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还没见过小元之前，便听说了她许多事情，那是很多年前，七年，八年。那会儿，我们的朋友大雄沉浸在对她单方面的热恋中，在多次集体大醉的排档上，他说起小元，甚至为她写了一本书。
　　我一度怀疑小元是被杜撰出来的，因为她被描述得像个梦。哦，或者说，更像是一个理想，一个不管是谁都想要成为的人。那会儿她十七岁，高中时作为交换生去了荷兰，之后依然是以交换生的身份去了法国和西班牙，通晓英文和法文，能用西班牙语做日常对话。她的语言天赋有赖于超群的智力和记忆力，因此只要她愿意，她几乎可以在任何有望改变人类现状的领域有所建树，但是她偏爱文学，试图与普通人一样从悲伤的文字中寻得意义。高中毕业以后她回国念大学，浙江大学中文系。完全是一种浪费，哪怕念哲学都对她的头脑更有益，天赋异禀的人却最不把才华当回事。这给了大雄不切实际的希望。那段时间他频繁往返于杭州和上海，包里装着博尔赫斯的小说和卡瓦菲斯的诗集。我敢说，不管是他还是小元对于这两个人都从未产生过真正的兴趣。
　　但是小元在一个学期后便退学了。大雄认为她是出于对规则的挑衅以及少年心气，但当我认识小元以后，便觉得这样的决定多半是出于对整部人生过早的洞察，接下来她对外部世界的抛弃也变得更加直接。
　　之后大雄提起过她两次，一次说她去非洲参加了一个人道主义援救项目，一次说她在大西洋的船上采集标本，三个月后上岸。很难说这里面是否有杜撰的成分，他对她的描述一定有主观臆断，然而小元的经历又在大雄以及我们所有人的经验之外，他不可能凭空捏造出一个非洲人道主义项目，我怀疑他对非洲的全部认识来自海明威描写的乞力马扎罗山。所以他应该只是省略了一些部分。为什么她可以那么潇洒。实际点来说，她是如何赚钱的，如何解决生计问题。毕竟她还是个孩子，为什么她竟然可以随意地在世界版图上移动（而我们却都被困在这里）。
　　直到他们分手，我们才终于感觉松了口气，世界的齿轮仿佛终于卡对了地方，不会再发出刺耳的声响。
　　“她啊，真是一个流浪儿。”我们劝慰他。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她就是那种人，浪子。你比我们更明白。”
　　“你们怎么会这么想。”他几乎倒退了一步，露出非常吃惊的表情，继而是冷冷的嫌恶。
　　大雄最后一次找我，我已经在北京住了两年。他在电话里说小元申请了美国的学校，要从武汉到北京来办签证，想要找个落脚的地方。几天，最多一个星期就够了。问题在于，那段时间我的状况非常不好，租住的房间很小，三十平方米的一间被房东用一排柜子割出客厅来。窗户底下便是垃圾场，终日无法开窗。四周偏僻，荒凉。而且我正在交往一个男朋友，为了维持这段事后想起来糟糕透顶的关系，我几乎每晚都去他家过夜，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关系濒临结束，无可挽救。但是我除了一张靠墙的小床外，确实还多出一张沙发床。
　　不管怎么说，一个星期以后我便见到了小元。
　　她非常瘦小，戴着一副眼镜，背着容积很大的登山包，风尘仆仆。像是花费了很多时间，从很远的地方来。她给人的印象非常模糊，不美，甚至有些过分平常，没有任何可被留意的特征。时间已经很晚了，她比说好的时间晚到两个小时，虽然没有解释，但是很礼貌地道歉，接着从包里掏出一只快要熟透了的木瓜递给我，外面包着一张旧报纸。
　　“刚刚在楼下看到有人推着板车在卖，只要十块钱。”她几乎快乐地说，“姐姐。”
　　她的话轻松打破了初次见面尴尬的寒暄，接着我告诉她网络密码，教她如何使用热水器，给了她一把备用钥匙。我并不打算留下来与她一起过夜（两年的独居令我一时无法适应近距离的陪伴），便把床留给了她。等我从柜子里拿出一套床单来，转身的工夫，她已经迅速在房间里找到一个角落，打开登山包，井井有条地摆好了自己的东西，像在荒蛮的野地里扎起一只小小的帐篷，再点亮一盏浅浅的灯。
　　后来，当我偶尔不自觉想念起小元时，才意识到她身上有种天生的消除距离感的气息，但那并不意味着亲密。她的存在感很微弱，像是寒冬到来前森林里的小鸟和松鼠，为了保存体力歇息着活下去，只在积雪上留下一點点痕迹。
　　第二天早晨我回到家里时，多打包了一份外卖，但是她不在家。我在茶几上做了一会儿案头工作，时间过得很快，傍晚时分我在床上和衣睡了一会儿，因为记挂着她什么时候回来，睡得很浅。翻身时感到枕头底下压着什么，是小元带身边的书，于是干脆翻到她折角的那一页，读了一会儿，很快天就暗了，到了差不多要出门开会的时候——那段时间接了一个展会的工作，时间过得颠三倒四。临走的时候我把她前一天送我的木瓜切开。吃完一半，剩下的一半连同外卖一起放在冰箱里。后来隔天再次回家取东西时，打开冰箱，发现木瓜吃完了，而饭盒里的食物被拦腰截断，饭和菜各自被整整齐齐地吃掉一半，剩下的像是特意为我留着。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都没有遇见。白天她在外面办事，我则连续几天住在男友家里。我原本以为她会在这儿待三天或者四天，但是她始终没有提起这件事。
　　到了周末，小元发消息问我说晚上是否在家里吃饭，因为她收到一张外卖单。是附近新开的一间小饭馆，她很想试试沸腾鱼，但是担心分量很大，一个人无法吃完。
　　“姐姐你能吃辣吗，突然特别想吃辣。”
　　我觉得一起吃饭的请求无法推却，不过应该请她吃顿好的，但她坚持只想待在家里吃沸腾鱼，配一碗大白饭。而且她对这个愿望有种热乎的执念，让人不忍心拒绝。
　　结果外卖送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大份的鱼，装在一只比脸盆还大的瓷碗里直接端了过来。我在家里找了半天可以盛放的器皿，就连最大的炒菜锅都装不下，只好把整个瓷碗都收下。这样折腾了一番，送外卖的中年人站在楼道里尴尬地说，哎呀，忘记带米饭了。以往碰到这种情况我一定是算了，为了一块钱的米饭让别人再跑一次在我看来完全是不讲道理，但是站在身边的小元却认真地解释起来。
　　“真的不行啊，不能将就，沸腾鱼一定要配上白米饭。” 　　我们三个人在楼道里站了一会儿，感应灯亮了一次又暗了一次。小元认真起来便有些委屈，我正在思忖该如何应对僵持的气氛，中年人却突然转身消失在楼道里，热忱地大声招呼，你们先吃起来，米饭十分钟以后就送到，十分钟。
　　小元吃了两碗米饭，我吃了一碗，最后她耐心地把花椒粒挑了出来，吃完了浸在红油里的豆芽菜。
　　接着我们谈论起各自的生活，主要是我在发问（因为我的生活看起来平庸且一目了然）。但她并非不善交谈，也没有给人谈话无以为继的尴尬感，相反，她的经历奇特，表达方式有趣、准确，我不知不觉被她吸引，问题不断往外冒。她确实去过非洲，也见过乞力马扎罗山，那不是一个人道救援项目，她在内罗毕的中学里为当地小孩上代数课。她用轻盈的口吻叙述，像游戏机里的小人般在各块大陆间跳跃，轻巧地避开任何涉及孤独或者迷惘的拐点。她对细枝末节毫无兴趣，也不像普通女孩那樣热衷谈论恋爱。她对世界也好，人生也好，或者具体的人也好，都抱有一种宽容而笼统的认知。
　　她说起一些故事，却很少提及故事的发生地，主人公也面目模糊。她对于自己的经历既不夸耀，也不遮蔽。语焉不详是因为她对其他的大部分细节根本不感兴趣，也或许，她对庞杂世界过分锐利的观察反而蒙蔽了她的眼睛。她说不定正在经历旁人无法理解的迷失和挣扎呢。
　　我思忖着她来自什么样的家庭，绝非富裕优越。我认识一些那样的女孩，聪明些的，中学时便是耀眼的明星，早早学会在肆无忌惮和小心翼翼间仔细拿捏分寸，唯恐伤及旁人的自尊心。可是小元对自己的独特性没有知觉，却有着对贫穷和困顿的体察，不是同情或者怜悯，而是出于体察而产生的思考。这使得她的性格中怀有感恩和分享的基调。
　　这样一来，我就更加不好意思谈论自己的生活，仿佛一旦提及，我们的谈话就会终止。我的生活与其说是乏善可陈，不如说它因为过分具象而显得沉重，它在小元跟前丧失轻盈，只会像秤砣一样把原本低空飞行着的我们拽回到——拽回到我的房间。
　　“其实我之前见过你一次。”小元突然说。
　　“诶？”
　　“有一回新年我去上海，大雄和我约在一个咖啡馆见面，我去找他，你们都在，很大一群热热闹闹的人。也有你。但是我不好意思来和你们打招呼。”
　　“为什么不好意思，那都是些和气的人。”
　　“我明白。但是你们看起来很快乐，开怀畅谈，不是我能够加入的。”
　　“怎么会呢。”
　　“朋友是什么呢，我也不太懂。我总是刚刚熟悉了一个地方就不得不走了，一辈子都在做转校生。”
　　“你觉得大雄是什么样的人？”其实我更想问的是，你觉得我们是怎么样的人。
　　《基本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