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记者Ryan从火车窗口望出去，红白蓝的法国国旗颜色在路边掠过，熟悉又陌生，旗帜上“华为”的八瓣菊由聚拢到散开——这里不是巴黎，而是巴黎镇。
　　2018年12月18日上午，华为从瑞士引进的轻轨小火车，搭载着来自全球的目光，穿梭在东莞松山湖基地内的12个欧洲小镇之间。包括Ryan在内的14家国际顶尖媒体记者被华为邀请，先后参观了华为在新园区的先进热技术实验室、先进结构材料实验室及内部网络安全实验室。
　　几小时后，他们围坐在圆桌旁，这是孟晚舟事件后，华为对国际舆论的首次正式回应，地点选在了东莞。
　　这个占地约1900亩，总投资100亿的新园区，是华为目前“在全球最大的园区”，除了华为终端总部，还布局了第二代数据中心、华为大学、研发中心和中试中心等功能载体。
　　华为落子东莞，让曾经的“世界工厂”再一次成为舆论的焦点。

华为外迁

　　从2018年5月起，华为“外迁”的传闻就不断。华为数次出来辟谣，说总部不会离开深圳，但依然未能平息坊间喧嚣。舆论抛出了两个疑问：为什么是东莞？为什么是松山湖？
　　质疑来自于印象的反差。曾经的东莞以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贸易为主，遍布着代工工厂，而华为近几年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成长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一张名片，这样的企业决定将关键的终端部门以及几个核心的研发机构迁入东莞，令人深思。
　　事实上，这并非华为第一次在东莞布局。
　　早在2005年，华为子公司聚信科技有限公司就在松山湖成立，其定位是华为网络通信产品的生产、制造及华南配送基地。2009年，位于松山湖北部新城大道的华为南方工厂正式投产。而在2011～2012年，几位华为的内部人士对媒体透露，华为供应链部门大部分已经迁到东莞。2013年8月，华为总裁任正非宣布华为终端公司将迁移至松山湖。2018年，靴子终于落地。
　　2018年7月2日，华为正式启动第一批搬迁，40辆车，上贴“华为搬迁专用车辆”，前后分60车次，共将2700名华为员工，从深圳坂田送至东莞的溪流背坡村——华为松山湖终端基地所在地。
　　8月11日，华为进行第二批搬迁，人数约5400人。11月26日第三批搬迁，人数约4500人，三次共计12600人进驻东莞。而根据此前的项目规划，松山湖基地建成后，将有3万研发人员聚集于此。
　　十多年间，华为在东莞的布局，从最初的加工基地，转向研发机构等产业链前端。
　　华为的到来，给东莞创造了一种生态。
　　2012年，由于深圳不断高企的成本和有限的土地，从传统的加工型企业转为研发型企业的记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寻求从深圳外迁。据东莞记忆存储科技公司总经理贾宗铭回忆，当时的选择有三，一是苏州，公司此前在该市已经有了一个研发中心;二是内地城市，例如西安;三是深圳周边城市，主要考虑了东莞和惠州。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们就基本上确定了松山湖。”
　　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毗邻深圳和香港，2001年规划，定位为东莞的创新驱动引擎。近年来由于引进了华为、大疆等知名企业而名声大噪。
　　贾宗铭说，落户松山湖，首先是出于成本考虑。他算了一笔账，考虑到地价、房租、水电、税收和人工成本等，从深圳到东莞，记忆科技的综合成本可以节约30%左右。
　　与深圳相比，惠州的劳动力价格也很低，贾宗铭表示，相比之下，东莞的产业基础更好，配套很全，这对于一个研发和制造并举的企业非常重要。
　　作为全球第二大独立内存模组提供商，以及PC品牌厂商和信息通讯设备厂商的战略供应商，记忆科技需要半导体方面的配套。在松山湖，不仅配套物料和设备（比如激光打印）很齐全，价格也很有竞争力。以半导体印制为例，东莞的配套会便宜10%左右。
　　华为的布局，对记忆科技迁入松山湖也起了重要作用。知情人士透露，虽然任正非对外宣布华为终端搬离的消息是在2013年，但双方早在2012年就已经达成了协议。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于2012年11月23日即已经在东莞市工商局登记成立，与此同时，华为的供应商也收到了通知。
　　从时间上看，自2012年华为决定搬迁后，作为华为的核心供应商，记忆科技紧随其后，用贾宗铭的话说，这样能够贴近客户。
　　除了记忆科技，软通动力、中软国际、易宝软件和华微明天等华为供应商也相继在松山湖落地。这些企业为当地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和人才资源，也带动了周边的产业发展。

　　东莞对松山湖的期待，是通过引进国内外行业龙头项目，带动东莞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对东莞的产业升级转型形成辐射带动效应。

东莞转身

　　2007年5月底，东莞虎门镇太平手袋厂的厂房轰然倒塌。
　　这一倒塌具有象征意味。作为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企业，太平手袋厂的拆除既非开始，也不是结束。
　　上世纪90年代末，由于用工成本的逐年增加，以低成本和人口红利为依托的东莞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已经开始陆续关停。数据显示，从2008年至2015年，东莞的最低工资标准，从770元/月逐年上调到1510元/月。
　　进入2007年，人民幣升值近20%，出口退税政策被取消。2008年，金融危机如海啸冲袭整个珠三角，“世界工厂”东莞首当其冲，订单大幅缩减，影响持续多年，从2008年至2016年，见报的倒闭潮就有3～4轮。 　　厂房空置、破败，靠租金为生的东莞村镇面临债务危机。数据显示，2011年，东莞全市收不抵支的村有329个，比2005年增加近一半，收不抵支的村占东莞村总数近60%。就在这一年，东莞3500多家玩具厂倒闭约1800家，形成第一波倒闭潮。
　　到了2015年，以诺基亚东莞工厂关停为标志，包括万士达等众多在当地颇有影响力的港台资企业开始停产。在众多小厂死亡后，大厂也面临“动用所有资源，但仍无法经营好工厂”的局面。在自杀前，主营代工东南亚手机品牌的东莞兆信通讯公司董事长高民留下了这样的绝笔。
　　从传统的纺织、玩具等轻工业，到电子信息产业，在中山大学教授、东莞市特约研究员林江看来，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东莞原本的“世界工厂”模式越来越暴露出问题。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三来一补”的特点是“两头在外”，原料和机器设备由供应商直接提供，销售渠道也在他们手中，东莞的企业只负责提供人力和厂房，贴牌加工，是名符其实的代工工厂，就像“产业链上的夹心饼干”。
　　这种模式使东莞的加工贸易企业没有任何的定价主动权，只能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和厂房获取微利。这也固化了东莞的国际分工地位，大部分企业长期处于低端生产环节，附加值低下。
　　当时有评论称：“东莞制造不是扎根本土的植物，而像一根根竹竿，插得容易拔走也快。一旦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升高，产业资本就会掉头而去，另觅低处。”
　　事实的确如此。与倒闭潮一起席卷东莞的，还有企业转移潮。由于成本不断上涨，大批港资、台资企业转向越南、柬埔寨、缅甸等生产成本更低廉的东南亚国家设厂。
　　并且，由于对外依存度过高，东莞企业在国内市场中也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