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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工业化革命带来了生活便利，这一光荣历程已经载入史册，因为许多国家存在着贫富差距以及资源短缺，使人类对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产生了质疑。甘地（Ghandi）曾经说过：“我不是一位经济学家，但看到越来越少的人正控制着有限资源，我越来越担心”。早在几十年前，罗马俱乐部发布的《The Limits to Growth》（增长的极限），认为产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模式给地球和人类自身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如何采取有效的手段消除经济中的贫富差距，减少经济发展而带来的生态破坏和环境风险，解决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的巨大矛盾，这就迫使人类开始关注全球生态退化等一系列与人类自身发展相关的问题，这也是提出中国绿色变革的主要目的。结合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以解决经济发展的压力与生态安全的可持续性发展等难题，建设生态文明和实现“中国梦”，就是当今中国经济学工作者的历史重任。我们欣慰地看到，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到这一绿色变革中，这是人类的希望所在。
重建世界经济的发展轨道
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需要对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行彻底的反思。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以GDP总量作为衡量标准的价值取向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以及全球范围内的贫富悬殊。这直接导致了代际不公正现象的出现，同时对当代人的生活也造成了严重威胁。而“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已被公认为一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战略。
绿色变革要求人们从追求数量的高污染、高排放、高消耗向追求经济发展质量、注重环境保护与改善、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2008年10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了全球绿色新政的概念，国际人士开始呼吁以公正、包容、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面向未来，为构建并提升国家绿色竞争力提供全新的平台。
探讨中国经济的绿色之路
美国诗人缪丽尔·鲁凯泽（MurielRukeyser）说过，宇宙是由故事而非原子构成（The Universe is made of stories， not atoms）。同样，“中国绿色变革”作为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重大事件，也是由无数激动人心的故事构成。中国要成为绿色变革的主力军，就要更大的释放社会的活力，正义的、积极的、有序的社会组织的力量不可忽视。其实，中国改革的成功就是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实现了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历史性重大变化。这一切都是源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路线的指引，是打破“两个凡是”“计划经济”等禁区，充分体现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事求是、改革创新的结果。今天我们积极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着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的工作，同样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参与。绿色变革的战略选择，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将自身优势与全球化趋势有机结合，而“中国道路”对于“全球价值”的贡献，在于为其它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范例，同时也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选择发展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采取了 “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这种缺乏国际技术“专利、标准和品牌”的出口生产方式，产品出口国外，把污染留给自己，不仅付出了生态环境退化的高昂代价，而且也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伤害。经济高速发展造成了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环境问题已经是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资源、环境约束最为严重的时期，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尚未完成，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任务依然艰巨。要化解经济快速发展对资源、能源消耗的高度依赖，跨越资源、能源的瓶颈约束，推动绿色发展是中国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此外，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工厂”，在于企业的低成本战略，即用资源、环境和劳动力的“血本”换取发展，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上，中国企业普遍因产业技术水平低、创新活力不足和市场竞争力差而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一旦出现原材料价格上涨、节能环保标准提高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世界工厂”就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势必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安全。
确定绿色变革的发展重点
中国的绿色变革将带来一系列的变化：从经济体制来看，中国经济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经济形态分析，正在从封闭型经济转向开放型经济；从经济类别判断，正在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经济趋势分析，正在从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发展的趋势；从经济特征来看，正在从生产主导型转向流通主导型；从经济动力看，正在从供应约束型转向需求约束型；从经济驱动模式分析，正在从模仿型经济转向创新型经济；从经济层次解剖，正在从粗放型经济转向集约型经济；从经济管理模式判断，正在从政府主导型转向市场主导型；从经济质量分析，正在从速度型经济转向和谐发展型经济。
总之，中国绿色变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经济体制转型。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新型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经济转型模式，成为经济充满活力的源泉。在经济制度方面，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努力形成各种所有制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在分配制度方面，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其二，发展方式转型。面对中国工业化所呈现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现象，“转型论”凸显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即摒弃原有经济发展过分依赖资源投入、出口需求、投资拉动的模式，逐步从经济增长中的经济建设转向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文明，经济发展模式由数量驱动型逐渐转变为质量驱动型，杜绝盲目追求GDP、漠视环境成本、土地等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的作法，通过资源节约、治污减排，将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的“两型社会”建设变成全社会的自觉行动。中国的“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先后提出了使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认为“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生态文明水平。” 中国提出了发展方式的转型重点，围绕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量、促进生态保护和修复、加强水利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六个方面，制定中国的绿色发展战略。这标志着中国进入“绿色发展时代”转型期。诚然，中国需要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国内市场到国外市场，需要不断借鉴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转型之路。
此外，中国企业通过开拓新兴市场、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品结构、创新管理技术，抢占产业制高点，大大提升了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的商业模式、巨大市场和众多人才吸引了众多的国际合作者。正如国际战略创新专家安纽·古普塔（Anil K. Gupta）在《展望2020：中国创新之路》一文中所言：“中国面临的独特机遇和挑战赋予了中国成为世界创新主宰者的潜质，在全球整合的经济条件下，许多重要的创新活动来自中国，中国在诸多重要领域面临机会与挑战，主要包括：能源、环境、基础建设、人口密度、老龄化、生物技术、以及移动设备等，中国应重点以此开展创新活动”。长期关心中国改革的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时任科隆大学校长古德曼教授（Gernot Gutmann）认为经济转型中应该关注环境保护、通货膨胀、区域发展失衡的三大问题。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地解决上述问题，中国经济腾飞将不断持续。
中国绿色变革的主要举措
在中国绿色发展过程中，国际上也出现了中国发展“威胁论”“崩溃论”“风险论”和“傲慢论”“强硬论”等观点，这也反映了迅速发展的中国对既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的巨大影响。中国政府倡导实施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我们全面认识自然生态系统价值的生态、经济和精神三重属性。实现从重经济价值向三种价值并重的全面转型，通过法制、政策和市场多种途径综合体现生态系统的价值属性，保障人们对于生态安全而美好、物质丰裕而有文化品味等多方面的需要，加速推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我很荣幸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郭晓鸣研究员一道，先后多次前往四川省通江县泥溪乡开展实证研究，郭院长作为著名农业专家，其学术思想对于农村的绿色变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从中体会到，绿色变革的主要举措应该有：
举措1：加强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是要使全社会增强生态意识、繁荣生态文化、树立生态道德、弘扬生态文明、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价值观。一是实现从工业文明观向生态文明观的转变。二是加强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深化研究，逐步建立和完善系统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体系及其评价体系。三是打造生态文化载体，包括生态科学技术和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基地、示范项目、宣教基地、文化基础设施等。推出宣传生态文明观念的系列产品，包括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书画作品等。四是推进环境友好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模式，营造生态文明的社会制度与氛围。制定有利于推进节约资源能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倡导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促进绿色科技发展、生态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制度与机制，大力推进企业环保责任建设，营造以文明、健康、环保、科学生产、生活方式为主导的社会潮流和社会氛围，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社会基础。
举措2：强化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与建设。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与建设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物质基础。一是建立自然生态系统评价与价值评估体系，为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的支持。二是大力加强环境保护，将污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控制在最小程度。三是推进生态保护与建设，保障生态安全。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要求，把经济发展控制在自然生态承载力之内。加强生态功能区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发挥自然修复作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天然草原植被恢复、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和防沙治沙等生态治理工程。积极推进生态省、生态市、生态县、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和环境优美乡镇等生态示范创建工作，为促进生态保护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积累经验。
举措3：积极推进生态经济系统建设。生态经济系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持续动力。打造生态产业是以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为目标，以技术创新为动力，实现农业产业化，产业生态化，高生产、低消耗、零污染。一是发展生态农业。在保护、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遵循生态学、生态经济学规律，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将农业生态系统同农业经济系统有机结合起来，取得最大的生态经济整体效益。二是发展生态工业，将企业生产所产生的废品和废物成为其他企业的生产原料，实施区域清洁生产，同时通过实施ISO9000质量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形成资源利用率高、污染低、经济与环境效益高的生产体系。三是发展生态旅游。依托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等区域，游人在保护生态和欣赏大自然的过程中，学习自然知识，受到环境保护的教育，陶冶情操。开展生态旅游，可全面实现生态系统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精神价值。四是发展生态服务业。大力发展以绿色商贸、绿色物流为重点的生态服务业，加快传统服务业向生态服务业转型。
举措4：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研究起草《生态安全法》《生态补偿管理条例》等关乎生态保护的重大法律法规，使生态保护和实施生态补偿机制走上法制化轨道。在总结生态补偿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推进生态补偿机制在全国各区域、各领域的实施，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展望绿色变革的未来前景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综合实力在近些年有了显著的提高。同时，中国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体还排在世界90位左右，人口老龄化、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纵观全球，世界经济处于进一步转型调整之中，总体上呈复苏态势，但下行压力明显加大。这种深度转型调整，不仅有发展模式的转型调整，而且也有经济结构的转型调整，同时还有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结构的转型调整。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转型的成效，将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其实，研究中国绿色变革还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它不仅承接有洋务运动以来的历史创痕与创新思想，而且又要试图摆脱现有体制中的传统意识形态束缚。正因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史以来如此丰富、复杂而又独特的案例，足以向西方经济科学提出许多挑战性的问题，为人类经济的“绿色发展”提供具有借鉴价值的创新成果。
自古以来，“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一个民族最伟大的创造是思维的创造、理论的创造，中国开启的绿色变革既是思维创造和理论创造的成果，又是思维和理论进一步创造的基础和动力。如果说未来学大师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几十年前曾预测人类社会从农业化、工业化之后将进入信息化的 “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那么二十一世纪在经济领域所呈现的生态发展以及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的转型，将成为引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第四次浪潮”。
当今的中国绿色变革实质上就是一个国家“做梦、圆梦和价值实现”的过程。同时，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的不断加深，政治民主将成为中国新世纪的重要议程，“中国梦”从本质上看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既要兼顾经济发展，又要强调政治民主与生态环境的治理。一方面提升国家实力，另一方面努力增长国民幸福指数。只有使人民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才能保证梦想成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当今社会，人类需要关注的“兴亡”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包括政治、文化、科技、环境等诸多领域。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要想成为地区和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必须要求“中国梦”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时，中国必须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生态文明的建设，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稳定器。毫无疑问，中国当今的绿色变革之路，将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实践而永载史册。
重建世界经济的发展轨道
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需要对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行彻底的反思。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以GDP总量作为衡量标准的价值取向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以及全球范围内的贫富悬殊。这直接导致了代际不公正现象的出现，同时对当代人的生活也造成了严重威胁。而“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已被公认为一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战略。
绿色变革要求人们从追求数量的高污染、高排放、高消耗向追求经济发展质量、注重环境保护与改善、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2008年10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了全球绿色新政的概念，国际人士开始呼吁以公正、包容、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面向未来，为构建并提升国家绿色竞争力提供全新的平台。
探讨中国经济的绿色之路
美国诗人缪丽尔·鲁凯泽（MurielRukeyser）说过，宇宙是由故事而非原子构成（The Universe is made of stories， not atoms）。同样，“中国绿色变革”作为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重大事件，也是由无数激动人心的故事构成。中国要成为绿色变革的主力军，就要更大的释放社会的活力，正义的、积极的、有序的社会组织的力量不可忽视。其实，中国改革的成功就是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实现了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历史性重大变化。这一切都是源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路线的指引，是打破“两个凡是”“计划经济”等禁区，充分体现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事求是、改革创新的结果。今天我们积极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着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的工作，同样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参与。绿色变革的战略选择，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将自身优势与全球化趋势有机结合，而“中国道路”对于“全球价值”的贡献，在于为其它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范例，同时也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选择发展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采取了 “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这种缺乏国际技术“专利、标准和品牌”的出口生产方式，产品出口国外，把污染留给自己，不仅付出了生态环境退化的高昂代价，而且也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伤害。经济高速发展造成了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环境问题已经是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资源、环境约束最为严重的时期，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尚未完成，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任务依然艰巨。要化解经济快速发展对资源、能源消耗的高度依赖，跨越资源、能源的瓶颈约束，推动绿色发展是中国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此外，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工厂”，在于企业的低成本战略，即用资源、环境和劳动力的“血本”换取发展，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上，中国企业普遍因产业技术水平低、创新活力不足和市场竞争力差而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一旦出现原材料价格上涨、节能环保标准提高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世界工厂”就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势必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安全。
确定绿色变革的发展重点
中国的绿色变革将带来一系列的变化：从经济体制来看，中国经济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经济形态分析，正在从封闭型经济转向开放型经济；从经济类别判断，正在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经济趋势分析，正在从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发展的趋势；从经济特征来看，正在从生产主导型转向流通主导型；从经济动力看，正在从供应约束型转向需求约束型；从经济驱动模式分析，正在从模仿型经济转向创新型经济；从经济层次解剖，正在从粗放型经济转向集约型经济；从经济管理模式判断，正在从政府主导型转向市场主导型；从经济质量分析，正在从速度型经济转向和谐发展型经济。
总之，中国绿色变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经济体制转型。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新型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经济转型模式，成为经济充满活力的源泉。在经济制度方面，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努力形成各种所有制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在分配制度方面，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其二，发展方式转型。面对中国工业化所呈现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现象，“转型论”凸显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即摒弃原有经济发展过分依赖资源投入、出口需求、投资拉动的模式，逐步从经济增长中的经济建设转向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文明，经济发展模式由数量驱动型逐渐转变为质量驱动型，杜绝盲目追求GDP、漠视环境成本、土地等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的作法，通过资源节约、治污减排，将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的“两型社会”建设变成全社会的自觉行动。中国的“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先后提出了使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认为“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生态文明水平。” 中国提出了发展方式的转型重点，围绕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量、促进生态保护和修复、加强水利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六个方面，制定中国的绿色发展战略。这标志着中国进入“绿色发展时代”转型期。诚然，中国需要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国内市场到国外市场，需要不断借鉴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转型之路。
此外，中国企业通过开拓新兴市场、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品结构、创新管理技术，抢占产业制高点，大大提升了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的商业模式、巨大市场和众多人才吸引了众多的国际合作者。正如国际战略创新专家安纽·古普塔（Anil K. Gupta）在《展望2020：中国创新之路》一文中所言：“中国面临的独特机遇和挑战赋予了中国成为世界创新主宰者的潜质，在全球整合的经济条件下，许多重要的创新活动来自中国，中国在诸多重要领域面临机会与挑战，主要包括：能源、环境、基础建设、人口密度、老龄化、生物技术、以及移动设备等，中国应重点以此开展创新活动”。长期关心中国改革的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时任科隆大学校长古德曼教授（Gernot Gutmann）认为经济转型中应该关注环境保护、通货膨胀、区域发展失衡的三大问题。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地解决上述问题，中国经济腾飞将不断持续。
中国绿色变革的主要举措
在中国绿色发展过程中，国际上也出现了中国发展“威胁论”“崩溃论”“风险论”和“傲慢论”“强硬论”等观点，这也反映了迅速发展的中国对既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的巨大影响。中国政府倡导实施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我们全面认识自然生态系统价值的生态、经济和精神三重属性。实现从重经济价值向三种价值并重的全面转型，通过法制、政策和市场多种途径综合体现生态系统的价值属性，保障人们对于生态安全而美好、物质丰裕而有文化品味等多方面的需要，加速推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我很荣幸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郭晓鸣研究员一道，先后多次前往四川省通江县泥溪乡开展实证研究，郭院长作为著名农业专家，其学术思想对于农村的绿色变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从中体会到，绿色变革的主要举措应该有：
举措1：加强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是要使全社会增强生态意识、繁荣生态文化、树立生态道德、弘扬生态文明、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价值观。一是实现从工业文明观向生态文明观的转变。二是加强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深化研究，逐步建立和完善系统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体系及其评价体系。三是打造生态文化载体，包括生态科学技术和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基地、示范项目、宣教基地、文化基础设施等。推出宣传生态文明观念的系列产品，包括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书画作品等。四是推进环境友好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模式，营造生态文明的社会制度与氛围。制定有利于推进节约资源能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倡导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促进绿色科技发展、生态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制度与机制，大力推进企业环保责任建设，营造以文明、健康、环保、科学生产、生活方式为主导的社会潮流和社会氛围，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社会基础。
举措2：强化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与建设。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与建设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物质基础。一是建立自然生态系统评价与价值评估体系，为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的支持。二是大力加强环境保护，将污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控制在最小程度。三是推进生态保护与建设，保障生态安全。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要求，把经济发展控制在自然生态承载力之内。加强生态功能区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发挥自然修复作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天然草原植被恢复、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和防沙治沙等生态治理工程。积极推进生态省、生态市、生态县、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和环境优美乡镇等生态示范创建工作，为促进生态保护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积累经验。
举措3：积极推进生态经济系统建设。生态经济系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持续动力。打造生态产业是以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为目标，以技术创新为动力，实现农业产业化，产业生态化，高生产、低消耗、零污染。一是发展生态农业。在保护、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遵循生态学、生态经济学规律，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将农业生态系统同农业经济系统有机结合起来，取得最大的生态经济整体效益。二是发展生态工业，将企业生产所产生的废品和废物成为其他企业的生产原料，实施区域清洁生产，同时通过实施ISO9000质量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形成资源利用率高、污染低、经济与环境效益高的生产体系。三是发展生态旅游。依托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等区域，游人在保护生态和欣赏大自然的过程中，学习自然知识，受到环境保护的教育，陶冶情操。开展生态旅游，可全面实现生态系统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精神价值。四是发展生态服务业。大力发展以绿色商贸、绿色物流为重点的生态服务业，加快传统服务业向生态服务业转型。
举措4：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研究起草《生态安全法》《生态补偿管理条例》等关乎生态保护的重大法律法规，使生态保护和实施生态补偿机制走上法制化轨道。在总结生态补偿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推进生态补偿机制在全国各区域、各领域的实施，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展望绿色变革的未来前景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综合实力在近些年有了显著的提高。同时，中国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体还排在世界90位左右，人口老龄化、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纵观全球，世界经济处于进一步转型调整之中，总体上呈复苏态势，但下行压力明显加大。这种深度转型调整，不仅有发展模式的转型调整，而且也有经济结构的转型调整，同时还有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结构的转型调整。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转型的成效，将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其实，研究中国绿色变革还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它不仅承接有洋务运动以来的历史创痕与创新思想，而且又要试图摆脱现有体制中的传统意识形态束缚。正因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史以来如此丰富、复杂而又独特的案例，足以向西方经济科学提出许多挑战性的问题，为人类经济的“绿色发展”提供具有借鉴价值的创新成果。
自古以来，“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一个民族最伟大的创造是思维的创造、理论的创造，中国开启的绿色变革既是思维创造和理论创造的成果，又是思维和理论进一步创造的基础和动力。如果说未来学大师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几十年前曾预测人类社会从农业化、工业化之后将进入信息化的 “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那么二十一世纪在经济领域所呈现的生态发展以及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的转型，将成为引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第四次浪潮”。
当今的中国绿色变革实质上就是一个国家“做梦、圆梦和价值实现”的过程。同时，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的不断加深，政治民主将成为中国新世纪的重要议程，“中国梦”从本质上看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既要兼顾经济发展，又要强调政治民主与生态环境的治理。一方面提升国家实力，另一方面努力增长国民幸福指数。只有使人民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才能保证梦想成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当今社会，人类需要关注的“兴亡”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包括政治、文化、科技、环境等诸多领域。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要想成为地区和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必须要求“中国梦”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时，中国必须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生态文明的建设，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稳定器。毫无疑问，中国当今的绿色变革之路，将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实践而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