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琪：我更传统的一部分诗收入在我的第一本自印诗集《歌，水上红月》里。在香港书号大行其道的一九九三年，我花三千元向本地一个文坛前辈买了个书号，自印一千五百册，这本薄薄的小开本诗集很快被我后来的写作超越，再也不敢送人，成为堆集在家的鸡肋，一直到今年才被我托运到北京家中。现在我偶尔会在寄出新诗集的同时把这当初视为不堪见人的“第一个我”顺带捎了过去，竟也有诗人、批评家认为“很珍贵”，这珍贵应该在于它提供了诗人安琪一个诗歌成长的参照。若继续往前推，一九八七年在漳州师院读大学期间，同学杨亚伟曾用蜡版刻印我的诗作几十首并装订成册，那真是迄今我最早的一本诗集了。
　　我的写作命运发生转折的关键一年是一九九二年，那年，到北京打拼一阵的漳州诗人道辉回到家乡，联系上漳州文联《芝山》杂志主编杨西北先生，商谈编辑出版《中国当代爱情诗鉴赏》一事。那年头流行满天撒网邀人投稿、入选后再收取购书费的编辑方式。我应邀参加了此书的编辑工作并切身感受到道辉身上强大的诗歌气场，现在回想起来，道辉所灌输给我的基本就是超现实主义那套写作策略，即语言的陌生化、硬性组合、不按常理出牌等等，这些我后来称之为语言训练的招式等同于对一个人固有的被教育教得刻板麻木的写作思维的强行洗刷，效果无异于开辟了一方崭新的天地。
　　我是一九九四年开始以安琪为笔名发表诗作的，在那个手写稿时代，居住在偏远之地的我，采取的是强力轰炸投稿的方式，即认准某一家刊物后，高密度地投稿，直至命中，再转投另一家。那几年我的发表量非常大，除了诗歌刊物，其他文学类杂志譬如《人民文学》《十月》《解放军文艺》等等，我也都一一拿下。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我自费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奔跑的栅栏》，收入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七年在国内各大刊物发表的诗作，因为太遵守出版方的规则，收入的全是已发表的诗作，以至于那几年未发表的诗作就此散佚。
　　在《奔跑的栅栏》中我最满意的是获得第四届柔刚诗歌奖的三首长诗：《干蚂蚁》、《未完成》、《节律》，它们是我那个阶段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整个人时时处于紧张、痛苦状态，视世俗的生活为羁绊，封闭，不屑于与诗歌以外的人交往，看见谁都觉得他庸俗，好像唯有自己才知道天地之浩渺、情感之悲欢、人世之虚无。大概这种举世皆浊唯我独清的自恋式认知是诗人之为诗人的一个传统吧。
　　周新民：从福建到北京既是一种空间距离，可能也是一种心理距离，请谈谈你在北京十年的写作情况。从你一些自述和创作访谈来看，作为一个“北漂族”，你在北京的生活似乎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经历过比较困顿的时期，这在你的詩歌中也有比较浓重的投影。我很佩服你坚守诗歌写作的惊人毅力，非常冒昧地问一个问题，你曾经想到过退却、返回福建吗？
　　安 琪：想想我这一生除了故乡漳州和异乡北京，就没有在其他地方生活过一个月以上。从出生开始到读漳州师院到毕业分配工作，我的活动范围都在漳州，这使我对远方极为向往。我经常想，倘使我有过在外地生活的经历，我就不至于在三十三岁这样一个对女人而言已不年轻的年纪破釜沉舟来到北京。但我终究是来了，后来我又想，女性中既然有秋瑾、丁玲、萧红这一路行事不按常理出牌的，就得有人来延续她们这一脉，我算一个吧，当然我不能和这些前辈相提并论，但总归走的是她们这一路。在故乡，我可以安稳地过着月月领工资不怕失业的生活。在异乡，则是即使有高收入，也要担心哪一天突然没了工作就要饿肚子。我身边有若干辞职北漂的朋友，有的得了抑郁症，有的在地下室熬着却不敢面对这个现实去干艰辛的活……我是一个物质欲望极低的人，差不多吃得饱穿得暖就行了，无论在什么地方生活我都能适应，要调整的就是如上所述的心理落差。
　　当年我在漳州，在中学教过七年书，对不断循环往复的教学生活感到厌倦后，因为写作特长调到文化馆这个最适合文化人的地方，却又发现，文化馆也是一年见一生的所在。一九九九年读庞德《比萨诗章》时再次强烈撞上《大学》中的“日日新”，不禁对“日日新”的生活心向往之——那时知识浅弱，不懂得“日日新”不一定就是外在的常变，内心每一时每一刻的自我修为自我去弊才是要义——就这样携带着对新生活的想象，奋不顾身来到北京，果然一脚踩进深不可测的深渊，于暗无天日中摸爬滚打，日日遭遇永不可知的明天，真正“日日新”了。
　　北京十年，我从未想过退却，当我辞去老家的工作与生活时，在北京就是非如此不可的必须——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我只认同沈从文“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的前半句，除了战死沙场，我已不能回到故乡——因为你自己选择了抛弃故乡。
　　周新民：现在诗歌界流行以地域划分诗群，你有时被看做是北京诗人，有时又被看做是福建诗人，很多北漂的诗人也面临这种情形，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有的诗人抱怨北京诗人在诗坛更容易拥有话语权，而所谓的“外省”诗人即使很有创作实力，也往往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你认为这种情况存在吗？
　　安 琪：南京诗人雷默在为《江南时报》中国诗歌地理组福建专辑时问我，要放在福建，还是北京？我当即回答，福建，我的户口还在福建呢。中国是一个乡土观念特别重的国度，即使你的户口已经不在老家了，你自己的心里、外人看你的眼光都认定，你还是你故乡的人。也许有一天，我的户口会迁到北京，但我心里，一定还是把自己当福建人。树高千丈，根在原地，这个道理我懂。多年前漳州作协主席青禾先生有一句话我记忆深刻：“再著名的人，最后还是要由家乡来纪念他。”同理，再著名的人，我们一说到他，脑子里浮现的总是他的出生地、他的故乡。譬如鲁迅，我们的第一反应是绍兴。海子，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安庆。虽然他们都有在北京居住的经历，但我们并不会认为他们是北京人。从这个角度说，故乡是唯一一块埋葬游子的地方。尽管每个游子一生中的某个时段都曾视故乡为羁绊，都曾用尽一切力气要逃离故乡。一九九八年我就在《失语》一诗中如此咬牙切齿地写道：“故乡，故乡，我很快就要背井离乡”，在同年的一篇文章中我也曾如此发问：“一个没有离开故乡的人你能说他有故乡吗？我以为没有。”对当时的我而言，如果像祖辈、父辈一样，老死故乡，我的这一生岂不白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