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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5日至6日，以“合作办学与高等教育创新”为主题的第七届教育政策分析高级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近百名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与会者围绕中外合作办学的相关政策、高等教育国际化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中外合作办学与高等教育创新——第七届教育政策分析高级研讨会综述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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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5日至6日，以“合作办学与高等教育创新”为主题的第七届教育政策分析高级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近百名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与会者围绕中外合作办学的相关政策、高等教育国际化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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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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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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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曾被看作是能够拯救世界,整合和通达一切美好价值,本质上标志着人对自然改造关系的活动。随着虚无主义困境的冲击,知识对劳动重要性的不断提高,文化符号的生产日益重于物质的生产,以及劳动主体性哲学内涵的统治性等弊端逐渐明朗化,特别是通过＂物品＂的文化意识形态性质的还原,＂劳动＂与＂实践＂作为两种不同的观察视角和范式就呈现出来。从＂劳动＂到＂实践＂,意味着把＂劳动＂解释为超文化的自然性现象的结束,意味着主要以物为对象的＂劳动＂跟以人为对象的＂实践＂的区分,更意味着当代中国把＂劳动哲学＂上升到＂实践哲学＂的转
死亡是悲剧中经常出现,也最为震撼人心的事件。但是,不同于海德格尔对＂向死亡存在＂的分析,悲剧主人公则处在＂临界处境＂,这一危机状态激发出人的所有潜在可能性,使人更接近于＂神＂或＂魔＂,或者本身就是＂神＂或＂魔＂。悲剧时间也因此成为从人的生命时间向神圣时间移位的一种时间形态。悲剧的命运观念强化了悲剧的未来时间,以至于未来成为悲剧首要的时间向度。因此,以＂现在＂方式呈现由＂未来＂牵引着的＂过去＂,是悲剧典型的时间结构,而悲剧的时间节奏则体现着生命的节奏。悲剧是个矛盾体,它同时包含着死亡和永恒,是人意图通过死亡
1949年以后,中国当代文学不断被卷入政治运动中。与起源于＂五四＂的现代文学不同,社会主义革命文艺的真正起源是在延安解放区,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是其根本的源头。新中国初期的文学运动,就是要在一个断裂的历史前提下,开创崭新的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学。这些文学运动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起源和发生事件。通过第一次文代会对革命文学历史源头的确认,通过对胡风和沈从文等来自＂国统区＂的作家的驱逐,通过对有＂小资产阶级＂个人情感的文学创作行为的清理,特别是对胡适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启蒙主义思想的肃清,革命文艺试
汇编与类书的生产,在明代尤其是晚明时期达到了高峰,官方与私人都竞相参与这个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这时出版的各类大型丛书中,不仅包含了传统的经典知识,也以日用类书的形式涵括了各种各样的实用性、技巧性知识。晚明日用类书——以及包含它们的丛书,都是来源于经典的知识汇聚之地,在这里,仅仅那些有特权与学识的个人有权力对世界进行收集与分类。＂收集＂（collecting）的社会学及其文化逻辑让我们看到,明清时期相关事物的知识收集与分类,是在类书的编纂过程中逐渐发生的,其主要特点是经由名称对事物进行区隔。可明代的类书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于1985年正式建系，其前身是1980年成立的中文教研室和语言研究所（首任所长为著名语言学家严学窘教授）。中文系现有教师34人，其中教授14人（博士生导师7人），副教授11人。教师中有博士学位者22人，正在攻读博士学位者4人。有1人担任全国中文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素质教育概念及其理论，是我国改革开放实践尤其是教育改革深化和发展在教育理论和思想上的产物。素质教育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重要理论价值的命题。要立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突破和超越原有的思维方式，以更高的定位来思考素质教育问题。认真分析新形势下素质教育的新要求和发展的不平衡性，将素质教育放在社会系统中来研究；继续完善素质教育理论，研究方法取向上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挖掘素质教育的成功样态，从教育实践中总结、提炼、概括、丰富素质教育理论。
就其现实形态而言，个体的存在和发展（成已）与广义的世界变革（成物）都离不开多样的社会资源，资源的获取、占有、分配则涉及社会正义。社会正义的实现以个体自主的原则与人性平等的原则为双重前提。从社会的衍化看，正义本身具有历史性：以权利为关注的中心，使正义很难超越形式意义上的平等和程序层面的公正，从而也无法使人的存在意义得到充分的实现，后者决定了它将随着社会的演进而被超越。以社会资源或物质财富的高度增长为历史前提，人的存在价值的真正实现，具体地表现为人的自由发展，后者既以成就自我为内容，又以成就世界为指向。在每个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彻底颠覆了形而上学，开启了以“改变世界”为旨趣的“实践论”路向。然而，马克思并没有终结世界范围内哲学革命的进程。在马克思之后，哲学革命仍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和外部以各种方式走向深化。一方面，现代西方哲学相继发生了反形而上学的“实践的转向”，在将“实践”范式普遍化的同时将哲学革命路向多元化；另一方面，形而上学的影响依然强大，甚至反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使之始终面临被形而上学重塑的危险。在颠覆旧形而上学、转向实践论这一点上，马克思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具有某种共性，反映了哲学革命时代的必然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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