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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鹗山那边就是苗圃。这个地方，原先据说是育过一些花花草草的，但如今，只有一幢幢的房舍在茂盛生长，密密匝匝，重重叠叠，从金鹗山麓，一直往南湖那边铺陈，很是汹涌。房舍都不高，三层，四层，五层，顶多七层，绝大多数是当地土著的私房。这些当年养育花草的园丁，抑或说是郊区的菜农，如今都成了城市的主人，在自己的地盘上出租房屋，维护秩序。成千上万的城市过客，成了他们的客人，也成了他们收入的部分来源。主人很少，客人很多，难免就有些照应不过来，于是有关苗圃的故事，在这个城市也就演绎得愈来愈多。
关于苗圃最经典的说法，一是暧昧：传说鼎盛时期，曾有上千名从事某种特殊职业的年轻女性，在这里安营扎寨，让人很自然地想到三千粉黛这个词语的气势。这些被称为小姐的女孩或女人，抽烟、喝酒、嚼槟榔，化很浓的妆，穿很露的衣，白天躲在出租房里死睡，傍晚时分倾巢而出，妖艳地侧坐到出租摩托上，旁若无人地扬长而去，深夜才成群结队嚣闹而归。二是恐怖：说是好些个黑恶势力盘踞在此，每个黑帮均统一着装，统一行动，天亮时分，集体“出操”，围着苗圃的街街巷巷跑步，腰带上都插着一把雪亮的马刀，边跑步边大声报数喊口号，嗨！嗨！嗨！粗犷的号子声，震得人心惊肉跳；如果深夜独身一人打这里经过，碰上了这些活爷，那就必须见红：要么退财，要么出血。传闻很多人因此被打得死去活来，好几人在此命归黄泉。三是赌博：说这里到处都是麻将馆和赌场，白天黑夜二十四小时营业，赌场有打手，有放高利贷的，许多人在此赌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总而言之，苗圃在市民心中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地方，是一个是非之地，无事不要去，有事赶紧走。连带着，住在苗圃的人，也就要被人低看一眼了。因此不少苗圃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当人问他家住何处时，总是支支吾吾，或说住游乐场附近，或称住南湖那边。明显的声调不高，底气不足。
我在苗圃住了将近10年。是买了一个开发商的商品房。房子建在金鹗山的边上，推开北面的窗户，满眼碧翠，香樟的枝叶，仿佛伸手可及。我在这套房里结婚，养儿，读书，写作，日子过得从容。常有人向我求证有关苗圃的种种，我要么哈哈一笑，要么沉默不语。我无法给人一个满意的答案。对于苗圃，我总感到自己游离在它的边缘，没有深入，也不想深入。
我的房子在七楼，最高层，很是安静。我很喜欢这种静，尽管有点难爬。房子与地面十来米的距离，恰到好处地保持了我生活的相对独立。我几乎不与院子里的任何人来往，每天下班回家，房门一关，尘世的俗事便离我远去，不要说是苗圃的事情，就是院子里的聲音，我也充耳不闻。我喜欢晚上到书房中静坐，整晚整晚地坐在宽大的书桌后面，胡思乱想。现实、理想、人生、艺术、信仰……方方面面的问题和困惑，总是让我的心情长期忧郁。我每天都在思考，思索，但总是理不出一个明朗的心境，而且越想越是感伤和惶惑。静坐和冥想，差不多成了我这些年夜生活的主题，我已习惯了围绕这个主题去展开我的人生，尽管，这也许毫无意义。有时候我也读书。书房的一整面墙壁，排满了我十几年来搜集的藏书，尤其是近些年，我搜书更是疯狂，每月的书账，一般都在300元以上。我的藏书在一天天地增加，但学问却并没有大的提高。不少的书，买来后翻都未翻，更多的书，只是草草地流览了一遍，既不批注，也不背记。一部《清史稿》，我读了三年，至今未竟。我每天晚上都在变换读书的内容，这种交叉式的阅读方法，使我的思想变得更加飘忽和驳杂。书读得无聊了，或是读出了感慨，偶尔的，我也做做文章。十年前，我曾是一个文学发烧友，写作是我的日常生活。在苗圃的这些年，我的这份心思是越来越淡了，我很少写，也不求发表。要写，也不用电脑，而是固执地用毛笔小楷，在方格稿纸上不急不慢地涂，随心所欲的样子。我是在寻找一份感觉？一种心境？篆刻这活，也能让我变得心静，在疏远了好些年后，我又翻出了刻刀和印谱，常常坐到书桌前，花几个小时去刻一枚并不如意的章子……每天晚上，我差不多都是这样封闭自己，打发时光，碌碌无为地忙到三点左右才上床睡觉。这个时候，楼下的小街巷总会准时传来手推车的声音，咔哧咔哧咔哧，钝涩，沉重，疲惫，我知道，是那个摆麻辣烫夜宵摊的城市边缘人收工了。我不认识他（她），也不知是男是女，但我知道他（她）和我一样，都在为生活和理想而奋斗。我每天都在倾听他（她）的声音，这种声音，让我对艰辛的生活产生共鸣。在孤寂的深夜，我很需要这种声音来温暖、振作和激励。
每天早上9点或许还迟一点，我起床了，走出了无生气的院子，经过杂乱无章的小街，闪过形形色色的面孔，到苗圃饭庄去吃碱面。不要我说任何话，饭店的年轻老板就会把面下好端到我桌上：少油，多葱，不要肉，从来不会出错。苗圃饭庄不大，生意却奇好，老板夫妻、父母外加两个帮工，忙得团团转，但从来没有怠慢过我。我跟他们一家太熟了（但不知他们姓什么，他们也不知我姓什么），我吃了他家十几年的面。从苗圃对面的岳大边上，一直吃到苗圃饭庄。这家安乡人，如今在苗圃买了房子，我想他家的房子，该有好几平方是我吃面所作的贡献吧。可惜的是，他们现在不开饭店了，搞得我常常吃不到好早餐。他们如今在干什么呢？不太清楚，儿子说，打牌，休息。母亲说，我大儿子在新疆上班，小车接，小车送，还费力开什么餐馆？他大儿子我见过，前几年还在苗圃下面条，莫非如今当大官了？
我上班的地方离苗圃不远，站到我房子的楼顶，便能望见办公楼，直线距离不超过300米。如果走大路，则要出夏万街，经游乐场口子，沿南湖大道再往北回走，要弯一段路。我很少走大路去上班，而是径直从我们院子前面不远处的一条巷子斜插过去，六七分钟就到了。这条路我走了好多年，而且每天要走好几次，哪里拐弯，哪里上坡，哪里有一滩水，哪里有一块大石头，我眯着眼睛都能摸到，但巷子两侧的人，我却一个也不认识，尽管我熟悉他们的容貌，记得住他们常穿的衣服，甚至还了解他们的生活规律。有一个标致的女孩，常在巷子里与我狭路相逢，擦肩而过。她化了一点淡妆，爱穿绿色衣裳，经常变换时髦的发型，常年一副工工整整、清清爽爽的样子。她从我身边经过时，总是先用画着眼影的大眼睛，极快地摄我一下，然后一闪而过，留下一缕淡淡的清香让我回头打望。我好多次想图谋不轨与她打招呼，但话到嘴边又咽下了，我不敢，我害怕，我除了熟悉她的外貌外，对她的其余一概不知，如果她是良家女子，我贸然和她打招呼，岂不让人觉得轻浮？如果她是传说中的小姐，岂不是自找麻烦？ 这种熟悉的陌生人，在苗圃我还认识许多。街边的那家卤菜店，是一中年妇女开的，矮矮胖胖的她，做事很是麻利，整天笑呵呵的样子，肩上一天到晚斜背着一个小包，好像随时都准备收钱。她的卤菜在苗圃很有名，味好，价高。每天上午我上班时，她便蹲在临街的水龙头下，用一个大脚盆清洗新鲜的鸡脚爪、猪头、猪耳、大肠、牛肚之类，中午我下班时，她正用一口大锅旺火熬煮，香气弥漫了半条小街。晚上下班时，制好的卤味已整齐地摆到了玻璃货笼中。我不时带些耳尖牛肚之类的回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从来不作半句闲谈。可有一天我下班去买猪脚时，她却说：“别买了，你老婆刚刚买了。”我大惊，她是怎么知道我与老婆是一家人的呢？要知道，我与老婆是很少同进同出的呀。更奇的是，她居然知道我在报社上班，是编辑部主任。而另一个我从来没讲过话的在巷口出租摩托的汉子，有一次见我打不到的士，主动跑来送我，我告诉他到华天旁边，他却纠正我的说法：是报社九楼吧。他们准确说出我的这些信息时，都是满脸的神秘与得意，我却有一种被揭穿的恐慌与尴尬。我突然发现，我在苗圃积十年之功，刻意营构的封闭与独立，其实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和自我感觉，我的点点滴滴，都不经意地裸露在时光之中，被人有意无意地收拢起来了。
在苗圃，“雪村”应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这个家伙，四十岁的样子，长得实在是太像雪村了，一样的瘦削，一样的留小胡子，一样的穿东北式的蓝色农民装，甚至还戴一顶一样的皱巴巴的蓝帽子。我每天都见到他，不知他姓名，随意用雪村这个名字来表述他。他是一个职业乞丐。每天上午我出门时，他也开始上班，穿着那套雪村式的行头，斜背一个写着“为人民服务”的黄书包，拄着一根拐杖，一瘸一拐地向人讨钱。当然他的工作地点不在苗圃，而是在苗圃之外的任何地方。在南湖，在步行街，在岳阳楼，在火车站，我都曾见过他辛勤工作的身影。到晚上我下班时，他也准时收工，出现在苗圃的街口，不過拐杖已不在腋下，而是扛在肩头，前面挑着在苗圃菜市场买的菜，碧绿的青菜，新鲜的排骨，甚至还有活蹦乱跳的桂花鱼，大步流星（一点也不拐）地赶回家做饭。晚上也能在南湖边上看到他，穿戴得整整齐齐，吹风看水，很是悠闲。据说他在苗圃有两栋房子，一栋自己住，一栋出租，全是他一瘸一拐弄来的。至于他到底是何处人，为何又走上了这条发财致富的捷径，我未作调查，不得而知。只是每次见着他，我心中便要生出许多感慨，他现在的日子，也许过得很滋润，但实在是不太光鲜，其实，单凭了他独特的容貌，模仿一些雪村的表演，他也是能体面地生活的。然而，他却选择了不劳而获那条道路，而且干得心安理得，有声有色。哎，这也是一种人生吧。
其实，在苗圃我还是有一些真正的熟人的。钟老师算是一个。他是我同事，做编辑，是传媒界的一只老麻雀了，大家都尊称他为老师，我有时叫，有时直呼其名。老麻雀的家在另一座临近的城市，孤身一人租住在苗圃。我从十多年前认识他起，就知他有两大爱好，一是爱写诗，二是爱女人，这两大爱好，至今未变，而且大有发扬光大之势。上半夜，他喜欢找我谈文学，摇头晃脑，唾沫横飞。下半夜，他就忙他的另一份事业了。他是这方面的高手，只需与女人对视一眼，便能立马判别有没有路，喝两个小时茶，便能把一个陌生女人谈得扑到他怀里号淘大哭，倾诉衷肠。他房里的那张硬板床，也不知放倒了多少雪白柔软的躯体，只怕差不多每夜都要上演一出浪漫的故事。他曾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他住到苗圃的第一个晚上，床铺都没来得及整理好，就匆忙接待了隔壁一个美艳的少妇。少妇丈夫坐牢，寂寞难耐，钟老师只用了一个眼神，几句言语，便把她一身欲火，点得熊熊燃烧，之后迫不及待地折腾了大半个晚上，完事之后连姓名都忘了问。他向我作报告时，详细具体，生动活泼，颇有几分自豪与得意。我多次唬他，要把他的秘闻告诉他老婆，他毫不在乎地哈哈大笑，那没关系，我老婆绝对信任我。事实也确实如此，我某次有意无意跟她老婆开玩笑时，她很坚定地说，在这方面，我对老钟绝对放心，再说，就算他想花心，手上也没有钱！他老婆是家里的财务总监，钟老师的收入，必须颗粒归仓，然后按周领取伙食费，数目精确到了个位。但精明的她忘了，真正的高手，是不需有形的利器的。其实，钟老师深受老婆信任，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再忙再累，他都每周要回家三次，按时向老婆交作业，好多年来，风雨无阻，雷打不动，而且激情丝毫不减。真是佩服啊，四十岁的人了，战斗力居然还这么强，怪不得她老婆对他如此满意。可是精明的她又忘了，真正的高手，往往都有一门过人的绝技。
小铃铛是我在苗圃的另一个熟人。他是我一位朋友的弟弟，很亲昵地唤我做大哥。他其实并不住在苗圃，而是住在南湖边的渔光新村。但他常常像幽灵一般，出没在苗圃。他的职业是的士司机，可传说他是某股黑势力的老大，很多店铺都须向他按月交纳保护费。我无法想象，也根本不相信，这个瘦高、清秀、礼貌，甚至还有几分腼腆的青年，竟是一个坏分子。我在街上步行时，常常会有一辆红色的士在我身边嘎然停下，然后传出小铃铛热情、真诚的声音：大哥，快上来，你要去哪？我送你！这么好的小伙子，怎么会是坏人呢？可事实上，每次市里公安有行动，小铃铛便被抓走了，他远在外地做记者的哥哥，便要风忙火急地赶回来，请客，送礼，托人把他救出来。最近的两次，他哥哥一次花了6万，一次花了4万。如今我在苗圃很少见到小铃铛，不过在街上碰见他，他仍是热情地叫我大哥，仍是真诚地要送我，在我的心中，他仍然是一个好青年。至于他的另一面，我至今都有些似信非信——哪个人没有两面呢？关键是看他用哪一面对你。
在苗圃，与我来往得最多的人（其实也不算太多），是夏景和他的二奶。夏景是苗圃的土著，他曾指着这里的街街巷巷向我解说：这里原来是一座山包，长满茅草，他小时常在此放牛；这里原来是一口池塘，碧水幽幽，小时他常在此钓青蛙；这里曾有一棵大梨树，直冲云天，他偷梨时还摔断了一只胳膊……他解说时，很是怀念，弄得我也莫名其妙地跟着感伤，想起自己的故乡和童年。他在苗圃生活了几十年，前些年才搬到南湖那边。也许是对故土的怀念，有事没事的，他常常爱到苗圃来晃悠，甚至还昏了头似的，给二奶在苗圃租了一套房，也不怕这里的故旧熟人发现。他的二奶，据说是一个南县女孩，跟他时还不满十八，不丑，也不太漂亮，很是单纯和质朴。夏景曾把二奶带到我家里，我老婆跟他老婆熟，对那女孩有一种本能的敌视，吃饭时，气冲冲地摔门而出，弄得我和夏景很是尴尬，而那二奶，居然若无其事，照样有说有笑——她真的是太小了，太不懂得人世间的事情了。我老婆后来慢慢就同情和喜欢起她来，常抱着小孩去看看她。她爱极了我的儿子，只要一见到，就大把大把地买零食，我儿子也甜甜地唤她做阿姨。夏景偶尔也把我叫到他二奶那里，吃饭，喝酒，扯谈。我们聊天时，他二奶便落寞地坐到窗前，痴痴地望了外面的巷子，满眼空洞与茫然。我曾劝夏景，算了，放她一条生路吧，人家还这么小。夏景却总是支支吾吾。大约两年之后，那女孩才与夏景分手，走时只提了一口皮箱，夏景并没有给她什么物质的补偿，我疑心她是全中国最失败的二奶。后来我曾在街上碰到过她一次，她像见了亲人似的跑来跟我打招呼，我没问她在干什么，但看得出活得并不如意。我把这事讲给夏景听，他“哦”了一声，淡淡的样子。
其实，苗圃在我的心中也是一个淡淡的样子：一脉青山，懒洋洋地卧在阳光下；一片房屋，安静地蹲在山脚边；一些人事，平常地生活和演绎。我说不上喜欢它，也说不上讨厌它，既不为居住在这里而自卑，也不为生活在这里而自豪。我只把它当作人生中的一个客站，我只不过是这个客站里的一个过客。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世间的一个过客。
苗圃地处城市的边缘，这里生息的人们，大多是城市边缘人，而我，尽管在这里生活了近十年，却一直行走在它的边缘。苗圃有上百条巷廊，好几万人，但绝大多数的地方，我从未涉足，绝大多数的人事，我一无所知，即使是前面记述的那些片断，也只是我斑驳的印象。好多年来，我一直都游离在城市的边缘，生活在社会的边缘，边缘状态，是我的性格，也是我的哲学，它让我绕过了生活的复杂，也让我缺失了深入的厚度。
关于苗圃最经典的说法，一是暧昧：传说鼎盛时期，曾有上千名从事某种特殊职业的年轻女性，在这里安营扎寨，让人很自然地想到三千粉黛这个词语的气势。这些被称为小姐的女孩或女人，抽烟、喝酒、嚼槟榔，化很浓的妆，穿很露的衣，白天躲在出租房里死睡，傍晚时分倾巢而出，妖艳地侧坐到出租摩托上，旁若无人地扬长而去，深夜才成群结队嚣闹而归。二是恐怖：说是好些个黑恶势力盘踞在此，每个黑帮均统一着装，统一行动，天亮时分，集体“出操”，围着苗圃的街街巷巷跑步，腰带上都插着一把雪亮的马刀，边跑步边大声报数喊口号，嗨！嗨！嗨！粗犷的号子声，震得人心惊肉跳；如果深夜独身一人打这里经过，碰上了这些活爷，那就必须见红：要么退财，要么出血。传闻很多人因此被打得死去活来，好几人在此命归黄泉。三是赌博：说这里到处都是麻将馆和赌场，白天黑夜二十四小时营业，赌场有打手，有放高利贷的，许多人在此赌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总而言之，苗圃在市民心中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地方，是一个是非之地，无事不要去，有事赶紧走。连带着，住在苗圃的人，也就要被人低看一眼了。因此不少苗圃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当人问他家住何处时，总是支支吾吾，或说住游乐场附近，或称住南湖那边。明显的声调不高，底气不足。
我在苗圃住了将近10年。是买了一个开发商的商品房。房子建在金鹗山的边上，推开北面的窗户，满眼碧翠，香樟的枝叶，仿佛伸手可及。我在这套房里结婚，养儿，读书，写作，日子过得从容。常有人向我求证有关苗圃的种种，我要么哈哈一笑，要么沉默不语。我无法给人一个满意的答案。对于苗圃，我总感到自己游离在它的边缘，没有深入，也不想深入。
我的房子在七楼，最高层，很是安静。我很喜欢这种静，尽管有点难爬。房子与地面十来米的距离，恰到好处地保持了我生活的相对独立。我几乎不与院子里的任何人来往，每天下班回家，房门一关，尘世的俗事便离我远去，不要说是苗圃的事情，就是院子里的聲音，我也充耳不闻。我喜欢晚上到书房中静坐，整晚整晚地坐在宽大的书桌后面，胡思乱想。现实、理想、人生、艺术、信仰……方方面面的问题和困惑，总是让我的心情长期忧郁。我每天都在思考，思索，但总是理不出一个明朗的心境，而且越想越是感伤和惶惑。静坐和冥想，差不多成了我这些年夜生活的主题，我已习惯了围绕这个主题去展开我的人生，尽管，这也许毫无意义。有时候我也读书。书房的一整面墙壁，排满了我十几年来搜集的藏书，尤其是近些年，我搜书更是疯狂，每月的书账，一般都在300元以上。我的藏书在一天天地增加，但学问却并没有大的提高。不少的书，买来后翻都未翻，更多的书，只是草草地流览了一遍，既不批注，也不背记。一部《清史稿》，我读了三年，至今未竟。我每天晚上都在变换读书的内容，这种交叉式的阅读方法，使我的思想变得更加飘忽和驳杂。书读得无聊了，或是读出了感慨，偶尔的，我也做做文章。十年前，我曾是一个文学发烧友，写作是我的日常生活。在苗圃的这些年，我的这份心思是越来越淡了，我很少写，也不求发表。要写，也不用电脑，而是固执地用毛笔小楷，在方格稿纸上不急不慢地涂，随心所欲的样子。我是在寻找一份感觉？一种心境？篆刻这活，也能让我变得心静，在疏远了好些年后，我又翻出了刻刀和印谱，常常坐到书桌前，花几个小时去刻一枚并不如意的章子……每天晚上，我差不多都是这样封闭自己，打发时光，碌碌无为地忙到三点左右才上床睡觉。这个时候，楼下的小街巷总会准时传来手推车的声音，咔哧咔哧咔哧，钝涩，沉重，疲惫，我知道，是那个摆麻辣烫夜宵摊的城市边缘人收工了。我不认识他（她），也不知是男是女，但我知道他（她）和我一样，都在为生活和理想而奋斗。我每天都在倾听他（她）的声音，这种声音，让我对艰辛的生活产生共鸣。在孤寂的深夜，我很需要这种声音来温暖、振作和激励。
每天早上9点或许还迟一点，我起床了，走出了无生气的院子，经过杂乱无章的小街，闪过形形色色的面孔，到苗圃饭庄去吃碱面。不要我说任何话，饭店的年轻老板就会把面下好端到我桌上：少油，多葱，不要肉，从来不会出错。苗圃饭庄不大，生意却奇好，老板夫妻、父母外加两个帮工，忙得团团转，但从来没有怠慢过我。我跟他们一家太熟了（但不知他们姓什么，他们也不知我姓什么），我吃了他家十几年的面。从苗圃对面的岳大边上，一直吃到苗圃饭庄。这家安乡人，如今在苗圃买了房子，我想他家的房子，该有好几平方是我吃面所作的贡献吧。可惜的是，他们现在不开饭店了，搞得我常常吃不到好早餐。他们如今在干什么呢？不太清楚，儿子说，打牌，休息。母亲说，我大儿子在新疆上班，小车接，小车送，还费力开什么餐馆？他大儿子我见过，前几年还在苗圃下面条，莫非如今当大官了？
我上班的地方离苗圃不远，站到我房子的楼顶，便能望见办公楼，直线距离不超过300米。如果走大路，则要出夏万街，经游乐场口子，沿南湖大道再往北回走，要弯一段路。我很少走大路去上班，而是径直从我们院子前面不远处的一条巷子斜插过去，六七分钟就到了。这条路我走了好多年，而且每天要走好几次，哪里拐弯，哪里上坡，哪里有一滩水，哪里有一块大石头，我眯着眼睛都能摸到，但巷子两侧的人，我却一个也不认识，尽管我熟悉他们的容貌，记得住他们常穿的衣服，甚至还了解他们的生活规律。有一个标致的女孩，常在巷子里与我狭路相逢，擦肩而过。她化了一点淡妆，爱穿绿色衣裳，经常变换时髦的发型，常年一副工工整整、清清爽爽的样子。她从我身边经过时，总是先用画着眼影的大眼睛，极快地摄我一下，然后一闪而过，留下一缕淡淡的清香让我回头打望。我好多次想图谋不轨与她打招呼，但话到嘴边又咽下了，我不敢，我害怕，我除了熟悉她的外貌外，对她的其余一概不知，如果她是良家女子，我贸然和她打招呼，岂不让人觉得轻浮？如果她是传说中的小姐，岂不是自找麻烦？ 这种熟悉的陌生人，在苗圃我还认识许多。街边的那家卤菜店，是一中年妇女开的，矮矮胖胖的她，做事很是麻利，整天笑呵呵的样子，肩上一天到晚斜背着一个小包，好像随时都准备收钱。她的卤菜在苗圃很有名，味好，价高。每天上午我上班时，她便蹲在临街的水龙头下，用一个大脚盆清洗新鲜的鸡脚爪、猪头、猪耳、大肠、牛肚之类，中午我下班时，她正用一口大锅旺火熬煮，香气弥漫了半条小街。晚上下班时，制好的卤味已整齐地摆到了玻璃货笼中。我不时带些耳尖牛肚之类的回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从来不作半句闲谈。可有一天我下班去买猪脚时，她却说：“别买了，你老婆刚刚买了。”我大惊，她是怎么知道我与老婆是一家人的呢？要知道，我与老婆是很少同进同出的呀。更奇的是，她居然知道我在报社上班，是编辑部主任。而另一个我从来没讲过话的在巷口出租摩托的汉子，有一次见我打不到的士，主动跑来送我，我告诉他到华天旁边，他却纠正我的说法：是报社九楼吧。他们准确说出我的这些信息时，都是满脸的神秘与得意，我却有一种被揭穿的恐慌与尴尬。我突然发现，我在苗圃积十年之功，刻意营构的封闭与独立，其实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和自我感觉，我的点点滴滴，都不经意地裸露在时光之中，被人有意无意地收拢起来了。
在苗圃，“雪村”应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这个家伙，四十岁的样子，长得实在是太像雪村了，一样的瘦削，一样的留小胡子，一样的穿东北式的蓝色农民装，甚至还戴一顶一样的皱巴巴的蓝帽子。我每天都见到他，不知他姓名，随意用雪村这个名字来表述他。他是一个职业乞丐。每天上午我出门时，他也开始上班，穿着那套雪村式的行头，斜背一个写着“为人民服务”的黄书包，拄着一根拐杖，一瘸一拐地向人讨钱。当然他的工作地点不在苗圃，而是在苗圃之外的任何地方。在南湖，在步行街，在岳阳楼，在火车站，我都曾见过他辛勤工作的身影。到晚上我下班时，他也准时收工，出现在苗圃的街口，不過拐杖已不在腋下，而是扛在肩头，前面挑着在苗圃菜市场买的菜，碧绿的青菜，新鲜的排骨，甚至还有活蹦乱跳的桂花鱼，大步流星（一点也不拐）地赶回家做饭。晚上也能在南湖边上看到他，穿戴得整整齐齐，吹风看水，很是悠闲。据说他在苗圃有两栋房子，一栋自己住，一栋出租，全是他一瘸一拐弄来的。至于他到底是何处人，为何又走上了这条发财致富的捷径，我未作调查，不得而知。只是每次见着他，我心中便要生出许多感慨，他现在的日子，也许过得很滋润，但实在是不太光鲜，其实，单凭了他独特的容貌，模仿一些雪村的表演，他也是能体面地生活的。然而，他却选择了不劳而获那条道路，而且干得心安理得，有声有色。哎，这也是一种人生吧。
其实，在苗圃我还是有一些真正的熟人的。钟老师算是一个。他是我同事，做编辑，是传媒界的一只老麻雀了，大家都尊称他为老师，我有时叫，有时直呼其名。老麻雀的家在另一座临近的城市，孤身一人租住在苗圃。我从十多年前认识他起，就知他有两大爱好，一是爱写诗，二是爱女人，这两大爱好，至今未变，而且大有发扬光大之势。上半夜，他喜欢找我谈文学，摇头晃脑，唾沫横飞。下半夜，他就忙他的另一份事业了。他是这方面的高手，只需与女人对视一眼，便能立马判别有没有路，喝两个小时茶，便能把一个陌生女人谈得扑到他怀里号淘大哭，倾诉衷肠。他房里的那张硬板床，也不知放倒了多少雪白柔软的躯体，只怕差不多每夜都要上演一出浪漫的故事。他曾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他住到苗圃的第一个晚上，床铺都没来得及整理好，就匆忙接待了隔壁一个美艳的少妇。少妇丈夫坐牢，寂寞难耐，钟老师只用了一个眼神，几句言语，便把她一身欲火，点得熊熊燃烧，之后迫不及待地折腾了大半个晚上，完事之后连姓名都忘了问。他向我作报告时，详细具体，生动活泼，颇有几分自豪与得意。我多次唬他，要把他的秘闻告诉他老婆，他毫不在乎地哈哈大笑，那没关系，我老婆绝对信任我。事实也确实如此，我某次有意无意跟她老婆开玩笑时，她很坚定地说，在这方面，我对老钟绝对放心，再说，就算他想花心，手上也没有钱！他老婆是家里的财务总监，钟老师的收入，必须颗粒归仓，然后按周领取伙食费，数目精确到了个位。但精明的她忘了，真正的高手，是不需有形的利器的。其实，钟老师深受老婆信任，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再忙再累，他都每周要回家三次，按时向老婆交作业，好多年来，风雨无阻，雷打不动，而且激情丝毫不减。真是佩服啊，四十岁的人了，战斗力居然还这么强，怪不得她老婆对他如此满意。可是精明的她又忘了，真正的高手，往往都有一门过人的绝技。
小铃铛是我在苗圃的另一个熟人。他是我一位朋友的弟弟，很亲昵地唤我做大哥。他其实并不住在苗圃，而是住在南湖边的渔光新村。但他常常像幽灵一般，出没在苗圃。他的职业是的士司机，可传说他是某股黑势力的老大，很多店铺都须向他按月交纳保护费。我无法想象，也根本不相信，这个瘦高、清秀、礼貌，甚至还有几分腼腆的青年，竟是一个坏分子。我在街上步行时，常常会有一辆红色的士在我身边嘎然停下，然后传出小铃铛热情、真诚的声音：大哥，快上来，你要去哪？我送你！这么好的小伙子，怎么会是坏人呢？可事实上，每次市里公安有行动，小铃铛便被抓走了，他远在外地做记者的哥哥，便要风忙火急地赶回来，请客，送礼，托人把他救出来。最近的两次，他哥哥一次花了6万，一次花了4万。如今我在苗圃很少见到小铃铛，不过在街上碰见他，他仍是热情地叫我大哥，仍是真诚地要送我，在我的心中，他仍然是一个好青年。至于他的另一面，我至今都有些似信非信——哪个人没有两面呢？关键是看他用哪一面对你。
在苗圃，与我来往得最多的人（其实也不算太多），是夏景和他的二奶。夏景是苗圃的土著，他曾指着这里的街街巷巷向我解说：这里原来是一座山包，长满茅草，他小时常在此放牛；这里原来是一口池塘，碧水幽幽，小时他常在此钓青蛙；这里曾有一棵大梨树，直冲云天，他偷梨时还摔断了一只胳膊……他解说时，很是怀念，弄得我也莫名其妙地跟着感伤，想起自己的故乡和童年。他在苗圃生活了几十年，前些年才搬到南湖那边。也许是对故土的怀念，有事没事的，他常常爱到苗圃来晃悠，甚至还昏了头似的，给二奶在苗圃租了一套房，也不怕这里的故旧熟人发现。他的二奶，据说是一个南县女孩，跟他时还不满十八，不丑，也不太漂亮，很是单纯和质朴。夏景曾把二奶带到我家里，我老婆跟他老婆熟，对那女孩有一种本能的敌视，吃饭时，气冲冲地摔门而出，弄得我和夏景很是尴尬，而那二奶，居然若无其事，照样有说有笑——她真的是太小了，太不懂得人世间的事情了。我老婆后来慢慢就同情和喜欢起她来，常抱着小孩去看看她。她爱极了我的儿子，只要一见到，就大把大把地买零食，我儿子也甜甜地唤她做阿姨。夏景偶尔也把我叫到他二奶那里，吃饭，喝酒，扯谈。我们聊天时，他二奶便落寞地坐到窗前，痴痴地望了外面的巷子，满眼空洞与茫然。我曾劝夏景，算了，放她一条生路吧，人家还这么小。夏景却总是支支吾吾。大约两年之后，那女孩才与夏景分手，走时只提了一口皮箱，夏景并没有给她什么物质的补偿，我疑心她是全中国最失败的二奶。后来我曾在街上碰到过她一次，她像见了亲人似的跑来跟我打招呼，我没问她在干什么，但看得出活得并不如意。我把这事讲给夏景听，他“哦”了一声，淡淡的样子。
其实，苗圃在我的心中也是一个淡淡的样子：一脉青山，懒洋洋地卧在阳光下；一片房屋，安静地蹲在山脚边；一些人事，平常地生活和演绎。我说不上喜欢它，也说不上讨厌它，既不为居住在这里而自卑，也不为生活在这里而自豪。我只把它当作人生中的一个客站，我只不过是这个客站里的一个过客。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世间的一个过客。
苗圃地处城市的边缘，这里生息的人们，大多是城市边缘人，而我，尽管在这里生活了近十年，却一直行走在它的边缘。苗圃有上百条巷廊，好几万人，但绝大多数的地方，我从未涉足，绝大多数的人事，我一无所知，即使是前面记述的那些片断，也只是我斑驳的印象。好多年来，我一直都游离在城市的边缘，生活在社会的边缘，边缘状态，是我的性格，也是我的哲学，它让我绕过了生活的复杂，也让我缺失了深入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