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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之上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各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多党合作的行动指南，同时也为解决世界各种类型政党制度面临的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模式。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新型政党制度 中国模式
【中图分类号】D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7.00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联组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新型政党制度”的论断，并对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渊源、实践基础、根本性质、战略地位、特点优势、价值功能、发展路径以及世界意义作了全面阐述，是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多党合作的行动指南，是解决世界各种类型政党制度面临难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新型政党制度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这就明确指出了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的两个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二是中华优秀文化。
早在170年前，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际，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之时，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提出了多党合作思想。一是共产党人应该团结其他工人政党；二是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中可以同其他民主政党结成联盟；三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同其他政党的联合中，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坚持对同盟者的批评权利。[2]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第一次提出了在国家政权中实行社会主义多党制的构想，具体规定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和维护苏维埃政权等基本原则。根据列宁的构想，布尔什维克党一度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联合政府，后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自己退出了政府，苏联最终形成了一党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多党合作理论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同中国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以和为贵的传统政治文化相结合，明确提出了多党合作的思想。1941年11月，毛泽东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3]而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三三制”政权，就是多党合作制度的雏形。由此可见，多党合作在中国之所以能行得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华优秀文化相契合的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中国人民对政党和政党制度的探索，以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先生创建中国同盟会为起点，历经民国初年多党制模仿的失败，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破产，国共两党的合作与破裂，在实践中证明多党制、一党制、两党制都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产生的。[4]
在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除了国共两大党之外，还有第三种力量就是民主党派，其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分子。各民主党派虽在意识形态方面同中共有所不同，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不尽相同，但在反帝爱国、争取民主权利等方面，同中国共产党有着共同的政治要求。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党派为团结抗日奔走呼号；解放战争时期，各民主党派积极配合人民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前夕，各民主党派纷纷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突破国民党的层层封锁，陆续进入解放区。[5]1949年1月，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同年9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人民政府并担任要职。[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诞生，并由此揭开了新型政党制度的新篇章。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多党合作成绩斐然。因此，可以说，“新型政党制度”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创造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这就明确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现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世界上的政党制度，从意识形态上划分，可分为社会主义类型的政党制度和资本主义类型的政党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制度，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世界上只剩下五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势下，社会主义性质的多党合作制度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之上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各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植根于我国土壤，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鲜明特色。”[7]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次他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党制度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这种国体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这种国体相适应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一项根本政治制度，三项基本政治制度，构成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框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8]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党地位的前提下，通过支持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实现了政治参与面的扩大，具有多元的结构层次。不论我国社会经济制度、阶级阶层结构如何变化，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始终结构稳定，具有强大的适应性和包容力，是我国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制度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这里充分阐明了新型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政党制度从结构上可以笼统地划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多元化的政党制度结构模式，即两党制和多党制；第二种是一元化的政党制度结构模式，即一党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同于上述二者，是“多与一”相结合的政党制度结构模式。它既不是一党独揽，也不是多元竞争，而是把领导核心的一元性与结构的多元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治格局和基本特征，是合作型的政党制度模式。[9]这种政党制度模式既吸收了一党制具有的强大的组织和动员功能，同时又克服了一党制没有监督制约，一旦决策失误便万劫不复的弊端，如希特勒和苏联的一党制，发展快，覆灭也快；既吸收了两党制、多党制监督制衡的有效性，同时又克服了两党制、多党制互相倾轧、消耗内力的弊端。如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恶性竞争，直接导致特朗普政府在执政一年多的时间里，政府两次停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政党制度的理想设计，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政党制度模式。
政党制度决定政党关系。在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不是执政党同在野党或反对党的关系，而是执政党同参政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友党关系。这种和谐的新型政党关系，决定了政党之间不会为争夺政权而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互相拆台，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社会内耗，有利于调动全民族的力量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决定了政党之间不会出现各个政党轮流执政的局面，因而避免了政治危机中经常出现的政局不稳、政权频繁更迭、社会的政治秩序混乱等现象；决定了不会出现以一个政党的政策否定另一个政党的政策的情况，从而避免大政方针上的朝令夕改，大起大落，左右摇摆，使国家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10]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本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办成大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不要民主了，而是要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新型政党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是广泛民主和高度集中的统一、根本利益一致性和具体利益多样性的统一、充满活力和富有效率的统一。
新型政党制度能够通过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规范社会成员的政治行为，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有效解决了发展中国家因政治参与迅速扩大和政治参与渠道不畅而给政治体系带来的巨大压力，保证国家政治发展过程的有序展开，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稳步发展；能够拓宽利益表达渠道，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各民主党派代表其所联系的部分群众的具体利益，可以使社会各群体中的个别分散的意见、愿望和要求，得到系统综合反映，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11]能够有效进行民主监督，发现并克服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缺点和错误，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方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民主监督“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能够通过利益关系整合，正确处理和协调社会矛盾，把社会各阶级阶层群众团结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共识、凝聚人心、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不忘多党合作建立之初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坚定不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坚定不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坚定不移支持民主党派履行职能是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的思想。
关于如何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已经给出了答案。他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好体现这项制度的效能，着力点在发挥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要完善政党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建立健全知情和反馈机制，增加讨论交流的平台和机会，使协商对凝聚共识、优化决策起到作用。要从制度上保障和完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探索有效形式。要支持民主党派加强思想、组织、制度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力。”在这次讲话中，他再次强调，希望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增强责任和担当，共同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新时代多党合作舞台极为广阔，要用好政党协商这个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参政参到要点上，议政议到关键处。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有事多商量，是指规划发展蓝图或遇到困难和挑战时，执政党与参政党要一起商量办法和对策。有事好商量，是指不管问题多严重、道路多艰险，都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通过协商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有事会商量，是指“要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有度、言之有物，真诚协商、务实协商，道实情、建良言，努力在会协商、善议政上取得实效”。打铁还需自身硬，“各民主党派要弘扬优良传统，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努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提高到新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这就是说，新型政党制度不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世界政党发展史上的一种崭新模式，是一个伟大政治创造，为解决世界政党制度的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模式。
人类文明是丰富多彩的，政党制度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将政党制度放到国际化大背景下去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世界上各种类型的政党制度模式，都面临许多难以破解的问题。
苏联一党制的结束，宣告了一党制已经成为一种落后的、被淘汰的政党制度模式。英国是传统的两党制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是保守党和工党轮流执政。在2010年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的选举中，保守党以36%的得票率获得近48%的议席，工党以29%的得票率获得近40%的议席，而得票率23%的自民党只获得不到9%的议席，三党都不能单独组阁。[12]这次选举结果表明英国现行选举已形成对两党制的冲击，出现了“悬浮内阁”。德国的多党制组阁举步维艰，自2017年9月25日联邦议院选举后，德国陷入了为期5个多月的政治瘫痪局面，在经过艰难的谈判，直到2018年3月4日，德国社民党同意与默克尔领衔的联盟党结盟，默克尔终于组阁成功。美国的两党制不论是奥巴马的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的特朗普执政，政府都曾停摆，给美国和世界都带来了不良影响。非洲自上个世纪60年代独立以来，先后进行了多党制到一党制再到多党制的反复尝试，至今政治和社会仍然混乱不堪、动荡不已。
经过69年的实践，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理论日益发展，制度日臻完善，效果日新月异，完全可以为解决世界各种类型的政党制度难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政治难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模式。
[1]《习近平：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http：//www.xinhuanet.com/2018-03/04/c_1122485786.htm。
[2]孙信：《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的理论基础》，《新视野》，2012年第2期。
[3]《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9页。
[4]孙信：《我国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制度保证——学习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5][6]孙信：《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的理论基础》，《新视野》，2012年第2期。
[7]《习近平：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20/c_1115351358.htm。
[8]孙信、林萍：《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国家软实力》，《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9][11]孙信：《中国的政党制度：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10]孙信：《我国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制度保证——学习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12]边永坚：《高考文综卷两道政治选择题引发的思考》，《教学月刊（中学版）》，2011年第1期。
责 编/樊保玲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新型政党制度 中国模式
【中图分类号】D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7.00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联组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新型政党制度”的论断，并对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渊源、实践基础、根本性质、战略地位、特点优势、价值功能、发展路径以及世界意义作了全面阐述，是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多党合作的行动指南，是解决世界各种类型政党制度面临难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新型政党制度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渊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这就明确指出了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的两个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二是中华优秀文化。
早在170年前，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际，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之时，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提出了多党合作思想。一是共产党人应该团结其他工人政党；二是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中可以同其他民主政党结成联盟；三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同其他政党的联合中，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坚持对同盟者的批评权利。[2]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第一次提出了在国家政权中实行社会主义多党制的构想，具体规定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和维护苏维埃政权等基本原则。根据列宁的构想，布尔什维克党一度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联合政府，后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自己退出了政府，苏联最终形成了一党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多党合作理论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同中国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以和为贵的传统政治文化相结合，明确提出了多党合作的思想。1941年11月，毛泽东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3]而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三三制”政权，就是多党合作制度的雏形。由此可见，多党合作在中国之所以能行得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华优秀文化相契合的结果。
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中国人民对政党和政党制度的探索，以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先生创建中国同盟会为起点，历经民国初年多党制模仿的失败，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破产，国共两党的合作与破裂，在实践中证明多党制、一党制、两党制都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产生的。[4]
在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除了国共两大党之外，还有第三种力量就是民主党派，其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分子。各民主党派虽在意识形态方面同中共有所不同，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不尽相同，但在反帝爱国、争取民主权利等方面，同中国共产党有着共同的政治要求。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党派为团结抗日奔走呼号；解放战争时期，各民主党派积极配合人民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前夕，各民主党派纷纷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突破国民党的层层封锁，陆续进入解放区。[5]1949年1月，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同年9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人民政府并担任要职。[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诞生，并由此揭开了新型政党制度的新篇章。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多党合作成绩斐然。因此，可以说，“新型政党制度”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创造的。
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根本性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这就明确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现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世界上的政党制度，从意识形态上划分，可分为社会主义类型的政党制度和资本主义类型的政党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制度，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世界上只剩下五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势下，社会主义性质的多党合作制度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之上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各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植根于我国土壤，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鲜明特色。”[7]
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战略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次他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党制度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这种国体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这种国体相适应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一项根本政治制度，三项基本政治制度，构成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框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8]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党地位的前提下，通过支持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实现了政治参与面的扩大，具有多元的结构层次。不论我国社会经济制度、阶级阶层结构如何变化，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始终结构稳定，具有强大的适应性和包容力，是我国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制度保证。
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特点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这里充分阐明了新型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政党制度从结构上可以笼统地划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多元化的政党制度结构模式，即两党制和多党制；第二种是一元化的政党制度结构模式，即一党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同于上述二者，是“多与一”相结合的政党制度结构模式。它既不是一党独揽，也不是多元竞争，而是把领导核心的一元性与结构的多元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治格局和基本特征，是合作型的政党制度模式。[9]这种政党制度模式既吸收了一党制具有的强大的组织和动员功能，同时又克服了一党制没有监督制约，一旦决策失误便万劫不复的弊端，如希特勒和苏联的一党制，发展快，覆灭也快；既吸收了两党制、多党制监督制衡的有效性，同时又克服了两党制、多党制互相倾轧、消耗内力的弊端。如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恶性竞争，直接导致特朗普政府在执政一年多的时间里，政府两次停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政党制度的理想设计，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政党制度模式。
政党制度决定政党关系。在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不是执政党同在野党或反对党的关系，而是执政党同参政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友党关系。这种和谐的新型政党关系，决定了政党之间不会为争夺政权而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互相拆台，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社会内耗，有利于调动全民族的力量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决定了政党之间不会出现各个政党轮流执政的局面，因而避免了政治危机中经常出现的政局不稳、政权频繁更迭、社会的政治秩序混乱等现象；决定了不会出现以一个政党的政策否定另一个政党的政策的情况，从而避免大政方针上的朝令夕改，大起大落，左右摇摆，使国家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10]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本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办成大事。
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不要民主了，而是要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新型政党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是广泛民主和高度集中的统一、根本利益一致性和具体利益多样性的统一、充满活力和富有效率的统一。
新型政党制度能够通过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规范社会成员的政治行为，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有效解决了发展中国家因政治参与迅速扩大和政治参与渠道不畅而给政治体系带来的巨大压力，保证国家政治发展过程的有序展开，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稳步发展；能够拓宽利益表达渠道，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各民主党派代表其所联系的部分群众的具体利益，可以使社会各群体中的个别分散的意见、愿望和要求，得到系统综合反映，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11]能够有效进行民主监督，发现并克服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缺点和错误，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方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民主监督“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能够通过利益关系整合，正确处理和协调社会矛盾，把社会各阶级阶层群众团结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共识、凝聚人心、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不忘多党合作建立之初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坚定不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坚定不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坚定不移支持民主党派履行职能是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的思想。
关于如何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已经给出了答案。他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好体现这项制度的效能，着力点在发挥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要完善政党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建立健全知情和反馈机制，增加讨论交流的平台和机会，使协商对凝聚共识、优化决策起到作用。要从制度上保障和完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探索有效形式。要支持民主党派加强思想、组织、制度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力。”在这次讲话中，他再次强调，希望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增强责任和担当，共同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新时代多党合作舞台极为广阔，要用好政党协商这个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参政参到要点上，议政议到关键处。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有事多商量，是指规划发展蓝图或遇到困难和挑战时，执政党与参政党要一起商量办法和对策。有事好商量，是指不管问题多严重、道路多艰险，都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通过协商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有事会商量，是指“要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有度、言之有物，真诚协商、务实协商，道实情、建良言，努力在会协商、善议政上取得实效”。打铁还需自身硬，“各民主党派要弘扬优良传统，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努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提高到新水平”。
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世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这就是说，新型政党制度不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世界政党发展史上的一种崭新模式，是一个伟大政治创造，为解决世界政党制度的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模式。
人类文明是丰富多彩的，政党制度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将政党制度放到国际化大背景下去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世界上各种类型的政党制度模式，都面临许多难以破解的问题。
苏联一党制的结束，宣告了一党制已经成为一种落后的、被淘汰的政党制度模式。英国是传统的两党制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是保守党和工党轮流执政。在2010年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的选举中，保守党以36%的得票率获得近48%的议席，工党以29%的得票率获得近40%的议席，而得票率23%的自民党只获得不到9%的议席，三党都不能单独组阁。[12]这次选举结果表明英国现行选举已形成对两党制的冲击，出现了“悬浮内阁”。德国的多党制组阁举步维艰，自2017年9月25日联邦议院选举后，德国陷入了为期5个多月的政治瘫痪局面，在经过艰难的谈判，直到2018年3月4日，德国社民党同意与默克尔领衔的联盟党结盟，默克尔终于组阁成功。美国的两党制不论是奥巴马的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的特朗普执政，政府都曾停摆，给美国和世界都带来了不良影响。非洲自上个世纪60年代独立以来，先后进行了多党制到一党制再到多党制的反复尝试，至今政治和社会仍然混乱不堪、动荡不已。
经过69年的实践，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理论日益发展，制度日臻完善，效果日新月异，完全可以为解决世界各种类型的政党制度难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政治难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模式。
注释
[1]《习近平：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http：//www.xinhuanet.com/2018-03/04/c_1122485786.htm。
[2]孙信：《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的理论基础》，《新视野》，2012年第2期。
[3]《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9页。
[4]孙信：《我国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制度保证——学习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5][6]孙信：《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的理论基础》，《新视野》，2012年第2期。
[7]《习近平：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20/c_1115351358.htm。
[8]孙信、林萍：《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国家软实力》，《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9][11]孙信：《中国的政党制度：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10]孙信：《我国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制度保证——学习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12]边永坚：《高考文综卷两道政治选择题引发的思考》，《教学月刊（中学版）》，2011年第1期。
责 编/樊保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