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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发生在1940年的事情。
新郎姓王，名永安，是新四军的一位兵站站长。
这年的暮春时节，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派出了一位科长，前往兵站检查工作。使这位科长大惑不解的是，兵站站长竟然在贴有大红喜字的新房里接待他并向他汇报工作；尤其使这位科长惊讶的是，兵站站长的“工作汇报”中，居然有一条堂而皇之的内容——说自己结婚了。要知道，在当时抗战的大背景下，部队干部战士结婚都有严格规定，并必须得到组织的批准，因此，这位科长以为自己听错了，当得到站长重复肯定的回答之后，来了一位漂亮的姑娘，步履轻盈地径自入屋；她见屋里有外人，又听王说是“上级派来检查工作的领导”，顿现畏惧之态，并慌里慌张地夺门而逃……
于是，这位科长不再听取汇报，也无心再做了解，立即赶回领导机关，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做了如下汇报：在远离领导、独处一隅的偏僻环境，当过白军的王永安，恶习不改，旧病复发，强迫民女与之成婚……
科长既是目睹耳闻，判断又极合乎逻辑：傻大黑粗的“广西蛮子”（王是广西人），又是个残疾人（少了一只手），是不可能被标致的江南女子相中而自愿成婚的，用不着问，定是强迫。那姑娘见了王永安拔腿就跑，这不是再明显不过的证明吗？！
“强占民女？这还了得！马上派人去，把王永安捆绑关押，等候处理！”与粟裕一起听取汇报的陈毅大发雷霆。众人也无不意外气愤。在随即召开的全体科以上干部专就此事讨论处理意见的会上，有人提出，为了严肃军纪、党纪，挽回政治影响，取信于民，对王必须立即开除党籍、军籍，就地宣判执行枪决。当时规定，干部和战士都不准结婚，身居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正、副指挥的陈毅和粟裕也均未结婚。何况处于敌后极为艰难之时，伪顽和国民党部队与我又时有摩擦，人心的向背直接决定着我军的胜负，群众纪律尤显重要。所以，当时对此事所持的严厉态度，实为维护党纪军纪所必需。
粟裕在大家发言时，一直沉思不语。陈毅在大家发言后征询他的意见。他想了想，说道，党纪军纪必须严肃，对人的处理也必须慎重。开除和枪毙一个同志，更要考虑再三，不可匆忙决定。王永安是当过白军，但那是被迫的嘛！才十岁刚出头的孩子，被白军抓了去，给一个连长当勤务兵，不过是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白军“围剿”井冈山的时候，他的右手就负了伤，不得不截掉。按规定，伤好了，发路费，劝他回家去的，可是他不走，坚决不走。他对红军医院尽心尽力为他治伤，心里非常感激，又看到红军官兵平等，团结友爱，心里非常羡慕，更不想走了。没有右手，打不了枪，他就到炊事班去帮忙做饭、烧火、背锅、担米；还冒着枪林弹雨送水送饭，抢救伤员，表现是很突出的。我们部队开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在极其艰难险恶的环境，他吃苦耐劳、勇敢坚定，博得了大家的喜爱；经他再三请求，部队领导才批准收留他参加了红军。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进一步受到了考验和锻炼，入了党，从战士到炊事班长，再到直属机关指导员、兵站站长，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恶习”“旧病”呀，是不是我们这些人太官僚了呢？这个同志也不是没有远离领导执行过任务，将近十年斗争环境的生死考验，证明是一个很不错的同志嘛！怎么突然之间会是这个样子呢……
根据粟裕的建议，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决定：再次派那位科长前去兵站，专就“强迫成婚”一事，重做深入调查。并郑重要求：务必倾听群众反映和当事人（新娘及其父母）申诉。
二次受命的这位科长，重返兵站，再做调查之后，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他这次赶回指挥部复命的急切心情，比上次更加急切。他向陈、粟等首长再次汇报此事时，面有愧色，十分内疚；同时也洋溢着抑制不住的激动和兴奋——王永安在兵站工作克勤克俭，忠于职守，深得兵站同志和驻地群众的信赖。当时我军皆借住在老百姓家里，王的房东是世世代代勤劳耕种的贫农，老两口看着这位“老百姓的贴心人”——新四军兵站站长，为了抗日工作而起早贪黑忙里忙外，却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料理好自己的生活，难得吃上一顿热饭，连洗脸毛巾也拧不干。房东老两口对他是既喜欢又同情，于是跟村里的一些老人一起商量，為了使王站长能更好地做好革命工作，为老百姓办事，想把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他，以方便照料他的生活。村民们对王永安无不称颂，都说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谁家姑娘嫁给这位新四军“独臂将军”是谁家姑娘的福气。而姑娘本人，因为平时就遵双亲之命，对王负有关心照顾之责，见他忠厚老实，待人和气，体魄健壮，虽然只有一只手，却比有两只手的人还能干，早有敬慕之心，也就大大方方地接受了这门亲事。由于兵站驻地距上级领导很远，敌人又封锁很严，于是，在“始终没有来得及报告新四军首长”的情况下，就在全村敲锣打鼓，欢呼祝贺声中，热热闹闹地举行了婚礼。
当得知王永安为此惹怒上级，新娘和她的双亲心急如焚；村里人们更是愤愤不平，议论纷纷。为此事第二次进村调查的科长，被村中一位最年长的老人（也是主婚人）拉住质问：“为什么说是强迫成婚呢？如果硬要说是强迫，决不是你们新四军强迫，而是我们老百姓强迫！王站长身残志坚，恪尽职守，日夜操劳，多有不便；全村人都心疼他，房东两口子信得过他，房东的独生女又真心喜欢他——军民结成百年之好，真可谓天赐良缘，岂料喜事刚办完，祸从天降！请问劳苦功高的王站长何罪之有？新四军和老百姓还是不是一家人……”
根据上述情况，全体科以上干部再次开会讨论时，大家一致认为，不经请示批准而结婚，毕竟是错误的，应该给予批评教育。但此事的发生，又确有它的特殊性，实属特殊环境特殊情况所致；尤其重要的是，非但谈不上什么“强迫”，未造成不良影响，反倒极其生动地体现了新四军和老百姓难解难分的鱼水之情。因此会议决定：解除关押，免予处分。
会议刚要结束，披红挂绿的新娘在其父母陪伴下，由一群村民簇拥着，急匆匆地赶了来“要求晋见新四军首长！”陈毅闻声，当即离座出迎，并当众宣布了会议决定，立即下令释放新郎，还具体指示警卫员给王永安洗脸刮胡子，换上新军服，整整齐齐、高高兴兴地来向岳父母施以大礼，同新娘子夫妻团聚……
“不枪毙王永安了！王永安放出来了！”消息传开，群情沸腾。后来，王永安又担负了新四军后方医院院长的重任。他的妻子，在父母积极支持下，也参加了新四军，组织上安排她在王永安任院长的医院工作。
新郎姓王，名永安，是新四军的一位兵站站长。
这年的暮春时节，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派出了一位科长，前往兵站检查工作。使这位科长大惑不解的是，兵站站长竟然在贴有大红喜字的新房里接待他并向他汇报工作；尤其使这位科长惊讶的是，兵站站长的“工作汇报”中，居然有一条堂而皇之的内容——说自己结婚了。要知道，在当时抗战的大背景下，部队干部战士结婚都有严格规定，并必须得到组织的批准，因此，这位科长以为自己听错了，当得到站长重复肯定的回答之后，来了一位漂亮的姑娘，步履轻盈地径自入屋；她见屋里有外人，又听王说是“上级派来检查工作的领导”，顿现畏惧之态，并慌里慌张地夺门而逃……
于是，这位科长不再听取汇报，也无心再做了解，立即赶回领导机关，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做了如下汇报：在远离领导、独处一隅的偏僻环境，当过白军的王永安，恶习不改，旧病复发，强迫民女与之成婚……
科长既是目睹耳闻，判断又极合乎逻辑：傻大黑粗的“广西蛮子”（王是广西人），又是个残疾人（少了一只手），是不可能被标致的江南女子相中而自愿成婚的，用不着问，定是强迫。那姑娘见了王永安拔腿就跑，这不是再明显不过的证明吗？！
“强占民女？这还了得！马上派人去，把王永安捆绑关押，等候处理！”与粟裕一起听取汇报的陈毅大发雷霆。众人也无不意外气愤。在随即召开的全体科以上干部专就此事讨论处理意见的会上，有人提出，为了严肃军纪、党纪，挽回政治影响，取信于民，对王必须立即开除党籍、军籍，就地宣判执行枪决。当时规定，干部和战士都不准结婚，身居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正、副指挥的陈毅和粟裕也均未结婚。何况处于敌后极为艰难之时，伪顽和国民党部队与我又时有摩擦，人心的向背直接决定着我军的胜负，群众纪律尤显重要。所以，当时对此事所持的严厉态度，实为维护党纪军纪所必需。
粟裕在大家发言时，一直沉思不语。陈毅在大家发言后征询他的意见。他想了想，说道，党纪军纪必须严肃，对人的处理也必须慎重。开除和枪毙一个同志，更要考虑再三，不可匆忙决定。王永安是当过白军，但那是被迫的嘛！才十岁刚出头的孩子，被白军抓了去，给一个连长当勤务兵，不过是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白军“围剿”井冈山的时候，他的右手就负了伤，不得不截掉。按规定，伤好了，发路费，劝他回家去的，可是他不走，坚决不走。他对红军医院尽心尽力为他治伤，心里非常感激，又看到红军官兵平等，团结友爱，心里非常羡慕，更不想走了。没有右手，打不了枪，他就到炊事班去帮忙做饭、烧火、背锅、担米；还冒着枪林弹雨送水送饭，抢救伤员，表现是很突出的。我们部队开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在极其艰难险恶的环境，他吃苦耐劳、勇敢坚定，博得了大家的喜爱；经他再三请求，部队领导才批准收留他参加了红军。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进一步受到了考验和锻炼，入了党，从战士到炊事班长，再到直属机关指导员、兵站站长，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恶习”“旧病”呀，是不是我们这些人太官僚了呢？这个同志也不是没有远离领导执行过任务，将近十年斗争环境的生死考验，证明是一个很不错的同志嘛！怎么突然之间会是这个样子呢……
根据粟裕的建议，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决定：再次派那位科长前去兵站，专就“强迫成婚”一事，重做深入调查。并郑重要求：务必倾听群众反映和当事人（新娘及其父母）申诉。
二次受命的这位科长，重返兵站，再做调查之后，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他这次赶回指挥部复命的急切心情，比上次更加急切。他向陈、粟等首长再次汇报此事时，面有愧色，十分内疚；同时也洋溢着抑制不住的激动和兴奋——王永安在兵站工作克勤克俭，忠于职守，深得兵站同志和驻地群众的信赖。当时我军皆借住在老百姓家里，王的房东是世世代代勤劳耕种的贫农，老两口看着这位“老百姓的贴心人”——新四军兵站站长，为了抗日工作而起早贪黑忙里忙外，却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料理好自己的生活，难得吃上一顿热饭，连洗脸毛巾也拧不干。房东老两口对他是既喜欢又同情，于是跟村里的一些老人一起商量，為了使王站长能更好地做好革命工作，为老百姓办事，想把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他，以方便照料他的生活。村民们对王永安无不称颂，都说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谁家姑娘嫁给这位新四军“独臂将军”是谁家姑娘的福气。而姑娘本人，因为平时就遵双亲之命，对王负有关心照顾之责，见他忠厚老实，待人和气，体魄健壮，虽然只有一只手，却比有两只手的人还能干，早有敬慕之心，也就大大方方地接受了这门亲事。由于兵站驻地距上级领导很远，敌人又封锁很严，于是，在“始终没有来得及报告新四军首长”的情况下，就在全村敲锣打鼓，欢呼祝贺声中，热热闹闹地举行了婚礼。
当得知王永安为此惹怒上级，新娘和她的双亲心急如焚；村里人们更是愤愤不平，议论纷纷。为此事第二次进村调查的科长，被村中一位最年长的老人（也是主婚人）拉住质问：“为什么说是强迫成婚呢？如果硬要说是强迫，决不是你们新四军强迫，而是我们老百姓强迫！王站长身残志坚，恪尽职守，日夜操劳，多有不便；全村人都心疼他，房东两口子信得过他，房东的独生女又真心喜欢他——军民结成百年之好，真可谓天赐良缘，岂料喜事刚办完，祸从天降！请问劳苦功高的王站长何罪之有？新四军和老百姓还是不是一家人……”
根据上述情况，全体科以上干部再次开会讨论时，大家一致认为，不经请示批准而结婚，毕竟是错误的，应该给予批评教育。但此事的发生，又确有它的特殊性，实属特殊环境特殊情况所致；尤其重要的是，非但谈不上什么“强迫”，未造成不良影响，反倒极其生动地体现了新四军和老百姓难解难分的鱼水之情。因此会议决定：解除关押，免予处分。
会议刚要结束，披红挂绿的新娘在其父母陪伴下，由一群村民簇拥着，急匆匆地赶了来“要求晋见新四军首长！”陈毅闻声，当即离座出迎，并当众宣布了会议决定，立即下令释放新郎，还具体指示警卫员给王永安洗脸刮胡子，换上新军服，整整齐齐、高高兴兴地来向岳父母施以大礼，同新娘子夫妻团聚……
“不枪毙王永安了！王永安放出来了！”消息传开，群情沸腾。后来，王永安又担负了新四军后方医院院长的重任。他的妻子，在父母积极支持下，也参加了新四军，组织上安排她在王永安任院长的医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