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华人将林语堂指为贪财小人、善于心计。美国华文联合日报当时还写了一篇名为《林语堂糟蹋了自己》的文章，对林语堂提出严厉谴责。林语堂究竟在新加坡惹了什么祸？事情还要从“南洋大学”说起。
　　从明朝末年开始，福建、广东的很多百姓为了生活，轰轰烈烈去南洋闯荡，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所以在南洋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地区就聚集了大量华人。他们虽然身在海外，却有很深的故土情结，为了让自己的子女传承中华文化，接受汉语教育，在20世纪50年代，自发筹备建立了历史上第一所海外大学——南洋大学。
　　为了早日建好南洋大学，华人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纷纷踊跃捐款捐物。当地的车夫还举办了“义踏”活动，前后共有1700多名车夫参加了这个活动，得来的钱财全部捐给了学校筹备委员会。学校的筹备工作准备差不多后，接下.来就是找一位合适的校长了。
　　起初，林语堂并未受到关注。南洋大学董事会第一个提出来的人选是林可胜，他是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的长公子;后来又找过梅贻琦，梅贻琦担任过清华大学校长，地位非常高，不过一直没有进展。董事会也曾想到胡适、钱穆等人，但当时国内和国际形势都不明朗，很多受邀的文化界名流都推辞了。于是，林语堂成了“退而求其次”的人选。
　　林语堂来到南洋大学后，还带来了一大帮亲戚。他的侄子主管财务，女儿和女婿都给他当秘书。林语堂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抓学校的财政大权。他起初要求学校给自己2000万元的运营基金，筹备会当然没有这么多钱给他。后来，林语堂就退而求其次，提出要全权管理学校的办学基金。
　　这些办学基金都是南洋华人的血汗钱，哪能轻易交给校长一个人管理。筹备会坚决不同意，最后双方不欢而散，以林语堂辞职而告终。临走，林语堂还向学校提出要30万元的遣散费，办学基金里的钱肯定不能给林语堂，最后由筹备会的主要负责人陈六使掏钱包垫了这笔钱。林语堂一行人得到钱后离开了。
　　经历过南洋大学的风波后，林语堂在世人眼中变成了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贪财”之人。其实这件事情，人们也许错怪了林语堂。林语堂并不缺钱，他一生通过翻译和写作得到的版税足够他衣食无忧了。他在南洋大学期间之所以把钱看得这么重要，可能跟他早年在厦门大学的任职经历有关。
　　1926年，“3·18惨案”爆发，整个北平乱作一团，林语堂不得不拖家带口由北平南下，在厦门大学找了一份文学教授的工作，并且兼任文科主任和文学研究院总秘书的职位。初来厦大的林语堂雄心勃勃，梦想把厦大的文学院打造成一流文学圣地。凭着自己在文学界的人脉，林语堂拉来了不少文学界的大佬。鲁迅、顾颉刚、沈兼士这些文坛牛人都成了厦大文学院的教授。
　　在林语堂的努力下，一向以理科见长的厦大一时间聚集了众多的文学大师，文科风头完全盖过了理科。这种情形让时任廈大校长的林文庆坐不住了。
　　林文庆是喝洋墨水长大的，他对当时的汉语文化没有很深的了解，对发展厦大的文学院也不是很热衷。他请林语堂等人前来任职，本来打算借助这些文学大师的名头宣传厦大，说白了就是让这些文学大师们帮他撑场子，完全没料到文学大师们的影响力这么大，盖过了理科的风光，这是他无法接受的，所以他开始给林语堂使绊子。
　　林文庆借口学校资金紧张，把文学院的经费从每月5000大洋减到400大洋。连校长都不待见这些文人，理科院的那些教授也纷纷借机打压文科。时任厦大理科主任的刘树杞，还负责学校的财务和后勤工作，趁机屡屡刁难文学院的大师们。鲁迅来到厦大的短短几个月，竟然搬了三次宿合，最后直接被分到了地窖居住。地窖就地窖吧，鲁迅对这些也不在乎，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一向淡定的鲁迅忍不住了。
　　鲁迅搬到地窖居住后，因为房间内十分昏暗，所以装了两个灯泡。就这么一件小事，都被刘树杞拿来做文章。刘树杞以学校经费紧张，两个灯泡实在太费电为由，硬是把灯泡拆走一个。鲁迅一生铁骨铮铮，哪里受过这等侮辱？他一气之下辞职去了中山大学。和鲁迅一同来厦大工作的其他人见状，也都纷纷离去。
　　满怀雄心壮志的林语堂面对此情此景也是束手无策，因为他的手中既没钱又没权，再着急，也是什么都干不成。最终在厦大仅仅工作了七个月，林语堂也黯然离开了。
　　其实厦大的办学经费是很充裕的，创办人陈嘉庚对厦大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当时厦大一个普通教授的工资比北大校长的工资还要高。蔡元培当时一个月才拿300块大洋，而厦大随便一个普通教授每个月都可以领400块大洋。
　　林语堂为了办好文学院，请了一大帮文学大佬来助阵，结果因为手中无钱被人弄得灰头土脸，这种打击换作谁也受不了。后来出任南洋大学校长时，林语堂或许是吸取了之前的教训，开始执着于抓住财政大权，没想到竟落了个“唯利是图”的坏名声。
　　编辑/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