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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刘向《列女传》是我国妇女传记的开山鼻祖，《世说新语·贤媛》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存在于正史《列女传》外的一朵“奇葩”，二者都是妇女史研究中的重要史料，分析后可以发现，《世说新语·贤媛》在很大程度上对《列女传》进行了继承，但与此同时带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但要使这一结论发挥其对妇女史研究的价值，则仍需更多相关史料作支持。
关键词：女性史；史料；《世说新语·贤媛》；《列女传》
作者简介：苏秋红（1993-），女，汉族，福建泉州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学术。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8-0-01
女性史作为一个新兴学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直到今天已经在史学舞台上占领了一席重要之地。然而正如学者所提，今天的女性史研究处于一种“既‘上不去’（缺乏理论升华），又‘下不来’（缺乏细微具体的个案研究）”的情况，[1]这个“下不来”不仅指个案研究的缺乏，还体现在对基础史料的立足不够，很多学者也提出了这点的重要性。[2]与历代正史对于中国历史研究之重要性类似，历代妇女传记对于妇女史研究显然是首要的史料，而我国历史上为妇女立传的开山鼻祖即为刘向的《列女传》，这之后各大正史中也陆续出现了《列女传》的身影，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正史中的《列女传》外还有一朵“奇葩”——《世说新语·贤媛》，众所周知《世说新语》虽然更多的属于文学作品范畴，但其史料价值历来受重视，《贤媛》篇于妇女史史料而言也有其自身的价值。无疑刘向的《列女传》对后世正史中的《列女传》皆有根深蒂固的影响，關于此方面，学界多有研究，便不赘述，但学界少注意到的是《世说新语·贤媛》与刘向之《列女传》亦存在不少联系，对此进行讨论多少能提供一些新的启发。
刘向《列女传》首列《母仪传》，相似地，《世说新语·贤媛》诸位女子中，母亲这个角色也是极重要的一部分，将二者比照着看，不难发现，从刘向的《列女传》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贤媛》，在贤母的标准上，继承性还是明显的。
教化子孙、匡子之过、辅助子孙成就正业依旧是贤母的主要职责。如《贤媛》篇第二十则记陶侃母的做法与刘向《列女传·母仪》“齐田稷母”事迹很类似，《贤媛》篇所记其他母亲无一不是为了子孙而采取各种方式以施教化的，这正是《列女传·母仪》中各位母亲的共有特点，在《世说新语·贤媛》中得到了继承。
遵从礼节，谨守大义依然是贤母们对子女的要求。《列女传·母仪》中常见贤母们以礼教子，斥责子孙、家人不守礼等事迹，如契母简狄、涂山氏等，《贤媛》篇的母亲们亦将这些观念继承了下来，如上文所提陶侃母与田稷母、卞皇后斥责曹丕违礼违义之丑行；赵母嫁女前嘱咐女儿勿为恶。这是两个篇章共同赞扬的。
《列女传》与《世说新语·贤媛》中的妻子体现出来的异则大于同。《世说新语·贤媛》中的妻子们，在面对丈夫时，展现出了更多的底气。许允之妻面对丈夫的嘲笑质问时，并非独自伤心，退回自省，而是义正言辞地回答：“新妇所乏唯容尔”，继而反问丈夫：“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这样一番勾画，自信、明理且勇敢的妇女形象跃然纸上。虽然仍然可见妻子的“臣子”之态，但相比之下多了几分刚气。谢安刘夫人为防止丈夫过分溺于女色，以“恐伤盛德”四字拒绝，言语中既有对丈夫的关心、尊重，又带有一份不容拒绝的意味，这与《列女传·贤明传》中周宣姜后的做法极其不同。
另外《贤媛》篇中许多女子都积极地为丈夫的前程、生死、家族事务等奔波谋划。庾玉台之妻甚至不顾妇人形象颜面为丈夫求情；络秀为提高家族地位，委身与周浚为妾。这样的行为也见于《列女传》，如齐相晏子之妻、楚接舆妻等，不同的是《列女传》中不见女子为家人家族攀附贵人豪族之事迹，而这正是《贤媛》篇所产生的时代所明显具有的。《贤媛》篇还透露了当时婚姻状况的新变。离婚二婚似乎已是常见之事而为人所接受，门第观念、政治因素亦渗透在婚姻当中。
《世说新语·贤媛》相对于《列女传》而言篇幅小很多，也没有如《列女传》将传中女子分类，但细心去读可以发现，《贤媛》篇中诸位贤女之事迹品德实际上与《列女传》各传之分类标准并无多大出入。其中的母亲都与《母仪传》选取标准相符。王明君、李势之妹的事迹与《列女传·节义传》标准相符；诸位妻子或合于《列女传·辨通传》或合于《贤明传》、《辨通传》、《仁智传》以及《贞顺传》。可见《世说新语·贤媛》在对“贤媛”之“贤”的定义上极大地参考了《列女传》。
但需要注意的是，《列女传》是一部精华与糟粕并存的著作，据《汉书·楚元王》载，“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3]教化目的明显，所记女子也都是挑选而得，未必能恰当地反映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以及绝大多数妇女的特点。同样的，从《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中可以看出，《贤媛》篇的很多描述与其他史料的记载有所出入，余嘉锡先生的《世说新语笺疏》及其他前辈的相关论著中对其中事迹也多有考证，《世说新语·贤媛》同样未必能恰当反映当时的观念及妇女的特点。对其背后广博信息的探讨则需更多史料的参与。这是中国古代从男性视角构建妇女历史的传统所致，想来也正是妇女史研究中极具挑战和魅力的地方。
参考文献：
[1]高世瑜.《发展与困惑——新时期中国大陆的妇女史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
[2]李伯重.《问题与希望：有感于中国妇女史研究现状》[J].《历史研究》2002年第6 期.
[3]班固著.《汉书》[M].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
[4]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笺疏》[M].中华书局1983年8月版.
关键词：女性史；史料；《世说新语·贤媛》；《列女传》
作者简介：苏秋红（1993-），女，汉族，福建泉州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学术。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8-0-01
女性史作为一个新兴学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直到今天已经在史学舞台上占领了一席重要之地。然而正如学者所提，今天的女性史研究处于一种“既‘上不去’（缺乏理论升华），又‘下不来’（缺乏细微具体的个案研究）”的情况，[1]这个“下不来”不仅指个案研究的缺乏，还体现在对基础史料的立足不够，很多学者也提出了这点的重要性。[2]与历代正史对于中国历史研究之重要性类似，历代妇女传记对于妇女史研究显然是首要的史料，而我国历史上为妇女立传的开山鼻祖即为刘向的《列女传》，这之后各大正史中也陆续出现了《列女传》的身影，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正史中的《列女传》外还有一朵“奇葩”——《世说新语·贤媛》，众所周知《世说新语》虽然更多的属于文学作品范畴，但其史料价值历来受重视，《贤媛》篇于妇女史史料而言也有其自身的价值。无疑刘向的《列女传》对后世正史中的《列女传》皆有根深蒂固的影响，關于此方面，学界多有研究，便不赘述，但学界少注意到的是《世说新语·贤媛》与刘向之《列女传》亦存在不少联系，对此进行讨论多少能提供一些新的启发。
刘向《列女传》首列《母仪传》，相似地，《世说新语·贤媛》诸位女子中，母亲这个角色也是极重要的一部分，将二者比照着看，不难发现，从刘向的《列女传》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贤媛》，在贤母的标准上，继承性还是明显的。
教化子孙、匡子之过、辅助子孙成就正业依旧是贤母的主要职责。如《贤媛》篇第二十则记陶侃母的做法与刘向《列女传·母仪》“齐田稷母”事迹很类似，《贤媛》篇所记其他母亲无一不是为了子孙而采取各种方式以施教化的，这正是《列女传·母仪》中各位母亲的共有特点，在《世说新语·贤媛》中得到了继承。
遵从礼节，谨守大义依然是贤母们对子女的要求。《列女传·母仪》中常见贤母们以礼教子，斥责子孙、家人不守礼等事迹，如契母简狄、涂山氏等，《贤媛》篇的母亲们亦将这些观念继承了下来，如上文所提陶侃母与田稷母、卞皇后斥责曹丕违礼违义之丑行；赵母嫁女前嘱咐女儿勿为恶。这是两个篇章共同赞扬的。
《列女传》与《世说新语·贤媛》中的妻子体现出来的异则大于同。《世说新语·贤媛》中的妻子们，在面对丈夫时，展现出了更多的底气。许允之妻面对丈夫的嘲笑质问时，并非独自伤心，退回自省，而是义正言辞地回答：“新妇所乏唯容尔”，继而反问丈夫：“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这样一番勾画，自信、明理且勇敢的妇女形象跃然纸上。虽然仍然可见妻子的“臣子”之态，但相比之下多了几分刚气。谢安刘夫人为防止丈夫过分溺于女色，以“恐伤盛德”四字拒绝，言语中既有对丈夫的关心、尊重，又带有一份不容拒绝的意味，这与《列女传·贤明传》中周宣姜后的做法极其不同。
另外《贤媛》篇中许多女子都积极地为丈夫的前程、生死、家族事务等奔波谋划。庾玉台之妻甚至不顾妇人形象颜面为丈夫求情；络秀为提高家族地位，委身与周浚为妾。这样的行为也见于《列女传》，如齐相晏子之妻、楚接舆妻等，不同的是《列女传》中不见女子为家人家族攀附贵人豪族之事迹，而这正是《贤媛》篇所产生的时代所明显具有的。《贤媛》篇还透露了当时婚姻状况的新变。离婚二婚似乎已是常见之事而为人所接受，门第观念、政治因素亦渗透在婚姻当中。
《世说新语·贤媛》相对于《列女传》而言篇幅小很多，也没有如《列女传》将传中女子分类，但细心去读可以发现，《贤媛》篇中诸位贤女之事迹品德实际上与《列女传》各传之分类标准并无多大出入。其中的母亲都与《母仪传》选取标准相符。王明君、李势之妹的事迹与《列女传·节义传》标准相符；诸位妻子或合于《列女传·辨通传》或合于《贤明传》、《辨通传》、《仁智传》以及《贞顺传》。可见《世说新语·贤媛》在对“贤媛”之“贤”的定义上极大地参考了《列女传》。
但需要注意的是，《列女传》是一部精华与糟粕并存的著作，据《汉书·楚元王》载，“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3]教化目的明显，所记女子也都是挑选而得，未必能恰当地反映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以及绝大多数妇女的特点。同样的，从《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中可以看出，《贤媛》篇的很多描述与其他史料的记载有所出入，余嘉锡先生的《世说新语笺疏》及其他前辈的相关论著中对其中事迹也多有考证，《世说新语·贤媛》同样未必能恰当反映当时的观念及妇女的特点。对其背后广博信息的探讨则需更多史料的参与。这是中国古代从男性视角构建妇女历史的传统所致，想来也正是妇女史研究中极具挑战和魅力的地方。
参考文献：
[1]高世瑜.《发展与困惑——新时期中国大陆的妇女史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
[2]李伯重.《问题与希望：有感于中国妇女史研究现状》[J].《历史研究》2002年第6 期.
[3]班固著.《汉书》[M].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
[4]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笺疏》[M].中华书局1983年8月版.