是对于这座城市里的人以及他们灵魂的焦灼和痛苦，邓一光理性地认为城市本身正是罪魁祸首。正如他在短篇小说《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中对城市的“暴力扩张”所做的描述：“城市会发达，城市的夙愿就是发达。城市才不管别的，不管谁能不能进入，谁能不能回来……”从某种意义上说，邓一光的深圳书写正是因为切中了城市之熵，所以才显得意义更加独特。
《宝贝，我们去北大》反映的是人在现代城市中最常见的生存困境之一。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在深圳打拼的青年男女——王川和傅小丽。王川是汽车修理工，妻子傅小丽是流水线工人。故事因一辆被撞伤的“战斧”而起，“战斧”主人的母亲溺爱儿子，为此不惜重金一定要在次日让儿子见到修好的座驾。为此王川也不得不深夜加班。然而，生活总是抛出难题，妻子傅小丽在此时病了。第二日一番权衡之后，王川做出决定：去“北大”——“深圳最好的医院”。然而对于刚刚从货管员升到拉长的妻子而言，这却是一个艰难选择，但当“应该有个宝宝”的现实摆在眼前，这样的顾虑最终还是促使他们达成了去“北大”的协议。傅小丽看完医生之后，故事的重心被渐渐位移至“不孕不育”的话题上，因为这一城市常见病也是王川和傅小丽的一个巨大精神负担。邓一光注重刻画城市里的这些小人物，凸显他们的艰难处境，其实从深一层来讲，他即是在深挖这座城市的“熵化”程度。深圳这座城市，并不久远。然而，混乱的“文化”之中却潜伏着一种不文明的生存状态。“深圳有很多北京户口，深圳的背景就是北京。”不知作者是否有意在此处授意“王川明白”这一城市的内在“肌理”，然而透过此处，我们对于深圳这座“现代文明”之城因为北京“叠加”所带来的“熵化效应”却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邓一光对自己当下生活的这座城市其实深有感触：“我目前生活在一个陌生化程度非常高的城市里……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自己的生活，被悬挂在生活之上。”从某种程度上看，邓一光对于城市“熵化”效应的着落点多集中于精神层面，或者说他对精神深处的开掘最容易让人感同身受。如他在《深圳在北纬22°27’～22°52’》这篇小说中所刻画的主人公对于自由境界的追寻与向往：“他想他失去自由的确很长时间了。自从懂事以后，他就不再有自由的感觉。”“谁不想自由自在地生活？谁不希望拥有辽阔的生存环境？谁不想在一览无余之地四蹄无羁地撒野？”然而，现实的拘牵很快就抵消了主人公的这一意志，“理想永远是属于未来的安慰剂。他被自己的这个念头逗笑了”。读至此处，我的心头猛然一沉。这被“逗笑”的人生何其荒诞！
二、“遗产打捞”与“身份天问”
邓一光有一个非常有力的观点：“小说当然要承担时代及历史记忆的打捞和记录功能。”在他的小说中，有一类题材的处理让他的这一点表现得熠熠生辉，那就是深圳的大逃港事件。他有两篇作品涉及这一话题，《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开的》和《深圳河里有没有鱼》。对于大逃港，邓一光有他深刻的理解：“大逃港断断续续二十多年，一方面是集权时代无数个人和家庭啄茧而出的逃亡史，另一方面促进了香港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这段历史既是深港当代史的重要部分，也是中国当代史的重要部分，史学界彰显的工作几乎看不到，正如文革史被严重遮蔽，总有一天，它们会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掉。”为此，他曾提出“应该为大逃港的死难者立块纪念碑”，仅此一点，就透露出他对这段历史似乎别有深意。
其实，从此处也可以发现邓一光身上某些闪光的东西。邓一光在谈自己的作品时经常会提到“异乡人”这个词。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一身份在支撑着他的写作。从浅层次看，这只是一个情趣问题，而更多地则体现为一种“情怀”。邓一光在小说中探索深圳，举凡光照、台风、雨水、动物、植物、水源等问题，他都“算计”在内。邓一光深知它们是深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影响着深圳人的生活以及他们生存的质量。他不想中间的那一部分就这么消失掉，他要打捞这座城市被故意忽略的“遗产”，不仅是为“自己的深圳”，也为仍然在时间长河中呼啸奔腾而记忆转瞬即逝的深圳。他企图以辨认的方式揭示出历史的另一层意义，以完成对只顾“远大前程”者的救赎。 当然，要救赎的还不止“遗忘”。当现代性带来了新城市及其所容纳人群的身份模糊，每个人相对于自身所处的城市，也就成为被物化或者被搁置的“宜乎众矣”中的一员。当自以为找寻到了个体在城市中的位置，他者的“麻木”也许又促使更深刻的疑问奔袭而来。《离市民中心二百米》是一篇对“深圳人”身份这一主题进行深入思考的作品。一对出身农村来深圳打拼的年轻人——朱建设和安洁，为了取得更好的生存环境，他们采取了牺牲一个成就另一个的打拼方案：安洁留下来在深圳打拼，朱建设出国深造，然后谋求更好發展。后来朱建设深造后重返深圳，在安洁的帮助下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他们在市民中心广场旁边的一栋褐红色的商住楼上租了一间房子，离市民中心大概二百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市民中心是这座城市的象征。尽管这里房租很贵，但是住在这里，每天可以俯视窗下的风景，“拥有世界最大的屋顶”以及“中国最大的会场”“中国最大的停车场”，物质境遇的这种优越感使得他们仿佛成为真正的深圳人，有了城市主人的感觉。然而这是不是一种自我认同上的错觉？其实作者对于“深圳人”的思考也没有停留在这样一个层次。安洁在市民中心广场结识了一位满脸褶皱的保洁工人，这位保洁工在深圳待了三年零七个月，然而他从没有去过市民中心的行政服务大厅。对于这样一个事实，安洁的内心一直困惑，甚至充满煎熬。“她觉得她在害怕，她内心有什么东西在坍塌。”德国的阿克塞尔·霍耐特曾经对“分裂的社会应该如何重新整合起来”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探索，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得到社会的承认，人与人之间也应该互相承认，消除侮辱与歧视，消除财富分配的不公正，让人有尊严地在共同体中生活。从小说最后的描写，我们可以想见安洁不是一个仅仅想在城市中寻找到个人位置的人，她更执着于探寻这座城市的精神，甚至更多。
我们可以认为《离市民中心二百米》是他解读城市人及其生存环境的一条重要通道，但又不仅仅如此。邓一光来深圳多年，对于“深圳人”的身份问题也曾有过种种纠结。邓一光在这篇小说中所要探寻的，似乎比对其他城市之熵的开掘要深刻许多。因为保洁工最后的回答——“我只知道，我不是深圳人。从来不是，一直不是”——诱发了人们思考另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那就是：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深圳人？这就仿佛一个“身份天问”，任何人都很难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由于现代社会的急速发展，深处现代语境中的人，对于身份的焦虑已经成为一种心理疾病。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只有“拥有合理稳定的自我认同感的个人”，才“会感受到能反思性地掌握的其个人经历的连续性，并且能在某种意义上和他人沟通”。邓一光洞悉了这一点，因此他能够指出：“更为沉重的扭曲和屈辱不在生活的表面，而在城市最大社群主体的身份质疑、认同困境和精神迷失上。”因此我们说，有些时候，作家的高明并不在于炫耀自己对某些问题看得有多深刻、多透彻，而在于他能提出一个世人都关切但却无法解决的问题让人深思。
三、认知性写作与诗意想象
一座城市一定有它不被看见的一面。一如卡尔维诺可以虚构“看不见的城市”，每一个作家都可以对他所探索的城市进行一番想象和加工。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是基于“对某个城市或者泛指意义上的城市进行反思”的考量，“看得见”与“看不见”就并不那么重要。
邓一光曾将对城市和时代的认知分为两种，一种是“现实的”，一种是“想象的”，经由这一划分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为什么邓一光在谈自己的作品时会经常涉及两个关键词：“认知”与“想象”。邓一光在访谈中曾经多次反复这样的话语：“我没有写我生活的城市，我写的是‘我的城市’，写的是‘我’。”其实他在客观上宣告了小说的一种基本属性，那就是：小说是一门带有想象性的文学。邓一光曾言，用一种生命的、个人的方式对所写的对象进行想象，“这个在物理逻辑上说不清楚，却恰恰在精神逻辑上建立了一个特别好的原则。”
是的，邓一光的小说不谋求现实中真实的存在性，他之所以筑小说于想象，之所以假认知性以写作，主要是出于一种精神逻辑的考量。比如《地铁八号线》这篇小说，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充满欲望的人，喜欢向生活挑战。某一天，他临时起意向工友提出一起出去逛逛，去看地铁八号线。于是他们坐上了龙华线，然后准备在会展中心转乘地铁八号线去市民中心，结果却总是不能如愿。最后，小说交代了故事的真相：八号线“还在规划图上，明年才会动工”。小说的结尾可以说是一种荒诞性闪现，有一种“愚弄”的味道。其实作者就是想通过这样一种“认知”来凸显小人物的卑微以及他们某些意志的妄诞。他们只是“流水线上的一道程序”，是这座城市的边缘人，永远也无法抵达这座城市的中心；他们“什么也干不了”，甚至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来过这儿。对于一个作家而言，用心借助“无”去发现“有”——身处深圳这座现代之城中的人的命运荒诞性，似乎是一份责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邓一光的写作中还有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他小说的某些细节总是充满了诗性想象。作家阿来曾经对“文学的诗性表达”做过这样阐释：如果我们把认为诗是美这样一个定义坚持下来的话，那么诗意就是对于美的歌颂和描绘，这样诗意也就可以存在于所有的文体当中了。而邓一光的写作正好为我们证实了这一点，尽管有时看起来他的诗性描写迷离惝恍，但也总能引人进入一种美妙的感受，让人进入一种无限的遐想。比如小说《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中的一段：“我看见了什么？……也许是我自己，我在这一边，和红树林另一边的我说话。”小说中的“我”不能够心安理得地去做贝都因人，尽管他对这些“甲壳虫”存在精神上的羡慕与敬佩。当明确了自己无法在深圳拥有一处房子之后，无奈之下的“我”被迫去了红树林，在那里展开了对个人与城市关系的缤纷思考，最后陷入了沉思当中。小说中的这一段，最终将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幻化成人与物（一只黑脸琵鹭）之间的交流。这是一种非常诗意化的想象，它不仅增强了小说的张力和作品的文学性，同时也诗化了小说的意蕴空间，而更为重要的是它以一种诗性的语言弱化了人在困境中的焦虑，从而将对现实的反抗导向了一种哲学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