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还小的时候，我每年都写一篇《新春寄语》，为了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给儿子，也给自己。转眼间儿子大了，像小鸟一样扑棱扑棱地飞了，而我自己也是人生过半了，总结也写大了，自觉不觉地对自己的前半生进行盘点。倒不是刻意想把过去的一切都弄明白，只是，不眠之夜，总是与过去的一切不期而遇。青春，爱情，事业上的得失，等等等等，就像电影镜头一样闪过，瞬间擦亮在生存的夹缝里日益暗淡的记忆。我喜欢这种感觉，与过去相遇，既是回味，也是重新审视当下的自己。而在回味中，文学，似乎总是显得那样若即若离，但又始终不弃。尴尬有之，伤感有之，庆幸亦有之。
　　时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当你处于困境时，它让你度日如年；当你“人生得意马蹄急”时，它又如白驹过隙。而这两种不同的感受，均来自比喻。比喻是文学功能的一种。当然，人生不能都是比喻，人生有它确凿而又坚硬的质地。但比喻，却是人生的一种调味品，它能让坚硬的人生在某一时刻柔软下来。所以，我愿意我的人生里多一点比喻，多一点模糊不清的情愫。而文学，给了我这种感受。屈指一算，我和文学的情缘竟有30多年了，风雨阴晴，她一直都默默地陪伴我，陪我度过了人生无数的低谷和高潮。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文学终究没有成为我生活的主体。尤其是从一个大型国企下岗之后，为了生活我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她。许多时候，她只是一种别于生存的呼吸和表达。可以这样说，她并非空气和粮食，但她却有空气和粮食一样的作用。所以，当我因生存而怠慢她的时候，那不是我的初衷，那是生存所迫，那种感觉是十分痛苦的。
　　然而，正如那些经典作家所言，生活永远是写作的源泉。我为生活打拼的日子里，“谋生”没有让我离文学更远，相反，却为后来的写作积累了用之不尽的素材。我打工、创业，去寻找各种能赚钱的方式和机会，三百六十行我干了有三分之一；开商店、开公司，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那些似乎只在影视里才有的经历，我真真切切地都演绎了一回。在那段日子里，我用肉体和精神体验到了文字里的痛苦与挣扎，泪水与喜悦。我觉得我和曾经只活在书本里的人物有了血脉相连的关系。他们提前排练了我的人生，我演绎他们早已写好的故事。就是这样，文学与生活不是两张皮，而是同一事物的正反面。我的经历，就是文学的生活版，我的创作，也无非就是我生活的文字形式。
　　我曾是一名国企的下岗职工。当时与我同时下崗的还有1800多人，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虽然平时报纸上也有过下岗再就业的宣传，但未雨绸缪从来都是少数人的事情，普通人都有惰性，得过且过，车到山前必有路的思维影响了许多人的判断。所以，当有一天下岗成为现实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懵了。他们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却又不得不接受残酷的现实。尤其是，这些下岗者都是工薪阶层，几乎没有什么积蓄，低头摸摸衣兜，没钱，抬头看看远方，没路。就如同动物园里习惯了等食的猴子被突然赶上山与山野之猴一块去抢食吃，它们的收获和遍体伤痕比起来少之又少。然而，只要还活着，生活赋予他们的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儿子、女儿的岗位是永远下不得的。对我而言，生活拮据而导致家庭不睦，又因不睦之家裂变成精神上、肉体上的痛苦。而这，便是我写这部小说的第一冲动。
　　正因为那种状况我曾经历过，所以，2007年，当我的事业小有成就之后，我大量吸收了下岗职工和失地农民。我了解那些下岗工人的生活状态，理解他们有苦说不出的尴尬。我给他们上全额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我不愿看到他们像我当初一样连保险都交不起。有一次来到荒草凄凄的老厂区（下岗前的啤酒厂），眼前的一切都变了，但昔日的场景却一幕幕浮现在眼前——1987年一场山洪围了全厂280名职工三天三夜，大家没有一个退却，没有一个埋怨，而是众志成城，用血肉之躯堵住了缺口，保住当时的老厂。“洪水散去，看着灌满水的啤酒瓶站满了厂区所有的空地，仿佛在向这些英雄职工、干部致敬……”这是我在当时一篇报告文学中写下的最后一句话。
　　还有一次，我来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扩建的新厂，所有与啤酒液接触的容器都是耀眼的不锈钢制品。灌装和发酵大部分是当时国际上比较先进的德国生产的设备。可是，除了空荡荡的厂房，连手掌大的铁块都没见到。我站在当年易拉罐车间，左腿隐隐作痛。建这个车间时，我参加义务劳动，三个晚上没合眼，困得一锤子下去打在自己的左腿上，粉碎性骨折，留下了永远的伤痛和纪念。这个厂子的每块砖几乎都认识我，这个厂子的每个角落都有我留下的身影。20年的时间，从操作工开始干起，一直到了厂长助理，我几乎轮遍了厂内的管理岗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为这个厂子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元老级员工之一。它见证了我的奋斗，也见证了我的失落，我想为它写点什么，让它进入文学的历史。这是我创作《渝水两岸》第二个冲动。
　　文学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这是文学常识。我不可能把过去的一切都写进去。我必须按照写作的伦理来构思这部作品。生活教给了许多，我必须学会选择和取舍。我希望这个故事不那么伤感，我希望这个故事能给人一点希望。所以，从第十章开始，我有意让好人的愿望代替了残酷的现实。这当然不是鲁迅所谓的听将令的曲笔，它只是我的愿望。内心深处，我不希望我的作品让读者产生绝望的感受。然而，退一步不等于颠覆初衷。在对人生真谛的探索、对生命本真的揭示上我并未妥协。所以，在整个构架上围绕别样风光的“两岸”，不仅凸显在主线上，同时在“辅线”以及很多细节中也做了最大的努力。正因如此，小说呈现了一种人生美好理想与现实的错位，也就是该作品讨论会上教授提到的“拧巴”。杨昊和孟桦的拧巴有程馨和程诺的拧巴，老厂长于生集于一身的拧巴，杨昊想干时干不成、不想干时非得干的拧巴等等。而这种“拧巴”却构成了作品奇特的张力，许多读者这样说。
　　对这部小说，有许多专家学者热情的鼓励和积极的评价，当然也有一些善意的批评，我们都虚心接受。有的朋友问你们能不能再写一部《渝水两岸》，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完成整个故事和人物命运的走向，我无法回答。因为，生活在变，我的感受也在变，我无法预测未来，只能感知当下。在当下活着，在当下写着。至于作品本身，已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历史，以后我也许会做出不同程度的修改，但现在，它就是这个样子，任读者阅读和评说。
　　（作者简介：杨立秋，男，60后，秦皇岛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已在《北京文学》《鸭绿江》等核心期刊发表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一百余万字，并多次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