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粉的并不单是侯亮平本身，而是他背后的检察制度——从代表了制度完善的高智商检察官的角度去写反腐，而不是从人的角度去塑造拥有绝对权力的“一把手”；从另一个角度看，其也可视作一类“职业剧”，呈现出一种专业精神。
　　反腐作品的兴起与沉寂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反腐题材作品层出不穷，改编的电视剧一度盛行荧屏，这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一定关系。体制改革的盘根错节、阻力重重，牵动了方方面面的利益和矛盾，容易滋生腐败，也给予文艺作品以生长之地。
　　“现实主义”的大旗落在典型人物上。典型人物的塑造，一度是最首要、最关键、最富有标识度的创作要素。陆天明在《苍天在上》中塑造了一位励精图治的代理市长黄江北；张平的《生死抉择》塑造了一位经过痛苦抉择、最终坚持了党性良知的市长李高成；张平在另一部代表作品《国家干部》中，塑造了一心维护人民利益、与各种腐败乱纪作斗争的市委副书记夏中民；《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此前也曾塑造了《忠诚》中不畏困难、大刀阔斧改革的新任市委书记高长河，《绝对权力》中坚决查处腐败、绝不姑息的省委副秘书长刘重天等等。这些作家被视为“反腐作家”，而他们笔下的这些主角无一不洋溢着理想化的光彩，为不断受到冲击的时代价值观树立着意识形态标杆。
　　可以看到，此时作为主角的，往往是省委、市委书记这样的“一把手”。他们有些类似古代公案小说中的“清官”，有比较高的地位，自身清正廉洁，最后也都能够获得反腐斗争的胜利。
　　从2004年开始，反腐剧渐次沉寂，其中有不容忽视的某些现实原因：当这个时代从“神化”到“人化”、从人治到法治，社会的安定不再唯一仰仗“清官”，人们也不再绝对信仰“高大全”式的概念化人物时，他们率领的反腐事业就显得有些过于理想化，并不是人们熟悉的、触之可及的“现实主义”（新的现实主义，变成了《蜗居》《小别离》等）。
　　《人民的名义》何以圈粉？
　　不能不说，暌违十多年之久的反腐剧《人民的名义》，诞生于一个最为恰当的时机：国家“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反腐事业见成效，贪官纷纷落马，而更重要的是，这一系列事实将普通人的目光重新牵引回了“反腐”这一久别的题材。当反贪腐进入制度层面，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高调日常，追反腐剧也成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日常。
　　为了让这部作品获得更多人喜爱，制片方做了很多努力，譬如将陆毅饰演的检察官侯亮平塑造成有点“雅痞”的“猴子”形象，年轻俊朗，区别于以往反腐剧中沉郁顿挫、眉头紧锁的中老年男性。但圈粉的并不单是侯亮平本身，而是他背后的检察制度——从代表了制度完善的高智商检察官的角度去写反腐，而不是从人的角度去塑造拥有绝对权力的“一把手”。而检察官擅长抽丝剥茧的分析调查，破除重重阻力，在扑朔迷离中搜索真相，又带上了一层年轻人热衷的美剧的面影。从另一个角度看，其也可视作一类“职业剧”，呈现出一种专业精神。
　　但“准美剧”的形式之外，依然内嵌着的中国式关系的内核，才是更值得“咂摸”的地方。与十年前的反腐剧相比，正面人物不再好得美玉无瑕，反面人物也不再坏得能一眼望穿，而是深深隐藏在各自的性格和官场复杂的政治生态中。从接受层面来看，有性格有脾气的“达康书记”，反而比显得理想化的侯亮平更有人气，因为这样的形象更接近现实中的人，而不是生硬的概念。这些都建立在现实人性原本的复杂面相上，善和恶不是被事先划定的两块区域，而是各有缘由。
　　除了角色的人格之外，对于普通观众而言，更富有吸引力和追剧动力的，是他们从中窥视到的官场政治生态。这一种“窥视”心理，是一种外在的观看趣味——在中国的反腐作品展示上，“美化”和“丑化”或許都不是最好的手段，最好的还是纯现实主义以至自然主义的书写，将现实中的微妙关系移植进去。
　　但是，无论它如何“好看”，其最终落脚点也需要像所有反腐小说一样，产生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警示和反思，而非停留在“走红”本身。《人民的名义》做到了这一点。
　　（刘名远荐自2017年4月21日《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