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郑振铎都是20世纪不同凡响的人物，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创造了凡人不及的辉煌，都是真诚的爱国者：希望国家繁荣强大，对当时社会的黑暗疾恶如仇。两人很早就有过交集，他们对待友谊的方式即使到今天依然散发出熠熠光辉。
　　1921年，郑振铎与茅盾一起编《小说月报》时曾向鲁迅约过稿，互有书信往来，这是他们最初的来往。同年9月，鲁迅寄赠了《域外小说集》给郑振铎，两人友谊有所发展。1922年秋，郑振铎陪俄国盲诗人由上海到北平，与鲁迅正式见面，两人友情进一步深化。
　　鲁迅一向非常关心年轻人，对小他17岁的郑振铎同样如此。
　　20年代中期，时在上海的郑振铎想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三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苦于找不到原始资料，写信给鲁迅，倾诉了自己的烦恼。鲁迅很快写了回信，随信附着一张别样的纸。鲁迅在信中说：“我没有见到《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只有半部《醒世恒言》，但我一位朋友那里有，我便借来抄下《醒世恒言》的目录寄来。”
　　1925年春，郑振铎准备编辑出版《中国短篇小说集》，渴望看到明朝周清原所撰的讲述西湖故事的（《西湖二集》，写信问鲁迅有没有。鲁迅寄来了一个厚厚的包裹，郑振铎打开一看，是半部明末版的《西湖二集》，还附有原图。那是鲁迅的私藏，为了成人之美，他拱手相送了。这两件事让郑振铎非常感动，除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致谢之外，鲁迅逝世后，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永在的温情》，将其写了进去。
　　鲁迅与郑振铎的关系如此密切，但他们从来不玩庸俗的“哥俩好”，相反，对彼此的“不足”，会坦然地进行批评。
　　鲁迅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发表后，当时很多人对其讽刺的深刻与人物的生动给予了高度肯定，郑振铎却在出版的《文学周报》上撰文，指出《阿Q正传》有两处硬伤：一是对小说“随意”加了个“大团圆”结局“不以为然”;二是觉得阿Q“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对郑振铎的批评，鲁迅并不认同，在出版的《北新》月刊上发表文章为自己辩护：“阿Q的命运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关于“大团圆”，鲁迅说，虽然自己事先“没有料到”，但安排并不是“随意”的，没有显得“太过”。虽然两人意见相左，郑振铎不为友谊放弃个人意见的精神却使人钦佩。
　　对郑振铎工作中的缺点，鲁迅也毫不掩饰地提出自己的看法。1927年，鲁迅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