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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中利用2005—2013年52个东道国的面板数据，并依据固定效应检验、随机效应检验以及Hausman 检验进行模型设定检验，实证考察了东道国创新能力与我国OFDI逆向技术影响之间的关系以及制度距离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文中实证研究发现：以东道国居民专利申请数量，人力资本，R&D经费投入和发达的技术市场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正相关。同时，管制距离与规范距离对上述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上述研究成果清晰阐明了东道国创新能力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反向溢出效应的外部制度环境，为我国国外直接投资企业改善和提升反向溢出效应提供有益的管理建议。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OFDI）；逆向技术溢出；创新能力；制度距离
中图分类号：F 8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12（2016）06-0607-07
1 文献综述
据商务部统计，2016年上半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对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的4 797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5 802.8亿元人民币（折合888.6亿美元），同比增长58.7%.OFDI的快速增长为我国学习和获取海外先进知识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OFDI反向溢出效应却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东道国创新能力是影响OFDI反向溢出的重要因变量。
有关东道国创新能力对OFDI反向溢出效应的影响已引起大量关注，但相关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有的学者研究发现母国不管投资于技术水平高的国家或者低的国家，均能从OFDI中获益。
比如，Driffield（2009）通过对英国行业数据检验发现不管是投资于技术水平高的国家，还是投资于技术水平低的国家，这2类对外投资均能促进英国生产率的增长。而有的学者通过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Bitzer（2009）通过对17个OECD国家产业层面的数据检验OFDI逆向溢出效应，得出OFDI对母国技术水平的影响为负的结论。还有的学者认为只有投资于发达国家，母国才可从OFDI中获益。比如，陈昊（2016）发现中国OFDI国别差异对中国技术进步存在显著不同影响，其中中国对研发资本密集国家直接投资能够获得逆向技术溢出，对研发资本稀疏国家直接投资不能获得逆向技术溢出，反而产生正向技术输出；韩玉军（2015）也研究表明，东道国创新能力与我国OFDI反向溢出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研究观点的分岐促进学者们开始关注制度差异等外部环境因素可能产生的作用。Ahmad arslan（2010）以芬兰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122个芬兰公司投资于11个中欧与东欧发达国家，但他们之间的管制和规范距离却影响了母公司获得技术外溢的大小。Tina（2009）研究发现，地理距离，文化距离和制度距离对于跨国公司的知识转移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上述研究阐明了不同制度环境中东道国创新能力对OFDI反向溢出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但由于其研究对象是具备所有权优势的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在技术基础、制度环境、国际市场势力等方面与我国跨国公司均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西方的研究成果虽然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思路，却未能给我国对外投资企业提供有效的指导。为此，文中延续欧阳乐（2016），李洪亚（2016）等学者的研究思路，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地区）为研究对象，利用2005—2013年不同东道国的面板数据，研究东道国专利申请量、技术市场完善程度、人力资本存量、研发投入等因素对我国 OFDI反向技术外溢的影响，并进一步验证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从而为我国选择OFDI东道国和充分利用OFDI反向技术外溢效应提供依据。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东道国的创新能力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及研究假设
根据现有的研究，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不仅取决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母国的吸收能力（王雷，2015），东道国技术资源（吕萍，2015），子公司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Alessandra，2014）等因素，也与东道国的创新能力密切相关。东道国的创新能力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重要因素，理论上来看，活跃的技术创新活动是新知识的源泉，东道国创新能力不强，那么通过OFDI能够给母国企业带来的技术提升空间较小。
欧阳艳艳（2010）指出东道国的创新潜力、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获取逆向技术溢出的源头，对我国技术寻求型企业获取技术溢出的规模和效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根据国家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的大小主要通过创新潜力、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来体现。而这些方面可以采用东道国的研发投入，专利申请数，人力资本和技术市场完善程度加以体现（欧阳乐，2016、陈昊，2015、蔡冬青，2012），所以文中将东道国创新能力划分为人力资本，研发投入，专利申请数和技术市场完善程度4个维度，进而探讨不同维度创新能力对OFDI反向溢出的影响。
首先，在 Coe 和Helpman（1995）的开创性实证研究中指出一国技术进步主要取决于研发投入，研发投入不仅包括本国的研发资本存量，也指通过OFDI外溢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一国的研发投入为科研项目开发提供保障，促进技术创新的提高。根据韩玉军（2015）和蔡冬青（2012）的研究，当东道国研发投入增加时，通过我国OFDI 反向外溢到我国的东道国研发资本也随之增加，从而对我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也更加显著。
其次，研发是过程，而专利发明是成果。一个国家科研水平的另一个表现是专利申请量。沙文兵（2014），韩玉军（2015）通过研究发现：发达东道国的创新产出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获取逆向技术溢出的源头，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规模和效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我国选取创新产出强的国家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对象，那么我国母公司就可以获得更多技术和创新的累积，即所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可能越多。 第三，欧阳乐（2016），沈飞（2015）均指出，如今科技发展迅猛，国家新技术水平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间的竞争。东道国的人力资本越充裕，其产生的新技术越多的可能性越大。所以，在我国技术寻求型OFDI下，对我国的反向技术外溢也将越显著。
最后，东道国完善的技术市场体制有助于我国OFDI的企业从东道国市场通过公开交易获取先进技术，从而顺利地传递到我国国内。
基于以上分析，所以文中得出以下假设：
H1：东道国的专利申请数与我国的反向技术溢出之间呈正向关系；
H2：东道国人力资本越充裕，通过OFDI对我国的反向技术外溢越显著；
H3：东道国研发投入越多，通过OFDI溢出到我国的技术越显著；
H4：东道国技术市场越完善，我国通过OFDI溢出的技术越显著。
2.2 制度距离的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2.2.1 制度距离的界定及构成维度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不仅受到母国制度的影响，还受到东道国制度的影响，显然，每个国家制度环境是存在差异的，Kostova 和Zaheer（1999）将制度距离定义为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管制、规范和认知制度的差异或相似程度。制度距离提出以来，众多学者对其构成维度进行了不同的研究。Estrin（2009）等提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两分法分析框架，并采用《经济自由度指数》（Economic Freedom Index）里的的管制因素衡量正式制度距离；依据Kogut和 Singh（1988）构建的文化距离作为非正式制度距离的代理变量进行测度，实证检验了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进入战略的影响。XU（2004）根据3个支柱的各自差异，将制度距离划分为管制距离、规范距离和认知距离。Phillips（2007）认为制度距离的界定不仅要包括国家之间的制度环境差异，还应包括制度不确定性，以体现制度化程度，并依据东道国与母国之间制度差异的大小以及东道国制度不确定性程度的高低，组合构建了制度距离的4分法维度。
文中依照XU（2004），Gaur（2007），Ahmad（2010）等的做法，将制度距离划分为管制和规范2个维度，根据《全球竞争力报告》测量制度距离。《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制度”因素每年都包括18或19个调查项目，描述每个国家的体系。根据Scott（1955）研究中，基于管制的概念流程、规则、监视和制裁活动等，选择了6个指标描述法律和规范，即管制距离；在一个国家中规范事情应该怎么做，他们定义合乎道德规范的，意味着追求价值的目的。在此基础上，文中选择了5个指标规范各国公民体系，即规范距离。
2.2.2 制度距离的调节效应
管制距离描绘了国家之间法制环境的差异，反应在国家之间现有的法律和规章制度的差异，因为管制维度涉及到明确表述的组织所必须遵守的规则和法律，所以管制差异最容易观察和解释，反应了制度轮廓的明晰性，即使投资于创新能力高的国家，但具有明晰性特征的管制距离越远，跨国界转移技术会更加困难，创新能力高的东道国与我国管制距离的增加会影响跨国界转移技术过程，降低我国企业跨国界逆向技术转移绩效，从而减少中国企业对该国开展技术寻求型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如果跨国企业进入与母国制度环境相似的东道国，就更容易适应彼此的交易规则。这是因为企业在母国处理相关制度风险的经验为其在东道国投资提供了参照，因此企业也就更容易融入东道国的制度环境。所以提出假设：
H5a：管制距离负向调节东道国专利申请数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
H5b：管制距离负向调节东道国人力资本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
H5c：管制距离负向调节东道国研发投入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
H5d：管制距离负向调节东道国技术市场完善程度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
规范距离反映了国家之间社会规范的差异，反映了国家之间人类行为和本性相关的价值观、信仰、规范的不同。规范距离在本质上难以量化，规范支柱根植于社会结构中，需要广泛的交流，它会对企业海外投资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当规范距离不大时，即使是毫无经验地进入东道国，交易障碍也不会太多，国家规范支柱匹配度越高，即规范差异越小，越容易进行知识转移。而两国的规范支柱差异越大，其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差异就越大，由此越容易引发冲突和矛盾，交流和合作的成本也会增加，母公司与东道国当地企业的融合会变得愈发困难。基于此，文中得出以下的假设：
H6a：规范距离负向调节东道国专利申请数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
H6b：规范距离负向调节东道国人力资本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
H6c：规范距离负向调节东道国研发投入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
H6d：规范距离负向调节东道国技术市场完善程度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
3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根据以上分析，文中构建了如下计量经济模型：
P为东道国的专利申请量，该指标的数据在世界银行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可直接获得，但是由于数据的缺失部分数据由该国家近几年的平均数代替，HR为东道国的人力资本，采用作者张吉鹏（2014），沙文兵（2014）的做法，文中选择东道国大学生入学率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
RD为东道国的研发投入，该指标可通过世界银行数据库获得每年东道国的研发投入占本国的GDP比例，然后相乘每年的GDP 即可得到东道国的研发投入，由于该指标世界银行数据库只更新到2013年，所以文中的数据只选取到2013年。
TD为东道国的技术市场水平，遵循蔡冬青（2012）的做法，文中用东道国技术市场规模作为技术市场完善程度的代理变量，同时借鉴衡量金融市场规模的麦氏指数法，将该指标定义为东道国t时期知识产权与许可证交易费占GDP的比重。该指标原始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d1，d2为制度距离调节变量，分为2个维度，分别是管制距离、规范距离。根据XU（2004）和Ahmad Arslan（2010）的做法，按照《全球竞争力报告》构建了管制制度和规范制度的量表，国家之间管制制度和规范制度之差为两国之间的管制距离和规范距离。其中，管制制度包括6个指标，即“财产权利”，“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司法独立性”，“政府管制的负担”，“法律框架的效率”，“法规的透明度和稳定性”；规范制度包括5个指标，即“企业的道德行为”，“审计和会计标准的力度”，“公司董事会的效率”，“管理院校的质量”，“当地专业研究与培训服务的可获得性”。依据中国对各国（地区）每年的直接投资存量，排除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卢森堡等一些中转站并结合数据可获得性，文中选择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加拿大、俄罗斯、韩国、德国、英国、印度尼西亚等 52 个国家或地区作为样本。为消除或减轻异方差性，以上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形式且做了离差处理。文中模型估计和检验工作采用STATA 12.0软件完成，表1列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4 检验结果及分析
4.1 东道国创新能力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
表2给出了全部样本的检验结果。在模型（1）中，东道国专利申请量系数为正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东道国专利申请数量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成正向关系，H1成立。东道国人力资本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东道国人力资本对我国OFDI的反向技术溢出具有促进作用，文中的H2得到验证。东道国的研发投入估计值结果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东道国研发投入水平越高，经由对外直接投资渠道溢出国R&D资本存量也越大，H3得到验证。东道国的技术市场系数也在1%的显著水平上为正，说明东道国技术市场越发达，越可以促进我国OFDI的反向技术溢出，H4成立。
4.2 制度距离对OFDI 逆向技术溢出影响的调节影响
在模型（2）中，Pit×d1，HR×d1，RD×d1，TD×d1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1，-0.35，-0.28，-0.01，且分别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管制距离负向调节了东道国创新能力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可见假设H5a，H5b，H5c和H5d均成立，同样的，在模型（3）中，
Pit×d2，HRit×d2，RDit×d2，TDit×d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7，-0.06，-0.31，-0.36也都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规范距离对东道国创新能力与我国企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之间的正向关系产生了负向调节作用。可见假设H6a，H6b，H6c和H6d也得到验证。模型
（2）和模型（3）的估计结果一致显示：制度距离在东道国创新能力与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关系上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即制度距离的增加，削弱了东道国创新能力对我国企业 OFDI技术溢出的正向影响。东道国与我国制度距离的增加会削弱东道国创新能力对我国企业的吸引力，这也正是为什么我国大多对外直接投资集中于亚洲地区的原因。
5 结论与启示
文中利用2005—2013年52个东道国的面板数据，并依据固定效应检验、随机效应检验以及Hausman进行模型设定检验，以便选择合适的估计方法。实证考察了东道国创新能力与我国OFDI逆向技术影响之间的关系以及制度距离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以东道国居民专利申请数量，人力资本，R&D经费投入和发达的技术市场为主要指标的东道国创新能力对我国获取反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制度距离的增加削弱了东道国创新能力对我国获取反向技术溢出的正向影响。东道国与中国之间制度距离的增加会削弱东道国创新能力对中国跨国企业的吸引力。中国企业倾向于选择创新能力高，而且与母国制度距离较小的东道国作为投资对象，以此获得先进技术。
文中研究结论有助于解释现有研究结论不一致，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尽管已有作者在研究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影响因素中把制度距离作为研究对象，但只是作为控制变量（陈怀超，2014）、（宋跃刚，2015）、（饶华，2015）。东道国创新能力和制度距离都会对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产生影响，但它们的影响不是孤立的，有必要充分考虑2种影响因素之间的调节作用。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因素很复杂，在实证研究中应采用交互作用研究范式可以更好地解释我国创新能力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之间的关系。
文中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启示：我国企业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时要注意东道国创新能力与制度距离这2个重要因素之间的匹配。在进入海外投资之前，我国跨国公司应对东道国的国家制度进行深入地了解，加强组织学习，实行合理的跨制度管理，从而尽可能地减少两国之间的制度差异给跨国界知识转移带来的消极影响。在国家政府层面，我国政府在出台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时，应对东道国的制度环境进行充分的考察，找出各国制度差异的关键点，考虑各国不同的商业环境，特别是各国对于外来投资的态度，使我国企业更容易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式，融入东道国的社会制度环境，增加对东道国的投资规模，特别是增加对创新能力高，但与中国制度差异较大的国家，如新加坡、新西兰等国家的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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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OFDI）；逆向技术溢出；创新能力；制度距离
中图分类号：F 8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12（2016）06-0607-07
1 文献综述
据商务部统计，2016年上半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对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的4 797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5 802.8亿元人民币（折合888.6亿美元），同比增长58.7%.OFDI的快速增长为我国学习和获取海外先进知识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OFDI反向溢出效应却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东道国创新能力是影响OFDI反向溢出的重要因变量。
有关东道国创新能力对OFDI反向溢出效应的影响已引起大量关注，但相关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有的学者研究发现母国不管投资于技术水平高的国家或者低的国家，均能从OFDI中获益。
比如，Driffield（2009）通过对英国行业数据检验发现不管是投资于技术水平高的国家，还是投资于技术水平低的国家，这2类对外投资均能促进英国生产率的增长。而有的学者通过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Bitzer（2009）通过对17个OECD国家产业层面的数据检验OFDI逆向溢出效应，得出OFDI对母国技术水平的影响为负的结论。还有的学者认为只有投资于发达国家，母国才可从OFDI中获益。比如，陈昊（2016）发现中国OFDI国别差异对中国技术进步存在显著不同影响，其中中国对研发资本密集国家直接投资能够获得逆向技术溢出，对研发资本稀疏国家直接投资不能获得逆向技术溢出，反而产生正向技术输出；韩玉军（2015）也研究表明，东道国创新能力与我国OFDI反向溢出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研究观点的分岐促进学者们开始关注制度差异等外部环境因素可能产生的作用。Ahmad arslan（2010）以芬兰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122个芬兰公司投资于11个中欧与东欧发达国家，但他们之间的管制和规范距离却影响了母公司获得技术外溢的大小。Tina（2009）研究发现，地理距离，文化距离和制度距离对于跨国公司的知识转移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上述研究阐明了不同制度环境中东道国创新能力对OFDI反向溢出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但由于其研究对象是具备所有权优势的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在技术基础、制度环境、国际市场势力等方面与我国跨国公司均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西方的研究成果虽然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思路，却未能给我国对外投资企业提供有效的指导。为此，文中延续欧阳乐（2016），李洪亚（2016）等学者的研究思路，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地区）为研究对象，利用2005—2013年不同东道国的面板数据，研究东道国专利申请量、技术市场完善程度、人力资本存量、研发投入等因素对我国 OFDI反向技术外溢的影响，并进一步验证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从而为我国选择OFDI东道国和充分利用OFDI反向技术外溢效应提供依据。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东道国的创新能力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及研究假设
根据现有的研究，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不仅取决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母国的吸收能力（王雷，2015），东道国技术资源（吕萍，2015），子公司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Alessandra，2014）等因素，也与东道国的创新能力密切相关。东道国的创新能力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重要因素，理论上来看，活跃的技术创新活动是新知识的源泉，东道国创新能力不强，那么通过OFDI能够给母国企业带来的技术提升空间较小。
欧阳艳艳（2010）指出东道国的创新潜力、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获取逆向技术溢出的源头，对我国技术寻求型企业获取技术溢出的规模和效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根据国家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的大小主要通过创新潜力、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来体现。而这些方面可以采用东道国的研发投入，专利申请数，人力资本和技术市场完善程度加以体现（欧阳乐，2016、陈昊，2015、蔡冬青，2012），所以文中将东道国创新能力划分为人力资本，研发投入，专利申请数和技术市场完善程度4个维度，进而探讨不同维度创新能力对OFDI反向溢出的影响。
首先，在 Coe 和Helpman（1995）的开创性实证研究中指出一国技术进步主要取决于研发投入，研发投入不仅包括本国的研发资本存量，也指通过OFDI外溢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一国的研发投入为科研项目开发提供保障，促进技术创新的提高。根据韩玉军（2015）和蔡冬青（2012）的研究，当东道国研发投入增加时，通过我国OFDI 反向外溢到我国的东道国研发资本也随之增加，从而对我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也更加显著。
其次，研发是过程，而专利发明是成果。一个国家科研水平的另一个表现是专利申请量。沙文兵（2014），韩玉军（2015）通过研究发现：发达东道国的创新产出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获取逆向技术溢出的源头，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规模和效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我国选取创新产出强的国家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对象，那么我国母公司就可以获得更多技术和创新的累积，即所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可能越多。 第三，欧阳乐（2016），沈飞（2015）均指出，如今科技发展迅猛，国家新技术水平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间的竞争。东道国的人力资本越充裕，其产生的新技术越多的可能性越大。所以，在我国技术寻求型OFDI下，对我国的反向技术外溢也将越显著。
最后，东道国完善的技术市场体制有助于我国OFDI的企业从东道国市场通过公开交易获取先进技术，从而顺利地传递到我国国内。
基于以上分析，所以文中得出以下假设：
H1：东道国的专利申请数与我国的反向技术溢出之间呈正向关系；
H2：东道国人力资本越充裕，通过OFDI对我国的反向技术外溢越显著；
H3：东道国研发投入越多，通过OFDI溢出到我国的技术越显著；
H4：东道国技术市场越完善，我国通过OFDI溢出的技术越显著。
2.2 制度距离的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2.2.1 制度距离的界定及构成维度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不仅受到母国制度的影响，还受到东道国制度的影响，显然，每个国家制度环境是存在差异的，Kostova 和Zaheer（1999）将制度距离定义为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管制、规范和认知制度的差异或相似程度。制度距离提出以来，众多学者对其构成维度进行了不同的研究。Estrin（2009）等提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两分法分析框架，并采用《经济自由度指数》（Economic Freedom Index）里的的管制因素衡量正式制度距离；依据Kogut和 Singh（1988）构建的文化距离作为非正式制度距离的代理变量进行测度，实证检验了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进入战略的影响。XU（2004）根据3个支柱的各自差异，将制度距离划分为管制距离、规范距离和认知距离。Phillips（2007）认为制度距离的界定不仅要包括国家之间的制度环境差异，还应包括制度不确定性，以体现制度化程度，并依据东道国与母国之间制度差异的大小以及东道国制度不确定性程度的高低，组合构建了制度距离的4分法维度。
文中依照XU（2004），Gaur（2007），Ahmad（2010）等的做法，将制度距离划分为管制和规范2个维度，根据《全球竞争力报告》测量制度距离。《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制度”因素每年都包括18或19个调查项目，描述每个国家的体系。根据Scott（1955）研究中，基于管制的概念流程、规则、监视和制裁活动等，选择了6个指标描述法律和规范，即管制距离；在一个国家中规范事情应该怎么做，他们定义合乎道德规范的，意味着追求价值的目的。在此基础上，文中选择了5个指标规范各国公民体系，即规范距离。
2.2.2 制度距离的调节效应
管制距离描绘了国家之间法制环境的差异，反应在国家之间现有的法律和规章制度的差异，因为管制维度涉及到明确表述的组织所必须遵守的规则和法律，所以管制差异最容易观察和解释，反应了制度轮廓的明晰性，即使投资于创新能力高的国家，但具有明晰性特征的管制距离越远，跨国界转移技术会更加困难，创新能力高的东道国与我国管制距离的增加会影响跨国界转移技术过程，降低我国企业跨国界逆向技术转移绩效，从而减少中国企业对该国开展技术寻求型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如果跨国企业进入与母国制度环境相似的东道国，就更容易适应彼此的交易规则。这是因为企业在母国处理相关制度风险的经验为其在东道国投资提供了参照，因此企业也就更容易融入东道国的制度环境。所以提出假设：
H5a：管制距离负向调节东道国专利申请数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
H5b：管制距离负向调节东道国人力资本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
H5c：管制距离负向调节东道国研发投入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
H5d：管制距离负向调节东道国技术市场完善程度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
规范距离反映了国家之间社会规范的差异，反映了国家之间人类行为和本性相关的价值观、信仰、规范的不同。规范距离在本质上难以量化，规范支柱根植于社会结构中，需要广泛的交流，它会对企业海外投资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当规范距离不大时，即使是毫无经验地进入东道国，交易障碍也不会太多，国家规范支柱匹配度越高，即规范差异越小，越容易进行知识转移。而两国的规范支柱差异越大，其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差异就越大，由此越容易引发冲突和矛盾，交流和合作的成本也会增加，母公司与东道国当地企业的融合会变得愈发困难。基于此，文中得出以下的假设：
H6a：规范距离负向调节东道国专利申请数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
H6b：规范距离负向调节东道国人力资本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
H6c：规范距离负向调节东道国研发投入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
H6d：规范距离负向调节东道国技术市场完善程度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
3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根据以上分析，文中构建了如下计量经济模型：
P为东道国的专利申请量，该指标的数据在世界银行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可直接获得，但是由于数据的缺失部分数据由该国家近几年的平均数代替，HR为东道国的人力资本，采用作者张吉鹏（2014），沙文兵（2014）的做法，文中选择东道国大学生入学率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
RD为东道国的研发投入，该指标可通过世界银行数据库获得每年东道国的研发投入占本国的GDP比例，然后相乘每年的GDP 即可得到东道国的研发投入，由于该指标世界银行数据库只更新到2013年，所以文中的数据只选取到2013年。
TD为东道国的技术市场水平，遵循蔡冬青（2012）的做法，文中用东道国技术市场规模作为技术市场完善程度的代理变量，同时借鉴衡量金融市场规模的麦氏指数法，将该指标定义为东道国t时期知识产权与许可证交易费占GDP的比重。该指标原始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d1，d2为制度距离调节变量，分为2个维度，分别是管制距离、规范距离。根据XU（2004）和Ahmad Arslan（2010）的做法，按照《全球竞争力报告》构建了管制制度和规范制度的量表，国家之间管制制度和规范制度之差为两国之间的管制距离和规范距离。其中，管制制度包括6个指标，即“财产权利”，“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司法独立性”，“政府管制的负担”，“法律框架的效率”，“法规的透明度和稳定性”；规范制度包括5个指标，即“企业的道德行为”，“审计和会计标准的力度”，“公司董事会的效率”，“管理院校的质量”，“当地专业研究与培训服务的可获得性”。依据中国对各国（地区）每年的直接投资存量，排除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卢森堡等一些中转站并结合数据可获得性，文中选择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加拿大、俄罗斯、韩国、德国、英国、印度尼西亚等 52 个国家或地区作为样本。为消除或减轻异方差性，以上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形式且做了离差处理。文中模型估计和检验工作采用STATA 12.0软件完成，表1列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4 检验结果及分析
4.1 东道国创新能力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
表2给出了全部样本的检验结果。在模型（1）中，东道国专利申请量系数为正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东道国专利申请数量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成正向关系，H1成立。东道国人力资本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东道国人力资本对我国OFDI的反向技术溢出具有促进作用，文中的H2得到验证。东道国的研发投入估计值结果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东道国研发投入水平越高，经由对外直接投资渠道溢出国R&D资本存量也越大，H3得到验证。东道国的技术市场系数也在1%的显著水平上为正，说明东道国技术市场越发达，越可以促进我国OFDI的反向技术溢出，H4成立。
4.2 制度距离对OFDI 逆向技术溢出影响的调节影响
在模型（2）中，Pit×d1，HR×d1，RD×d1，TD×d1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1，-0.35，-0.28，-0.01，且分别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管制距离负向调节了东道国创新能力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可见假设H5a，H5b，H5c和H5d均成立，同样的，在模型（3）中，
Pit×d2，HRit×d2，RDit×d2，TDit×d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7，-0.06，-0.31，-0.36也都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规范距离对东道国创新能力与我国企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之间的正向关系产生了负向调节作用。可见假设H6a，H6b，H6c和H6d也得到验证。模型
（2）和模型（3）的估计结果一致显示：制度距离在东道国创新能力与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关系上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即制度距离的增加，削弱了东道国创新能力对我国企业 OFDI技术溢出的正向影响。东道国与我国制度距离的增加会削弱东道国创新能力对我国企业的吸引力，这也正是为什么我国大多对外直接投资集中于亚洲地区的原因。
5 结论与启示
文中利用2005—2013年52个东道国的面板数据，并依据固定效应检验、随机效应检验以及Hausman进行模型设定检验，以便选择合适的估计方法。实证考察了东道国创新能力与我国OFDI逆向技术影响之间的关系以及制度距离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以东道国居民专利申请数量，人力资本，R&D经费投入和发达的技术市场为主要指标的东道国创新能力对我国获取反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制度距离的增加削弱了东道国创新能力对我国获取反向技术溢出的正向影响。东道国与中国之间制度距离的增加会削弱东道国创新能力对中国跨国企业的吸引力。中国企业倾向于选择创新能力高，而且与母国制度距离较小的东道国作为投资对象，以此获得先进技术。
文中研究结论有助于解释现有研究结论不一致，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尽管已有作者在研究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影响因素中把制度距离作为研究对象，但只是作为控制变量（陈怀超，2014）、（宋跃刚，2015）、（饶华，2015）。东道国创新能力和制度距离都会对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产生影响，但它们的影响不是孤立的，有必要充分考虑2种影响因素之间的调节作用。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因素很复杂，在实证研究中应采用交互作用研究范式可以更好地解释我国创新能力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之间的关系。
文中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启示：我国企业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时要注意东道国创新能力与制度距离这2个重要因素之间的匹配。在进入海外投资之前，我国跨国公司应对东道国的国家制度进行深入地了解，加强组织学习，实行合理的跨制度管理，从而尽可能地减少两国之间的制度差异给跨国界知识转移带来的消极影响。在国家政府层面，我国政府在出台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时，应对东道国的制度环境进行充分的考察，找出各国制度差异的关键点，考虑各国不同的商业环境，特别是各国对于外来投资的态度，使我国企业更容易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式，融入东道国的社会制度环境，增加对东道国的投资规模，特别是增加对创新能力高，但与中国制度差异较大的国家，如新加坡、新西兰等国家的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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